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〇〇八年夏
1
你是穷人吗？
想知道一个人有多贫穷，就问他从小长大的家里一共有几扇窗户，这是最省事的办法。平日里吃的东西和穿的衣服都说不准。想知道他贫穷的程度，只能通过窗户的数量。没错，贫穷就看窗户的数量。没有窗户或者窗户越少，多半可以判断那个人到底有多穷。
以前，对不知是谁说起这个理论时，曾经被反驳说这并不绝对。她的主张是这样的：“即使只有一扇窗户的话，也有可能是那种面朝庭院的巨大窗户，拥有像样的大窗的家不能说是贫穷吧。”
不过，要我说的话，这已经是跟贫穷无关的人类的想法了。面朝庭院的窗户。大窗户。话说庭院是什么？像样的窗户是什么样的？
对生活在贫困世界里的居民来说，大窗户和像样的窗户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窗户就是在摆得满满当当的衣橱和彩色收纳盒后面却从来没见打开过的发黑的玻璃板，或是被油黏糊糊地固定住，从未见它运转过的厨房换气扇旁边的那个肮脏的四角框。
所以，想要讨论贫穷，并且真正能聊这个话题的果然只有穷人。现在进行时的穷人，或者过去曾经贫穷过的人。而我，两者皆是。我从出生时起就很穷，现在也依然是个穷人。
我之所以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可能要归咎于坐在眼前的女孩。暑假的山手线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人们刷手机、看书，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看不出是八岁还是十岁的女孩，两侧坐着一位脚边放着运动包的年轻男子和一个头戴黑色大蝴蝶结发箍的女孩，坐在他俩中间的她好像是独自一人。
她皮肤黝黑，身材纤瘦。由于日晒的关系，脸上浅色的圆斑反倒更惹人注意。灰色的短裙裤里伸出的两条腿就跟从浅蓝色的针织背心里伸出来的胳膊差不多粗细。女孩双唇紧闭，耸着肩，我看着神情紧张的她，不由得想起了孩提时代的自己，贫穷这个词就从脑海浮现了出来。
我盯着她领口松垮的浅蓝色针织背心，和原本可能是白色的，但满是污渍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运动鞋。我心想，如果女孩现在突然张开嘴露出牙齿，里面全是蛀牙的话怎么办？说起来，她没有带任何行李。没有双肩包，没有手提包，也没有挎包。车票和钱都放在口袋里了吧。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女孩坐电车外出的时候是什么打扮，但是她什么都没带的样子让我有些不安。
看着看着，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那个女孩面前，心想无论说什么都好，一定要跟她搭个话。就像在记事本的角落里画下只有自己才懂的记号，我产生了必须和她交流的想法。说什么好呢？或许可以从她看上去粗硬的头发上找到话题。即使风吹也不会飘动呢。长大了斑就会消失的，不用在意。要不还是聊聊窗户？我家没有能看见外面的窗户，你家有窗户吗？
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正午十二点。电车向前驶去，仿佛在没有一丝凉风的最炎热的酷暑中穿行，广播里传来“下一站神田”的含混声音。到站后，车门伴随着泄气似的声音打开，明明刚到中午，却有个喝醉的老人踉跄地上了车。好几名乘客条件反射般一下子让开了，老人发出了低吟。散开的钢丝球似的灰色胡须纠缠着一直垂落到穿旧的工作服的胸口处。他一只手捏着皱巴巴的便利店塑料袋，另一只手想要拉住扶手，因而失去了平衡，踉踉跄跄的。我在电车发车前看了一眼，发现刚才那个女孩不见了。
到达东京站走出检票口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潮让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与其说这是单纯的人潮，不如说简直像是在观看一场竞技比赛。我心中没底了，像是有人在对我说：“不知道规则的只有你一个人。”我紧紧握住手提包的提手，大大地叹了口气。
第一次来东京站是在十年前的夏天。我那时刚满二十岁，也像今天这样，是个汗水无论怎么擦都不断涌出来的夏天。
我把十几本书装进一个无比结实且巨大的帆布背包里，包是高中时代在二手商店犹豫了很久后买的（这个包现在依然是我的伙伴），而这十几本书我片刻都不想离身。一般人通常会把这些放进搬家的行李里托运，而我却把它们当作护身符之类的东西，背着它们来了东京。十年过去了，现在是二〇〇八年。三十岁的我完全不是我二十岁时所想象的样子。我的文章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人读（在似乎没有人可以触及的网络角落，偶尔发布文章的博客点击量一天至多也就几个人），更别说它根本还没能出版。我几乎没有任何朋友。公寓屋顶的倾斜状况，剥落的墙壁，过于强烈的夕阳，靠每月全勤打工赚来的十几万日元维持的生活，写着写着我就连目标究竟在哪里都不知道了。所有东西都一成不变。生活就如同依旧插着父母那一代采购的书籍的旧书店书架，在这整整十年里，唯一改变的就只有身体疲惫不堪这件事而已。
