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就职于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相距几十米以外的巴黎办公室，在那里担任了十多年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这张身份证令人联想到首都那个出类拔萃的孩子，还有这位作家兼政治人物办公所在的那条夏多布里昂大街[1]，同时证实了这位行政职位被忽略的部长11年来的行动。不过马尔罗本人在给戴高乐将军的信里坦言称：“我一生的骄傲是有幸协助您，这是面对虚无的一种特别强烈的自豪感[2]。”这个表达，在这位作家担当第五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长时，意义格外重大。那时，总统认为他是最有资格建立文化宫的人选，“在理解、意志以及使人了解人类的思想方面，他最有资格[3]”。本书要重点表述那个记忆模糊的时代，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多变的人生，这个人生让这位被认定为“人道主义的，想入非非的却也是第五共和国的人民演员”，邦迪曾经的小学生收获荣耀，进入了先贤祠[4]。

《大百科全书》中关于马尔罗的词条即使跨入21世纪后还在认为，综述过世的马尔罗的时机还未到来[5]，这个词条也不再认为，为马尔罗创建的文化部在诞辰30周年时发生争论的“目的是质疑文化政策的合理性[6]”。我们还应记得，这位国务部长在终止职务前的几个星期，曾向一位南斯拉夫记者透露：“我全部努力的关键，就是要把疑难问题作为固有价值来获取[7]。”作家斯特凡纳·德尼直到1996年，都还没有忘记提起这个人物。1976年的这位逝者是跨时代的英雄，我们可以像倾心毕加索那样，排除政治上的保留去面对他：“当部长吗？嗯，那可不是马尔罗的最佳时光。跟我说说他的辉煌年代吧！这是大错特错的。人们对部长马尔罗不满，是因为完全不懂马尔罗的为人[8]。”

我们认识权位上的马尔罗，就要研究其作为政治人物和作家的档案[9]。然而也许首先要考察他是如何抵达权位的，他在那个自认为不再有权贵的时代所追寻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在有喷气式飞机、卫星和电视的时代，达官显贵已不复存在[10]”。我们还要考虑他面对各种障碍，是否把梦寐以求的东西创建起来了，另外也要顾及被看作是实施他伟大计划的团队，考虑他周围的人有时是否在过分欺骗他。当然回顾阻碍他的文化部发展的三个负面因素，也很重要：

——确实只有极少数人才在匆匆组建的这个机构里看到，安德烈·马尔罗除占据自己身心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可做；

——据米歇尔·德勃雷总理判断，国家拥有文化政策是非法的；

——部长应该选择的组建自己办公室的成员，是能够与财政部和马提尼翁府谈判的人。

我本人对马尔罗部长还有三个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一个文学天才、20世纪30年代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愿意成为政治人物？

——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如何成为戴高乐主义者的？

——艺术部门的行政机构是如何脱离国民教育部，变为文化事务部的？

特定历史中的命运

引导马尔罗走向政治的是各种事件。马尔罗这位在巴黎市郊自学成才、20岁就发表作品的作家，首先是一位亚洲探险家。当他对中国战争的回忆博得红军创建人托洛茨基的敬意之后，法兰西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就让这位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家成了守护首批纳粹受害者的代言人。这位战斗的作家在西班牙内战中，同时觉察到了斯大林分子的作用和他们实施极权的事实。因此，阿尔萨斯-洛林旅的这位指挥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前，便阻止了法国共产党继续渗透出自抵抗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那段时间他感觉自己在与法兰西联姻，却没有想过要与戴高乐将军争夺他的这位传奇王妃。他在先做顾问然后充当临时政府总统的一名部长的过程中，情不自禁把戴高乐当成了“自身游戏中的一张玩牌[11]”，因为他早在戴高乐还是上校之前就已名声大震！小说家在1945年，处在了自己最近创造的一位主人公樊尚·贝尔热的逻辑上。主人公贝尔热认为自己在某些事情上采取行动已经太迟后确认：“我们再也不能对某人随意行事了[12]。”可见此时的马尔罗已经形成戴高乐情结。

