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危难之际就帝位

朱由检按照惯例推辞了两次，到第三次才答应继位。他牢记皇嫂张皇后“勿用宫中食”的嘱咐，袖中暗藏岳父周家为他制作的麦饼，忐忑不安地随涂文辅入宫，在乾清宫住下。此时的宫中，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除了几个小宦官，不见一个大臣的身影，让他感到阴森恐怖。当晚，他未敢入睡，独自秉烛静坐，警惕地听着殿外的动静。有个巡视的宦官佩剑进来，他要过剑观赏一番，放到几案上，说留着把玩，实则用以防身，而许诺将给这个宦官重赏。接着，他又叫近侍太监从光禄寺取来酒食，犒赏巡逻的禁卫人员，同他们搞好关系。住在信王府的周妃，也是一夜未眠，战战兢兢地为朱由检祈祷，求神灵保佑他免遭不测。

一、降生于多事之秋

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他降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年末，时值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

本来，在明前朝奠定的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生产在中后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实现货币化，农业和手工业都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经济结构开始缓慢地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变。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由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海外贸易迅速兴起，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经济领域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在阶级关系方面，官绅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空前增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在社会生活方面，追求财富、崇尚奢华、逾礼越制、喜新厌旧成为时代的风尚，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思想观念方面，阳明心学的勃兴与实学思潮的涌动，使人的个性和欲望得到大胆的肯定，伦理观、财富观、价值观、政治观等也开始发生转变，贯穿着批判与求实的精神，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在文学艺术方面，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日趋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悄然勃兴，突显出主体个性的张扬与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对传统科技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有创新，强调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的运用，以及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吸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层政治领域出现的改革潮流。先是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与张璁相继进行革故鼎新，而后张居正更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将改革推向高潮，实行赋役的货币化，使明朝的实物财政转变为货币财政，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财政连年亏损的困境，“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1]，成为正德以来国家财政最好的时期。

所有这一系列的变化，使晚明社会呈现新旧因素杂陈的多元色彩。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由此进入成熟阶段，并开启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但是，此时的明朝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东方拓展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全球化的趋势初露端倪，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未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治国方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推进社会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加快发展的速度。相反，晚明的几任君主都极其昏庸腐朽，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死死抱住君主专制的制度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放，推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导致吏治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极端扩大，社会矛盾急剧激化，造成社会的大动荡，使社会转型遭受严重挫折，丧失了走向世界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由检的祖父明神宗，在虚龄10岁继承皇位之时，内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内阁首辅高拱为首。万历元年（1573）正月，次辅张居正勾结宫中太监冯保，驱逐高拱，当上首辅兼帝师。他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大力推行改革，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力图将他培养成“尧、舜之君”。但张居正的严格管教未能敌过随侍小皇帝的宦官们的潜移默化和商品货币大潮的负面影响，反而使其产生逆反和报复的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逐渐滋长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意气用事）四大恶习。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亲政。他掌握封建专制统治的大权后，立即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由此遭到否定或篡改。建立在清丈田亩，限制贵族地主、官绅地主优免特权基础上的一条鞭法，虽然延续了下来，但贵族地主、官绅地主仍然肆行无忌地欺隐田产、滥免粮差，使一条鞭法变味走形，未能发挥其均平负担、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明神宗亲政之后，开头几年，尚能勤奋理政，“日视朝讲，万几亲总，五夜夙兴，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2]。亲政期间，他决策进行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叛、援朝御倭之战及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均取得成功，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产生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后人的赞许，表明他并非庸主。无奈他是酒色之徒，“每夜必饮，每饮必醉”[3]，在酩酊大醉之后，就拽过在旁侍候的嫔妃、宫女行房事。过度的酗酒和纵欲，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从万历十四年（1586）下半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病危，长期疏怠政事，难得视朝，也很少面见大臣，许多军国大事不能及时处理，官员的选拔任免无法正常进行，以致“人滞于官”[4]，“曹署多空”[5]，“职业尽弛，上下解体”[6]，政治也就更加黑暗腐朽了。