我看了看钟，十二点十五分。结果，我比约好见面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到，只好靠在冷冰冰的粗壮圆柱上，凝视着人们来来往往。在嘈杂的人声和无数声响形成的喧闹中，抱着许多行李的大家庭吵吵嚷嚷地从我的右边跑到了左边。又来了一对母子，小男孩紧紧握着妈妈的手，屁股边上晃荡着一个过大的水壶。不知从哪里传来婴儿的哭喊，一对双双化了妆的年轻情侣大笑着快速走过。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没有来自卷子的信息和电话。如果不出意外，卷子她们按照预定时间从大阪坐上新干线，那么还有五分钟应该就到东京站了。约好碰头的地方就在出了丸之内北出口的此处附近。虽然我提前给她们发了地图进行说明，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于是确认了一下今天的日期。八月二十日。完全没错。约好的就是今天，八月二十日十二点，在东京站丸之内北出口。
〇 要说“卵子”这个词里为什么带有一个“子”字，那是因为“精子”里有一个“子”字，“卵子”只是为了配合它罢了。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发现。我去了好几个图书室，但是借书的手续太复杂了，大部分图书室的藏书都很少，又狭窄又阴暗，还会有人偷看我在看什么书，我会迅速地把书藏起来。最近我去了像样的图书馆。在那儿还能用电脑，而且学校也让我累得够呛。就跟傻子似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像这样把“就跟傻子似的”写下来是很傻，不过学校的事情好歹总会过去，所以也没什么，但是家里的事不会随随便便就过去，因此这两件事没法混为一谈。写字只要有纸和笔就能进行，也不花钱，什么都能写。这是绝佳的方法。“讨厌”对应的文字有“厌”和“嫌”(1)，“厌”这个字真的有讨厌的感觉，所以我就练习写“厌”字。厌，厌。
绿子
今天从大阪过来的卷子是我的姐姐，比我大九岁，今年三十九岁。她有一个马上十二岁的女儿叫绿子。卷子独自抚养着自己二十七岁时生下的绿子。
从十八岁左右开始，我有几年曾经和卷子以及刚出生的绿子三个人一起生活在大阪市内的公寓里。之所以如此，虽然也有卷子在生下绿子前就和丈夫离了婚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照顾孩子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我频繁在彼此的住处间往返不如三个人一起生活来得便捷。因此，绿子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后来我也没听说她和父亲见过面。绿子就这样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地长大了。
我至今都不是很清楚卷子和前夫离婚的原因。我记得当时和卷子聊过很多关于离婚和前夫的事，也记得自己觉得那样不行，可是想不起来具体是觉得哪里不行。卷子的前夫生在东京长在东京，因为工作搬去大阪的时候遇见了卷子，很快就意外有了绿子。我依稀记得他用当时在大阪很少听见的标准语，称卷子为“你”。
我们姐妹原本和父母一起住，四个人住在一栋小房子的三楼。
我们住的是一间六叠的房间和一间四叠的房间相连的屋子。一楼开了一家居酒屋。走几分钟就是能看见海的港口街区。我总是注视着像铅一样的黑色波浪发出激烈的声响，成团地拍在灰色的码头上，然后四溅开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海潮的湿气和浪涛的狂野，到了晚上街道上就满是喝醉后吵吵嚷嚷的男人。我经常看见有人蹲在路边和建筑物投下的阴影里。咆哮和斗殴也是家常便饭，还发生过飞过来的自行车砸在眼前的事情。那一带有流浪狗生了很多小狗，这些小狗长大后又到处生下流浪狗。不过我在那里只住了几年，升小学的时候，父亲不知去向，之后我们三人就寄居在祖母当时住的府营住宅区一起生活。
虽然与父亲只相处不到七年，但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个身躯就跟小学生似的矮小男子。
父亲不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睡觉过日子，可米外婆——我母亲的母亲憎恨净让自己女儿吃苦的父亲，背地里叫他“鼹鼠”。父亲穿着发黄的运动背心和长裤，随意地躺在房间里头一直不整理的床上，从早到晚都在看电视。枕边堆积着充当烟灰缸的空罐子和杂志，房间里总是充斥着烟味。父亲懒得更换睡姿，嫌麻烦到了要看向我们这一侧的时候就使用手持镜的程度。他心情好的话也会开开玩笑，但基本上很少说话，我完全不记得他有跟我一起玩或是带我去过哪里。睡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甚至是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父亲也会心情不好，突然发出怒吼，有时喝了酒发起脾气来还会打母亲。一旦动手，他还会找理由殴打卷子和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从心底惧怕这个身材矮小的父亲。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父亲不在家。
