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
——观察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视角
方兴起[1]
（广东财经大学）
一、理论分析框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产业资本定义为：“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另外，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从而“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基于制造业，分析了产业资本在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三种资本形式或三种职能形式。借助马克思对产业资本的三种资本形式的分析，可以将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抽象为“三资本模型”，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模型，正好对应现实中三个代表性行业，即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从而为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并且可以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后果。
二、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过程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因制造业得到高速发展而实现了工业的现代化。“二战”后的25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独领风骚，“在先进科学技术领域，美国企业遥遥领先美国以外的竞争对手，而且它们的海外子公司在当地市场也处于主导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国就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去工业化时期。具体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传统的制造业分化为两部分：传统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大规模外迁到工资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离岸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曾经一度再现辉煌，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进入21世纪，制造业的衰落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而且“蔓延到了那些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实力‘堡垒’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有关键制造环节的供应商都集中在美国。但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退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相比日本在这一产业领域形成的强大的制造能力，美国半导体产业在这一时期因对制造业不重视导致其制造工艺落后于日本，从而从整体上加速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落。只有“英特尔公司是唯一一家仍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芯片企业。英特尔之所以能维持在美国进行生产制造，是因为它是该巨额利润行业的主导者，并凭借工艺技术的领先来保持竞争优势”。
美国学者将去工业化时期称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即没有工业资本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最大贸易盈余国变为最大贸易逆差国，且贸易逆差被视为永无休止；由世界最大债权国变为当今世界头号债务国，且债务上线的提高被视为永无休止。进而资本从实体经济涌向虚拟经济，金融业成为对美国经济总产值最大的贡献者，也是美国频繁的金融动荡的最大风险源。显然，美国去工业化的“宏大实验”严重破坏了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而“宏大实验”所基于的假设，即“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为出色”，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反而因制造业衰退导致金融业的过度繁荣或泡沫化，最终引发美国2007—2009年的大衰退。
美国“新经济泡沫的幻灭和经济危机使政治家和企业家们认识到，强大的工业是保证就业率、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平、公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也正是强有力的工业才促使了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奥巴马自2009年任美国总统后，就提出再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修复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接受了奥巴马的再工业化主张，但两者的再工业化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奥巴马的再工业化主要是限于美国国内来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那么，特朗普的再工业化则是将美国自身的问题转嫁到国外，即认为是一些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制造能力和不公平贸易，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特朗普竭力主张基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通过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全球化时代的特朗普要想废弃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却并非易事。但是舍此，通过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则不可能在短期内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这意味着特朗普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从而成为其连任总统的最大资本就是以盟国和对手的制造业衰落为代价的。基于这一视角观察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时间显然在中国这一边。这是我们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们看来，现在就判定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摩擦谁赢谁输为时尚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全球唯有中国拥有的完整工业体系，远胜于美国陷入“党争死亡螺旋”的政治制度和衰落的制造业对贸易摩擦的承受力。不过，人们都看到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已从贸易领域延伸到科技领域，而特朗普在2019年7月3日发推文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声言“美国要采取力道相等的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将贸易摩擦延伸到汇率领域？值得高度关注，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可怕经历应该提醒了我们，贸易与货币战争像马和马车一样并存。既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正在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议程，爆发货币冲突只是时间问题”。无论特朗普采取何种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手段，都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起来。
三、“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海市蜃楼
特朗普作为霸权衰落期的美国总统，能够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吗？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由于其丧失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是由于其现代工业存在“基因错配”问题。
美国发展现代工业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然后再扩展到民用工业。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小型武器（步枪、来福枪和手枪）都是利用传统的手工制造的。手工制造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非标准化，从而很难对武器进行维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美国政府在50年间不断对私人开办（国家不开办）的兵工厂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促进了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随后机器生产扩散到民用制造行业，从而形成了以军工联合体为特征的“美国制造体系”。显然，这是一种需要战争的制造体系，而发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特色的制造体系提供了巨大市场，从而为其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美国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对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大规模投资”，“国内大多数科学和技术资源都在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动员起来”，许多军用创新产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二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极大刺激了美国军工联合体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大发展，从而，当欧洲和亚洲国家还在修复其饱经“二战”破坏的经济时，美国已处于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基因错配”的美国制造业体系的突出优势在于：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的超强军事实力，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军用产品，从而不会失去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是“基因错配”的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最大劣势在于：美国政府对私有企业的高强度管控而形成的“政府主导的高度管制的资本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企业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导致民用制造业丧失国际竞争力。