明神宗的生活极其奢华糜烂。他不仅“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7]，而且对饮食、衣装及器用都非常讲究，极尽挥霍之能事。继位一段时间后，他就掏空专供皇室开支的内府，于是又不断伸手向户部“传索帑金”。国库历年储积的存银被他逐渐花光，出现巨额的财政亏空，因而无法向御边的守军拨发军饷，导致兵变频繁发生。

面对国家财政的巨额亏空，明神宗不是采取措施扶植和支持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加速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税向多种税制的转变，以扩大税源，相反却加紧对工商业者的直接搜刮。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明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将搜刮来的钱财直接上交内府。矿监名义上是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实际上是借开矿之名，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如妄指百姓的良田之下有矿脉，迫使主人交出大笔钱财，否则便毁坏庄稼、拆毁宅院。税使则在繁华的城镇、关津、渡口设置关卡，强迫过往的商旅、车船交纳各种税金。有的地方不仅重复征税，而且任意扩大征税的范围，就连“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赋税”[8]。正如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上疏所指出的：“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9]矿监税使的苛剥，使广大民众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更是遭到严重的摧残，导致民变频发。

明神宗的倒行逆施，不仅导致朝政腐败，贪风炽盛，赋役沉重，土地集中，兵变与民变此伏彼起，而且导致边防废弛，为女真的崛起与坐大提供了条件。

女真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元代分布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元末明初陆续南迁，分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野人女真三大部。他们原以渔猎为生，后来南迁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生，并跨进了奴隶社会。明朝建立后，大力招抚女真三部，建立众多羁縻卫所，隶属奴儿干都司（治特林，今俄罗斯蒂尔）管辖。明廷准许各部的首领、酋长入京朝贡与互市，令其为明朝守边，以抑制蒙古势力，同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令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10]，借以维护东北局势的稳定。在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间，女真各部通过贡赐与互市，加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发展的步伐。到万历年间，诸部蜂起，彼此攻伐，互争雄长。就在诸部的混战之中，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逐渐崛起。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奴隶主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在明朝的羁縻卫所担任过官职，他本人也曾在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当过兵。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在建州右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率兵镇压建州右卫古勒寨主阿台的叛乱，误杀随同前往劝降的觉昌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闻讯，从李成梁帐下出逃，返回建州女真。明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给了他30道敕书、30匹骏马作为赔偿，并命其承袭父职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便以报父祖之仇为名，攻占图伦城，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交好朝鲜和蒙古，用10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尔后又用20年的时间，征服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接着，进一步统一了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大部分地区。在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将女真原有的狩猎和军事组织“牛录”制度加以改造，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八旗制度，大大提高女真的战斗力，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登基建立后金政权，自称英明汗。过了两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公开背叛明朝，一举攻占了抚顺。

明廷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甚至建国称汗，从未进行干预，但努尔哈赤公然背叛明朝，并大举攻明，这是明神宗不能容忍的，他决定给予有力的反击。当时，明朝内部党争正酣，浙党首领、内阁首辅方从哲支持明神宗的决定，并推荐与浙党关系密切的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要打仗，就需要大笔军饷，此时国库荡然一空，而宫廷的内帑山积，达到“亘古所无”[11]的地步，一些大臣请发内帑，遭到明神宗的断然拒绝。经明神宗批准，户部援引嘉靖年间平定东南沿海倭寇与万历年间几次征战时一度实行的田赋加派办法，规定除贵州之外，各省田赋每亩加派3厘5毫，称为“辽饷”，共计加征200万两白银。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命杨镐统率10万兵马，分四路攻打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2]的对策，于三月初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南）集中八旗兵力，相继歼灭西路、北路和东南路的明军。杨镐急令南路明军退师。明军从此丧失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已无力再发动进攻，不得不采取守势，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后金八旗兵乘胜进攻，先后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进而谋取沈阳、辽阳两城，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