要洗的衣物堆积如山，明明还是那间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的狭小阴暗的房间，仅仅因为父亲不在，看上去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我吸了一口气，向房间的正中央移动。接着我试图发出声音。一开始发出的是像在确认喉咙声调的微小声音，然后我下决心从腹部底部吐出了意味不明的语句。没有任何人在家，于是我就肆意地活动起了身体。越是什么都不用思考地尽情活动手脚，身体就越是轻快起来，而且感觉就像力量从体内某处往上涌。电视上积满了灰尘，水斗里放着脏的碗筷。碗橱的门上贴着贴纸，柱子的木纹上刻着身高线。那些平时目之所及的东西宛如被撒上了魔法的粉末，看上去闪闪发亮。
不过，我立马就忧郁了起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只存在于一瞬间，接着又要开始毫无差别的一天。父亲只是罕见地有什么事情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我放下书包，像往常一样坐到房间的角落里，叹了一口气。
可是父亲没有回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父亲都没有回来。过了一阵子，有几个男人上门来了，每次都被母亲赶了出去。还有一次我们佯装不在家，第二天玄关外到处都是烟蒂。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就在父亲离开整一个月的那一天——母亲把父亲摊着的被褥拖出了房间，竭尽全力塞进了因为热水器坏了而一次都没用过的浴室。在那个满是霉味的狭小空间里，父亲那浸染了汗水、油脂和烟味的被褥看上去黄得令人咋舌。母亲盯着被褥看了一会儿，然后飞起一脚使劲地踢了上去。又过了一个月，在某个深夜里，母亲叫着“起来起来”把我和卷子摇醒，她的脸上充满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出来的走投无路的表情。她带我们坐上出租车，就这样从家里逃了出来。
为什么不得不逃跑？在这样的深夜里到底要去往哪里？我不明白，也不知道理由。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也曾委婉地想套母亲的话，可是谈论父亲似乎变成了禁忌，最终我也没能从母亲口中得到答案。我感觉那一夜整晚都在不明所以地到处奔逃，结果到达的却是市内我最喜欢的可米外婆家，只是在城市另一端，坐电车不到一小时距离。
我在出租车上恶心晕车了，最后吐在了母亲的空化妆包里。没从胃里吐出什么东西来，我用手擦去伴随着酸味滴落下来的口水，母亲摩挲着我后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书包的事。书包里有按照周二的课程表放好的书、笔记本、贴纸，放在最底下的空白本子里夹着画了好几天终于在昨天晚上画完的城池的画。书包侧面插着口琴，另一边挂着饭盒袋。崭新的笔盒里装着我喜欢的铅笔、水彩笔、香珠和橡皮，还有交织着金银线的帽子。我喜欢书包，晚上睡觉时我把它放在枕边，走路时紧紧握着肩带，无论什么时候都很珍惜它。我把书包当成是能背在身上的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可是，我却把书包落下了。把视若珍宝的运动服、娃娃、书本和碗统统都落在了家里，就这样在黑夜中跑了出来。我想我们大概是不会再回那个家了吧。我再也不能背我的书包了；也不能把笔盒准确无误地放在被炉桌的一角，然后摊开笔记本写字了；再也不会那样削铅笔、靠在那面粗糙的墙壁上看书。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大脑的一部分像被缓缓麻痹了似的呆住了，手脚都使不上力气。现在这个我是真正的我吗？我稀里糊涂地想着。因为，刚才那个我还想着一到早上就和往常一样睁开眼睛去学校，然后度过和平常一样的一天。刚才闭上眼睛睡觉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在几小时后竟然会抛下一切，和母亲还有卷子坐上出租车在深夜里奔逃，再也回不了家了。
我凝视着窗外倒退的夜色，总觉得直到刚才还一无所知的自己似乎还在被窝里睡觉。天亮后，发现“我”不在的我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么一想，突然心里没了底。我把肩膀紧紧地靠在卷子的胳膊上，睡意渐渐来袭。我从垂下的眼帘的缝隙间看见了发光的绿色数字。随着渐渐远离的我们的家，那个数字也无声地持续增长。
趁夜逃跑似的寄居到可米外婆家后，我们四个人开始一起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很久。我十五岁的时候，可米外婆去世了，母亲则在此两年前，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去世了。
突然变成两个人相依为命的我和卷子把在佛坛角落找到的可米外婆的八万日元当成护身符，从那以后就拼命打工生活到了今天。从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的初中时期到可米外婆随后因肺腺癌去世的高中时代，我几乎没有这段时期的记忆，因为打工实在太忙了。
