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非常宽泛、深厚，现有的一切指导和推动人类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科学理论都可以认为是其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已基本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同领域，其理论基础又有所不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区域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开展实践探索，形成模式样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可见，这是一项系统工作，并且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优化的，其理论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系统论、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文明思想、创新理论等。

（一）系统论

系统论最初为一般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提出的，它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理论。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系统论的产生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系统思维模式。

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对此钱学森给出的定义较为完整，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它是“新加的”或“突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对系统的整体性一个精辟概括，也否定了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就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系统中各要素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起着特定的功能作用；并且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化的规律性。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涵盖一个区域的产业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科技与体制机制创新等各方面，建设的过程是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价值转移等多种功能集合的过程，并且是由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事物和关系所形成的统一体。概括地说，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主要涉及三大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不同的子子系统，并且每个子系统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功能与行为。自然子系统主要是区域内的水、土、大气、动植物、矿产等资源条件，是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本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子系统主要是区域内生产与消费过程涉及的诸多经济活动；社会子系统主要是指区域内的各种与人有关的社会活动。这三个子系统同时又是开放的、紧密联系的，每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并且会引起其他子系统的变化。比如一个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既可以提高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也可以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经济发展既可以提供资金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可能造成污染给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涉及的诸多因素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运用系统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可以做到从长远、全局来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全面、综合、科学地统筹兼顾各个因素，达到整体优化，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因此，从系统论角度来研究分析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意义重大。

（二）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一词的提出迄今已有30余年，1987年WCED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在于“持续”。“持续性”一词最早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所谓“生态持续性”，意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与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初衷是在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困境下，寻求一种克服传统发展方式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随后，其“生态持续性”拓展到“经济持续性”“社会持续性”“文化持续性”等，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变为处理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传统的发展观念相比，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对未来发展义务的承担，强调不能因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把经济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社会公平等有机统一，相互统筹协调，走一条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协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具有整体性、有机协调性和以人为本的特征。整体性是指可持续发展观多维统一，在空间维度上体现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时间维度上体现着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在文化维度上，体现着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在纵向关系上注重把持续的和长远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所以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是整体的、长远的效益。有机协调性是指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各种要素有机组成的密不可分的巨系统，各部分是相互规定、同构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强调各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对保持整体稳定的重要性。以人为本是指人的根本性，在整个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键决定变量，而一切理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类世代永续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和谐永续共处，内涵极其丰富。第一，可持续发展不是牺牲当代的发展或否定经济增长，而是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探寻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第二，可持续发展是以不断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社会公平为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基础，经济社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相协调；第四，可持续发展承认并要求体现资源环境的价值，建立绿色核算机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理念现在已悄然升起；第五，可持续发展要通过科技创新加以驱动，以应对气候、土壤、水源、粮食安全、污染、病毒、疾病等一系列挑战，需要人类用好科技创新的利剑，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而兴起与发展的。

（三）生态经济学理论

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和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生态系统失调、自然资源锐减、环境污染严重和能源紧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生态经济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生态经济”的概念，随后大批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入该研究领域，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烈社会需求和推动下，生态经济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其应用不断得到拓展和升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科斯坦萨（Costanza R.）指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全面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关系的科学，这些关系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众多紧迫问题（如可持续性、酸雨、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的根源，而现有的学科均不能对这些关系予以很好的研究，其提出了生态经济是可持续性的科学与管理的论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生态经济是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是一种能够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是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前景的经济，而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所要追求的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理论对主流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效用最大化”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应用，集中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中心和精髓的“效率”理念。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首先也是以效率为中心原则的，但同时也强调这种效率是一种可持续的，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生态经济是低效率的，但按照广义的生态效率观念，传统经济恰恰是低效率的，而生态经济是高效率的。生态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态效率问题的，其抓住了经济学的关键，突出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区别。

生态经济学理论是从广泛的角度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根本层次的生态经济关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协调发展的理论是生态经济学中最根本性的理论。先前的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片面思想必须加以扭转，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得以生存，同样只有依靠自然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必须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方式，以生态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正确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经济行为，把经济发展放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以生物质利用为例，生物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对其利用不当将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森林的过伐、排放未加处理的畜禽粪便等。在生物质能发展过程中，必须慎重利用生物资源，把握好利用的方向和利用的度。“大力发展生物质能”的口号是没有问题的，其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片面强调“以能为纲”，就可能重蹈过去“以粮为纲”所引发的诸多生态环境退化的覆辙。因此，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哪些土地资源适合发展生物质资源，哪些生物质资源可以用来发展生物质能都需要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唯此才能奠定生物质能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

