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国际经济问题研究
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
——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
（1.中国社会科学院，2.曲阜师范大学，3.上海财经大学）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具体阶段。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列宁称其为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和对外扩张，列强结成不同联盟并展开激烈斗争，催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叶，整个亚欧大陆战争连绵，民族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先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并在极少数国家得以实现，但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长期垂而未死，尤其是 20 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重构和冷战后的帝国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和特征：“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①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②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③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④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⑤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4] 在同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①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②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③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5]我们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和特性可以综合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这一论断根源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演化规律：竞争导致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垄断。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巨大的企业兼并浪潮，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相互促进，生产活动越来越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形成跨部门多产品经营的工业垄断组织，垄断联合代替竞争占统治地位。当资本主义的历史车轮前进到 20 世纪70年代时，又遭遇了一场长达近10年之久的 “滞胀”危机，经济衰退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推动垄断资本在海外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掀起新的高潮，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垄断资本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在全球重新布局，生产工序分散化、国际化催生了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运营网络。跨国公司通过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和各种治理模式协调全球价值链，在此种链式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交易被分割且分散在世界各地，投入和产出的交易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合同伙伴及供应商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中进行。据统计，全球约 60%的贸易为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贸易的 80%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6]。
从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垄断组织的真正代表，新帝国主义时期巨型垄断跨国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一）跨国公司数量猛增，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更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驱动力量。在80年代，世界范围的投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大大快于同期世界贸易和产值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增速。到了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达到空前水平。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及附属机构，规模和数量都急剧扩张和增长。1980—200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目从1.5万家增至8.2万家，海外子公司数目增长更快，从3.5万家增至 81 万家。2017年，世界100家最大非金融跨国公司的资产和销售额平均有60%以上在国外，国外雇员也接近60%[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生产活动集聚、协作以及社会分工的演进导致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散的劳动过程日益走向联合的劳动过程。事实证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提高了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而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面的主导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生产国际化和贸易全球化几乎重新界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而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又重塑了各国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整合到跨国公司编织的 “密如蛛网”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之中，成千上万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则构成了全球产业链体系上的一个个价值创造节点。在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投资与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表明，在资本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更高，几万个跨国公司就可以 “主导一切”。
2.跨国垄断资本积累的规模更庞大，形成了跨国公司帝国
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虽数量不多，但实力都非常雄厚。因为它们是新技术开发和使用的主力军，控制着营销网络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金融资源，所以它们垄断了生产和流通的收益权，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1980—2013年，受益于市场扩张以及生产要素实际成本降低，全球最大的2.8万家公司的利润从2 万亿美元增至7.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也从7.6%增至近10%[8]。跨国公司不仅与国家权力结盟，而且与全球金融体系联动发展，形成了背后有国家支持的金融垄断组织。垄断资本的全球化、金融化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垄断资本的财富积累。单从销售额这一项指标来看，一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例如，2009年，丰田汽车的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居世界500强榜首的沃尔玛公司总营收突破5000亿美元，比比利时的GDP还要高。其实，如果把当今的跨国公司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混合在一起，按照产值进行排名，那么，全球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家的数量占比不到三成，其余都是跨国公司。如果这样的发展势头持续下去，全球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虽然产业全球化导致经济活动较为分散，但是投资、贸易、出口和技术转让等还是主要通过巨型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进行的，并且这些跨国垄断企业的母公司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以利润也流向了这些国家。2017年，美日德法英五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约占全球500强企业数的一半。在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来自这些国家的就占2/3以上。
3.跨国公司在各自行业中居于垄断地位，控制和经营国际生产网络