记得起来的，就只有在初中春、夏、冬的长假谎报年龄去打工的那个工厂的样子。从顶棚上垂下来的电烙铁的电线以及火花的声音，堆积如山的纸板箱，还有无论怎样都忘不掉的从小学那时起就出入的小酒馆。那是母亲的朋友开的一家小店，母亲白天兼职打好几份工，晚上就在那家店里上班。还是高中生的卷子稍早一点开始在那里洗碗打工，接着我也进了厨房，一边看着喝醉的顾客和招呼他们的母亲，一边调酒、做下酒菜。卷子除了洗碗的零工外，同时又在烤肉店打工，她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那家店的时薪大概是六百日元吧，她一个月最高拿到过十二万日元的收入（这成了店里的一个小小传说），高中毕业几年后她就晋升为了正式员工，接着就一直工作到那家店倒闭。在那之后，卷子怀孕了，生下绿子以后，她辗转打过好几份零工，现在三十九岁了，依然每周在小酒馆上五天班。也就是说，卷子的人生几乎和身为单亲妈妈，拼命工作然后得病死去的我们母亲的人生如出一辙。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十分钟了，卷子和绿子还是没来我们约好碰头的地方。我打了电话卷子也没接，也没有发来信息。是迷路了吗？正当我打算过五分钟再打个电话看看的时候，短信音“叮铃铃”响了。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出来，所以就待在下车的站台了。”
我在电子告示牌上确认了应该是卷子她们乘坐的新干线车次号，并在售票机上买了入场票，走进了检票口。乘坐扶梯来到地面上，宛如蒸桑拿般的八月的暑气扑面而来，汗水哗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我避让开等待下一班列车到站的人和在商店里买东西的乘客往前走，看见了坐在三号车厢附近的长椅上的两个人的身影。
“啊——好久不见。”
卷子发现我后开心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第一眼看见坐在旁边的绿子的时候，我觉得她似乎长大了一倍，我不禁叫出了声。
“喂，绿子，怎么回事啊你那腿。”
绿子把头发高高地扎成马尾辫，穿着没有花纹的藏青色圆领T恤和短裤。从裤筒里伸出的腿——可能也是因为她只坐在了椅子的边沿——看上去长得有些异样，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膝盖。绿子条件反射似的带着羞涩和困惑的表情看着我，却在卷子插话说“诶，厉害吧，长这么大了”的时候，突然面露不快地移开了目光，拉过放在旁边的双肩包抱在胸前，靠在上面。卷子看着我，做出一副吃惊的表情，微微摇了摇头，耸耸肩说了句“你看吧”。
绿子已经有半年不和卷子说话了。
我不知道原因。好像某天卷子和她搭话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回答了。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因为什么心理性疾病之类的，但是绿子除了不说话外，不但食欲很旺盛，也正常地去小学上学，跟朋友、老师也和以前一样交谈，就跟之前并无二致似的毫无问题地生活着。也就是说，绿子只是拒绝在家里和卷子说话，这是有意识的举动。无论卷子如何委婉地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询问原因，绿子都倔强地不回答。
“我们最近在笔谈，就是用笔写，用笔写。”
绿子刚开始保持沉默那会儿，卷子在电话里叹着气向我说明。
“笔是什么意思？”
“笔就是写字的笔，笔谈。不说话。啊不，我是说话的。我说话，绿子用笔写。她不说话。一直不说话。已经快一个月了吧。”卷子说。
“一个月，很久了啊。”
“嗯，挺久的。”
“挺久的。”
“一开始我还问东问西的，可她一直都是同一个样子。也许是有什么导火索，可不管我怎么问她都不回答，就是不说话。我发火她也不说话，虽然很烦恼，但是她跟除了我以外的人好像都能好好说话……我觉得是到了那种时期吧，可能她对父母有很多想法。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啦，能搞定，没问题的。”
电话那头卷子露出了明媚的笑容，可这已经过去半年了。紧接着，两人的关系仿佛发展成了平行线。
〇 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有了初潮，今天的保健课就说了相关话题。比如肚子里的什么部位变成了什么样子就出血了，卫生巾是什么样的，还给大家看了每个人体内都有的子宫的放大图。最近大家一起在厕所的时候，就经常看见生理期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聊些这样那样似乎只有她们才懂的事情。她们在小布袋里放了卫生巾，问她们那是什么，就摆出神秘的样子。就是那种她们在悄悄说着只有“月经组”才明白的话，却故意让我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感觉。当然也有还没来月经的孩子，不过在和我关系要好的小团体里，没来月经的大概就只有我了。
第一次来月经是种什么感觉？据说肚子会痛，最重要的是月经要持续来几十年，这算怎么回事嘛。这种事能习惯得了吗？我知道小纯来月经是她自己告诉我的，但是仔细想想，“月经组”的孩子知道我没来月经的事着实奇怪。因为就算来月经了也不会到处去说“我来月经了”，大家也不会昭告天下似的带着小布袋去厕所。为什么这种事情不知不觉就会被人知道呢？
