上篇　想象与现实　19世纪以前中英的相互认识与接触——以浙江为中心

第一章　大汗之国——中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与西欧分别位于亚欧大陆的两端，两地虽然相隔万里，但早在汉代，就已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有了贸易往来。不过这种关系时断时续，直至13世纪，才有了新的发展。13世纪上半叶，统一蒙古诸部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先后三次发动大规模的西征，一直攻打到亚得里亚海边，隔海遥望意大利的威尼斯。蒙古人征服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大片土地，建立了东起日本海、西抵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至波斯湾的庞大帝国。为了保证交通畅通和信息传递便捷，还在帝国内部建立起发达的驿站系统，这也为中国与欧洲的交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据史料记载，英国人第一次听说中国，可能是在蒙古西征期间。1236—1237年，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指挥下，向西进攻，侵入俄罗斯。第二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的亦思马因人(Ismailians)派出使节，“第一次将蒙古人的可靠消息”通报给英法两国国王，并且建议，基督徒和穆斯林结成大同盟，以反对“文明的”共同敌人。这时英王才听说了中国。不过亦思马因人没有获得西欧人的同情，英国温切斯特(Winchester)主教还幸灾乐祸地对英王亨利三世说，要“让这些狗互相摧毁”。

虽然蒙古铁骑蹂躏了一些欧洲国家和地区，但处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认为其最主要的敌人是伊斯兰教世界。当时的西方还流传说，在东方有一位约翰长老，正率领基督教军队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作战，西方也急欲派人去联络约翰长老。在此背景下，西方基督教世界不断地向蒙古帝国遣使。比如，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希望能够劝说蒙古君主接受洗礼归化并和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共同抵御伊斯兰教扩张，于是在1245年派出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的约翰(John of Plano Carpini, John of Pian de Carpine, Joannes de Plano,1185—1252)携带书信出使蒙古。次年，使节在喀喇和林参加了蒙古贵由汗（元定宗）的登基典礼，不过贵由汗对教宗的劝词不以为然，在回信中加以拒绝。虽然此行无果，但柏朗嘉宾的约翰归国后写成的出使报告，却成为“西方第一部有关蒙古帝国和东方民族史与人类学的名著，书中囊括了当时西方所知道的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全部资料”。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of France,1214—1270，即圣路易）派遣其挚友、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的威廉（Guillaume de Rubrouck，英文作William of Rubruck，约1215—1257）携带书信来华觐见蒙古大汗，要求其归化基督教。使节虽然在喀喇和林觐见了蒙哥汗(Mongka,1208—1259)并且居住数月，但却无功而返。蒙哥汗在致路易九世的回信中，不仅拒绝归化，还要求法王服从自己的命令。鲁布鲁克的威廉将自己的出使经历写成报告呈奏法王，题为《蒙古帝国行纪》(Itinerarium fratris Willielmi de Rubruquis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 Galli, Anno gratiae 1253 ad partes Orientales)，共有40章。第1—10章讲述作者对于蒙古和其风俗的观察，第12—40章记述此次出使的经历和事件。这份报告加深了欧洲人对于蒙古帝国的认识。鲁布鲁克的威廉回到巴黎后，曾和同一修会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讨论他在东方的见闻，后者在用拉丁文撰写的《大著作》(Opus Majus)里就使用了他提供的资料。这或许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著作里。

