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蚌湖公社的渔民们
四
1983年5月21日，一大早，我轻轻拥抱了一下妻子，在女儿的脸上亲了亲，便走出了农业局那个窄小的家，心里有对家的留恋，也有对未来事业的向往。心情很复杂，我猜不到妻子哪天生下孩子，也猜不到此时妻子心里是怎么想的，走在半路上，甚至还想放弃或推迟，等妻子顺利生下第二个孩子再走。心情的复杂，像树叶一样撒了一路。
但最终我还是战胜了个人情感，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鄱阳湖！
王喜曾、王德文和我三个人，开始了正式的外出考察。考察的首要任务，是到渔民中去，做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鄱阳湖的渔业资源状况。
位于星子县城东两里多路、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的咽喉中段，有一个神话传说很多的神灵湖，湖的西边有一个渔民新村，村里的人都是专业渔民，都归30公里外的蚌湖公社管辖。几百年来，这些渔民的家都在漂荡的渔船上，陆地上没有他们一寸土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允许渔民拥有土地和村庄，县政府给这些渔民选址造屋，将渔民进行了亲情安置，在神灵湖的西岸山脚下，开辟出一块阳光地段建设了渔民新村，让所有渔民的子女有学校读书，渔民有土地可以耕种。尤其是在鄱阳湖季节性禁渔之后，上岸休渔的渔民们便有了生活的保障。
蚌湖渔民新村建设在神灵湖岸边，亲水，人住岸上，船泊水边，是真正的渔乡。渔民新村的北面是一大片高大茂密的杉树林，西面是历史古城南康府，村子是清一色的新砖楼房，因为依着山势而建，民居像一二百个火柴盒一样，堆放在一片斜坡山岭之上，白色的墙经太阳一照，像一片片白晃晃的鱼鳞散落。
我们踏着草叶上残存的露水来到渔民新村调查。渔民们还在湖中收网未归，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村子里显得很清静，只有偶尔的鸡鸣犬吠，给新村带来了一种桃花源式的韵味。
我们在村北一户人家见到了一个舀猪潲的中年妇女，她将我们引到大队部。大队部在新村中间，比民居还要简陋，屋檐下做着一只大燕子窝，泥巴呈现黑色，窝的下边吊着许多禾秆和杂草，活像舞龙灯的狮子下巴上的飘须。吊着的草结满了蜘蛛网，看得出以前住在这里的燕子，今年没有来，或许它们到别的地方筑巢去了，蜘蛛网已经封住了他们的小院门。渔民新村的蜘蛛也特专业，织的网似乎是渔家女子巧手编成，即细密而又匀称，已经网住了很多细小的昆虫。
大队部里有个老会计，他自我介绍姓吴，名声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蚌湖渔业大队做会计，算盘都拨散掉了四把。他虽然没有到湖中去捕过鱼，但很熟悉鄱阳湖的渔业情况，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嘛。
吴声扬会计的介绍慢条斯理，像他走路一样缓慢从容，可是王喜曾专家的性子很急，没等吴会计介绍完，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们来的目的全盘托了出来。吴会计一边听着，一边呵呵地应答着，头点得像个啄木鸟一样。他听到是省政府派下来的人，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