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可以以军用品研发和采购为由，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私有企业，私有企业就可以不受成本收益原则约束研发新的军用技术和军用产品。而高成本开发出来的军用产品可以供应美国管控全球的庞大战争机器，以及高价出售给盟国。同时将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就可以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产品。但是，为了防止军用产品或军民两用产品流入竞争对手手中和敌对国，美国政府必须高强度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不是企业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即使是美国企业卖给外企的产品，而被外企作为投入要素再生产出的新产品，美国政府也拥有“长臂管辖权”。由此，就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里昂惕夫之谜”。如果说“里昂惕夫之谜”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令许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费解的话，那么，当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去工业化时期后，“里昂惕夫之谜”也就大白于天下了。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揭开谜底可能比较恰当：“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从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的货币经营资本（金融业）和商品经营资本（物流业），自身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就可以赚到钱。尽管在现代工业社会就一国范围来说，它们归根结底是靠生产过程或生产资本做中介才能赚到钱的，但是对产业资本特别是制造业来说，生产过程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而必须干这种“倒霉事”的美国民用制造业因军工联合体制的管控，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过西德。但是，随着美国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衰落时期，美国民用制造业也可以不再干这种“倒霉事”而赚到钱。
1971年，超经济发行的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失去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只能任其汇率浮动，从而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由此，标志着美国霸权进入衰落时期。浮动汇率制所形成的汇率风险及其衍生的系列风险，一方面促使美国的许多企业转移到具有“小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称的亚洲各国，成为美国离岸企业；另一方面刺激了金融业的金融创新以防范风险，从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原本是为防范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渗透进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改变了产业资本，特别是制造业的原有经营模式，如期权激励促成了股票市场“对美国企业行为的统治作用”。因为，如果企业“无法实现季度指标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公司股价会出现大幅下跌。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的话，那么股票价格下跌会造成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的报酬下跌”，并损害股东利益。因此，“现代股票市场变成了美国管理者紧盯的目标。股票市场的动向决定着他们的投资、经营和计划决策以及美国经济本身发展的道路”。公司管理者更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外化生产成本，即将生产过程“外包”，从而使许多美国制造企业蜕变为没有生产过程（国外企业代工）而只有产品设计和销售的金融—物流经营模式。由于这样的美国公司拥有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因此只需专注产品的无厂设计，而无须在美国本土大批量生产完整的产品，就能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因为许多的高端产品不再在美国国内大规模生产或属于非贸易产品，而大多数中低端产品美国因丧失了竞争力而不再生产，所以美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总值必然大于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总值，相比之下，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量就显得很大。“没有生产资本的资本主义”，导致美国这个在全球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的制造业在整体上衰落了。失去工业支撑的美国物流业只能依托进口货物得到发展。由此，美国与历史上的霸主殊途同归：在霸权衰落时期，形成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
问题是，历史上的世界霸主都是在衰落的工业与过度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格局中衰亡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实力挑战美国霸权。而究其原因，得益于美国对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非盟国，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十分成功。而美元霸权与美国超强军事实力的相互支撑，则是遏制战略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支撑，美国超强的军事机器早就成为一堆废铁。在超强军事实力的支撑下，全球泛滥的美元维系了美国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不使用美元或美元使用不当的国家必将招来美国军事打击的横祸。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美金”打回到纯粹的信用货币，而用这种低劣的主权货币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去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和不断发动的战争，去进口美国不再生产的巨额产品，去清偿天文数字的国家债务。由此，泛滥于美国国内外的美元，形成“潮汐效应”，既伤及美国民用制造业，又周期性地形成资产泡沫，更冲击各国的经济与金融。这种美国霸权衰而不亡的局面，在世界呈现去美元化的趋势下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综上所述，美国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实践表明，被美国学者称为“产业公地”的制造业才是一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才是一国强大的根基，而无论它吸纳的就业人数多少和在GDP中占比多大。历史证实：衰落的霸权国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难以复兴其衰落的制造业，从而难以避免其霸权衰亡的命运。在美国东海岸面对大西洋或在美国西海岸面对太平洋时，特朗普或许能从海市蜃楼中看到“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但是他没有能力将这种海市蜃楼变为现实。
四、结论
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是制造业，其他产业的发展都取决于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而制造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因此，工业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之中。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形成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去工业化和加速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破坏了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美国霸权衰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坚持发展制造业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是特朗普挑起全球贸易战遇到唯一“真正的、强悍的对手”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失去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从而就整体而言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真正建立起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必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即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发展。
[1] 方兴起，广东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