除了国事的处理屡屡出现失误，明神宗对家事的处理亦多乖张之举。他在万历六年（1578）大婚，娶了王皇后。王皇后“贤而多病，不能育”[13]。李太后让张居正为之册选九嫔，以广子嗣。就在册选九嫔之时，有天他到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索水盥手，宫中出身卑微的侍女王氏给他端来盆水，他见了甚是喜欢，与之发生关系，使她怀了孕。经李太后追问，他只好认账，封其为“恭妃”。万历十年（1582），王恭妃为之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但明神宗钟爱的是出身富有人家、早年读过书又长得漂亮的郑贵妃，因而长期不给王恭妃晋封位号，对朱常洛也是“一应恩礼俱从薄”[14]。过了三年，郑贵妃为他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皇次子早殇，生母不详），明神宗即晋封其为皇贵妃，并与之一起到紫禁城西北门的大高元殿行香，暗中立下拟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的“密誓”[15]。此举违背明朝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因而引起众大臣的关注。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首辅申时行等大臣为绝后患，上疏请求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明神宗未允，百官又纷纷上疏，与明神宗展开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

明神宗一系列的失误和乖张举措，引起一些正直官员（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不满。他们多以气节自负，要求明神宗亲御朝政，抑制贪欲，改良政治，体恤民情，关心民瘼，属于政治上的清流派。另一些官员（主要是当权的上层官员）则不问是非曲直，一味阿顺明神宗和内阁大臣，属于政治上的浊流派。双方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前面提到的争国本，就是双方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与志向相同的高攀龙、钱一本、顾允成（顾宪成弟）、薛敷教等正直的士大夫，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他们在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16]，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浊流派的官员，逐渐形成齐、楚、浙、昆、宣诸党，他们将与之对立的朝廷内外的正直之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齐、楚、浙、昆、宣诸党，围绕着朝廷官员的任命和皇储等问题，继续展开激烈的斗争。

明神宗专宠郑贵妃，不喜欢王恭妃，因而也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既迟迟不让他出阁读书，也迟迟不立他为皇太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李太后的干预虽勉强立其为皇太子，但对他仍是不冷不热。而在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同时，则封朱常洵为福王，在其成年之后也一直未令其按祖制离开京城就藩封国，从而对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朱常洛处处谨小慎微，整天愁眉深锁，便在近侍的诱导之下，纵情酒色，既借酒消愁，又期盼能早生贵子，博取父皇的欢心。明神宗在政治上压制朱常洛，在生活上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供其玩乐。所以，在朱常洛身边，除了太子妃，还有成群的妃嫔和选侍（没有封号的侍女）。这群妃嫔和选侍，果然为他生下一大群子女，其中包括未来的明朝最后两位君主朱由校和朱由检。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晚，当王选侍为朱常洛生下长子朱由校时，他立即命年老的宫人去仁德门外向明神宗报喜，孰料，明神宗并未因此改变对他的态度，仍迟迟未让福王就藩封国，亦迟迟不立朱由校为皇太孙。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勉强就藩洛阳，但第二年五月，就发生了梃击事件。五月初四日，有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大门，击伤守门太监，又蹿至前殿檐下，被几名太监捉住。浙党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说他是个疯子。东林党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再加审问，发现他并不疯癫。经刑部等三法司会审，张差供出其闯宫梃击，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的指使。消息一传出，“中外籍籍，疑（郑）贵妃弟国泰为之”[17]。明神宗为了保护郑贵妃，仅下令将张差处死，而将庞、刘二人在内廷秘密击毙。

由于明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校，朱由校之弟朱由检更得不到明神宗的疼爱。朱由检除了5岁那年随父亲朱常洛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明神宗对大臣的召见，远远见过祖父那副病恹恹的仪容，平时根本见不到祖父的身影，祖父对他也几乎没有印象。朱由检的生母刘氏，是初入太子宫的淑女，为人贤惠忠厚，对朱由检疼爱有加，悉心呵护，期盼将来能母以子贵。“时宫中有二李选侍，人称东、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宠”[18]，她常在朱常洛面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致使朱常洛逐渐疏远了刘氏，进而寻隙训斥。刘氏谨守妇道，从不辩解，但仍不时遭受西李的凌辱殴打，终于积愤成疾，在朱由检5岁那年含恨而逝。刘氏死后，朱常洛将朱由检交给西李抚育。但仅过4年，朱由校之生母王才人病逝，朱常洛又将朱由校交给西李抚育。西李见朱由校是皇长孙，便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朱由校身上，而冷落朱由检。后来，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朱常洛便将朱由检交给东李抚养。东李为人正直，“仁慈寡言笑”[19]，行事小心谨慎，从不与西李计较。由于膝下没有子女，她将全部的爱心都倾注到朱由检身上，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尽心调教。朱由检重新获得一份母爱的温暖，并在东李的调教之下，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起床后，先拜天，随后即向东李请安，尊如生母。他还喜欢读书，并养成静坐颐养的习惯，阅读儒家经典，常长久不动，有时口中念念有词，有时静思默想。同时，东李的溺爱，也养成他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