安德烈·马尔罗是从1945年开始认识到政权的现实性的；他在自己圈子里表现出的克制力和魅力都同样出众，并且在自己的著作和生活中背负着这两种力量。他从1947至1954年间经历作家命运的同时，也经历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将军的政治运动——宣传员的人生。因为他清楚“一旦自己面对斯大林分子，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就要被判死刑”，保障自由是国家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力量。马尔罗因此很快被认定为“法兰西真正独一无二的法西斯分子[13]”，并变成“新希特勒的戈贝尔”！埃马努埃尔·穆尼耶曾惊讶地看到他在一些混乱的集会上，“居许多混杂交错的恐惧、自私、慌乱以及古老的神话、愚蠢的保守主义和质朴的幻觉氛围之首”。然而，由于马尔罗的战前小说传递了不可动摇的信心，还由于作者不会背叛人的谦卑与尊严，于是，穆尼耶给自己撰写的散文起名为《安德烈·马尔罗或不可能一蹶不振》[14]。戴高乐将军在忠于自己的这位杰出同路人的作品中，十分欣赏《艺术散文集》，他发觉那些文章可以让自己逃避难以喘息的尘世压力。1958年伊始，将军在他们二人即将重返公共事务之际写信给马尔罗：

我亲爱的朋友：

对您撰写的《众神的变异》因与我有关，故深表谢意。我在此可能比在您的其他著作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了真实而无可比拟的气息，这是专属于您，安德烈·马尔罗的气息。多亏您，我才看到了——或者认为看到了诸多事实，否则我会在未认识那些真相前死去。不过，那确实是所有事情当中最值得让人难过的部分[15]。

安德烈·马尔罗从1958年7月到1969年6月，先被任命为承担传播和发扬法兰西文化的部长，以后担任了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戴高乐史传的设计者们[16]有理由给“马尔罗的页面”题词，说明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联系着将军和这位特别的同路人，然而，以下这个说法还是略有所不同：作家与文化部长这个新职务结合后，确实还有过出类拔萃的表现。这位忙于日常事务的部长不仅充当了为《蒙娜丽莎》和为杰基·肯尼迪服务的骑士，还是为两个儿子戈捷和樊尚离世而悲恸欲绝的父亲，以至于他最终承认，让他与青春决裂的正是这个双重悲剧。他还是一个病人。海上巡逻艇1965年为了使他远离自杀的意图，把他送了出去，他在1966年被单独安顿下来以后，合作伙伴们有时还会挪动他的位置。马尔罗在1967年发觉自己的活动受到限制时，扬言自己活在了一个“几乎无法自作主张，无法做无限天地主人的世界[17]”。

非理性的戴高乐主义者

安德烈·马尔罗去世前十年曾强调“今天在认识某个人时，总喜欢说认识的是他身上反理性的、自身无法控制的东西，从而抹去他自身铸就的形象[18]”。马尔罗最喜欢用不朽之类的言辞，去应对死亡和吸血鬼。他不断反对萨特的原因是，这位哲学家自认为书写传记应该“从下半身、从双足、从支撑身体的腿部，从性器官开始[19]”，而不该用资产阶级的方式从胃、双手和面部开始审视人的上半身。我们不要忘记在思想水平上，正如部长60年代的心理医生所写的那样，马尔罗只是形式上的部长，他只有在“最终确认一个人和一种命运至高无上时，才从内心和思想深处从属于那个人[20]”。安德烈·马尔罗的忠诚、深情和魅力直至夏尔·戴高乐辞世，才得以圆满和确定；他故去之前一直坦言自己只信仰戴高乐主义。虽然他确定自己的信仰并不是无条件的，但却是反理性的。