王喜曾命令吴会计赶快把大队书记、主任找来，马上开座谈会进行调研。
吴会计为难了，在屋里和屋外的晒场上转着圈圈，一边挠着花白的头发，一边顿着脚回答我们：“现在要叫些人来开会，太为难了，打鱼的人上午就是早晨，不到鸡公啼昼是不会上岸的。”
王喜曾没听懂吴会计的话，他的眼睛原本一直是追着吴会计转圈圈的，但急于想弄懂吴会计的意思，只好把眼光转向我，想让我帮忙解释一下。
“好，我给你当翻译。”我有点俏皮地说。
王喜曾点了点头，可能他认为我就是当翻译的角色。
我将吴会计的话用普通话翻译了一遍，王喜曾急了，他说这么大的村子，总有几个没有下湖打鱼的人吧？书记主任来不了，换别的渔民都行，无论谁来座谈都成。
经不得三哄两劝，真把吴会计打发去了村里各家各户请渔民，说省里来人了，要开座谈会呢，或许又是国家有了好的渔业政策，大家都去听听吧。老人把王喜曾的身份夸大了好多倍，把他当成了省政府下来送政策的官员，渔民们最希望得到党和政府的利好政策，又有鱼捕，又有田地耕种，又有渔船往来湖上，又有岸上的楼房可住，只要日子称心就可以了。
我们考察队几个人在大队部前面的晒场上久久等着。过了许久，终于看见一个粗蛮的大汉子呼呼生风地走了过来，一双蒲扇样子的赤脚走在村道上能扇起尘土，一身棕色的皮肤像渔船的外壳刷了桐油，泛着光亮的釉彩，脸上两边腮骨突出，粗大的鼻梁下面，张开着两块磨盘一样厚突的嘴唇，短褂子外面裸露着的粗壮手臂，比二三十斤重的鳡鱼身子还圆滑；液下的黑毛长出老长，几十年的湖风稠雨让它们生长得油烟墨黑。
这个人四十多岁，叫张全寿，他正发了脚气，在家歇几天，两个儿子有孝心，都不让老爸上船，自个儿放网捕鱼去了。
第二个被吴会计叫过来的是大队生产主任张传习，因老婆病了没有下湖捕鱼。
吴会计老了没记性，忘了大队领导有人在家里。他从张传习家门前经过时，看见张主任撅着屁股在用蒲扇扇煤炉，扇起的白色柴烟四处飘散，呛得他直咳嗽。
吴会计在张传习屁股上拍了一下：“张主任不得了，省政府来了人呢，要开座谈会，快去吧。”看着张传习直起了身子，老人便很高兴地说：“有你主任在家就好了，我又说不到么事。”
于是，张传习把蒲扇一扔就来了，煤炉的火烧不烧得起来他不管。
汇拢来的几个渔民，就散坐在大队部门前的长条凳上，准备开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来凑热闹的鸡比人还多了好几倍，有几条狗也来看稀奇。早晨的风带着湖水的凉爽，吹在每个人的身上。
王喜曾把我们的来意说过后，坐在长条板凳上的张全寿首先发言，他晃动着两只黑黑的脚说：“要想鄱阳湖的鱼虾不断子绝孙，打鱼的人就要在网上改革，网眼在七厘米以下的都要禁止，比如丝网、黄丝网，最好只能用大排钩挂鱼。我们现在用的小眼网，捕的都是今年孵出的鱼崽，真是可惜了。”
吴会计是个喜欢用数字说话的人，他说的是一串数字：“五十年代，鄱阳湖的青鱼最多，网网都是石头一样重的大青鱼，现在的青鱼比五十年代减少了百分之七八十，鲤鱼更是少了百分之五十，花白鲢也少了半数。还有，五十年代鄱阳湖的鱼很厚，鱼价很低，低到每斤只卖3分钱，一个渔民一天可以捕几百斤鱼，旺季一天要捕两千多斤，想想，那时候鄱阳湖的鱼有多厚啊，真是拿竹篙插在水里都不会倒掉。”
张传习主任马上补充：“是啊是啊，现在我们捕鱼都没有动，都说不如先前鱼多，1974到1975年鄱阳湖大禁湖，鱼产卵季节全禁，后来的几年里，鱼厚得网网都是满的，你们省里来的领导给说说，现在还可不可以禁湖？”
别看普通的渔民兄弟，他们夸张起来都不比诗人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差：鱼的密度厚到插入竹篙都不会倒。
