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耕者有其田
1846年，报纸出版商赫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接过了土地改革的大业。他认为，只要是愿意去西部工作的人联邦政府都应该免费赠予65公顷土地，并把精力和热情都用来为这个想法奔走呼号。他创办的报纸叫《纽约论坛报》，正在迅速赢得大量读者，他便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社论，表达对这一想法的支持。他在社论中指出，让人们不通过市场获得土地，就能让国民享有自由。将西部的公有土地分给个人，这一做法“将迅速让大量独立的自耕农覆盖尚未被占用的公地，这些人在机会和有利条件方面，将享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平等”。这不是某种形式的慈善事业，而是消除贫困的解药。格里利写道：“法律把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工作的人送进救济院，或是让他陷入赤贫，与此同时他愿意开开心心在上面劳作并收获的土地却因为他的贫穷而与之无缘，被这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政府分给了那些出得起钱的人。这样的法律，真是无耻之尤。”在16年后《宅地法》通过之前，他都一直是这场运动中最突出的声音1。
格里利心里想的大反派是谁非常明确：土地垄断，以及试图独占自由土地的奴隶主。他宣称：“拥有财产的权利或拥有土地的权利是一回事；而拥有数千英亩甚至上百万英亩土地的权利，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谴责“让生产者无法”工作，而且“往往让生产者在他虔敬、勤勉地耕作过的土地上陷入绝对饥饿……的土地垄断制度”。即使在1846年，格里利也已经看到，免费宅地将“竖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抵御奴隶制的进一步侵蚀”。到1850年代他还会继续与在他帮助下新创立的共和党一起提出，要想阻止奴隶制向西部扩张同时不希望奴隶制的力量控制国家政治的话，免费宅地是最佳方式2。
格里利设想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获取公共财富的前景，是以殖民者的殖民主义，以及对美洲原住民赶尽杀绝、让他们流离失所为基础的。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政府会使用战争、驱逐、压制乃至更野蛮的暴力方式来达到目标。法律史学家斯图尔特·班纳（Stuart Banner）就曾评述，从使用合法的契约购买美洲原住民土地到通过军事征服来夺走这些土地，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从一开始，这些契约就是在有利于白人殖民者的法律制度下制定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契约也变得模糊起来，跟武力征服无法区分开。边疆上的土地只有在被用武力从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人手中夺走时，才是“自由”、“免费”、无需任何代价的3。
然而，对于美国如今这个财富和权力极不平等的时代，《宅地法》还是能带给我们一些经验教训。那时候人们认识到，在土地上体现的财富和资本的不平等，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不平等，以及人民真的相当缺乏自由。对于财富分配将如何决定他们栖身其中的社会，美国人各抒己见。未来可以更平等、更自由，也有可能会开倒车、更不自由。公地，也就是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会帮助奴隶制扩张吗？会被富得流油的大家族买卖吗？还是说，会被大面积分配给工人和定居者，但每家每户得到的数量有限？推动免费宅地重新定义了经济自由，也是要求让某些东西远离市场控制，并对此毫无歉意：这个要求来自整整一代思想家和活动人士奠定的意识形态基础。
早期那么多改革者都将重点放在土地问题上是有原因的。美国建国之初，土地是资本和财富的主要来源，能否获得土地不仅会决定家庭结构，也会决定社会结构。联邦政府同样拥有大量土地。在建国后头几十年，各州将州界以外约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联邦政府。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后，联邦政府额外得到了212万平方公里土地，让联邦土地大幅增加。19世纪上半叶，联邦政府通过购买和武力征服，得到了约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4。
所有这些土地如何分配，是1803年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默认选项是让这些土地进入市场，以增加政府收入。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急需资金纾困，因此把这些土地全都卖掉来筹钱是最明显的选项。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到南北战争爆发，出售公地的收入占到了联邦收入的10%左右。尽管这笔钱本身并不是非常可观的资金来源，但仍有助于补充贸易关税的收入，后者贡献了绝大部分税收5。
但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将土地看成跟其他可以用来买卖的商品一样。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但并不是由谁创造出来的。财富上的不平等在分配的两端都会造成问题。那些因为太穷而无法得到他们原本可以拥有的土地的人就只能仰人鼻息，受土地所有者支配，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和利润可以用来投资更多土地，从而让富得流油的人更加富有，也会让土地和权力在他们手中越发过度集中。这些土地所有者也可能会利用财富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比如说南方就会争取把奴隶制向西扩展到联邦公地。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观点。在1796年出版的小册子《土地正义论》中，潘恩指出，任何开发和耕种土地的人都“欠社会一笔土地租金”：他创造了“土地租金”这个词，用来描述关涉到土地时的独特义务。土地所有者欠所有人一笔钱，因为土地并不是由谁创造出来的，也就不像别的随便什么东西一样能当成商品。“土地并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权把任何一块土地视为自己的永久财产”6。在潘恩的行文中我们看到，早期的猎人和牧羊人并没有视土地为财产的意识。只有在人们开始从事农业之后，土地产权的意识才开始出现，因为再也不可能把土地和人们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投资区分开。但对于在土地上能做的事情，从盖房子到种庄稼，人们无论做出多少投资和创新，都永远不会创造出更多的土地。土地所有者欠公众一笔钱，就因为他们从并非由人创造的集体资源池中分了一杯羹。