在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心目中，这位为自己而进入政界的文人就是国务部长们的楷模，以至于戴高乐想在1960年的残酷环境里设立一个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时，还给米歇尔·德勃雷写信提及“马尔罗模式[21]”。总统在自己的《希望回忆录》中，反复提到身边的这位才华横溢的朋友，用实际行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帮助自己以快如闪电的判断方式驱散了迷雾[22]。马尔罗部长在第五共和国政体的十余年里始终认为：“思想界除了依附人类，并不了解其他超国家政体的力量[23]。”因而在他的行动和言语里，都同样热切期待情同手足的沟通。这位文人认为自己只是被看作“戴高乐主义的象征”，因为自己从未参加过选举[24]，但这毕竟是他的缺陷；尽管他并没有在特别的政治意义下请求国家预算，然而他对夏尔·戴高乐的无理性忠诚，却为他十年的部长生涯以及出版的著作，涂上了戴高乐主义色彩。听弗洛朗丝·马尔罗谈论父亲和将军关系上的挚爱情感以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得出了结论：夏尔·戴高乐是安德烈·马尔罗“敢于声称与自己神秘结缘的唯一人[25]”。解放运动的同路人让·卡苏对我说，是“知识交媾”把马尔罗和他的将军联系在了一起[26]。他们有时自以为就是夏多布里昂和拿破仑的转世重生。夏尔·戴高乐偏爱安德烈·马尔罗，可能确实爱惜的是从《天才基督教》的作者那里汲取到的营养，因此他才能够说：马尔罗是“一个容易失望的人，不过，直至绝望，还能直面应对；直至绝望，还能昂首挺立[27]”。

传记和自我虚构

安德烈·马尔罗在20年代受殖民统治的印度支那、在30年代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欧洲、在40年代与斯大林极权主义较量的西方，都在用心行动，精心写作，他首先是这段历史有特权的见证人。他以自己的天分、风格、战斗精神赢得了“大众和各类群体的热爱[28]”。归顺戴高乐主义给他带来了另外一些崇拜者，而更多的是敌人。

尽管部长个人遭难重重，我们可以把他的大量秘密冠以“悲惨”二字，他还是能直面应对，在各种庆典里担当自己的角色，甚至在埋葬两个儿子两天以后，在只有一个团队和有限财政预算的支撑下，还能启动被称为20世纪教堂的文化宫工程。在国外，他是发扬法兰西文化的部长。从雅典古卫城到埃及金字塔，从墨西哥博物馆到日本的那智瀑布，他都以预言家的身份捍卫了世界文明和渴求博爱的理念。肯尼迪总统1963年1月出于对他的欣赏这样说道：“在他那里，政治和艺术、行动生活和思想生活、频发事件的世界和幻象中的世界都合成了一体。”四年后，《反回忆录》证明了约翰·肯尼迪言之有理。部长当时称自己经历了艺术家特有的思考和虚构这个不稳定范围，然后又经历了战斗和过程的范围。他作为文人，一生都没有最终离开过虚构；有时甚至把虚构变异成了明显的自传[29]。指责他是虚构癖没什么意义，真实地总结安德烈·马尔罗的政治行为才有价值。对虚构癖的指责不可能仅仅暴露在1967年的《反回忆录》上，因为他确认只是在史实发生的年代顺序上制造了错位。他保留了自己1929年宣布的信条[30]：“卓绝的创作是要制造骗局的！”

“行动的意义除了在经历中提升，还要在人们的行为里而不是话语里有所体现[31]。”马尔罗一旦在经历中思考行动，他的所言所写就应该在他的行为中加以重视。正如克拉拉·马尔罗所强调的，马尔罗的幻想略微超出了现实，犹如在一些油画中，色彩超越了形式一样[32]。尽管这位创作者的经历囊括了许多传记作家无法清点的素材[33]，然而作为政治人物的他经历的人生，主要还是事件、行为和作品的总和，无论那些作品是否变异。马尔罗以其闪光的智慧和敏感，出现在20世纪的众多事件当中，然而《希望》的读者从1937年起，就被阿尔瓦尔——小说家的一位主人公告知：“人只能在自身被局限的部分参与行动，愈是声称行动完全彻底，参与的部分愈微小[34]。”