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国民经济层次的生态经济关系。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的，经济与生态是否协调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和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是生态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二者在生态经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生态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经济是发展的主导，生态是发展的基础，生态与经济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在现代经济中，生态的基本要求是得到保护，而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急剧扩大，因此二者在实践中存在经济系统需求的无限性和生态系统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但生态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这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它们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上是一致的，并且从长期来看，这是它们关系的基本面。

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可操作层次的生态经济关系。经济有效性是指人们在积极发展经济为自己谋福利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安全性是指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中的自然资源，使之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再生能力。前者是由经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后者是由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存在和进化的要求所决定的。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由于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的根本一致性，二者可以实现有机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是积极的。首先它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其次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再次保护生态系统，最后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人们对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处理得当，就可以在获得生态效益的同时，也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既获得局部、当前的经济效益，也获得全局、长远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使生态与经济的安全性都得到保障。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目标层次的生态经济关系。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的关系，即使上述三个效益得到完美统一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生态文明思想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环境问题是由人口、技术、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变化引起的，人口的快速增长，技术的盲目发展和滥用以及经济的过度扩张都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压力和社会压力。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问题不断恶化；国际社会实践也证明，如果不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形成的征服自然、崇尚物质消费的伦理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那么人类持续增长的物质消费对环境的压力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人类也将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风险。因此，在人类操作科技的人文环境中，如果不融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思想，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是难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特别是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更要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塑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弘扬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类经历了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4个阶段，社会文明程度总体呈现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对过往文明进行传承，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上具有相同的主张，但同时它又显著区别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更突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强调人类要敬畏自然，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考虑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生态文明以人地关系和谐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和谐，追求可持续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5种重要关系，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关系，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生态文明观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明思想是由生态环境问题衍生出来的，但生态文明建设又不等于生态建设，也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联系，但各自又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写入“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更是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早期对科技创新和进步认识的局限性，为处理好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统一于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目的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现实选择、行动方案和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等一系列创新理论，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理论从本质上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理论的提出都是对实践诉求的深层回应。过去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我国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走粗放型、消耗型、污染型的发展模式，给长远发展留下了隐患。“两山”理论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起来，通过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之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将以生态文明思想为重要指导，加强科技创新与优秀文明成果的应用实践，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发展经验模式，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

（五）创新理论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社会进步的引擎。从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历程可以看出，根据国内外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等变化，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使命、任务目标、建设重点等只有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才能紧扣时代脉搏，保持住旺盛的生命力。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出版，标志着创新理论正式形成，该书也成为日后创新理论发展的基石。随后熊彼特又在其《经济周期循环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支配的原材料与力量”通过“新组合”引入“生产”，以实现“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创新是经济发展“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且从其“内部自行发生”；创新是“新组合”“间断”出现的变化，具有“革命性”，而非“连续”的“静态”“循环流转”；创新属于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其重心在于将科学技术成果（或发明）引入生产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熊彼特指出了创新的5种情况：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市场创新、供应来源创新和组织创新，并提出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观念创新3个维度的重要思想。熊彼特的创新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创新活动本身是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其二，无论是新的生产要素还是要素的新组合，关键一环是要将其引入生产体系；其三，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相比，除了技术、市场、商业模式等影响因素外，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

在凯恩斯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20世纪中叶，熊彼特的创新观点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技术、制度始终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加以考量。直到20世纪下半叶，新古典主义才将技术创新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形式内生化，后期的理论研究把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内生化，学者多用内生技术变迁解释世界经济的增长，创新主要有四种来源：干中学、人力资本、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公共创新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类视角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共识的背景下，传统的技术创新理论面临新的挑战，技术创新不单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而且是考虑经济与自然、人、社会全面协调的综合系统。技术创新主要依托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支撑，通过研发转化为技术成果，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全过程，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力；制度创新也成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体系中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国家创新体系而言，科学知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最重要的奠基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助力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发展的绿色技术不断涌现，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也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先进技术直接作用于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源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通过作用于生态经济增长而推动区域长足发展，从更深层次来看，创新技术能够作用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以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在区域内，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能耗，保护与修复环境，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二是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存在即是佐证；三是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构成的复杂系统，通过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技术创新起着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