于是我就有些在意，查了一下“初潮”这个词。我知道初潮的“初”是最初的意思，不过不太明白后面那个“潮”字的意思。查了一下，发现“潮”字有很多意思，比如可以指由于月亮和太阳的引力关系，海水上涨、被牵引和运动。其他还写着有类似好时期之类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我不明白，那就是爱娇。于是我查了一下“爱娇”这个词，写着是在生意上招揽客人、让对方产生好感之类的意思。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把这个写得好像跟两腿之间初次出血的初潮有关系，真令人生气。
绿子
和我并肩走着的绿子稍微比我矮一点，不过腿比我的长得多，上身比较短。“这就是平成年代出生的人吗？”即使我这样跟绿子搭话，她也是一脸不耐烦地点点头，故意放慢脚步走到我和卷子的后面。相对于卷子纤细的胳膊，她拎着的茶色旧波士顿包显得过于沉重了，我好几次伸出手说：“小卷我来替你拿行李吧。”卷子却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固执地没有把包递给我。
据我所知，这大概是卷子第三次来东京。她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满脸兴奋地不停说着“人果然很多啊”“车站好大啊”“东京人的脸都好小”之类的话，快要撞到迎面走过来的人时，她就会大声道歉说“对不起”。我一边注意绿子有没有紧跟着我们，一边附和着卷子说的话，随意地回答几句。其实令我惴惴不安的是卷子容貌上的变化。
卷子老了。
当然了，随着年岁增加，人会老去是自然的，可是今年四十岁的卷子即使说“我今年五十三岁”，听到的人也只会说“是嘛”，然后不假思索地接受，她衰老得很厉害。
卷子原本身材就不丰腴，不过现在这胳膊、腿和腰身都比我印象中的她要瘦削许多。或者可能是卷子穿的衣服让她看起来更消瘦吧。她穿着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也会穿的带花纹的T恤衫和年轻人才会穿的带水洗纹的紧身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鞋跟可能有五厘米高的粉色凉拖。只从背后看她的身形会觉得她很年轻，但只要回头就会让你大吃一惊，最近常常能见到这类人。
不过姑且不论和穿着之间的反差，她的身材和脸确实小了一圈，脸色似乎也不太亮堂。发黄的大假牙凸出来，金属的牙根让牙龈看上去发黑。烫的头发已经开始不卷了，染的颜色也完全褪了，她的发量变少，能清楚地看见因汗水而发亮的头顶处的头皮。涂得很厚的粉底跟皮肤不贴合，浮粉使得皱纹越发明显。她每次笑的时候，脖子处青筋凸起得仿佛能用手捏住，眼睑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了某个时期的母亲。我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女儿上了年纪自然就会像母亲，还是因为曾经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发生在了卷子身上，所以她们看上去才会那么相像。我好几次想问卷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做个检查”，可转念一想说不定她本人也很在意这些，所以就没有提这件事。不过卷子对我的这些担心满不在乎，她很有精神。看上去她也习惯了和保持沉默的绿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不管如何被无视，她都能开朗地跟绿子搭话，兴高采烈地跟我们东拉西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阿卷，你休息到什么时候去上班？”
“算上今天，一共休三天。”
“那很快了。”
“今天住一晚，明天住一晚，后天回去，晚上就上班。”
“最近很忙吗？过得怎么样？”
“很闲啊。”卷子从齿缝间发出轻响，露出了类似“不行啊”的表情，“附近有很多店倒闭了。”
卷子的职业是女招待，虽然都叫女招待，但也分很多种。虽然说三教九流这个词不好听，但一语道尽了这个圈子。只要知道大阪多如牛毛的那些酒吧街的所在地，就能大概推测出客人、女招待和店的档次等。
卷子上班的小酒馆在大阪一个叫笑桥的地方。我们母女三人连夜逃到可米外婆家后，就一直在这片街区上班。这里跟高级的东西完全无缘，酒吧街整体就是这种老旧的茶色还东倒西歪的样子，是一片酒吧杂多的密集地带。
这里有便宜的大众酒吧、站着吃的荞麦店、站着吃的快餐店、咖啡店，还有与其说是情人酒店不如叫情人旅馆的如同废墟般的独栋房屋；有造得像电车一样细长的烤肉店和被大量烟雾包裹着的内脏烧烤店，还有招牌上写着巨大的“痔疮”和“寒症”字样的药店。店和店之间没有一丝间隔，比如烤鳗店隔壁就是电话俱乐部(2)，房产中介隔壁就是风俗店和灯带闪烁、旗帜翻飞的弹珠游戏房。从来没见过店主在店里的图章店，隔壁是无论几点都十分昏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感觉恐怖、氛围不祥的游戏中心。这些店铺都紧凑地挤在了一起。
进出这些店的除了纯粹的过路人，还有蹲在公共电话亭前不动的人，有看上去六十好几岁、花两千日元就能让她跳舞的正在揽客的成熟女性，有流浪汉，当然也有喝得烂醉的人，实在是五花八门。这里往好了说是充满人情味和活力，但就眼前看到的，只能说是没品位的街区。其中，有一栋喇叭的回声从傍晚嗡嗡地响到深夜的杂居楼，卷子在三楼的小酒馆里从晚上七点工作到十二点左右。