跨国公司巨头资本雄厚、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在全球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知识产权输出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垄断所造成的生产规模化效应，扩大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因为 “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9]。跨国公司的高度垄断使得生产集中和市场集中相互促进，加快了资本积累，而竞争和信用作为资本集中的两个强有力的杠杆，又加速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近30年来，各国推进有关促进投资的政策方案，放宽了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诸多限制。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但同时也刺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跨国并购交易的发生，加速了这些国家中小企业的破产或被跨国公司兼并的进程，即便是一些大企业也同样难逃被并购的厄运。目前，全球很多行业都已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例如，全球CPU市场基本被英特尔与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 完全垄断。据欧洲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统计，2010年，25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占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销售总额的60%以上，前1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药品和医疗产品市场的47%。2015年之前，全球种子和农药市场基本被巴斯夫、拜耳、陶氏、杜邦、孟山都、先正达这六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控制着全球种子市场的63%、农药市场的75%以及私营部门种子和农药研究的75%；仅先正达、巴斯夫、拜耳这三家公司就占据了农药市场份额的 51%，而杜邦、孟山都、先正达则占据了种子市场份额的55%[10]。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的大豆，其产供销链的所有环节已被五家跨国公司控制，分别是孟山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其中孟山都主导种子和生产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入方面，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家公司主导种植、贸易和加工方面，而且这些跨国公司通常通过从合资、合伙、长期合同协议到其他形式的战略联合，组成林林总总的联盟[11]。在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时期，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越来越少的私人资本巨头所占有，垄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加深，形成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加剧了全球某些生产能力过剩和贫富两极分化。
在新帝国主义阶段，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压缩了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时间和空间，跨国兼并、跨国投资、跨国贸易浪潮风起云涌。如此一来，更多非资本主义区域被纳入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过程，极大地强化和扩展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说，到了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又出现了根本性飞跃，大大强化了 《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格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 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要求全球经济政治体制同轨，消除横亘于两种体制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当一些国家抛弃原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也并未获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富足与稳定。相反，新帝国主义舞台上演的尽是霸权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横行和狂欢。
二、金融资本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3]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或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资本。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向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在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势力极大的垄断者。不过在 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高昂的信息传输成本，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技术和制度性的障碍，全球投资、贸易、金融、市场的联系还比较松散，经济全球化发育程度还比较低，阻碍了垄断资本触角的向外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在新科技革命的助推下加速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上涨引爆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这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怪诞现象。为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深陷 “滞胀”泥潭中的垄断资本，一方面把传统产业向海外延伸和转移，继续维持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速与传统产业脱钩，并力图在金融领域开辟疆土。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资本主义金融化相互催化、相互支撑，加速了垄断资本的 “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进程。由此，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西方经济大衰退，不仅是垄断资本走向国际化的催化剂，也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大规模急速转型的起始点。
自此，垄断资本加速了从一国垄断向国际垄断、从实体产业垄断向金融产业垄断的 “华丽转身”。
从金融资本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征表现为：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
（一）为数不多的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大动脉
谋求垄断性权力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银行管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14]在新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跨国公司，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通过兼并、参与、控股等形式，在全球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经营网络，从而不仅控制了无数的中小企业，而且牢牢掌控着全球经济大动脉。瑞士三位学者斯特凡·维塔利 （Stefania Vitali）、詹姆斯·B.格拉特菲尔德 （James B.Glattfelder） 和斯蒂芬娜·巴蒂斯顿 （Stefano Battiston） 的研究证实：为数不多的跨国银行几乎支配了全球经济。他们在分析了全球43060家跨国公司和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股份关系之后发现：顶端的737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 80%的产值。当进一步拆解这张复杂关系网，他们得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最核心的147家跨国公司控制了近40%的经济价值，而这147家公司中的3/4都是金融中介机构[15]。
（二）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纵横驰骋
当帝国主义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时，货币战、贸易战、资源战、信息战等接连不断，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罔顾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游戏规则，持续恣意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无所不用其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扮演着金融寡头的代言人角色，到处鼓吹垄断寡头支配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诱逼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目限制。因为凡是按照这一套理念行事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监管难度加大，金融系统的隐患增多，金融垄断资本就可以寻找机会掠夺它们的财富。在资本市场，管理庞大资产的私人基金公司是国际金融投资巨头[16]，往往能够攻击发展中国家脆弱的金融防火墙，趁机对它们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资产进行洗劫。因此，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固然搭建了一个统一开放的全球金融体系，但同时也铺就了 “中心”地区汲取落后 “边缘”地区资源和剩余价值的 “绿色”通道。集中在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通过对外投资、创办企业、跨国并购等手段，获得越来越多的高额垄断利润，不断地向全球征收贡赋，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
（三）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
金融垄断资本由于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投机性，是资本的最高和最抽象形态。如果不加以管制，极易背离一国产业的发展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家干预主义理念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证券市场受到严格监管，金融资本的扩张和投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式微，新自由主义开始登台，金融业拉开了去管制化进程的序幕，调节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由政府转为市场。在美国，里根政府于1980年颁布《储蓄机构取消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直至1986年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1994年通过《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彻底解除银行经营地域范围限制，允许银行跨州开展业务，此举加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力度。1996年颁布《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大幅取消和放松对证券业的监管。1999年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废除实行近70年的分业经营制度。金融自由化的倡导者最初声称，只要政府解除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就能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发挥金融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一旦金融自由化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金融资本就会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过度金融化必定会导致经济活动虚拟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近30年来，伴随金融资本崛起的是持续的 “去工业化”进程。因为生产性投资机会匮乏，金融资源逐渐远离实体经济，结果造成冗余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过度膨胀、畸形发展。