二、少年与信王生涯

朱由检10岁那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明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明神宗去世。八月初一日，朱由检的父亲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改元泰昌。他的大政方针继承乃父明神宗的老套路未变，不顾国库空虚、百姓穷困，继续大兴土木，催征税粮。生活上仍然沉溺酒色。郑贵妃为讨其欢心，给他送去八个（一说四个）妖艳的女乐，他欣然接受。有一天退朝，升座开宴，他令这几个女乐陪饮，至半夜就寝，连幸数人，第二天即大病不起。郑贵妃又指使其亲信崔文昇进大黄药，明光宗服后大泻不止，“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而后，又服下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的“红丸”，继位仅一个月，就“龙驭上宾”，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君主。

明光宗临终时，明确表示由虚龄16岁的皇太子朱由校继位。当时，西李选侍占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居住的乾清宫，挟持皇太子，邀封皇太后，并与郑贵妃相勾结，支持郑贵妃邀封太皇太后，郑贵妃则支持她邀封皇太后。她们妄图在朱由校继位后，以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左右一切。东林党人识破她们的图谋，给事中杨涟与内阁大学士刘一璟、韩爌等东林党大臣冲进乾清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一起抢出朱由校，至文华殿举行即东宫位典礼，入住慈宁宫，以摆脱西李的控制。然后采取强硬措施，逼迫西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泰昌元年（1620）九月，朱由校登基就位，以明年为天启，是为明熹宗。

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使朱由检感到无比哀痛。但是，长兄朱由校能顺利摆脱西李的控制，继承皇位，又让他感到些许欣慰。朱由校只比朱由检大6岁，兄弟俩过去都曾由西李抚养，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起嬉戏玩耍，亲密无间。朱由校登基之后，想到诸弟相继夭亡，只剩下五弟存世，对他更是关心和呵护。继位刚半年，即于天启元年（1621）二月晋封东李为庄妃，让她能更好地照顾自己这个年幼的弟弟。一有闲暇，朱由校也来到朱由检居住的勖勤宫看望这个弟弟，嘘寒问暖，无话不说，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有一次，年幼无知的朱由检竟抬起头问他：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他笑着回答道：当然可以，我先做几年，就让你来做。也许是受到这句戏言的影响，有天夜晚，朱由检竟梦见“黑龙蟠殿柱”的景象，他将此事告诉庄妃，“妃异之”。勖勤宫的后花园有两口井，相距甚远。有次，朱由检到一口井边玩耍，用水桶放下去打水，井里竟跳上来一尾金鱼，再到另一口井去打水，同样也跳上来一尾金鱼。左右随从觉得这是一种吉兆，但想到当今皇上毕竟登基不久，说这种事犯忌，于是都守口如瓶，“弗敢宣”[21]。

在险恶的宫廷争斗中，明熹宗之所以能躲过各种险滩暗礁登上皇位，实赖于清流派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的拥戴与支持。因此，在天启前期，清流派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的势力不断增长，不少东林党人出任内阁大学士及七卿之职，有的还担任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的关键职务，形成“东林势盛、众正盈朝”[22]的局面。

掌握部分权力的东林党人，积极整顿内政，整肃吏治，斥逐奸佞，留用贤能，惩治贪腐，提拔贤吏。他们还奏请明熹宗发放内帑，以充军饷，并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一时“中外忻忻望治”[23]。