这家店里有几个吧台座位和几个围起来的被称为雅座的区域，进来十五个人就坐满了，一个人一晚上能消费一万日元就了不得了。为了提高消费额，女招待们也得点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默认的规矩。便宜的酒一起喝也赚不到多少钱，所以便鼓励客人点怎么喝都不会醉的乌龙茶，小小的一罐就要三百日元。当然是把用热水煮好后冷却的茶水装进回收的罐子里，她们还要带着一脸“刚刚拉开拉环”的表情，镇定地把罐子放到桌上。肚子喝饱了水之后，接下来是吃的。烤香肠、鸡蛋卷、油煎沙丁鱼、炸鸡块等，比起下酒菜倒更像是便当里的配菜，女招待们会说肚子饿了，拜托客人点单。之后就是卡拉OK。每首歌一百日元，多点几首也能积少成多，所以无论老少，无论是喜欢唱歌的还是五音不全得令人崩溃的女招待，总之只要是会唱的歌就唱。可就算她们唱哑了嗓子，身体因为摄入的盐分和水分太多而持续浮肿，客人们大致上也只会消费不到五千日元就回去了。
卷子店里的老板娘是个身材浑圆、身高不高、十分开朗的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我也见过她一次，她的黄发不知道是染的还是褪了色的，在后脑勺的高处盘成发髻，肉乎乎的短手指夹着HOPE牌的短烟，她对初次见面前来面试的卷子这样说道：
“你，知道香奈儿吗？”
“知道，是服装品牌吧。”卷子回答。
“没错。”老板娘从鼻子里喷着烟说，“不错吧，那个。”
老板娘用下巴示意墙壁上挂着的两条香奈儿丝巾，用塑料装饰框裱起来，像海报一样装饰在那里。略带黄调的聚光灯照在丝巾上。
“我……”老板娘眯起眼睛说，“很喜欢香奈儿。”
“所以，这儿的店名叫‘香奈儿’啊。”卷子看着墙上的丝巾说道。
“没错。”老板娘说，“香奈儿是女人的梦想。虽然很贵，但能让人心情愉悦。你看，香奈儿的耳饰。”老板娘侧过圆圆的下巴，让卷子看了一眼她的耳朵。即使是在小酒馆的灯光下，也看得出来有些年份的暗金色圆形耳饰上，雕刻着卷子也见过的香奈儿的标志。
从挂在洗手池边的毛巾、纸质的厚杯垫、店内电话亭的玻璃门上到处贴着的贴纸，到名片、地毯、马克杯，店内随处可见带有香奈儿标志的东西，老板娘说这些是被称作“高仿货”的假货，是她花大量时间从鹤桥和南部商业街一个个收集来的。尽管即使是对香奈儿一无所知的卷子也能一眼看出这些东西是假货，可老板娘对此仍有着超乎寻常的执念，不断增加着自己的藏品。只有老板娘每天戴着的发夹和耳饰是为数不多的真品，好像是店刚开张时为了讨彩头，咬咬牙买下的。与其说老板娘是喜欢香奈儿，不如说她似乎只是醉心于香奈儿这个词发出的声响和那个标志带来的冲击，被店里的年轻女孩子问“老板娘，香奈儿是哪国人”的时候，卷子听到老板娘回答说“美国人”，看来老板娘似乎是觉得白人都是美国人。
“老板娘还好吗？”
“挺好的。不过店里倒是发生了很多事。”
到达离公寓最近的三之轮站是刚过下午两点的时候。途中我们在每人两百十日元的站着吃的荞麦面店里吃了面，接着，在带着要填满一切似的劲头的蝉鸣声中连续走了十分钟左右的路。
“你是从家里出发的吗？”
“不是，今天有点事，是从其他地方出发的。过了这个坡直走。”
“走路也不错啊。能好好运动运动。”
一开始还有闲情逸致笑着聊天的卷子和我，渐渐也因为这酷热而不说话了。接连不断的蝉鸣声充斥着耳朵，太阳的热量火辣辣地炙烤着皮肤。屋顶的瓦片、街边大树的叶子和窨井盖等吸收了夏日的白色光线，总觉得这些东西越耀眼，眼底就变得越黑暗。我们流的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终于到了公寓。
“到了。”
卷子呼出一大口气，绿子蹲在入口旁的花盆边，把脸凑近那盆不知名的植物。接着，她从系在腰上的腰包里拿出了小本子，在上面写道：这是谁的？绿子的字出乎意料地笔锋厚实，笔势也很强劲，有种像是在看写在墙上的大字的感觉。接着，我又想到了绿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那个只是躺在那儿呼吸、小得不真实的婴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能自己上厕所、吃东西以及写字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谁种的吧。我家在二楼，就是那扇窗。从这儿上楼梯，左边那扇门。”
我们排成一列，依次走上锈迹斑斑的铁楼梯。
“我家很小，请进。”
“房间真不错啊。”卷子脱掉凉拖，弯下身子朝里面张望，一边用明快的声音说，“就是那种充满‘独居生活’感觉的房间！真好啊。我进来啦。”
绿子也沉默地跟在后面，走进了最里面的房间。我从来东京起就一直住在这间四叠大的厨房和六叠大的房间相连的公寓里，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
“你铺了绒毯啊。原来是什么样的？不会是地板吧？”
“不是，是榻榻米。我搬进来的时候已经旧了，所以在上面铺了东西。”
我一边用手背抹去不停涌出的汗水，一边打开空调，把温度设定在二十二度。我拿出靠立在墙边的折叠式矮脚桌，又把为了今天在附近杂货店买的三个成套的玻璃杯并排放在桌上。杯子上装饰有淡紫色的小葡萄。我从冰箱里拿来冰镇的大麦茶倒满了玻璃杯，卷子和绿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
