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威廉·亚瑟·肖

创作此书的目的有两个：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历史实践检验本质问题；其二，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一本重要的初级手册，方便他们了解欧洲国家从13世纪开始的货币史。

对于第二个目的，此处无须赘述。对货币史细致和连续性的研究，是应用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但是，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忽视了货币史的教学工作，这种忽视甚至到了令人惊讶和遗憾的地步。这种结果，只能归因于学者缺少学习的动力以及可供参考的研究手册。

对于第一个目的，从未有一个历史领域的研究方法，能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那样具有科学性，例如研究经济史时采用的比较法和预测法。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相比，在经济史中，想要研究货币领域，就得研究其他时代或国家的经验，然后得出有用的结论，总结富有智慧的经验。历史给19世纪复本位制关键问题的研究结论，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具有压倒性和决定性优势。毫无疑问，任何有违史实的理论都无法让人信服。

欧洲各国的货币体系从中世纪到18世纪末，实际上采用的都是复本位制。欧洲在中世纪还没有与货币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任何有关货币供应的理论，更没有调节货币供应的实践行为和经验。欧洲中世纪的货币复本位制，与我们如今理解的货币复本位制有所不同。

法定货币，是后来才出现的概念。立法者对货币设想的变化与货币法律观念的演变过程是同步的。由于缺乏货币的法律观念，欧洲在货币困境中挣扎了几个世纪。在法学体系中，在法定货币还没有成为议会立法的主题前，货币的铸造权归君主所有，货币发展史能够追溯到国家议会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信息的时期。有关货币的公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由君主发布，涉及禁止贵金属出口、驱逐本地流通的外国货币，以及再次允许外国货币在本土流通，并在此前提下对兑换外国货币加收一定的兑换费等方面的内容。欧洲国家在有关货币的公告中，既未将金银币等贵金属货币进行区分并规定法定货币的种类，也未规范金银币的兑换比率。除了货币，这些国家连金银等贵金属的概念都没有。事实上，金银两种贵金属已经充当了流通货币和交换媒介的角色，它们在市场上流通，国家需要做的是把金银继续留在市场中。只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意识到金银交易能够获得利润，并了解各个国家现行金银兑换比率之间存在的差异，才利用这种差异获取利润。因此，立法者不得不改变货币的兑换费，逐渐把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固定下来，这是法定货币概念出现的基础。同时，为了保护某类特定的货币，立法者还会增加一些兑换某类特定货币的限制政策，以阻止针对该货币展开的套利交易。立法者的限制政策，是货币法发展的开端。在13—18世纪的欧洲，黄金和白银其实始终都被视为贸易中介，不管是银币还是金币，没有一个国家将其宣布为法定货币或限制使用的货币。

货币法律实践的最终结果，是发展出现代单本位制货币体系。现代单本位制货币体系，是能够有效预防货币流失而独立存在的货币体系。英格兰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单本位制货币制度，彻底摆脱了因为无知导致的货币复本位制带来的全部灾难。而法兰西的货币体系则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检验，才发展到与英格兰同等的水平。

在英格兰已经摆脱中世纪的货币制度时，法兰西才刚开始改革自己的货币体系。但是，法兰西货币体系在改革途中停了下来。对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旧王权被推翻，法兰西明确了货币单位及其不可更改的地位，同时把铸币税取消了。法兰西政府于1803年制定的关于货币的法律成就了许多事情，但并未进一步实施有关货币改革的法律，仅以法令的形式限制了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货币体系。采用金银复本位制，始终是中世纪法兰西货币制度混乱的源头。如果仅看货币制度，那么法兰西在1726年和1803年采用的货币制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这两个时期，法兰西采用的货币制度都是复本位制。1726年的复本位制获得了法律的认可，货币的管辖权归法兰西王室所有。1803年的复本位制，是由立法机构或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制定货币制度。把1803年颁布的法律看成帮助法兰西创造了一个新天堂般的货币体系非常荒谬。法兰西的货币制度是非常古老、危险且充满隐患的货币体系的延续，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法兰西对中世纪复本位制的无知，并在往昔的惯例中泥足深陷。

很明显，1803年的法兰西还没有复本位制观念，使用复本位制的法兰西并没有利用复本位制为人类谋福的想法。复本位制属于学术概念，它带给后世的是需求、期望和恐惧。现代复本位制理论，几乎是历史上唯一不以成功实践为基础总结建立的理论，而是在实践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复本位制理论依赖的并不是史实，而是明显受到指责且伪造的资料。不管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人们对复本位制理论提出者的强烈谴责。复本位制理论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试图从理论上为过去五个世纪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事实提供辩护，而且试图从理论上为一个观点正名——除非抛弃复本位制，否则没有其他途径解决这个问题。

史实对复本位制的否定，一定会使许多认真的人感到沮丧。假如不是对当前形势下其他补救方案感到绝望，那复本位制面对的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形了。很明显，我们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补救复本位制上。但是，如果要找一个真正补救复本位制的可行的办法，那么首先要抛弃错误且不可能的事情。