与此同时，东林党人还大力加强辽东的防务，抵挡后金的进攻。自萨尔浒战败之后，明廷曾起用江夏（今湖北武汉武昌）人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他有胆知兵，实行以守为战、筑城以守的积极持久的防御策略，使后金不敢轻举妄动。但因红丸、梃击、移宫三案而失势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却坚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想尽快扭转辽东的战局，以稳定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于是，他便指使言官攻击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甚至说不罢免熊廷弼“辽必不保”[24]。明熹宗不明是非，下令罢免熊廷弼，以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代之。结果，很快就丢失沈阳和辽阳，袁应泰也自缢而亡。东林党人掌握部分权力后，力主重新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二月，明熹宗下旨再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同时又命既不习兵而又刚愎自用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提出以山海关为核心，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前线，以天津、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为水军基地的“三方布置策”，拟海陆配合，以保广宁。但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王化贞却主张速战，尽快收复辽、沈。这种经抚不和的局面，给了后金以可乘之机。天启二年（1622）五月，后金八旗兵渡过辽河，攻取西平堡（今辽宁盘山东北），再克广宁。阉党利用广宁之败，加紧迫害东林党人，熊廷弼、杨涟后终被杀。随后，东林党人孙承宗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亲赴山海关阅视，提出守关外以屏关内、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并自请出关督师。同年八月，他受命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即大力整顿防务，依靠袁崇焕、满桂等将领筑城练兵，收复失地400里，构建起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使努尔哈赤未敢率兵西进，从而稳定了辽东的局势。

然而，东林党人在整顿内政、加强辽东防务的同时，又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去辩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是非曲直，追究浊流派官员在其中的罪责。结果虽然迫使浙党首领方从哲辞去内阁首辅之职，并将崔文昇贬谪南京，李可灼遣戍边地，但也加剧了长期存在的门户之见，为腐朽的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股腐朽的宦官势力，就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魏忠贤出身于北直隶河间肃宁（今属河北）的一个农家，“多机变，有小才”[25]。年轻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仅将家产变卖净尽，还欠下一屁股债，遂自行阉割，入宫当了一名低级宦官，管理甲字库。他先是依靠西李选侍，西李失势后，又勾结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与之结为“对食”。明熹宗虽是明神宗的长孙，但因其父不得宠，他也受到明神宗的冷落，迟迟不被立为皇太孙，也不让他出阁读书，成了一个文盲。为了消磨时光，他在宫中整天就是爬树、掏鸟窝、养猫、斗鸡、斗蟋蟀、听戏、骑马、射箭，或者做木匠、油漆匠、泥水匠的活，从中寻找乐趣。魏忠贤和客氏就利用明熹宗年幼无知、生性好动的特点，极力诱导他嬉戏玩乐，“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26]，以讨其欢心。明熹宗继位之后，竟让一字不识的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握替皇帝对内阁的票拟批红的大权。东林党人追论三案的责任，敌对诸党惶恐不安，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魏忠贤的势力迅速壮大，开始主动出击。他先诛杀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逐步掌控内廷的实权，再将东林党人刘一璟逐出内阁，在内阁安插自己的亲信。天启三年（1623）底，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进一步掌握镇压异己的生杀大权，权势更加显赫。

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势力的崛起满怀疑忌，极力进行反击。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干将、副都御史杨涟上疏揭露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要求明熹宗将魏忠贤就地正法，把客氏逐出皇宫。群臣纷纷响应，交章论劾魏忠贤不法诸罪。明熹宗懵然不辨忠奸，下旨斥责杨涟，并对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工部郎中万燝施行杖刑，将他活活打死在殿廷之上。一批东林党人随即被罢斥，失去在朝中的权力优势。阉党集团有恃无恐，公然炮制《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罢斥、杀害东林党人，特别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厂卫迭兴大狱，捕杀杨涟等六君子和高攀龙等七君子，并编制《三朝要典》，公开为三案翻案。

到天启末年，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内廷之中，有王体乾等三十余名骨干；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批亲信爪牙。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并派大批宦官到各个要冲之地充当镇守太监。魏忠贤本人更是威势煊赫，位晋三公，加恩三等，并通过冒功请赏、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捞取大量钱财。他的远近亲属及义子干孙，亦位居要津，贪污盗窃，无所不为。举朝的官员，竞相拜魏忠贤为干父，称之为“九千九百岁爷爷”，并纷纷为之建造生祠。杨涟曾在奏疏中悲愤地叹道：“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27]魏忠贤的专权统治，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有一疯道人歌曰：“委鬼（魏忠贤）当朝立，茄花（客氏）满地红。”[28]

