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和英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英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

约在13世纪蒙古西征时期，英国人就已经听说了中国。中世纪来华的欧洲旅行家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利等人将有关中国的信息传播到欧洲，当然也影响到英国人，比如14世纪在该国出现的《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就体现了英国对于中国“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在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启之后，欧洲人纷纷梯航东来，虽然由于早期从欧洲取道好望角、麦哲伦海峡，进而通往东方的航路被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分别控制，但英国人依然执着地寻觅着通往中国的新航路。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在航海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到达此前人类所未知的地区，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也为日后不列颠的崛起和殖民扩张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这些探险活动本身也成为西欧地理大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

几乎与探索前往中国航道活动的同时，英国人也开始注意收集欧洲其他国家关于中国的记载，进行了较为出色的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信函、日记、游记、航海记、回忆录等等，所描述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丰富翔实。而且有不少作者都是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居住经年，甚至相当程度参与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去，所见所闻绝非普通旅行者对于中国浮光掠影的认识。这样的作品也让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变得更加真实、准确、具象。17—18世纪，已经有少数英国航海探险家来到中国沿海，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加直观的观察与印象。

1637年，威德尔船长率领的一支船队抵达中国，这标志着中英之间直接交往的开始。但该船队以武力闯入广州虎门，与明军兵戎相见，堪称两百年后鸦片战争之先兆。1600年，英国的商人们合股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且获得政府的特许状，它对于“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英国贸易的垄断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活动足迹遍布整个亚洲，而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对象之一。清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英国人先是在郑氏政权控制的台湾、厦门等地贸易。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清朝之后，海患平息。1664—1666年，清政府在三年时间相继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分别管理各自所辖数十个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舟山等地的商贸活动也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

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直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朝统治者将中外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口，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控制中外交往与贸易的政策，形成了既区别于传统朝贡贸易又不同于自由贸易的“广州体制”，由行商垄断贸易，中外交往由行商居中转达，“以官制商，以商制夷”。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方对于这一体制愈加不满，为打破清政府的贸易壁垒，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英国政府曾三次遣使来华，欲与清政府谈判。其中，1792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是第一个抵达中国的英国使团，肩负着“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和使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为我们本土制造业和印度的市场”的重要使命，它的到来也标志着中英官方交往的开始。虽然这样的一场出使被后人称为“两个聋子的对话”，中英之间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谈判失败。不过由于马戛尔尼使团的多位成员都写了出使报告、日志、笔记，他们对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许多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浪漫主义想象，成为19世纪欧洲关于中国新知识的起点。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失败之后，英国暂时放弃了通过外交方式突破广州贸易体制束缚的想法，不过工业革命后大量的英国商品需要更多的消费市场，而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让英商充满希望。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勋爵号”商船沿中国海岸由南向北航行，进行商业调查，但同时还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情报，是名副其实的间谍船。其侦查的结果，一方面使英国进一步确认了对华贸易具有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也切实感受到中国国力的衰退，搜集的情报为此后英国政府制定对华采取武力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行商商欠问题、鸦片问题等，中英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1839年，随着清朝禁烟运动的深入和在华英人对这场运动的抵制，中英关系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发生在九龙尖沙嘴的“林维喜事件”更加剧了双方的对抗情绪。终于，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侵略战争。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英双方就经历了一段从外交协商到武力冲突的曲折过程。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双方终于恢复了和平，但中国的国门被英国用坚船利炮攻破，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浙江，在中英关系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文化交流上，它是英国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是英国有关中国知识与中国形象的重要来源地；在外交政治上，浙江是马戛尔尼使团在华展开外交活动的基地，是“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华搜集军事和商业情报、打探中国官民对外态度的重要目的地；在商业交往上，英国一度视宁波、舟山为在华最为理想的贸易场所，17、18世纪之交的舟山甚至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商业的中心，马戛尔尼访华时提出多点关涉浙江的要求（如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和宁波贸易、要求在舟山附近给予一小岛作为居留地），而在《江宁条约》中则规定开放宁波为通商口岸；在鸦片战争中，英军一开始就将占领浙江舟山视作在华行动的重要一环，除了军事目的，还要将舟山作为抵押，迫使清政府同意开放更多的口岸。到了1842年，英军二占舟山，又攻陷宁波、镇海、慈溪等地，威慑清政府。有关中英关系史在浙江的个案研究，就如同一个多棱镜，能够折射出早期中英关系中的多个层面。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中英关系史的研究依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学术成果较少。至于以某一区域为中心的中英关系史研究更是乏善可陈。这种情况对于作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中外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议题。本书试图在全球史与中国史的双重背景下，深入考察以浙江为中心的中英关系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中称“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这也指出了史学研究当中最重要的两种表现形式：撰述与考证。本书力图将这两种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即注重对于中英文史料的搜集、整理、拣选与整合，希冀在叙述史事时能够尽量还原历史现场、接近历史真相；对于一些至今存疑或者模糊不清的关键性问题加以辨析与考证。在运用史料、陈述观点时，作者采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尽量不偏颇一方，而是将中英双方的材料统合处理分析，对于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交互参证的研究。或许这样的历史叙述和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会更加公正、客观。

为了便于撰述和突出重点，本书分成上、中、下三大篇章，各自拟定主题，但篇章之间又相互关联，分别是：“想象与现实：19世纪以前中英的相互认识与接触——以浙江为中心”、“交流与碰撞：中英在浙江的早期贸易与交涉”、“战争与和平：从浙东战场到宁波开埠”。上篇以时间为纲，侧重于研究中英互识和对彼此的印象，力图展现在19世纪以前，中英两国从隔绝走向联通，从陌生转为熟悉的全过程，厘清中英双方交往的主要脉络；中篇以事件为目，侧重于描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舟山的贸易过程，分析洪仁辉事件与清政府从开放向闭关转变的对外政策的关系，讨论“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浙江的活动及影响；下篇撷取鸦片战争中在浙江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第一次定海战役”和“释俘还地”以及中英双方在恢复和平后就宁波开埠所进行的谈判活动进行深入研究。总之，作者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将遗留下来的碎片化的材料加以整合，采用复述重构的方式来书写一段中英交往的历史；将许多已经模糊不清甚至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一厘订清楚，将考证辨析寓于历史撰述中；不仅关注历史事件的本身，更阐述其影响、意义及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