传说与奇迹

在部长亡故30多年、为戴高乐将军的这位天才好友特设的文化部成立50年之后，仍旧有传说般模糊不清的奇迹和神话，伴随着这位死后20年才进入伟人先贤祠的原部长。法兰西学院院士热尔曼·巴赞回忆了1944年香榭丽舍大街下坡道上的情景，想象了戴高乐将军“一手拉着乔治·比多，另一只手拽着马尔罗[35]”的画面。1969年6月初，部长最终不再担任国务部长前的几天，《当代世界大百科》更改了他的卡片位置：他被定义为作家、艺术史学家和政治人物，保留在了文学专栏里。瑞士人做这项工作时，把他介绍成银行家之子，在孔多塞公立中学读过书，毕业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后面的两个错误，在为先贤祠编辑的小册子里被重新采纳；瑞士人避免让人以为，马尔罗成为安南地区（今越南）运动的年轻发起人之后，确有于1925至1927年间在中国度过的传说存在。然而主编奥里奥尔认为需要注明的是：对于柬埔寨王室来说，马尔罗可能一直是“在那个国家传播共产主义的人[36]”。档案学家、古文学家雅克·勒夫隆1975年继续孕育了这个传说，在他对马尔罗的说明里，提到了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37]”。

安德烈·马尔罗有时为这些溢美之词提供了帮助，虽然把这些经历发表在《名人录1975—1976》上之前，必须由他本人审阅最后的出版说明，可他还是被介绍成了巴黎银行某分行行长之子、孔多塞中学的学生。保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经历有[38]：1923年在柬埔寨旅行执行考古学任务，中国内战期间（1925—1927）曾在那里逗留，还去过阿拉伯、德国、苏联、西班牙。瑞士1969年的百科全书提到西班牙和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时，把马尔罗介绍成了为西班牙共和政体服务过的国外航空的组织者和头目。部长有价值的活动体现在两行41个字词当中：文化策略与保卫国家遗产紧密相连，努力回应了树立戴高乐将军威望的迫切需求。即使在1993年法国出版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中，都还只是把他标注为作家和电影导演[39]，马尔罗作为部长，仍旧有些活动待考查。

马尔罗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担当临时政府成员，到以后成为1947到1951年信仰戴高乐主义的领导者时，都还是一位文人。他重新回归文学创作是从1958年6月到1969年6月担任部长期间，直至1976年故去，这些经历都证明了他圆满完整的一生。我在这本书里努力不忘他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曾写道：“传记作家包揽了神秘人物的一生。形象的树立和完成要先于证据，因为形象能激发证据[40]。”安德烈·马尔罗的这个清晰思维，阐明了他透露给妻子克拉拉的意愿：要亲自打造自己的形象！这个思想要求那些思考他人生的人，不要被神秘所蒙蔽，尤其是在谈论他在危机中采取的立场时，比如从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到音乐世界的危机，从保卫让·热内的《屏风》到电影资料馆的风暴或者撤销让-路易·巴罗的职位。我们在关注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记住“马尔罗的非理性是某个时期弥散出来的表现，不可能重新构建[41]”，尽管当代人都提供了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证据。

探索崇高和博爱

理解人和理解作品在部长作家看来是混杂在一起的两种说法，他拒绝被人看作是无条件服从的人、被说成是违反理性的人。就马尔罗而言，要使人物或作品变得有价值，不仅要使之让人易懂，而且要让人感悟。他溘逝前不久，宣布了个人主义的末日，“个人主义被原子弹轰走以后，留给我们的就是传记了[42]”。马尔罗让我们提防，传记作家有意把遭受的命运改变成被控制的命运。作家虽然在《寂静之声》里认为，那个艺术家的传记就是自己这个艺术家的传记，然而，我们认为，部长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人把自己的传记局限在了部长的行动当中。他在弥留之际认为艺术家并不只是劳动者，因为“艺术精灵要通过预言才能体现出来[43]”。我们虽然可以这样想，诗人创作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他，并希望自己留在文学的想象殿堂里，但是我们却难以接受部长有时会满足于想象，他自己即便是文人，也并没有停留在虚构的世界里。

政治精灵在马尔罗部长那里现身了吗？我们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时还记得，除了马尔罗本人有时懈怠，至少他周围还有家人和同事也是这样，因为他个人遭遇不幸的时间与他在戴高乐将军身边行动的时间是分不开的。马尔罗这个丧失了三个兄弟和许多战斗同志的人，从未摆脱过萦绕脑际的意念，始终渴求博爱，寻求思想共通和与兄弟国家的文化结盟，不忘探寻人类的高尚。