对手中握有大量土地的人日益增长的权力，潘恩感到担忧。他认为，让人民无法拥有土地会造成贫困和依赖，会让他们无法作为自由公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潘恩也相信，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就因为得到土地而欠下了一笔集体债务，这些收入应该用来为全民提供经济保障。他提议对土地继承征税，并用这笔钱为公民退休后的养老金、公民成年后的现金补助提供资金，可以说是类似于社会保障的很早的例子。
有些人认为这么做还不够，只有让公众直接拥有土地才能防止土地所有者滥用土地和权力。英国激进人士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认为，潘恩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并只是向他们征税，会让人们“放弃权利接受微不足道的酬报，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拱手让人”。斯彭斯担心这样的现金补助会起到贿赂的作用，让富人只需要塞钱给穷人就能把整个体系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斯彭斯看来，在这种制度下，“富人会取消所有医院、慈善资金和地方上为穷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并告诉那些穷人，他们现在有了他们最伟大的支持者潘恩所要求的一切”。7
但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仅停留在坚持认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对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承担什么义务上，也包括应该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土地很特别，因为能造就值得培养的公民。1785年，他在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任何国家，只要既有还没开垦的土地，也有无立锥之地的贫民，那就非常明显，关于财产的法律已经扩大到了侵犯自然权利的地步。上帝把土地赐予我们，是供人类共同劳作和生存的。”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写道：“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上帝拣选出来的子民。”8
美国独立后，随着城市发展，对免费土地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些呼声中，有一个声音来自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 Skidmore）。1790年斯基德莫尔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牛顿市一个穷困家庭，长大离家后就一直在美国东海岸上下游走，当家庭教师。最后他在1819年搬到了纽约市，成了机械师。他很爱挖苦人也很难相处，不过在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算是自学成才，那个年代所有的政治思想他都了然于胸9。
斯基德莫尔有部重要著作题为《人的财产权》，出版于1829年。这部著作的主题体现在长长的副标题中：《本书主张以下目标：让当前这代成年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地位，也让未来所有世代的所有个人，都能在成年时得到平等》。在这部著作中，斯基德莫尔提出了对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主张。
斯基德莫尔这本书的书名来自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声明。杰斐逊说，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斯基德莫尔指出，如果无权拥有财产，那么其他权利全都是扯淡。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要追求幸福，就必须拥有财产，而要拥有财产，人们就必须拿生命和自由去冒险。“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会看到，有多少人为了得到财产，为了追求杰斐逊先生所说的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的幸福，不得不牺牲自由和健康，甚至最后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生命吗？”10
斯基德莫尔描述了土地改革的巨大潜力和土地垄断的威胁。如果财产已经公平分割，但土地所有权并不平等，那就还是一回事，结果造成的不平等还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按照斯基德莫尔的说法，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割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拥有这个世界，而另一个阶级一无所有”。纽约市最近刚刚城市化的工人，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原因包括疾病、火灾、污染和暴力等。这些城市工人在杰斐逊思想下长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普遍民主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很多人担心一辈子都需要成为受雇劳动者，他们认为这就是依赖，也很不自由11。