第一，大企业的现金流从固定资本投资转向金融投资，利润的获取渠道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活动。1982—1990年，私人实体经济中几乎1/4的工厂和设备投资转向了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17]。例如，全球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推出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放松金融管制以来，一些超市开始普遍地向公众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包括信贷和预付费借记卡、储蓄和支票账户、保险计划甚至家庭抵押贷款[18]。80年代后流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导致公司CEO的目标短期化，一些CEO更愿意把利润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而不是将利润用于偿还债务或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据统计，449家在2003—2012年上市的标准普尔500 指数公司一共斥资2.4万亿美元来收购自己的股票，占总收益的54%，还有37%的收益被用于支付股息红利[19]。2006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回购额高达非住房性投资支出的43.9%[20]。
第二，金融部门主导了非金融部门的剩余价值分配。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中用于支付股息和红利的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60—90年代，美国公司部门的股息支付率（红利与经调整的税后利润之比）大幅上升，60年代平均为42.4%，70年代为42.3%，而在1980—1989年，股息支付率从未低于44%。1989年，虽然公司利润总额下降了17%，但红利总额却上升了 13%，股息支付率达到了 57%[21]。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夕，净红利支出占净税后利润的比重已占公司最终资金分配的80%左右[22]。
第三，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实体经济的停滞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相互并存，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恶性互促的趋势。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价值实现依赖于资产泡沫膨胀、资产价格攀升所创造的虚假购买力。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金融机构在政府支持下不得不依靠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去支撑居民透支消费和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品创新和资产泡沫膨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和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涌向虚拟经济。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下，名目繁多的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金融产品创新还可以拉长债务链条，转嫁金融风险。次级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就是如此，通过层层包装，名曰提高信用等级，实则是把高风险转嫁他人。金融产品的交易越来越脱离生产活动，甚至可以与生产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完全就是一种赌博性交易。
三、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
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2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将更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全球经济网络。从表面看来，全球生产网络格局下，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即便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协作，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垄断资本的真正动机是争夺有利的交易平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特别是由于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的存在，国际交换严重不平等。可见，旧帝国主义时期表现为与商品输出并存而又作为特征的是一般资本输出，而新帝国主义时期表现为与商品输出、一般资本输出并存而又作为特征的是美元和知识产权输出。
从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三个特征表现为：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从“资本—劳动”“资本—资本”“国家—资本” “国家—国家”四个方面来看，跨国垄断资本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一）在“资本—劳动”关系上，垄断资本的空间扩展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实现“全球劳工套利”
跨国公司通过外包、设立子公司、建立战略联盟等形式把更多国家和企业整合到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资本的全球性积累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低成本全球劳动力大军。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1980—2007年，世界劳动力从19亿增长到31亿，其中73%的劳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40%[24]。跨国公司都是有组织的实体，而全球劳动者不能有效地联合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由于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资本能够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达到驯服雇佣工人的目的。几十年来，垄断资本把生产部门向南方国家转移，结果造成全球劳工 “逐底竞争”，而跨国公司却从中榨取了巨大的 “帝国主义租金”。另外，跨国公司拥有很强的游说能力，可以游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有利于资本流动与投资的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换取GDP 增长，不仅无视居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等方面的保护，还会承诺对投资和利润减免税收、给予信贷支持等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国际资本投资设厂。因此，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更加 “文明”地剥削欠发达国家，而后者为了启动现代化，不得不接受前者的资本输出以及某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二）在“资本—资本”关系上，跨国垄断资本支配了全球合作伙伴，金融垄断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结构仍然延续着旧的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尽管生产和营销是分散的，但是研发、金融和利润的控制中心仍然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通常位于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最上游，拥有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负责制定技术和产品标准，控制着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而它的合作伙伴往往依附于跨国公司，是产品标准和价格的接受者，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的劳动，承担着简单零部件大批量生产的任务。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工厂，这些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而且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工资水平普遍比较低、劳动强度很大、工作时间很长、工作环境较差。尽管产品的价值主要由代工工厂的生产工人创造，但跨国公司利用不平等的生产网络占有了大部分价值增值。据统计，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占比已经从1950年的5%增加到了 2008年的35%，海外留存利润占比从1950年的 2%一度增至2000年的113%。日本企业的海外利润比重从1997年的23.4%上升到了2008年的52.5%[25]。跨国公司还常常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获取巨额回报。知识产权包括产品设计、品牌名称、营销中使用的符号和图像，它们受关于专利、版权和商标的规则和法律保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字表明，跨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收费已经从1990年的31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330亿美元[26]。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狂飙突进，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转变为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金融寡头和食利者居于统治地位。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其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是全球实体经济价值的 60 多倍[27]。