画家乔治·布拉克曾胸有成竹地说：“油画里最重要的永远是无法言明的东西。”但我们还是能理解马尔罗所说的：“我们偶尔无语，是在观赏中沉默[44]。”对马尔罗十多年做出的政治决策应当有所总结。在史学家没有做这件事之前，若想把部长写的关于小说家的事情放到政治家身上，部长或许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关键[45]：他做政治家的最初意图是模糊不清的，它起的只是发酵剂，而不是规划的作用。近半个世纪以前，马尔罗面对先贤祠提到让·穆兰时曾说过：他是个“不需要窃取荣耀”的人。马尔罗也是一样，他作为进入政权的作家，在行动和写作上都在同样拼搏。马尔罗是超越商人儿子的身份变为战斗作家的，本书要阐明甚至是披露的内容[46]，是为了使每个人认识到，他的人生体验和部长决策受到的都是相同意识的鼓舞，那就是人类的崇高、无往不胜的希望和不朽的博爱之心。

注释

[1]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为1815—1818年间路易十八的国务部长和1822年12月至1824年6月的外交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部长生涯时限之长显然大大超出前者。

[2]1970年9月15日关于《希望回忆录》的信件，存放于雅克·杜塞文学图书馆。

[3]马尔罗1965年5月14日到谢尔省旅行期间，在布尔热文化宫的发言摘要。米歇尔·维诺克在法国西部3台复制成《从萨特到福柯》的标题播放；在56分钟的节目播放中，皮埃尔·德封的拍摄留给成为政权人物的这位知识分子的位置很少（只有1分17秒+50秒留给了安德烈·马尔罗的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提到了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9月4日构建第五共和国，开启公民投票的情况）。

[4]安德烈·马尔罗进入先贤祠的计划，令人联想到他应“属于自己所处时代记忆里的标志性历史人物”之一，这些人拥有崇高的象征性价值（见让-保罗·尚巴1996年11月23日散发给参与仪式受邀者的电影文本——来自作者卷宗）。

[5]大家都认为马尔罗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部长——见《大百科全书》录影第13版，雅克·勒卡尔姆教授的序言文章。

[6]这个说法从本质上否认了这个思想方法，见1989年10月10日由文化部历史委员会未来主管签署的信件，此信被寄往被邀做证的人物当中——见《法兰西笔记》第260期1993年3—4月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的专辑《文化与社会》中的本人文章《国家与文化事务管理》。我在此坚持再次确认，就历史学家而言，不可能存在“悬而未决的单纯事实。因此没有回头路”：问题提出来后就要永久负责。

[7]1969年5月5日的谈话，发表在以安德烈·马尔罗为专题的《赫恩备忘录》上（1982年11月第43期，第16页）。

[8]该文发表在1996年11月28日的《巴黎竞赛报》上，又被《与本世纪作家在一起》采纳，菲利帕什出版社，2000年，第70页（《巴黎竞赛报档案库》合集）。

[9]弗洛朗丝·马尔罗女士很乐意让我查询她父亲存放在杜塞图书馆的全部文件，我再次表示感谢。至于允许我进入图书馆查看文化部档案资料，一直是由勒卡和朗先生签字决定的。然而马尔罗最后一届办公室安排毁坏文件的行动，延误了分类，丝毫没有保证文件的完整性。读者可在注释以后，看到文件的来源清单与选择的书目。

[10]在争论公投选举共和国总统的部长会议上的宣言，由阿兰·佩尔菲特引入《这就是戴高乐》，第Ⅰ卷，巴黎，法卢瓦/法亚尔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11]摘自弗朗索瓦·莫利亚克1948年2月19日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12]《阿尔滕堡的溺水者》——该句摘自E.穆尼耶的《安德烈·马尔罗，盲目的征服者》。

[13]见文件《询问马尔罗》，登在《希望》杂志1948年10月号上，笔者为阿尔贝·贝甘与让-玛丽·多芒纳什。

[14]以《安德烈·马尔罗，盲目的征服者》为标题，被重新引用在《马尔罗、卡缪、萨特、贝尔纳诺：失望者的希望》中，巴黎，瑟依出版社，1953年，再版于1970年，被收入《瑟依观点》丛书。