斯基德莫尔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为纽约州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一个计划，包含二十个要点，实际上也是在欢迎机会平等可能带来的激进后果。其中有个“总分配”提案，就是通过一次大型拍卖将所有财产大规模再分配。作为第一步，斯基德莫尔设想了一个债务庆典活动，所有私人债务都会在这个活动中一笔勾销。随后政府将获得并评估所有财产，取其总价值，并分配给所有成年公民，成为他们记录在册的授信额度。而成年公民可以用这个授信额度竞标财产存量。这样一来，财产就会大致平均分配。公民身故后，其财产将返还给政府，由政府重新分配给新人，而不是由政府运用其权力让财富和特权一代代传下去。斯基德莫尔认为，他的计划带来的不平等，比如有些人活儿干得更多，或是能生产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样的不平等是合理合法的。真正的威胁来自早已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各世代之间继承财富带来的不平等分配12。
那不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也曾短暂成为政治纲领。写这本书的时候，斯基德莫尔正在创建最早的一个工人党。经济衰退使1829年成了纽约工人的一段艰难时世。传言说雇主会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1个小时到11小时，出于回应，一群学徒工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讨论准备来一次大罢工。斯基德莫尔参加了这次集会，并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在他推动工人们要求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有一项很激进，声称：“所有人对自身财产的拥有是出于共同体中大多数人的共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所有权。”几天后，有五六千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从此有了工人党，不过存续时间不长。他们的政治纲领受到斯基德莫尔的强烈影响，包括呼吁每天工作10小时，要求免费的公共教育，债务人不再入狱，并在公司破产时为工人提供追讨工资的办法。斯基德莫尔成功推动工人党在政纲中另外增加了两个要点：谴责私有财产权，禁止继承私有财产13。
这年秋天，工人党以这一不同寻常的政治纲领参与竞逐州政府职位。他们的表现好得出人意料，在纽约市赢得了31%的选票。一名成员当选州政府官员，斯基德莫尔本人距离当选州议员只差23票。但在这次选举后不久，来自内部的背叛摧毁了这个政党。另一些影响力没那么大的党内领导不想跟激进的土地再分配问题扯上关系，他们在一次会议中通过密谋，成功把斯基德莫尔赶下台，还在听众中安插了亲信，阻止斯基德莫尔发言。没过多久，这个政党就在内斗中分崩离析了14。
关于土地改革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要等到报纸出版商、活动人士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创建国家改革协会之后才会蓬勃发展起来。1805年埃文斯出生于英国赫里福德郡布罗姆亚德镇，十五岁时和家人搬到后来成为纽约州宾厄姆顿的地方。他热爱阅读，并在阅读中吸收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的诸多思想，也和斯基德莫尔一样对托马斯·潘恩的作品无比迷恋。1824年，十九岁的埃文斯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博物馆及独立纠正者》。搬到纽约后，他创办了《工人代言人》，是美国最早支持工人的主要报纸之一，也是他同样参与创办的工人党的党报。这份报纸一直在印刷发行，直到于1837年的经济危机中破产15。
1844年，埃文斯跟另外一些组织者一起制订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后者也包括在纽约上州组织针对地主的抗议者。他们在三个核心要求上达成了一致。其一是公地免费，也就是让定居者得到免费宅地。其二是宅地豁免，也就是不得征收房屋用来偿还破产债务。最后一条是对允许个人拥有的土地面积设置上限。前两条是确保个人有可以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也确保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不可剥夺，即使碰到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一样，以此来保护个人。最后一条则是促进平等，保护个人不受土地所有权极为不平等的威胁。以这三个想法为核心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并将其命名为国家改革协会16。
国家改革协会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以纽约工人运动为基础，但迅速蔓延到各州，并成为一台强大的游说机器。协会收取会费、撰写备忘录、起草法案，并通过报纸、小册子和由工人组织的大型的或地方性的集会来教育公众。埃文斯重新办起了《工人代言人》，使之成为这场运动的喉舌。组织成员都签署了一份“土地誓言”，只投票给同意国家改革协会理念的候选人17。
据1848年的《国家改革协会年鉴》称，有50家国家改革协会的附属机构分布在20个州。这些机构炮制了大量涌入国会的请愿书，从1845年到1855年，他们提交的533份请愿书上至少有6.4万人签名。1849年，要求土地改革的请愿书数量仅次于对廉价邮资的呼声。埃文斯提出的三个核心要求之一，即不得征收房屋来偿还债务，马上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从1847年到1852年，有18个州通过了与之相关的法律。事实证明宅地豁免很受欢迎，因为有助于保护家庭安全，使之免受金融危机、经济周期和市场上其他反复无常变化的影响18。
1845年10月，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刊印了国家改革协会的小册子《投票让自己拥有一个农场》，其中介绍了如何“以1分钱10份的价格”订购更多报纸，以便分发给更多人。小册子的内容以前也以传单形式分发过，但格里利的支持让读到的人比以前多多了。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让人为之一震的问题：“你是美国公民吗？那么你也是公地的共同所有人。为什么不从你的财产中拿出足够的一部分，给自己一个家呢？为什么不投票让自己拥有一个农场呢？”19
