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及实践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基点，也是创新的起点。相关经济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持续发展中形成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体系，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经济发展理论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升华。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把制度这一元素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重要分支，主要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中“制度”的影响作用以及“制度”的演变规律。以沃尔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作为研究重点和分析对象，更加关注制度分析在科学阐释经济和社会变革客观规律中的作用，更加关注制度的变迁和演化，更加关注可能会引起制度变迁的多种因素。“二战”后，制度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控制”手段，被凯恩斯经济学提倡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所取代，制度研究随之也面临寒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科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用于区别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流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的研究惯性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其核心理论就是产权和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等经典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在国家和区域经济运行中作用巨大。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产权制度的明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发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势，最大程度地规避计划经济的弱点，取长补短，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是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发展问题。这一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最早萌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并逐步走向成熟，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参照，提出从落后向发达的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俯视”特征。早期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思路，均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巨大成就，从实践的角度促成了发展经济学扎实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国家的发展实践，研究讨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说，发展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实践也丰富繁荣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开放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农民工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等逐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和参照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也成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主流。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是经济学与地理学相互交叉形成的一门学科，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的科学，是解释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在推动区域开放发展过程中，区域一体化相关理论为实现区域一体化有序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导。区域分工与协作理论是社会分工理论在空间上的体现，最初用于分析国际分工与贸易，后被区域经济学广泛运用到国内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协作，其中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是两大核心理论基石。比较优势理论从生产相对成本的视角阐述了国际（区域）分工生产和经贸合作的必要性。要素禀赋理论从资源要素的角度扩充了比较优势来源，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条件存在天然差异，是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来源，也是产生区域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原因。大市场理论从规模经济效应、投资刺激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等动态效应视角探讨了共同市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是跨国经济合作的基础理论，对国内跨区域合作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他如区域均衡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梯度发展理论等均是较为典型的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自东向西，由边及里”的“港口—腹地”开发开放模式，以及以重点核心城市建设辐射周边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从均衡发展（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非均衡发展（1978—1990年）再到区域协调发展（1991年以来）的实践均表明，对外开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理论是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利益、贸易格局变动的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理论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拓展，先后经历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四个阶段。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利率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构和利益分配做了初步阐释；新古典贸易理论侧重于从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以及贸易均衡条件的实现；新贸易理论为解释新国际贸易现象奠定全新的理论基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研究对象的变化，试图在既定理论模型框架内，以技术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影响及变化为靶向，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下实现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开始了跨越式发展，也使得我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国际地位得到快速提升。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又名空间经济学，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拓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借此开创的理论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新经济地理学大多沿用的是数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演变，通过抽象表达和数量设定模型化，如“中心—外围”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等，主要研究的是经济活动在既定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关注的是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经济学看来，是把空间的概念和视角引入经济分析模型；在地理学看来，是把微观的经济现象和引导机制引入地理分析系统中。在此基础上，沿用规模经济、报酬递减和不完全竞争等假设条件予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现象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实践中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现有经济现象时遇到诸多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客观上是为了进一步解释经济全球化这一经济现象而出现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推动经济体系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对接全球，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增强综合国力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开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全球化、国际化概念，并作出相应阐述的思想家。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等的重要表述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系统总结和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强调要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方法，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创新、一边提升，逐步形成并完善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由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和开放一体、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和论断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2]等思想论断。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逐步丰富和完善，逐步中国化，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核心理论基础。

二、我国对外开放理论与政策创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考虑到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我们将重点聚焦于梳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开发相关理论探索与政策创新。

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发区渐次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先后设立了广东宝安、珠海出口基地，蛇口工业区和深圳、珠海、汕头出口加工区，明确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让广东、福建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很快就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984年、1985年，国家先后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地区形成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共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1988年，国家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140个市、县，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国家批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推动对外开放过程中，党中央敏锐观察和牢牢把握住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四大后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建立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明确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到1997年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展自己，“引进来”战略已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必须不失时机地大胆“走出去”，以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1997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从政策、资金、配套服务等方面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在全球整合资源链，提高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2013年，国家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自贸试验区试点逐步扩大，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拓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同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我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促进区域、城乡协同发展理论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党的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作出决定部署，2000年10月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实施，国家制定出台有关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等重点工程，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国家对统筹区域、城乡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决策先后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要求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等。同时，随着区域重大战略推进实施，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总体形成，城市群集聚人口和经济的作用持续显现，推动城市群特别是跨省区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产业与科技创新协作的现实需求凸显；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际公交加快建设背景下，便捷通勤网络逐渐形成，城市群内部建设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一体现代化都市圈的形态格局确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态势更加明显。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并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全面部署，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更好地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