魏忠贤的黑暗统治，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土地的兼并，加以水利连年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天启二年（1622），山东及北直隶等地爆发了徐鸿儒、于弘志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畿辅震动。天启七年（1627）二月，陕西澄城县又发生农民起义，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辽东地区的民族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建立的后金八旗国家，是以对异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为基础的。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通过战争占领大片土地，俘获大批战俘，掠夺大量人口，将土地、俘虏和人口赏给八旗旗主，建立奴隶主庄园；进入辽沈地区后，更是强制推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政策，将当地汉人的土地、住宅和财产全部剥夺，将土地分给八旗官兵或编入八旗庄屯，把绝大多数汉人编入旗下，充作奴隶，为八旗官兵耕作，并强迫他们改从满人的习俗，剃发易服，变为满人。这样，就将对明朝的战争变成一场侵略的战争。民族矛盾因而迅速激化，成为辽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因此，面对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辽东守军无不顽强地加以阻击。天启四年（1624），当辽东经略孙承宗拟入京营救遭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而受阻，被迫辞职返乡后，继任辽东经略的高第，在阉党、权宦的支持之下，一反孙承宗的守关外以屏关内和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下令撤退关外守备，驱兵入山海关。袁崇焕抗命不从，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西攻宁远。袁崇焕等守将坚守不动，后用西洋火炮击退后金兵，取得“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迫退兵，不久染病而亡。继位的天聪汗皇太极，于翌年（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二月派兵攻打同明朝合作的朝鲜，与之签订“江都和约”，约为“兄弟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便在当年五月再攻宁远，又被袁崇焕击退，再转攻锦州，仍未得手，史称“宁锦大捷”。袁崇焕为这两次大捷立下赫赫战功，但因未及时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遭其忌恨。宁锦大捷，“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孙亦封伯”[29]，袁崇焕却遭到无端的猜忌与弹劾，被迫引病辞职。

就在辽东战事日趋危急之时，天启六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翌年二月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之叔安邦彦挟安位起兵应之。明廷出动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军队进剿，但终天启朝一直未能将其平定。

魏忠贤的专权乱政，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朱由检的生活。抚育朱由检的东李选侍，虽在天启元年（1621）二月晋封庄妃，但因她持正不阿，引起魏忠贤和客氏的忌恨，他们多次裁减她的待遇和礼数，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后竟郁愤而死。庄妃的死，不仅给朱由检精神上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对魏忠贤和客氏产生了警惕。

明熹宗凡事昏庸，却极重兄弟之间的亲情。天启二年（1622）九月，明熹宗下旨册封刚12岁的朱由检为信王，朱由检的各种待遇大为改善。同朱由检关系最为亲近的庄妃死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生母刘氏。刘氏原是海州（今辽宁海城）人，后落籍宛平（今属北京）。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下朱由检，后“失光宗意，被谴”，死后“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偷偷派人将她葬于西山申懿王坟的旁边[30]。朱由检12岁，明熹宗在册封他为信王时，追封刘氏为贤妃。朱由检向小太监打听到她的葬身之处后，常偷偷交给小太监一些银两，让他代替自己前往西山祭祀。为了防范魏、客的加害，朱由检常在书案前静坐读书，尽量少与外界接触。为了迷惑魏、客的耳目，有时还故意不修边幅，“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31]，装出与世无争的样子。偶尔带着小太监到宫外看看，但无论见到什么景象，听到什么议论，回宫后都守口如瓶，绝不言讲。魏忠贤为了试探朱由检对自己的态度，曾暗中派人到他的住地侦伺，有时还故意对他说些有关魏忠贤的坏话，他立即严词加以训斥，说：魏公公有辅佐君主的才能，很得皇上的看重与信任；我是个亲王，不久就将就藩封国，还得借助于他；你可别来多事，让魏公公知道了，有你的好果子吃。当时各地进献宫廷的珍异之物“半致忠贤”，魏忠贤有时将一些“非时花木果蔬之类”派小太监送给朱由检，他“輙受之”，并“厚犒其使”，“若相得甚欢者”[32]。