文章提出了两个明确要求：限制任何人可以拥有或继承的土地数量，以及只让定居者免费拥有土地，投机者无法染指。不过，这些定居者可以把他们增加的土地卖给任何还没有土地的人。《投票让自己拥有一个农场》大张旗鼓地呼吁，作为平等公民，人们理应得到作为共同遗产的国家财富的一部分。
《投票让自己拥有一个农场》所用的语言可不只在拿自由说事儿，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针对不同人群用不同语言做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如果你信教，就“坚持说土地是主的，因为是主创造了土地。所以，抵制那些借着主的工作索要钱财、亵渎神明的人吧”。如果你没那么虔诚，反而认为自己“非常理性”，那么可以辩称“你生活的权利在此也包括有一容身之处的权利”。如果你是个“跟党走的人”，那么“你用自己的选票为诡计多端、争权夺利的政客谋利益也太久了，是时候用选票为自己谋利益了——投票让自己拥有一个农场吧”。这是一整套话术，也是关于在自由社会中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论辩。敌人是谁昭然若揭：诡计多端、争权夺利、对你的实际利益漠不关心的政客，借着上帝的工作索要钱财、亵渎神明的人，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躺在劳动者血汗上的“贪婪的垄断者”，以及“自古以来江洋大盗一样的斑斑劣迹者”（说的是当时的土地法）。通过这样的语言，这篇文章树起了劳工们可以群起而攻之的标靶20。
“耕者有其田”的免费土地如何成为自由社会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辩贯穿在很多思想家的著作中，从杰斐逊早期对自耕农的支持和潘恩的社会义务，到斯基德莫尔的政党中劳工倾注的激进主义和国家改革协会的动员，都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身影。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关注焦点，但无论什么背景，都有关于自由和土地的一系列核心论点反复出现。所有支持免费宅地的人都坚持认为，他们并不是在推动慈善事业。他们支持免费宅地，是作为创造更平等的公民身份的一种手段，并非只是补偿社会上的失败者而已。
大规模工业化及其将带给整个经济体和国家的改变还要很久之后才会发生。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劳工改革论调也有一个共同的阶级敌人，就是改革者所谓的“土地垄断”，他们采用了很多同样的论点对其口诛笔伐。他们指出，土地所有者利用政府来确保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可以开发的土地。土地所有者也想投机，所以他们会闲置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本可以对尚未安定下来、还在发展中的社区产生效益。只有在别人建设社区的工作完成之后，投机者才会愿意出售这些土地，赚取暴利。土地所有者把一个地区所有的生产资本囤积起来，迫使劳动者被雇用，这样后者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忍受老板们的百般欺凌。后来帮助创建了共和党的乔治·华盛顿·朱利安（George Washington Julian）就曾指出：“土地垄断让这个国家的劳动人口过剩，先是剥夺他们对土地的天然权利，然后又规定一些条款，并根据这些条款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21
上述论证需要有人广而告之，赫勒斯·格里利接受了挑战。1811年，赫勒斯·格里利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阿默斯特镇附近的一个农场。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因为债务而失去了家里的农场。他在学校成绩优异，十三岁时校长把他送回了家，说是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小赫勒斯的了。1831年，他来到纽约，创办了一份名叫《纽约客》的报纸，但没过多久就在1837年的经济危机中关门大吉。这场名为“1837年恐慌”的经济危机被归咎于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也给了辉格党大显身手的机会。辉格党在纽约的领导人将年轻的格里利收入麾下，1838年，他成为辉格党报纸《杰斐逊人》的编辑，1841年，他又创办了自己的《纽约论坛报》。
格里利的事业非常重要，因为他是19世纪中叶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他是《纽约论坛报》的出版人兼编辑，这份报纸创办不到15年，就有了将近28万订阅其日报、周刊或半周刊的读者。如此大的读者群使之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结果就连那些不同意格里利观点的人也不得不严阵以待，把他的思想当成自己的陪衬22。
格里利是走在现代化前沿的人。作为辉格党领袖人物，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个政党的保守主义中，而自称是“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调停调解、翻译解释的人”。在涉及他对经济和工人有什么看法的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出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格里利认为，经济体中各方都有共同利益，尤其是老板和工人。他绝不认为劳工和资本双方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格里利支持劳工，但厌恶阶级冲突。他认可仲裁、工人合作社和10小时工作制，但反对罢工。跟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格里利认为成为受雇劳动者会削弱他们劳动者的品格。不仅如此，格里利还支持激进的政府政策，例如关税，他认为这有助于人们实现自给自足23。