（三）在“国家—资本”关系上，新帝国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力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经济 “滞胀”久拖未解，凯恩斯主义被政府弃置不用或少用。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适应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化拓展的需要，而成了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宠儿。新自由主义是在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从本质上看，它就是维护新帝国主义统治的政策依据和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的旗手，二人推崇现代货币主义、私有产权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执政期间推行私有化和唯市场化改革，随意放松政府监管，削弱工会和工人阶级维权的反抗力量。里根就任总统后，立即批准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主任的撤销和放宽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该小组主张的法令规章涉及生产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里根政府还和大资本家联手打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会，解雇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使得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更加被动。所谓的 “华盛顿—华尔街复合体” （Washington-Wall Street Complex） 表明：华尔街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国政府事实上已成为金融寡头谋取巨额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28]。因此，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不是选民的选票，更不是 “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而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及其军工复合利益集团。财力雄厚的华尔街财团通过提供竞选献金和操纵媒体，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和政策议题。由于被垄断利益集团套上了 “紧箍咒”，美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改善社会民生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年收入几千万美元的华尔街高管和美国政府高官的身份可以相互转换。例如，第70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曾供职于高盛26年，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任高盛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特朗普政府的不少高官都是垄断企业的高管。正是由于 “旋转门”机制的存在，即便政府出台相关金融监管政策，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华尔街金融财阀的利益。而且，每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还要对华尔街垄断寡头提供紧急援助。有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联储曾用秘密的应急贷款来满足华尔街大型利益集团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区联储银行理事会的银行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五大投行中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但是高盛却幸免于难。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紧急给予高盛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地位，此举使高盛从美联储获得海量救命资金；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做空金融股[29]。
（四）在“国家—国家”关系上，新帝国主义的霸主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攫取全球财富
1944年7月，根据美英政府倡议，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体系，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统称 《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构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30]。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代英镑在全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特殊优势，决定了美国处于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据统计，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70%、国际贸易结算的68%、外汇交易的80%以及国际间银行业交易的90%[31]。由于美元是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美国拿着几乎是零成本印刷出来的美元，不仅可以兑换他国实实在在的商品、资源和劳务，维持长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且可以进行跨国投资、并购他国企业，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在美元霸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还可以通过输出美元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并能利用美元和美元资产贬值减轻外债。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指出，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中，海外净收入2001年为 6583亿美元，2003年为8426亿美元[32]。美元霸权还造成了财富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移，即穷国补贴富国的不公正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 80%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并因此获得了大量收益。据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于 2018年1月发布的《2018年科学工程技术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许可收入总规模达到2720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出口国，知识产权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比值高达45%，欧盟占24%，日本占14%，而中国占比不足5‰。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由2001年的19亿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跨境交易的逆差超过200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外许可知识产权每年净收入都接近或超过 800 亿美元[33]。
四、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还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34]当今世界，新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领域已形成新的各种同盟和霸权关系。
从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四个特征表现为：“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
（一）以七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同盟
现今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以美国为主导，G7 （1975年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成立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入形成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及其垄断组织为协调平台，并以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配合机构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高级的由美国操纵的，服务于其全球经济政治战略利益需要的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同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担当了加强西方共识、抗衡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抵制南方欠发达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呼吁的重任[35]。随着新自由主义上升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理念，这些多边机构和平台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和扩展的推动力量。它们根据国际金融垄断寡头及其同盟的意愿，软硬兼施，不遗余力地诱逼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脱实向虚的自由化、生产要素的私有化、事先不监管的唯市场化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等，以方便国际游资进出，通过制造泡沫经济和金融投机，伺机掠夺和控制他国经济，从中牟取暴利。布热津斯基在 《大棋局》中也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着 ‘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36]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诱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当这些国家因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陷入危机或困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再以提供贷款援助相要挟，附加各种不合理条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 “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1978—1992年，有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37]。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拉美债务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1979年，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便推动短期利率从10%上升到15%，最后升到 20%以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债务与美国利率挂钩，美国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债务国一年多付40亿～50亿美元利息。1981年下半年，拉丁美洲每周要借入1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1983年，拉丁美洲差不多拿出口收益的一半来偿还债务的利息[38]。拉美国家迫于还贷压力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贸易金融自由化，厉行压缩民生福利的经济紧缩政策，减少垄断企业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投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援助时附加了很多条件，其中包括允许外资持有股份由23%放宽到50%，到 1998年12月进一步放宽到 55%，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自由设立分行和分支机构[39]。