[15]杜塞图书馆保存了打字稿和夏尔·戴高乐1958年1月12日信件手写稿的复印件——背面有涂改痕。

[16]2008年2月以后被安置在荣誉军人院旅馆的地下室里。

[17]1967年5月23日在拉丁世界科学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18]《反回忆录》，第9页，弗里奥（Folio）版，1976年。

[19]菲利普·博纳菲斯引自《文学杂志》第347期，1996年10月，第27页。

[20]路易·贝尔塔尼亚的文章，《新法兰西杂志》第295期，1977年7月，第100页。

[21]1960年11月22日的信件，见夏尔·戴高乐：《信件、笔记与文书》，巴黎，普隆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

[22]《希望回忆录》，第Ⅰ卷，《奋斗》，巴黎，普隆出版社，1970年，第285页。

[23]见文化部文摘第32篇文章《文化事务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1958—1969年的演说、致辞与新闻发布会》（41篇文章均无页码）。

[24]安德烈·马尔罗（AM）：《全集》（OC）第Ⅲ卷，《砍倒的橡树》，第631页。

[25]“他只爱发疯的女人，这就是戴高乐”，1995年11月20日的谈话，载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马尔罗署名的传记》，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26]让·卡苏曾经是马尔罗支持西班牙共和政体的最热心的同志之一（向作者提供的证据）。

[27]克洛德·居伊：《倾听戴高乐》，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96年，第335页。

[28]多米尼克·德桑蒂在《艾尔莎·阿拉贡 暧昧男女》（巴黎，贝尔丰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上证实了这一点。

[29]关于这一点，应重读马里于斯-弗朗索瓦·居亚尔对《虚幻之镜》的精辟说明，见《全集》第Ⅲ卷，尤其是第1122—1128页。

[30]安德烈·马尔罗：《书·藏书人·猫》，见《原版图书及插图图书目录》，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29年。

[31]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见《全集》，第Ⅲ卷，第6页。

[32]克拉拉·马尔罗：《我们的脚步声》，第Ⅲ卷，《战斗与游戏》，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69年，第75与210页。马尔罗的夸张赢得了与其交往过的人心，正如一名船长从船上发出的电报所表明的。电报向当局指出“这是前安南（越南的旧名）的红色布尔什维克”（出处同上，第211页）。

[33]这是居亚尔教授的意见。

[34]安德烈·马尔罗：《全集》第Ⅱ卷，第276页。

[35]见《回顾1940—1945年间卢浮宫物品的外流》，巴黎，索莫吉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36]在1951年12月11日的注解里，第四共和国的首届总统也犯了这样的错误，认为马尔罗是《人道报》在中国的联络员并割断了吴哥窟雕塑的头颅。见樊尚·奥里奥尔：《七年总统任职日志》，编辑皮埃尔·诺拉与雅克·奥祖夫（BNF/AN光盘版，第472页）。

[37]《戴高乐将军著作注解词典》，巴黎，普隆出版社，1975年，第508页。

[38]《名人录1975—1976》，巴黎，雅克·拉斐特出版社，1975年3月，第1112页。这里马尔罗的文人与原部长身份被视为同一。

[39]多米尼克、米歇尔·弗雷米：《怎么办，1993》，巴黎，罗贝尔·拉封出版社，1992年（人物名单，第1682页，第2栏）。马尔罗进入先贤祠以后的1998年版保留了同样的注释（第26页，第1栏）。

[40]安德烈·马尔罗为《新批评》上发表的《马尔罗的生存与言论》写的后记，主编M.德·库塞尔，巴黎，普隆出版社，1976年，第299页。

[41]同上。

[42]同上，第297页。

[43]同上，第300页。

[44]同上，第317页。

[45]同上，第334页。

[46]除了部长兼文人的问题，我还提出要考虑安德烈·马尔罗给我写信内容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对史学的初步研究：“必须信任你的工作。必须有这样的工作存在。让我们从整体上去接受它。如果将来的研究者认为需要加以补充，就让他们去做；首先还是必须让这项工作存在下去。”1973年5月21日从韦里埃勒比松发出的信件，提到1975年在国家政治学基金会出版社发表的多文字打印版，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勒内·卡森主席作序，序言标题为《解放时期外省的政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