在领导土地改革和免费宅地运动时，他关于共同利益和自给自足的思想达到最为成熟的阶段。他认为，要解决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工动乱问题，土地是唯一方案。格里利是通过埃文斯加入免费宅地运动的。尽管刚开始犹豫不决，后来他还是非常支持国家改革协会的议题，并将自己的重大影响全力发挥到将这个运动推向全国的普及工作中。不到一年格里利就宣布有50家报刊支持土地改革，且均以他对免费土地的主张为基础，反映了他讨厌阶级冲突的态度。在格里利看来，各公司也会受益于免费土地政策。他写道：“大西部升起的每一缕炊烟，都意味着纽约的银行点钞室和仓库多了一位新主顾。”“去西部吧年轻人”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但确实经由他变得广为人知。格里利将免费公地描述为“劳资关系的重要调节器，工业和社会引擎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的比喻也成了格里利对付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对抗经济萧条的一种方法，在失业率上升时可以给工人一个机会。在他看来，免费公地和限制土地所有权都是“将劳工从奴役和苦难中最终解放出来不可或缺的关键”。格里利相信，这个安全阀能够帮助在城市发展中被抛在后面的那些人。1848年，他曾短期在国会任职，上任第二天就提出了一项宅地法案。有人问他，为什么一个来自纽约的人会那么努力为西部人争取免费土地，他回答说，在国会里，他“代表的无立锥之地的人比任何议员都多”。24
1846年，随着墨西哥战争爆发，所有关于土地的政治事务都发生了变化。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 Polk）在1845年到1849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得到的土地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甚至超过了杰斐逊和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波尔克买下了俄勒冈州和现在的美国西北部地区，并向墨西哥发动战争，夺取了现在美国西南部的土地。波尔克迫使墨西哥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交出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时，他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极为震怒，因为他没有吞并整个墨西哥。这时的南方认为奴隶制并非只是专属南方的独特制度，而是应该主导整个西半球政治的主要经济制度。生产棉花的奴隶制利用不断扩大的金融市场和自身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在185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在南方人看来，不仅他们自己的经济以“棉花国王”为中心，古巴的糖、巴西的咖啡也都是由奴隶生产的，因此他们认为西半球的未来将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应当由南方的奴隶制来掌控25。
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规定了奴隶制如何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得到的土地上延伸，但这些新获得的领土改变了奴隶制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戴维·威尔莫特（David Wilmot）提出一项条款想阻止奴隶制扩张到这些新领土，该条款在众议院通过后，在参议院功亏一篑。突然之间，北方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意识到南方试图夺取土地是为了扩张奴隶制。而南方认为北方是在力图扼杀南方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方式。分界线两边的政治，变得水火不容。
墨西哥战争使格里利在奴隶制扩张的问题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写道，这场战争“最不公平、最贪婪”，而且“完全由……维护并加强奴隶制的决心……促成”。格里利支持《威尔莫特但书》26，称之为“联合起来的北方反对奴隶制在我们的旗帜保护下进一步扩张的庄严宣言”。当时的废奴主义者也注意到这一变化。马萨诸塞州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说，“《纽约论坛报》终于（就奴隶制问题）表态了”27。
西部的土地是以免费宅地的形式让定居者进入还是用来扩大奴隶制，成了1850年代关于自由之辩的中心议题。在跟这个问题缠斗的人中，乔治·华盛顿·朱利安算得一号人物。朱利安以前是辉格党人，1850年从印第安纳州作为自由土地党的代表选入众议院。1851年1月，他发表了进入众议院后的第一次演讲，支持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议员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提出的一项宅地法案。朱利安在众议院大厅里阐述为什么土地改革是共识。他说，土地改革者“并非倡导旨在通过什么雷厉风行的立法行动剥夺富人财产的平等政策，他们只是要求，在大西部荒无人烟的地方奠定帝国基础时，国会应当批准这个国家尚无立锥之地的公民在其土地上安家的天然权利”。
不过朱利安也利用这次演讲把炮制《1850年妥协案》、希望在奴隶制向西部的扩张中求取平衡的人奚落了一番，让约翰逊和土地改革者中的温和派深感不安。他指出，免费宅地本身就可以让奴隶制终结，并声称“采用我所主张的政策是（比《1850年妥协案》）好得多的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他接下去说道：“因此，免费获取公地是一项反奴隶制措施。”朱利安认为，免费土地政策会削弱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一政策表明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园和劳动成果，劳动本身也有其价值28。