（二）以北约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和政治同盟
北约集团是一个在冷战时期由美国首先发动成立和主导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北约是美国用来主动遏制和抗衡苏联东欧国家，影响和控制西欧国家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北约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军事组织，“一霸数强”型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只有美国才能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需要我们有值得信赖的武力威胁作为外交的后盾。”[40]1998年 12 月美国推出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的目标是 “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 “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41]。2018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 “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时明确宣称：“美国没有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是在主权国家而非多边体系的基础上重塑‘二战’后的秩序……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会放弃国际领导地位和我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盟友……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42]
为了称霸全球、领导世界，美国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扩展势力范围，以控制中东欧，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在美国的操纵下，北约已然成为其实现全球利益的理想军事工具。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向南斯拉夫联盟发起大规模空中袭击，这是北约成立50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1999年4月，北约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北约的 “战略新概念”，其核心内容：一是允许北约对防区以外 “涉及共同利益的危机和冲突”进行集体军事干涉。这实质上是把北约由 “集体防御”性军事组织变成一个所谓 “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进攻性政治军事组织。二是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43]。
除了北约之外，美国通过双边联盟条约形成的军事盟友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在其军事盟友国家里都建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成为新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各地区形成军事威胁和挑衅，导致不少 “热战” “温战” “凉战” “新冷战”，加剧新的军备竞赛。而新帝国主义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和反恐双重标准，又造成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盛行。
（三）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
除了经济同盟及其霸权和军事同盟及其霸权之外，新帝国主义的特征还表现为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主义。约瑟夫·奈强调 “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而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 （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 （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观时） 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44]。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资本、科技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渗透，提出 “以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 “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把美国文化塑造成世界的 “主流文化”[45]。
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国际舆论场，输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以达到尼克松所说的 “不战而胜”之战略目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众所周知，价值观的渗透通常是缓慢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传播途径往往潜藏在学术交流、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之中。例如，好莱坞就是 “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传声筒”，“好莱坞的电影在向世界各地炫耀着美国的优势，并试图通过这种渠道达到其文化征服的目的”[46]。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艾伦·福斯特·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47]基金会和智库也是新自由主义向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朝圣山学社、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等通过资助研讨会和学术组织的方式，积极参与推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列宁曾指出，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48]。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美国 “独占垄断权”，其他强国和大国无意亦无力与美国全面抗衡，个别国家如日本等曾试图在经济和科技上挑战美国的 “垄断权”，但最终一败涂地，后来欧元的出现，也未能动摇美国霸权。在军事方面，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更加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气焰。借助于经济、军事、政治寡头垄断同盟以及文化软实力，美国在全球推销普世价值观，煽动别国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通过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打开他国金融开放的大门。而当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挑战时，美国就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经济制裁，甚至威胁或实际发动军事打击。其中，美元、美军与美国文化是美帝国主义实施霸权的三大支柱，并形成互相配合利用的 “硬实力”“软实力”“强实力”（经济制裁）和“巧实力”[49]。
要而言之，“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成为内外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也大大增强了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霸主的地位。
五、经济本质和大趋势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寄生和腐朽的、过渡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表现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50]。新帝国主义排斥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必要调节，推崇私人垄断资本的自我调节，维护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导致一国和全球的各类矛盾时常激化，经济危机 （包括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成为 “流行病”，社会矛盾激化造成危机频发，各种危机与资本积累交织并行，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从经济本质和大趋势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表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一）新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新型资本主义