卷子边说了声“活过来了啊”边大幅度地向后仰倒，我把房间角落里的懒人沙发推给她。绿子把背着的双肩包放到房间的角落后站了起来，像看什么稀罕物似的在房间里四下张望。这是一间只有生活必需家具的朴素房间，不过绿子似乎对书架很感兴趣。
“书好多啊。”卷子插话道。
“不多吧。”
“你看，这面墙基本上都是书，这有多少本啊？”
“我没数过，不过说不上特别多，也就一般吧。”
可能对于完全没有读书习惯的卷子来说，这里算是有大量的书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是嘛。”
“是啊。”
“我们是亲姐妹没错吧。我就对读书完全没兴趣，对了，绿子也喜欢书，还很喜欢语文，对吧，绿子？”
绿子没有回应卷子的搭话，而是把脸凑近书架，一本本仔细地看着书脊。
“不好意思啊，刚到你家就说这个，我能用一下浴室吗？”卷子用指尖拂去贴在脸颊上的头发说道。
“你用吧，在进门左手边。和厕所是分开的。”
在卷子去冲澡的这段时间里，绿子一直盯着书架看。她背上被大量的汗水湿透了，藏青色的T恤几乎变成了黑色。我问她要不要去换件衣服，她点了点头，像是在说过会儿再去也没关系。
我就这样望着绿子的背影，漫不经心地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冲澡声，感觉这间房里的氛围和往常稍有不同。这种违和感就像很久以前就一直在身边的相框里面的照片不知何时被换掉了，而自己却始终没有发现。我喝着大麦茶，思考了一会儿这种违和感，可依然不明白这种感觉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卷子身穿领口松垮的T恤衫和宽松的运动裤，说着“借你的毛巾用一下”回到了房间里。她一边说“热水出水好猛啊”，一边用毛巾使劲搓着把头发擦干，脸上的妆完全脱落了，我看着这一幕，心情稍微明朗了一些。因为我总觉得，今天初见卷子的时候对她容貌的一些感觉也许只是错觉。卷子变得清清爽爽，虽然刚才看上去还那样瘦小，但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她的脸明显也只是因为粉底的颜色和用量太奇怪了，所以之前看上去才会那样，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会大吃一惊可能也仅仅是因为太久没看见卷子的脸，所以反应过度了。或者也是因为看习惯了，我开始觉得卷子的脸只是随着岁月添了老态——这种感觉让我稍微松了口气。
“这个，能让我在阳台上晾一下吗？”
“这房子没有阳台啊。”
“没有阳台？”卷子吃惊地反问我，那话音使得绿子也回过头来。“没有阳台算什么房子嘛。”
“就是这样的房子呀。”我笑道，“打开窗户就是栅栏，可别掉下去啊。”
“洗好的衣服怎么办？”
“屋顶上有平台，去那儿晾。等会儿去看看吗？等再凉快点。”
卷子发出了一些惊叹的声音应和我，又伸手拿来遥控器打开了电视，随意地切换着频道。切过美食节目和购物节目后换到了综艺节目，整个屏幕上透露出一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发生了大事的不安感，手握话筒的女记者表情严肃地对着镜头热情地不停说着话。她的身后是住宅区，镜头里拍到了紧急车辆、警察和塑料薄膜等。
“出什么事了吗？”卷子问。
“不知道。”
今天早上，杉并区某女大学生在自家附近遭男子刺伤脸部、颈部、胸和腹部——全身各处都有刺伤，记者报道说现在女大学生被收进了医院，但处于心肺停止的危重状态。她还说明了在案件发生一小时后，来到离案发地最近的警察局自首的一名二十多岁男子作为案件的知情者正在接受调查。在这则报道中，屏幕的左上方播放出了被刺伤的女大学生的照片和真名。“那里，还留着新鲜的血迹。”记者频频回头，神色紧张地报道着。镜头中可以看见写着“禁止进入”的黄色带子，还不时拍到围观的人拿手机镜头对着现场的样子。“哎呀，是个可爱的孩子呢。”卷子小声自语。
“之前也出过什么事吧。”
“没错。”我回答道。
确实，上上周发生了在新宿御苑的垃圾箱里找到了部分疑似女性肢体的案件。过了一阵子，得知受害人是一位几个月前就下落不明的七十岁女性，不久后就逮捕了一名住在附近的十九岁无业男子。这位女性是长期独居在东京都内旧公寓的没有亲人的老人，媒体对这两人的交集和作案动机议论纷纷。
“就是那个，杀了老婆婆那个。还分尸了。”
“对，扔在了新宿御苑的垃圾箱里。”我说。
“御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算是个很大很大的公园吧。”
“诶，犯人是个年轻男子对吧。”卷子满脸嫌恶地说，“被杀的人七十岁对吧？不对吗？还要再老一点？”卷子似乎思考了片刻后说道，“等会儿等会儿，说起来七十岁和可米外婆死的时候同岁嘛。”
卷子像是再次被自己说的话惊到了似的大叫出声，眼睛睁得老大。
“话说确实没有被强奸什么的吗？”
“应该有。”
“太可怕了。不敢相信，对可米外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啊。”卷子从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自语。