1850年代以前，南方对免费宅地和开放西部土地的看法莫衷一是。但到了1852年，南方对此表示反对。南方的反对有很多切实的原因：南方人口相对北方来讲正在下降，他们对此感到紧张；南方很难吸引新的人口，很多勤劳的自由民也在离开南方，前往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艾奥瓦和明尼苏达等北方自由州。更重要的是，南方正确地认识到免费土地政策跟他们扩张奴隶制的利益是冲突的。南方人担心，蓄奴的思想意识对新领地上的定居者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那些离开蓄奴州前往自由州的人，与奴隶制几乎没什么关系，一旦离开，他们就会把蓄奴的思想意识抛诸脑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家就是一个例子，林肯七岁时，他们家从蓄奴的肯塔基州搬到了自由的印第安纳州29。
1850年国会通过了《逃奴追缉法》，让很多北方人开始担心，奴隶制会主导本国所有的政治事务。格里利对这项法案表示谴责，称之为“暴政权力令人作呕、不可原谅的运用”，把北方各州变成了“奴隶主的帮凶和执达吏，只求在奴隶主的不义之财中分一杯羹”。但最终让格里利和其他北方人激进起来、迫使他们创建自己新政党的，是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项法案由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构思，允许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根据本地公民的投票结果决定自己成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实际上，这项法案意味着奴隶制可以扩张到西部的任何地方，打破了意在禁止奴隶制扩张到西北部的《密苏里妥协案》的限制。格里利马上在《纽约论坛报》上写道：“道格拉斯及其拥趸的内布拉斯加运动”真是“背信弃义，臭名昭著，罄竹难书”。堪萨斯州支持奴隶制的力量与反奴隶制的力量之间爆发了冲突，格里利与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一起买了一门榴弹炮送到堪萨斯，助那些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一臂之力。（奥姆斯特德后来成为著名的景观设计师，纽约的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都出自他的手笔。那门榴弹炮及时运抵堪萨斯州劳伦斯城，击退了奴隶制力量的进攻。）格里利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划清界限：“所有坚决反对奴隶制权力扩张的人都会下定决心、团结一致的问题，就是堪萨斯问题。”30
共和党就是在这场冲突中成立的，最早的成员中就有朱利安和格里利等人。共和党成立后很快就变得很有竞争力，并在1856年参与了总统大选的角逐。共和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阻止奴隶制扩张到任何新领土之上。他们的议题也结合了辉格党的优先事项，也就是格里利提倡的内部改革，包括关税、铁路发展和免费宅地等31。
从1852年到1860年，参议院和总统大权一直在蓄奴的南方人手里。这段时间众议院通过了三个宅地法案，但都在参议院败下阵来。1860年初，一项宅地法案在参众两院得以通过，但最后还是被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否决了。《纽约论坛报》逐字逐句驳斥了布坎南的否决声明，最后格里利向读者抛出了一个明显的反问句：“会有人觉得亚伯拉罕·林肯会否决这样一项法案吗？”这一年晚些时候，林肯赢得了总统大选32。
《宅地法》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该法案规定，任何成年公民或打算成为美国公民的人，都可以领取65公顷勘测过的政府土地。领取人必须通过建造住宅来提高土地价值，5年后他们可以免费得到这片土地，只需要缴纳少量注册费用。这些土地不能用来偿还定居者的债务，公地也不再用作美国债务的抵押品。
《宅地法》有重大缺陷。该法案无法保证不被投机者利用，因为土地投机者会付钱让人们提出虚假申请，然后坐等最好的土地升值后再出售。政府还单独向铁路公司划拨了大量土地，也就是说定居者会面临选择：要么申领剩下的土地，要么高价购买更好的土地。《宅地法》也没能起到格里利所设想的安全阀的作用。去西部的旅程太贵，也需要深思熟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上路的。在经济衰退期间，工人无法攒够去西部领取宅地所需的资金，因此这项政策对抗失业的作用大打折扣；有钱去西部领到宅地开始建设家园的人也很难稳定下来，因为随便一年歉收就会让他们从大获成功变为一败涂地。成功得到宅地的家庭，跟离开或出售宅地的家庭一样多33。
但是即便有这么多问题，《宅地法》仍然为所有能够利用这项政策的人提供了基本的机会。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把国家财富转移给普通民众，让他们得以养家糊口。接下来的七十六年间，共有300万人申请宅地，其中将近150万人最终得偿所愿。转交的土地约有1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公地的16%。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加起来的90%左右。据估计，现在有4 600万美国人是当时根据最早的《宅地法》得到土地者的后代，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是把公地赠送给愿意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公民34。
《宅地法》向我们表明，人们在受到机会和财富会广泛分配的信念激励时会如何组织起来，以及美国的财富应该为谁服务，我们应该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宅地法》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在市场之外生存必须有一些基本资源和财富，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历史上如何激发了思想和政治活力。但是《宅地法》也有其局限，通过了解南方在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土地政策以及赫勒斯·格里利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来。