除了天主教传教士被派到蒙古帝国，这一时期，欧洲的商人也通过陆路抵达东方，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cro Polo,1254—1324)。他关于中国的记述是耶稣会士书简写就之前最为丰富的。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动身来华，于1275年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直到1291年初，才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在他之前，欧洲旅行者对于中国的介绍主要是被称为“契丹”(Cathay)的北方中国。而马可·波罗在华生活16年，畅游南北，见闻庞杂，除了契丹，他的游记中对于被称为“蛮子”(Mancy)的原南宋地区的风貌记录详实而具体，尤其是用了较多篇幅来介绍雄伟壮丽的“行在”（Quinsay，即杭州），盛赞它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当马可·波罗父子还在中国时，一个元朝伊利汗国阿鲁浑汗（Mongol Khan Arghun，忽必烈的侄孙）派出的使团在1287年已经到达了罗马，团长是生长在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扫马(Rabban Sauma,1225—1294)，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基督教世界商谈联合对抗西亚穆斯林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教宗和诺理四世（又译作洪诺留四世，Honorius PP.Ⅳ,1210—1287）刚刚去世，其位空缺，无人能够予以明确答复。扫马去了法国巴黎，拜见法王腓力四世(Philippe Ⅳ le Bel,1268—1314)。又在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涅(Gascony)觐见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39—1307)，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与英国的首次外交事件。扫马用波斯文著有游记，原稿已佚。1887年发现叙利亚文《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The History of Robban Sawma and Mar Yahbh-Allaha Ⅲ)，摘译了游记中的部分内容，扫马旅行经历方为世人所知。扫马的游记展现了当时的东方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恰与处在同一时期的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映成趣。

1288年，列班·扫马在回程中见到了新任教宗尼古拉斯四世（又译作尼各老四世，Nicolaus PP.Ⅳ,1227—1292），向其递交了阿鲁浑汗的国书。1291年，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专使、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来华。他于1291年抵达泉州港，1294年来到元大都，适逢忽必烈驾崩，次年才觐见元成宗铁穆尔，此后在华生活34年，最终逝于中国。1307年，罗马教宗任命其为汗八里（北京）总主教，他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首任主教。

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是一位出生于波西米亚（今捷克）的方济各会士，于1318年经海路赴华，1325年在广州登陆后，从南至北到达北京，受到大汗接见并见到了孟高维诺。在华游历三年，直到1328年才离开大都，从陆路经中亚回到西方。后来口述了旅行见闻和传教经历，由他人记录著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与鄂多立克结伴在东方旅行的还有三名同会修士，其中一人叫“爱尔兰的詹姆士”(James of Ireland)，有学者认为他是首位来华的爱尔兰人。不过其名并不见于游记中，或是“疏略之故也”。

鄂多立克虽然是传教士，但其游历的目的不仅在于宗教，他对于中国市井烟火气的生活同样充满兴趣。他夸赞杭州的城市繁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称其为“天堂之城”，他的根据很有可能是在中国听到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鄂多立克首次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驯养鸬鹚在钱塘江上捕鱼的方法，还提到浙江的港口名城“明州”（元代称“庆元”，即今之宁波），并说“此城中的船只，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要多”。相较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充满着夸张吹嘘之语，鄂多立克东游录的内容显然更加写实。

1338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马黎诺利（Giovanni de'Marignolli，或John of Marignolli,1290—约1353）作为罗马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PP.Ⅻ,1280—1342)的特使来华，1342年抵达北京，1345年南下广州，或许途经杭州，在他的游记里也留下关于该城的描述，称杭州“最著名，面积最大，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马黎诺利于1353年回到欧洲，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此时元朝已经日薄西山，他也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位赴华的著名旅行家。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对外交往方面，明初采取了保守、消极的态度，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国与外界的海上交通。而分布在中亚和西亚的众多国家，也隔断了中国与欧洲的联系。这一时期，西欧继续流传着马可·波罗等欧洲旅行者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而且出现了一本综合那个时代的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和事实的奇书《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此书大概出现在1357年至1371年间，最早是法文本，作者自称是英国圣奥尔本(St.Albans)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于1322年从英国出发开始他的东方之旅，途经土耳其、波斯、叙利亚、埃及、印度、中国等地，来到传说中约翰长老的国土，最后经由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1356年，作者因病返乡并完成这部游记，记载自己的沿途见闻。实际上，关于作者的身份至今仍争议不断。除了约翰·曼德维尔以外，还有英国人让·布谷尼（Jean de Bourgogne，据称是曼德维尔的笔名）在欧陆撰写、英国人让·布谷尼（真名）在欧陆撰写、法国人让·勒朗(Jean Le Rond)在欧陆撰写，本笃会修士法国人让·朗格(Jan de Langhe)在欧陆撰写，以及曼德维尔实际上是英国散文始祖约翰·比尔德(John the Beard)的假托之名等几种说法，现在更多倾向于作者是英国人的说法。作者也绝不可能来过中国，最远都没有走出过西欧，人称“座椅上的旅行家”。不过，直至18世纪，西方也没有人怀疑这部游记的真实性。19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书并非真实的游历记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不过是一本根据别人的游记、信件加上一些神奇的传说材料的汇编之作。书中关于东方部分的内容，主要来自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的游记，以及13世纪法国学者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的《世界一览》(Speculum Mundi)，亚美尼亚王子海屯(Hayton of Corycus)口授、尼古拉斯·法尔肯(Nicholas Falcon)所著《东方史之花》(La Flor des Estoires d'Orient)等书。到了20世纪，该书被定位为“幻想文学”，如今“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虚构的散文体游记文学作品，也是英国世俗文学中最早的散文著作”。