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建立在巨型跨国公司基础上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生产垄断和金融垄断是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生长起来的，其垄断程度更深更广，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以汽车业为例，汽车行业的5大跨国公司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前10大企业的生产份额占全球汽车生产份额的70%[5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了全球的主要产业，而且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原材料来源、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熟练的体力劳动力，霸占了交通要冲和各种生产工具，并通过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种种股份制，支配和占有更多的资本进而掌控着全球的各种秩序[52]。如果以市价总值、公司收入及资产等衡量，世界各地的经济集中度都在上升，百强公司尤甚。2015年，全球百强公司的市值是排名最后 2000 家公司的7000 多倍，而 1995年只有31倍[53]。根据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 500 强公布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500强 （不含中国公司） 的 380 家企业的营收达到22.8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9.3%，总利润则达到创纪录的1.51万亿美元，利润率同比增加了18.85%[54]。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两项指标的上升集中体现了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由于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劳工构成了三重挤压，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长[55]。1982—2006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 1.1%，不仅远低于 1958—1966年的2.43%，而且低于 1966—1982年经济下行时期的1.68%。工资萎缩转化为公司的利润，推动利润份额在此期间上升了4.6个百分点，对利润率回升的贡献率高达 82%。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挤压”对利润率回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56]。而且，自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虽然低于 1997年的峰值，但还是明显高于处于低谷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的水平[57]。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控制和掠夺，其“掠夺式积累”特性不仅体现在剥削国内劳工上，更体现在对其他国家的疯狂掠夺上。其形式和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掠夺。垄断寡头 “通过金融化的方式控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原材料生产国和进口国，攫取巨额暴利；或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制造金融泡沫和危机，影响他国经济和政治稳定；或通过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58]。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而政府监管滞后又助长了非生产性投机交易浪潮。一小撮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受益于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并从中攫取了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
第二，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自 “撒切尔—里根主义”成为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以来，最近40年全球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私有化 （民营化） 运动，很多欠发达国家的公共资产落入私人垄断资本和跨国垄断企业手中，全球财富不平均水平亦因此飙升。最新发布的 《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私人财富普遍增长，与国民收入之比从200%～350%增长至400%～700%。相反，公共财富几乎都呈下降趋势。美国与英国的公共财富在近年下降至负数，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公共财富也仅仅略高于零。有限的公共财富限制了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59]。
第三，强化 “中心—外围”格局。新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强化“中心—外围”格局，并借此不断榨取外围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财富，从而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保证其发展和繁荣。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一般利润率具有正效应[60]。环顾全球，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借助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将不发达国家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转变为自己的国民财富。因此，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积累的结果，不仅在美国、法国等国内表现为垄断剥削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民生受损（波及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 国际运动抗议“1%与 99%”贫富对立、波及多国的“黄背心运动”等均为表现），而且在全球表现为一极是中心国家总财富和洁净（生态环境财富） 等的积累，另一极是众多外围国家相对贫穷、污染等的积累。2017年作为中心国家的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6.7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45.5%[61]。瑞信发布的 《全球财富报 2013》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 85 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底层35亿人的资产总和，也就是半数人类的总财富[62]。
（二）新帝国主义是寄生和腐朽的新型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于是，以 ‘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63]新帝国主义时代，食利者阶层人数剧增，食利国的性质更加严重，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寄生和腐朽的态势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依靠美元、军事、知识产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等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是全球最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国家。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为例，中国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美国，美国无须生产这些商品，只需印钞票即可。然后，中国赚来的美元又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等虚拟资产，为美国的借贷消费和对外扩张融资。美国输出到中国的是不能保值增值的有价证券，而中国输出到美国的主要是实体性商品和劳务。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的 《国家健康报告》显示：美国是全球获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损失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2011年，美国霸权红利总量达73960.9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达到 52.38%，平均每天获取的霸权红利为202.63 亿美元。而中国总计损失 36634 亿美元，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 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64]。
第二，军事开支增长，人民负担加重。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大规模刺激先进武器的科技研发和军工产业不断扩张，因而“垄断资本所支持的军工综合体以及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霸权，促使西方国家任性地干涉他国事务”[65]，由此，新帝国主义成了地区动荡和局势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和战争的发动机，在过去30年间，美国在13场战争中花费了14.2万亿美元[66]，而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却因财力不足而受阻。高昂的军费开支成为国家和人民沉重的负担，而寄生于军火产业的垄断企业却因此发财致富。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2018年美国军费支出为 6430亿美元，2019年将达到 7500 亿美元，超过紧跟其后的 8 国军费总和。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 （1991年）、科索沃战争 （1999年）、阿富汗战争 （2001年）、伊拉克战争 （2003年）、利比亚战争 （2011年）、叙利亚战争 （2011年至今） 共六场战争[67]，这是垄断导致经济政治腐朽和寄生于战争的一种表现，是反文明、反人道、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蛮行径，表明新帝国主义是战争频发的首要根源。
第三，财富和收入更加集中于少数拥有金融资产的阶层，形成 99%和 1%的贫富对立。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比旧帝国主义时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生产力进步却主要造福于金融寡头，“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 ‘天才’拿去了”[68]。例如，在 2001年，美国 1%的最富有人口所持有的金融财富（不包括其房产权益） 比 80%的最贫穷人口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多4倍。美国 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价值1.9万亿美元的股票，这与其他 99%的人口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大致相当[69]。
第四，垄断阻碍了技术创新及其较快推广。贪婪和寄生决定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待技术创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垄断资本需要并依赖技术创新维持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垄断地位带来的高额利润意味着其在创新的速度上具有一定惰性。例如，在农药研发领域，1995—2005年，农药研发成本上涨了 118%，但绝大多数的研发支出却花在了维持那些专利即将到期的旧化工产品的销售上。由于参与研发的公司数目减少，全球农用化学品的发展都在减速[70]。又如，手机的多项先进功能即使在当年研发成功，手机生产的垄断企业也要分几年来推广和应用，以促使消费者不断购买新功能手机，年年谋取更多的高额垄断利益。
