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结论并不相同。其中吴玉鸣（2007）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FDI引入具有抑制效果。陈刚（2009）支持该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为了引进更多的外商投资会降低环境标准，最终使中国成为外商企业的“污染避难所”。张晓莹（2014）运用Logit模型和2003—2011年113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差异与直接投资发生概率负相关。杨军等（2016）通过对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制造业FDI流入越低，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得出严格的规制政策阻碍制造业FDI流入。唐杰英（2017）将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两者对于不同性质、来源和污染程度FDI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只对高排放、港澳台企业、非独资企业产生负向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Friedman（1992）认为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Dean（2005）提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反而促进了资本的流入。张中元等（2012）通过对中国39个工业行业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利于FDI垂直技术溢出。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FDI影响非线性或不确定。陈红蕾等（2006）分析得出FDI进入中国后并未出现明显污染转移现象，曾贤刚（2011）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惠炜等（2017）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FDI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污染排放相关，还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相关。王兵等（2019）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在测度中国1999—2015年30个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得出在环境规制下实际FDI增速“先升后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