南北战争结束后，被解放的奴隶渴望拥有自己的财产，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权运动人士杜波依斯（W.E.B. Du Bois）称之为“土地饥渴”。对这些被解放者来说，土地是“任何奴隶要想真正得到解放都最为基本、绝对需要的东西”。这一希望有得到实现的可能。1865年1月16日，为了给在东南部行军时追随自己的新解放的奴隶提供给养，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发布了第15号特别野战令，将南卡罗来纳州海岛群和查尔斯顿以南的土地都留给新解放的奴隶们。每户人家可以得到16公顷（40英亩）土地，军队还会帮他们买骡子。（“40英亩一头骡”这句话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到1865年6月，已有4万名被解放者定居在16万公顷的土地上，而这些土地本来是奴隶主阶级拥有的最富庶的地方。自由民局是负责帮助新解放奴隶的政府机构，在南方控制了34万多公顷被废弃的土地。1865年7月，自由民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O. O. Howard）将军发布了第13号通告，并据此开始将这些财产分割为16公顷的地块，交给被解放者。但是，这些措施没能持续多久。林肯遇刺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任。他迅速终止这两个命令，将所有土地都还给了以前南方邦联拥有这些土地的人35。
1866年，国会通过了《南方宅地法》，并为其开放了1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南北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朱利安曾提出，如果北方希望打破种植园主的权力，将奴隶经济转变为自由劳动力经济，那么他们就需要拆分南方被某些人大规模拥有的土地，转换为一份一份的宅地。这一努力未能奏功，但朱利安还是希望自己的《南方宅地法》能帮助新解放的人民创造自给自足的局面。然而，由于南方白人的暴力恫吓，而且新解放的奴隶也缺乏资金，能够通过《南方宅地法》得到土地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土地只能被商业利益集团吞并，用于资源开采。尽管《宅地法》一直沿用到了1970年代，《南方宅地法》却在通过10年后就被废除了。只有2.8万人通过《南方宅地法》得到了土地，被解放者中能够得到承诺给他们的免费宅地的不足5 500人36。
赫勒斯·格里利一开始很支持重建工作。他在1866年写道：“如果我们就这么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让黑人继续保持农奴身份，（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被击败的、彻底沦丧的政党，这样的结局也完全是罪有应得。”但是他反对将前奴隶主的土地夺过来重新分配给被解放者的想法，他声称：“我们需要意识到，没收土地的做法必然罪孽深重，无法证明这种性质的实验是合理的。”格里利转而把他有关免费宅地的想法引入了南方。他对黑人听众说，“你们所有人，要尽快成为土地所有者”，因为这么做会“让你们更深刻地感到独立和自尊，不要等着（通过政府）没收（前奴隶主的土地）来给你们房子住”。尽管几十年来格里利一直担心土地所有权集中会造成权力过大，而且也是最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的人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让自己支持从奴隶主手里夺取土地重新分配。但是，从西部的美洲原住民手里夺取土地时可没见他这么犹豫过37。
格里利跟当时很多共和党人一样，认为废除奴隶制后北方和南方的大量工人都会变得相当富足，美国也会成为不再需要跟奴隶劳工竞争的自由劳动者的国家。然而南北战争后，工业化进程愈演愈烈，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加，同样也造成了贫困和阶级冲突。1863年到1873年间，仅在纽约就发生了249次罢工。到1872年，劳工动乱已成为常态，以至于劳资之间的根本冲突也越来越被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
像格里利这样的相信经济利益越自然越和谐越好的人，开始担心大范围的劳工动乱，也开始认为重建工作助长了这种动荡。他们把南方的被解放者对政治权利和民权的要求与北方对劳工权利的要求关联起来，这也促使他们开始反对继续重建。格里利指出，被解放者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而不是寄更多希望于政府。曾经以反对奴隶制为傲的《纽约论坛报》，也开始发表反对黑人统治南方各州政府的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文章，《废墟中的州》即是一例38。
1872年，这些脱离队伍的共和党人匆忙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即新成立的自由主义共和党，出乎所有人意料，居然选了格里利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知道无法让自己的候选人赢得竞选，于是也来支持格里利。想想格里利几十年来一直说民主党人是“杀人犯、通奸犯、酒鬼、懦夫、骗子、小偷”，这场竞选活动还真是尴尬至极。格里利也试图把以前那些诋毁之词圆过去，于是说：“我从来没说过所有民主党人都是酒吧老板39，我只是说，所有酒吧老板都是民主党人。”格里利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当时的37个州中只赢了6个。之后没几个星期，他就去世了。虽然没能赢得总统竞选，他的政治纲领长期来看还是胜出了，重建计划最终搁浅，共和党在随后几十年也变成了亲商的政党40。
在他们转而反对重建计划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关于自由的理念十分鲜活，也在不断演变。在此之前，格里利认为只要结束奴隶制，为自由劳工提供政策背景，就足以确保人们能自给自足、独立自主，不用被人颐指气使、呼来喝去。这一观点让格里利致力推动能够创造这种自由的诚意满满而又不同寻常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有关于免费宅地的想法。但重建带来的挑战告诉格里利，在新的时代，这么做远远不够。新时代的自由需要新的定义，也需要政府找到压制市场的新办法。这种需求迫使他做出选择：自由究竟是来自对公民权利和劳工权利的承诺，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和工业化，还是来自就这么放弃这两项权利转而支持经济自由。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1 Robbins, “Horace Greeley: Land Reform and Unemployment, 1837-1862.”