第五，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制造民众运动中的腐化现象更加严重。列宁早就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71]新帝国主义利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机，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打击和削弱各国工会，用垄断利润收买个别人的人心，培植工人运动和各种民众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势力，从而造成工人运动和各种民众中出现腐化趋势，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崇拜或惧怕新帝国主义势力的倾向更为明显和严重。
（三）新帝国主义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
列宁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具有过渡性或垂死性，已有100多年。然而，似乎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属于社会主义以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灭亡，而且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将继续下去。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去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或必亡性发展趋势？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新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是指：第一，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新帝国主义制度也是变化着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暂时性，不具有永恒性。第二，它的变化发展同样遵循从低级向高级的路线，新帝国主义最终必然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转向社会主义。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制度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有资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有 2%左右，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达到了3%左右。这种速度或快或慢地继续下去，使得列宁所说的它在腐朽状态中保持的时期大大地延长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做了不少的调整，如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调控、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改良、金钱政治和家族政治时好时坏的某种调节，等等。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毫无疑问利要大于弊。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凭借着这种主导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私人垄断资本通过扩大世界市场等经济全球化途径来进行“资本修复”，延续更长的生命周期。“近两年来，特朗普政府鉴于国内危机的加深逆全球化历史潮流，坚持‘美国优先’的方针政策，挑起国际经济贸易争端，力图向外摆脱和转嫁国内的危机。”[72]美国采用某些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措施的目的，就是企求在经济全球化中缓解国内困境和危机而牟取更多的霸权利益。
不过，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与其最终必然灭亡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讲的只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帝国主义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将顷刻消失。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灭亡的具体时间表。列宁给出的是科学判断：“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73]列宁充分地预见到了这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很可能还会 “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甚至也不排斥，在这个垂死的阶段中，资本主义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列宁在讲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74]
那么，新帝国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为什么不会改变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所以，以19 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为标志，列宁便揭示和宣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具有寄生性或腐朽性、过渡性或垂死性 （必死性），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在 《共产党宣言》判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论》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数十年后，由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因而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就很快 “敲死”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沙俄。接着，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敲死”了国民党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呈现为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状态）。20 世纪15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充分印证了上述理论，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主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 （白俄罗斯另当别论），表明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发展的曲折性和艰难性，但改变不了大时代的性质和总趋势。
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90年3月，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可见，邓小平强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或主题，与列宁说的 “战争与革命”两大问题是互相转化和辩证统一的，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大时代性质。
因此，依据上述新帝国主义特征和特性的分析，我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发展来判断，21世纪是世界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是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是新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
[1]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2] 鲁保林，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3] 俞使超，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4]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1页。
[5]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6]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投资报告 2013——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 Invest- ment%20 Report/World_Investment_Report.aspx.
[8] James Manyika.“Playing to Win：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s”.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new-global-competition-for-corporate-profits.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6页。
[10] ETC Group.“Breaking Bad：Big Ag Mega-Mergers in Play Dow + DuPont in the Pocket？Next：Demonsanto？”.http：//www.etc- group.org/sites/www.etcgroup.org/files/files/etc_breakbad_23dec15.pdf.
[11] 王绍光、王洪川、魏星：《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开放时代》，2013年第3 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4页。
[15] Stefania Vitali，James B.Glattfelder and Stefano Battiston.“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PLoS ONE，2011-10.
[16] 世界十大基金公司为美国的贝莱德、先锋集团、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富达投资、摩根大通、纽约银行梅隆公司、资本集团、高盛集团，德国的安联集团，法国的安盛集团。https：//www.willistowerswatson.com/-/media/WTW/PDF/Insights/2017/10/The-worlds -500-largest-asset-managers-year-end-2016.pdf。
[17] 〔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18] Isakson，S.Ryan.“Food and Finance：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of Agro-food Supply Chains”，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 ies，Vol.41，No.5，2014.
