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黄公生祠[296]记

金达

作者简介

金达，（1506—1577），字德孚，号星桥，江西浮梁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诸大绶榜进士第三人，会元。授翰林院编修。金达平生为文操笔立书，雄伟典丽，进士高第后，所撰写的奏章大多寓意深刻，言辞得体。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卒年七十一岁。著有《星桥集》等。

原文

先是令浮[297]者，有以福泽于民，民亦义于必报。故当其去，民或留衣冠，树碑记德以识不忘。然此皆在于期月[298]三年之后，未有莅政未久而民祠而祀之者也。我健所[299]黄公，以今年二月拜天子命，来治吾浮。仅九月即以内艰[300]去。于是民悲泣不胜，咸不忍舍。相率即治之西偏建祠祀公。公感民何以至此？盖浮民不蒙安静之福久矣！而上之人乃以浮之俗为嚣悍[301]难治，良可慨也。公青年宏才，且为贵公子。蕞尔[302]小邑，烦公汰靡费及诸冗役。士大夫东西行过是者，捐俸人为之馈，不毫发累民。或公出，革百里供帐，而糗粮自为之备。自奉之薄，人弗堪焉。民有讼，公进之膝下，俾尽其言，徐以理曲直之。未尝惑群听，徇私情有所出入。是故垂白[303]扶杖，能道往昔事者，相见论令之贤否，均曰：“清廉之守，正直之操，数十年来未有如公者也。”他如重学校以敦教化，立保甲以厚风俗，建社仓以备荒歉。戒徒隶[304]不使入乡，革书算不使弄法。善政缕缕，悉公恺悌[305]之心发之。非如他令务赫赫之名以自炫者。然则公任虽未久，而其惠爱乃长子孙者所不逮。疮痍困惫民得以乐生兴事，日煦煦[306]焉。享生养安全之福，非公赐而谁赐哉！生祠昉于汉之于公[307]。后如杜轸[308]、荀勖[309]、陆云[310]、狄怀英[311]辈，炳炳于晋唐宋间。我浮循此行之，固非有所私比以谀说乎公，亦非公之所屑者。心心相感，殆非偶也。虽然，公岂无所本哉？公之先大夫镗，初以兰溪令徵拜御史。逮后见沮权勋[312]，左迁[313]滨州。滨人木而祝之[314]。遗爱在民，两世一辙。人谓公家学有源，治民有谱，信不诬已。郡志列镗名贤，有曰：“正直立朝，白笔褫[315]权奸之魄；存心爱物，甘棠[316]系黎庶之思。”公系民之思有日矣！由此陟台谏，立朝端，谅必能为天下作福而于前有光。名勒鼎彝[317]可卜[318]也。独浮祀乎哉？祠成，王廷辅等属余记之。余不能文，姑述公神化[319]之速，以告后来者。公歙人，名应坤，字惟简，健所其号也。起家戊辰进士。

简析

明代歙州人黄应坤来任浮梁县令才数月，便因遭母丧而离任。离去之日，“民悲泣不胜，咸不忍舍”。离去之后，邑人又共同商议为他修建生祠以供奉。这是浮梁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事情。生祠建成之后，作者遵嘱撰写了这篇记文。在文中他明确指出了“公感民何以至此”的真实原因，并详细阐述了黄公在短短几个月的任职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善政。一、宽政爱民。“汰靡费及诸冗役。”“不毫发累民。”二、廉洁自奉。“或公出，革百里供帐，而糗粮自为之备。自奉之薄，人弗堪焉。”三、公正明察。“民有讼，公进之膝下，俾尽其言，徐以理曲直之。未尝惑群听，徇私情有所出入。”四、重教化俗。“重学校以敦教化，立保甲以厚风俗。”五、储粮备荒。“建社仓以备荒歉。”六、整肃吏治。“戒徒隶不使入乡，革书算不使弄法。”真可谓“善政缕缕，悉公恺悌之心发之”。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黄公的敬仰之情，也表明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在于“述公神化之速”，更在于“以告后来者”。由衷地希望黄公这种廉洁爱民，雷厉风行的为政风范在今后能够得以传承与弘扬。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有很强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