2 “The Public Lands—National Reform,” New-York Daily Tribune; Mackenzie, “A Winter Journey through the Canadas.”
3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4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3-33; Gates,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77, 86.
5 Gates,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124-125, 145;作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自行计算，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1106。
6 Paine, “Agrarian Justice.”
7 Paine, “Agrarian Justice”;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250-252; Spence, “The Rights of Infants.”
8 引自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25-26, 270n87。
9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83-184;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37.
10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59;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84-185.
11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125; Howe, What Hath God Wrought, 528-532.
12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137-144;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3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86-187.
13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91;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40.
14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195, 198-199, 201-211, 408; Pessen, “Thomas Skidmore, Agrarian Reformer in the Early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5 Pilz, The Life, Work and Times Of George Henry Evans, Newspaperman, Activist and Reformer （1829-1849）, 11-12; Lause, Young America, 10-11, 16;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16, 120.
16 Lause, Young America, 3, 17; Pilz, The Life, Work and Times of George Henry Evans, Newspaperman, Activist and Reformer （1829-1849）, 151-156.
17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16-18.
18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168-169; Goodman, “The Emergence of Homestead Exe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Market Revolution, 1840-1880.”
19 “The National Reformers,” New-York Tribune; Stephen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ublic Lands, from 1840 to 1862, 111.
20 Bronstein, Land Reform and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2, 70-71.
21 Julian, Speeches on Political Questions, 59.
22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2-5; Williams, Horace Greeley, 11.
23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184-195;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181-182, 184.
24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135-136; Robbins, “Horace Greeley: Land Reform and Unemployment, 1837-1862”; Williams, Horace Greeley, 91-93.
25 Howe, What Hath God Wrought, 803，蓄奴的南方在政治权力上占据着半壁江山，也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见Karp, This Vast Southern Empire。
26 即前文国会议员威尔莫特提出的想阻止奴隶制在从墨西哥新获得的土地上扩张的修正案，但未能成功。围绕《威尔莫特但书》的冲突也是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起因。——译者
27 Snay, Horace Greeley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88-90.
28 Julian, Speeches on Political Questions, 50-66.
29 Stephen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ublic Lands, from 1840 to 1862, 146-152.
30 Snay, Horace Greeley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13-115; Schlesinger, “Was Olmsted an Unbiased Critic of the South?”，179.格里利后来可能一直没有把他那份买榴弹炮的钱付给奥姆斯特德，见Williams, Horace Greeley, 188-189, 355n27。
31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246-248, 338, 418-419; Roark, “George W. Julian: Radical Land Reformer.”
32 Williams, Horace Greeley, 94; Robbins, “Horace Greeley: Land Reform and Unemployment, 1837-1862,” 40.
33 Gates, “The Homestead Law in an Incongruous Land System,” 655-659, 662, 666; White,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141-146; Deverell, “To Loosen the Safety Valve: Eastern Workers and Western Lands.”
34 Williams, “The Homestead Act: A Major Asset-Building Policy in American History.”
35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601-603; Foner, Reconstruction, 70-71, 158-163.
36 Roark, “George W. Julian: Radical Land Reformer”; Merritt, “Land and the Roots of African-American Poverty”; Gates, “Federal Land Policy in the South 1866-1888.”
37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177-178; Snay, Horace Greeley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59, 164-165.
38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165-166, 211, 224-226; Snay, Horace Greeley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70-171; Richardson, The Death of Reconstruction, 93-104.
39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即禁酒运动前，美国的酒吧都是底层劳工的重要社交场所，遍布美国城乡，乃至不少党派都将酒吧设为党部，也有很多政治运动是从酒吧发起并传播开来的。——译者
40 Foner, Reconstruction, 5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