[19] 参见 〔美〕威廉·拉佐尼克：《只有利润，没有繁荣》，http：//www.hbrchina.org/2014-09-11/2354.html。
[20] 参见 〔美〕托马斯·I.帕利：《金融化：涵义和影响》，房广顺、车艳秋、徐明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21] 参见黄一义：《股东价值最大化由来与发展》，《新财经》，2004年第7 期。
[22] 参见 〔美〕埃尔多干·巴基尔、艾尔·坎贝尔：《新自由主义、利润率和积累率》，陈人江、许建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 期。
[2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24] 参见 〔美〕J.B.福斯特、R.W.麦克切斯尼、R.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张慧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 期。
[25] 参见崔学东：《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斯基式危机，还是马克思式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2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 20Investment%20Report/World_Investment_Report.aspx.
[27] 参见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红旗文稿》，2018年第7期。
[28] 参见鲁保林：《“里根革命”与 “撒切尔新政”的供给主义批判与反思——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劳资关系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29] 参见梁燕、唐钰、李萌、王会聪：《“高盛帮”在美国政坛能量有多大》，《环球时报》，2017年1月18日。
[30] 参见陈建奇：《当代逆全球化问题及应对》，《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31] 参见王佳菲：《美元霸权的谋取、运用及后果》，《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
[32] 参见余斌：《新帝国主义的白条输出》，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8页。
[33] 参见杨云霞：《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垄断的新表现及其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3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72页。
[35] 参见吕有志、查君红：《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欧洲》，2002年第6期。
[3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37] 参见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38] 参见 〔美〕杰弗里·弗里登：《20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346页。
[39] 参见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4、91页。
[40] 转引自刘振霞：《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41] 参见刘振霞：《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42] 《蓬佩奥扬言美国正建立全球新秩序，对抗中俄伊》，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2_05_482182_s.shtml。
[43] 参见刘振霞：《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44] 参见王岩：《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45] 郝书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百花园里吐蕊争芳——访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伟光教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46] 《伊朗官员抨击好莱坞电影 称其为美霸权主义 “传声筒”》，http：//www.chinadaily.com.cn/hqJs/JsgJ/2012-02-03/content_5075641.html。
[47] 转引自肖黎：《美国政要和战略家关于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相关论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48] 参见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49] 参见程恩富、李立男：《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50] 参见程恩富：《新时代将加速民富国强进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51] 参见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 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上）》，金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 期。
[52] 参见李慎明：《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是当今资本帝国新特征》，《红旗文稿》，2012年第20 期。
[53] 参见 《贸易和发展报告 2017》，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dr2017_ch.pdf。
[54] 参见 《2018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8-07/19/content_311046.htm。
[55] 李翀的研究也证明了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据他测算，在 1982—2006年，美国企业的可变资本从 15056.6 亿美元增加到60474.61 亿美元，增加幅度为 301.66%。而剩余价值从 6747.06 亿美元增加到 36152.62 亿美元，增加幅度为 435.83%。参见李翀：《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辨析与验证》，《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56] 参见鲁保林：《劳动挤压与利润率复苏——兼论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2期。
[57] 参见 〔荷〕古里尔莫·卡尔凯迪、〔英〕迈克尔·罗伯茨：《当前危机的长期根源：凯恩斯主义、紧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张建刚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58] 谢长安：《金融资本时代下国际竞争格局演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59] 参见《世界不平均报告2008（执行摘要）》，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chinese.pdf。
[60] 参见王智强：《剩余价值国际转移与一般利润率变动：41 个国家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8年第11期。
[61] The World Bank.“GDP ranking”.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gdp-ranking.
[62] 参见瑞信：《全球财富报告 2013》，https：//publications.credit-suisse.com/tasks/render/file/？fileID = BCDB1364-A105-0560- 1332EC9100FF5 C83。
[6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64] 参见杨多贵、周志田等：《国家健康报告第1 号》，科学出版社版，2013年，第217页。
[65] 韩震：《西方社会乱局的制度性根源》，《人民日报》，2016年 10 月 23 日。
[66] 参见 《马云：过去的全球化由 6500 个跨国公司来控制》，http：//finance.qq.com/a/20170119/000649.htm。
[67] 参见朱同根：《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主要战争的合法性分析：以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国际展望》，2018年第5 期。
[68]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69] 参见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王年咏、陈嘉丽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70] ETC Group.“Breaking Bad：Big Ag Mega-Mergers in Play Dow + DuPont in the Pocket？Next：Demonsanto？”.http：//www.etc- group.org/sites/www.etcgroup.org/files/files/etc_breakbad_23dec15.pdf.
[7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72] 刘明国、杨珺珺：《警惕新一轮更为深重的金融危机———美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分析》，《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1 期。
[73]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9页。
[7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