和可米外婆同岁——也许只要过一个小时，我就会像忘记其他案件一样把这次的案件也忘记，可是卷子的这句“和可米外婆同岁”却好一阵子无法离开我的脑海。可米外婆。可米外婆去世的时候，无论从何种角度如何观察，她都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得知患癌住院后当然如此，就连她还健康的时候，可米外婆也完完全全是个老人了。存在于我记忆中的可米外婆从头到尾都是作为一个老婆婆存在的。当然了，从她身上感受不到一丝性的要素，也不存在任何多余的空间容纳那种要素。她是个老人，显而易见的老婆婆。当然我也不知道被杀害的七十岁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有时候年龄和个人倾向这种东西没关系吧。尽管我明白被杀的受害人和可米外婆不一样，可在我心里受害人七十岁这一点和可米外婆连结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可米外婆就不可避免地跟强奸这件事扯上了关系，我的心情说不出的复杂。
活到了七十岁，最后被跟自己孙子年纪差不多的男性强奸，还被这样杀害了——她在至今为止的人生里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吧，甚至在被袭击的瞬间，她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吧。主持人保持着悲痛的表情说了结尾语，节目结束了，播放了几个广告后，开始重播电视剧。
小纯激动地说，她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是把卫生巾反着用的。我说骗人的吧，也没有特别激动，倒是有些不解之处。卫生巾有一面是有胶带的，小纯好像一直是拿这面接触自己的身体。她自己似乎不知道，还觉得吸收不好、没有弹性，一直很困扰。把有胶带的那一面从那个地方撕下来的时候很痛吧。这一看就知道是用错了，不是什么难明白的事情吧。
我说我没见过卫生巾，小纯说她家里有一大堆，可以给我看看，于是今天回来的路上去了小纯家玩。和尿不湿差不多大小的卫生巾真的一团团地塞在厕所的架子上。我们家就没有。虽然不情愿，但我就当是预习，坐到马桶上一看，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卫生巾，贴了很多特价的贴纸。我和小纯聊到来月经是因为卵子没有受精，所以实则是为接纳并培育受了精的卵子而准备的类似垫子的东西和血一起流了出来。然后，小纯竟然认为没有受精的无精卵在血里面，上个月把自己的卫生巾稍微剪开了一点来看。难以置信。我十分吃惊，以厌恶的情绪问她里面是什么样的，可小纯毫不介意。她说卫生巾里只不过是塞满了很小的颗粒，它们因为血而变红，一个个膨胀开来了而已。我问无精卵大概有多大，她说是那些颗粒的极度微缩版。因此好像无论怎么仔细看，都看不清到底有没有无精卵。
绿子
我去厨房用铜锅烧水来泡新的麦茶，绿子来到我旁边，把笔记本给我看。
我去探险。
“什么是探险？”
散步。
“没问题，但是不问一下阿卷不好吧。”
绿子对我耸了耸肩，用鼻子小声哼了一下。
“阿卷，绿子说她要去散会儿步。行吗？”
“行啊，不过这里是陌生的地方，不会迷路吗？”卷子从房间里回答道。
我只在周围走走。
“天这么热，你要走去做什么？”
探险。
“好吧，那以防万一，把我的手机带上。对了，刚才路过的超市旁边有家书店。书店隔壁是装饰用品商店，已经不叫装饰用品商店了吧，杂货店？有家放着文具之类的很多东西的店，你去看看吧。这种天在外面待太久会变得跟铁板烧一样。另外，重拨键在这里，按一下就会打给阿卷。”绿子听完我的说明，点了点头。
“有奇怪的人跟你搭话你就跑哦，然后，马上打电话。尽量早点回来啊。”
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绿子离开以后——尽管绿子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可总觉得房间里比刚才还要安静。绿子走下铁制楼梯的“咣咣”声响了起来。那声音渐渐远去，终于完全消失——卷子简直就像在等着这一刻似的，轻快地起身坐直，关掉了电视。
“就跟我在电话里讲的一样吧？绿子一直就是那个样子。”
“她真是憋得住啊。”我佩服地说，“半年了，在学校能正常交流吧？”
“嗯。暑假前，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问了班主任老师，说是在学校里和老师也好朋友也好，交流完全没有问题。老师问我要不要由他来跟绿子谈谈，不过我觉得绿子讨厌那样，就回答说再看看接下来的情况。”
“是啊。”
“这是像谁啊，她好像有很顽固的地方。”
“我觉得阿卷你没那么顽固。”
“是嘛。不过我以为她会跟你讲话，没想到还是用纸啊。”
卷子用力把自己的波士顿包拖过来，拉开拉链把手伸进去，从包的底部拿出了A4大小的信封。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卷子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小夏，就是这个。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的东西。”
卷子边说边从颇有些厚度、相当结实的信封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大叠宣传册，轻轻地放在小矮桌上。接着，她一直盯着我的脸看。和她四目相对的瞬间，我这才条件反射地想起了这次卷子来东京的目的。卷子摆出双手捧着宣传册的姿势后，小矮桌发出了声响。
(1) 日语中“厌”和“嫌”都可以读作“いや”，表示讨厌的意思。
(2) 男性付费进入房间后，会接到陌生女性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