相比马可·波罗与鄂多立克的游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在当时的欧洲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1500年之前，该书就有了欧洲各主要语种的译本，保存至今的手抄本有300种左右，而《马可·波罗游记》只有143种，《鄂多立克东游录》有70余种。该书的英文译本约完成于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首个英文版本（Wynkyn de Worde版）于1499年在英国出版。至17世纪末，已有9个英文版本。游记共九章，第五、六章涉及中国事情，分成两部分来介绍，即所谓的“蛮子”（南部中国）和“契丹”（北部中国）。作者介绍了“蛮子国”的广州、杭州、南京等地，他说杭州是天下最好的城市之一，人们叫它Cassay，意思是“天城”，方圆大约50英里。城中住满了人，一个房子住着十户人家。城市靠湖并通海，像威尼斯。有十二个城门，城内有12000座桥，每座桥上都有坚固的塔楼并供着神，里面还住着卫兵，能保护城市抵挡大汗的侵犯。一条大河沿城而过，河畔住着基督徒和来自各国的商人，生活富庶，盛产美酒。蛮子国的国王还曾住在该城。在介绍完杭州的基本情况后，作者又描写了一件奇事：在一座庙宇的花园里，生长着各种奇珍异草，园子里还有一座小山，花园和山上有很多野兽，比如狒狒、猿、猴。僧侣们将剩饭拿到园中，摇动银铃，就会有三四千只动物跑过来，均为高尚人的灵魂化成，穿着穷人的衣服，僧人用银桶中的饭食喂给它们。旅行者问为什么要布施给动物而不是穷人。他们说城里没有穷人。

其实经过对比就可发现，游记中有关杭州的材料基本上出自《鄂多立克东游录》。由于游记的中国部分内容大多来源于后者，所以有的游记版本甚至直接将《鄂多立克东游录》附上，并且将两部作品中文字一致的部分用斜体标出。

《曼德维尔爵士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可·波罗游记》可以称得上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最著名的三部东方游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程式化的套话来赞颂中国的物产丰富和城市繁荣，建构出欧洲对于中国的一种集体想象，影响深远。游记所描绘的那片遍地黄金的东方热土成为许多欧洲人梦寐以求想要到达的地方，是16世纪新航路开辟的动因之一，哥伦布等航海家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这些文学作品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神奇、富饶、高度文明的乌托邦式的国度，将传奇与历史交融，唤醒了西方对于遥远丝国的记忆，让当时的英国人心驰神往，艳羡无比。

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极少。号称“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Geoffrey Chauce, 1343—1400)只模糊提到鞑靼人。在其翻译的罗马哲学家波衣修斯的《哲学的安慰》中提到“赛拉斯之国”即“丝绸之国”，被认为指的是中国，可以说是英国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的了。此外，还有一部15世纪初关于东方的选集《神奇集》(Livre des Mervilles)。中国瓷器也在15世纪传入英国，据载，原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尔汉姆(William Warham)于1502—1532年间，遗留给牛津大学神学院一个中国青瓷碗，碗底是中国弘治年号，它被安置在一个花费约1530克银子的托座上，被公认为陶瓷艺术的杰作。该瓷器在当时被称作“沃尔汉姆碗”（又译作“瓦含碗”）。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英国还是一无所知。不过，这一推断仅是基于现有的史料，而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个别偶然的接触完全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