张传习的话是向王喜曾这个“省政府派来的领导”发问的，他并不知道，王喜曾仅仅是戴着省里领导的帽子下来的，但他只管科学考察，只是鄱考队第八分队有害渔具渔法调查小组的组长，不管禁不禁湖的决策问题。
张全寿说：“国家想禁湖也有禁湖的难处，副业渔民比我们专业渔民还多，还有外省来到鄱阳湖捕鱼的人又零零散散管不到，事实上也是难管得很，有劲用不上。”
张传习马上纠正张全寿的话：“鄱阳湖越是难禁就越是要禁，不禁不行，等成了空湖就晚了，你看我们现在就捞不到鱼了，你说急不急人？为了找活路，我们村里已经有几户人家都改了行，买了铁壳子机帆船跑运输，比捕鱼的收入强多了，只有我们这些没钱的人才死守着一条破渔船打鱼过日子。”
张全寿插话说：“我都想跟人家搭一股，干脆跑水上运输算了，现在捕鱼真的是个死门路。”
吴会计搬出一本账册，边吐着口水在指头上边翻动账页：“大队规定，一条渔船一年要上交100元积累，还有876斤大鲜鱼的征购任务，如果少交1斤，就要罚3斤粮食指标，再罚6角钱，年终都要兑现。这几年，我硬是被渔民吵麻了头，他们说，只许得栏里的猪，许不得河里的鱼，每年要我们交这么多大鱼，拿命也不够抵数。现在农民兄弟的政策都放宽了，就是我们渔民的政策太死板。你们省里来的领导听听，他们都是一脚（方言，满腹）的牢骚怪话。”
张传习马上制止了吴会计：“也不是什么牢骚怪话，说得也在锣上鼓上，就拿上交的鱼数来说，重也不算重，几十年前只要三五天就够了数，只是现在湖里没有了鱼，大家都捞不到大鱼，拿什么交呢？记得1954年，我和我爷一天就捕了两千多斤大鱼，还怕没有上交给国家的？”
王喜曾有很多土话听不懂，没办法做记录，只得侧过头问我这个翻译。他要我问大家是从什么年代开始捕鱼的？都用些什么渔具？
张传习代表在场的渔民回答：“我们大队的渔民世代都是靠鄱阳湖吃饭的，一条渔船就是全部家当。1962年从花桥公社迁到这里来，当时有五十多条船，现在发展到八十四条船，早先用大钩挂鱼，从1969年开始改用钩网混捕，大小鱼都要。”
张全寿叹了口气：“现在大鱼稀数了，钩抵不上网的效益。”
吴会计：“现在连鱼钩都改小了。”
王喜曾：“你们的捕捞场所一般都在哪里？”
张传习：“从湖口县往上，到鄱阳湖中间，有麦草湖、彭家湖、鞋山湖、蛤蟆石、青山湖、螺蛳山、湖山，还有本县沿岸的几十万亩水面，地方倒是蛮大，可就是见不到鱼的影子。”
张全寿跟着附和：“地盘说起来倒是吓死人，开个挂机一天都跑不完，可就是捕不到鱼，空碗对空锅，饿死打鱼哥。”
吴会计：“国家要尽早打定主意，干脆把鄱阳湖禁死了，哪个都不准打鱼，抓到了就是坐牢，让鄱阳湖的鱼子鱼孙长大了就好办了。”
王喜曾见几个渔民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感觉这些眼神里有企盼、有焦虑、有不安，他认为这事严重了，只好低下了头，将眼光从眼镜片上面投射出来，“回答”着面前这几个为鄱阳湖之忧而忧、为鄱阳湖之乐而乐的渔民兄弟。可渔民兄弟哪里知道，王喜曾回答不了他们，鄱阳湖的休渔和禁渔，那需要中央的政策，需要有经济实力来解决渔民户的生活出路问题。
但有一点我已经知道，王喜曾昨天告诉了我，这次科学考察的真实数据和现实情况，很可能就是端上省政府会议桌的一顿改革大餐，省长们将依据调查出的翔实情况，制定出保护鄱阳湖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还给鄱阳湖一个繁盛的水下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