17世纪的货币问题和现在的货币问题的区别是，虽然历史和国家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但是需求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套利交易行为，给中世纪的立法者带来了危险——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套利交易不但削弱了国家的黄金储备，还打击了国家的实际货币，甚至让国内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所以，中世纪的立法者企图通过监禁或处死的方式震慑套利者，以阻止货币外流。

现在，各国是以采用单本位制货币体系或发行纸币来保障本国的货币安全和货币供应。与采用复本位制的时期相反，现在可以自由地使用贵金属进行交易，金银会按照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自行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截至目前，货币问题已经与以往不同，已经变为固定的国际交换体系的演变问题。同时，复本位制的理论范围也已经扩大。但是，不管扩大到哪个范围，不管是在广义还是狭义的范围内，对复本位制理论的研究和理解以及判断虚假的谎言，唯一依据的资料是欧洲过去五个世纪的实践经验。

我有必要对此展开更加详细的说明：

首先，对学习货币和货币本位制知识的学生而言，目前面临的困境不再是金属货币的单位和重量标准及贵金属含量持续减少等。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合金化处理的实践经验；二、政府的竞争行为和欺诈行为；三、货币单位允许被任意操纵的自然性质。比如，英格兰先令、法兰西苏的贬值程度有巨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属于古罗马金币苏勒德斯的衍生货币。法兰西里弗尔和意大利里拉都属于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磅的衍生货币。

其次，术语混乱是更严峻的挑战。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难以通过给出的货币名称判断该名称代表了哪种特定的货币，也难以通过给定的名称确定其属于哪种类型的货币，更没办法确定该货币流通和使用的时间。比如，法兰西货币史上的“弗罗林”这个术语在文献中有多种拼写方法，代表的也是多种货币。其实，弗罗林这个代币名词在使用的过程中非常模糊，弗罗林可能是法兰西的旧银币、硬币或常规的钱币。术语的模糊也许能够解释后文阐释的一些难题。佛罗伦萨第一次铸造弗罗林金币前的七十多年里，法兰西历史中就已经提到了弗罗林。

就货币兑换比率而言，各个国家的官方兑换比率有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官方公布的兑换比率很可能有双重属性：一是商业属性，比如官方按市场公开的黄金和白银的购买价格计算银币与金币的兑换比率；二是法律属性，官方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规定各类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和发行量，并以此确定它们之间的兑换比率。按照货币的购买力决定各类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比较简单，但人们到18世纪初才能按照金银货币的购买力计算各类货币精确的兑换比率。商业汇率的概念，是一个名叫阿道夫·索特贝尔的人提出来的。按照汉堡交易所和伦敦市场的汇率，阿道夫·索特贝尔把商业汇率计算了出来。1830年5月4日，塞缪尔·德卢森纳·英厄姆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有关商业汇率的报告，约翰·怀特也在同一天提交了相互矛盾的报告。由此，我认为约翰·怀特制定的商业汇率更可信一些。

就法定兑换比率而言，各地的差异巨大，我带着非常不安的心情敲下了兑换比率的数字。各国官方计算方法的差异是导致法定兑换比率差异的主因，有的国家是按照货币的发行价或铸币金属的购买价来计算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有的国家是按照货币纯金属的含量或总金属的含量来计算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其实，任何两个官方的计算方法基本上无法保持一致。导致官方计算方法出现差异的原因，必须归结为法兰西铸币当局在1640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使用了不一致的计算方法计算货币兑换比率。根据英格兰艾萨克·牛顿爵士、法兰西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里布埃尔·里凯蒂和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实践经验和表述来看，要计算欧洲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前，货币史的研究范围还局限于金属货币的历史和标准，有关货币史的研究并未提及任何国家纸币的发行历程，也并未提及美国、奥地利发行纸币的历程。作为一种货币主体，纸币必须作为重要的事物被独立看待。有关奥地利货币的描述，在附录5中可以找到。由于受到了奥地利近期实施的货币改革以及印度和美国近期货币发展的影响，德意志无论表达什么意见，都会成为附庸。我只是简单地陈述这个事实。

在看到官方使用过的一份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参考书目后，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羞辱感。与18世纪出现的宏大、扎实和渊博的作品相比，官方现在对待货币史的态度明显短视和怠慢，还觉得研究货币史毫无价值。这种观念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如果没有阿道夫·索特贝尔做那些意义非凡的工作，现在要计算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就会非常艰难，甚至对简单的贵重金属之间的兑换关系都没办法说明白。此外，现在已经没办法产生跟奥托马尔·豪普特的作品同等级别的著作。当前有关货币史的文献，其内容大都很肤浅，而且观点极具争议性。

在关于货币的一系列政府报告和研究著作中，《美国铸币报告》和1892年奥匈帝国发布的《奥地利—匈牙利君主政体的问题统计表》值得特别关注，与其他政府报告对比，这两份报告不仅实用、有效，其价值也无法估量。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历史记载副保管人亨利·麦克斯韦尔·莱特，他给我提供了附录中与货币有关的专门记录、财政记录和其他参考资料。

这本书主要用于研究货币史，部分内容是由我的妹妹埃德娜·肖撰写的。在此，我向她表达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