转眼到了天启六年（1626），朱由检已是虚龄16，魏忠贤为了让他尽快地离开京城就藩封国，以免妨碍自己的专权，便劝明熹宗为之完婚。礼部从五城两县选出77名民间淑女。一个月后，由明熹宗的张皇后主持，从中择定大兴县生员周奎15岁的女儿周氏。经钦天监选择吉日，婚期定在翌年的二月初三日。考虑到他婚后的开支比婚前的独身生活要大，天启七年（1627）正月明熹宗下令拨给信王岁米3000石、钞1万贯。接着，又将景王府的地租银赐给了他。朱由检考虑到国家财政困难，上疏请辞，明熹宗于是又命以汝、福两王遗留的地租转赐给他。天启七年二月初三日，朱由检与周氏正式完婚。三月，皇叔瑞、惠、桂三王就藩封国，留下三座王府的空宅。四月，明熹宗下令将惠王府重加修缮，让朱由检携周妃从勖勤宫搬到那里居住。朱由检和周氏在那里度过短暂的新婚生活，暂时放下了对生母和庄妃的思念。

三、战战兢兢就帝位

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明熹宗到安定门外的方泽坛祭祀地祇后，返宫途中，和张皇后一起，领着一批随行的宦官、宫女到西苑游玩。张皇后对游玩兴致不高，申时（相当于现今午后3至5时）过后即返回宫中。朱由校和几个宦官、宫女继续在西苑游玩。客氏和魏忠贤上了一条停泊在桥北浅水处的大船，饮酒作乐。明熹宗好玩，便带着几名宫女，和高永寿、刘思源两个小太监上了一条小船。他独自划桨，将船驶到桥北湖水最深的地方，在那儿泛舟荡漾。不一会儿，皎洁的月亮升上天空，洒下一片清辉，湖面上泛起闪闪银光，好不爽朗惬意。他们正玩得高兴之时，水面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小船摇晃几下便被掀翻了，明熹宗和两个小太监都掉到了湖里。没有落水的几名宫女大声呼救，魏忠贤和众随从纷纷跃入水中施救。最先游到明熹宗身边的管事太监谈敬，把他救上了岸。魏忠贤和客氏慌忙招呼众随从，护送明熹宗返回乾清宫的懋德殿。

明熹宗自幼身体虚弱，经过落水的惊吓，回到懋德殿便得了重病。此后，经过御医的诊治，服过几天药后稍有起色，但始终未能痊愈。天启七年（1627）五月，随着天气转热，他的病情突然加剧，到六月间已经下不了床。明熹宗身边虽然美女众多，曾经生育三子二女，不料长子和次子幼年即已夭折，容妃任氏在天启五年（1625）十月所生的皇三子，也在次年正月受王恭厂火药库爆炸的惊吓，一个月后也夭折了。他想起如今膝下只剩两个女儿，而无子嗣，不觉黯然神伤。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指的是男性继承人。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一想到这里，明熹宗不禁潸然泪下，慨叹苍天无眼。

其实，明熹宗之所以绝后，除皇三子是由于天灾而导致早殇外，长子和次子之夭亡主要是由于人祸造成的。只是明熹宗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罢了。

造成两个皇子夭折的罪魁祸首，就是客氏和魏忠贤。客氏原名客印月，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农民侯二的妻子。她生下儿子侯国兴后，在18岁那年被选入宫中，当了朱由校的乳母。过了两年，侯二死去，她成为寡妇，便悉心照料朱由校，尽其所能陪他嬉戏玩乐，还精心为他烹饪各种美食，讨其欢心。按照明朝宫廷的惯例，当皇子长到六七岁时，乳母就应出宫。但朱由校离不开这个乳母，他父亲明光宗又过分溺爱这个皇长子，便让客氏继续留在宫中。朱由校大婚之后，有皇后和众多的妃嫔在旁侍候，客氏实在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天启二年（1622）九月，迫于外廷强大的舆论压力，朱由校只好下旨令其出宫。但第二天他又反悔，向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客氏朝夕侍朕，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着时进内奉慰，外廷不得烦激。”[33]客氏又被召回宫中，出宫之事不了了之。就是在朱由校登基之后，客氏仍然天不亮就入宫来到他的住处，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明熹宗大婚后，俊美妖艳而又放荡不羁的客氏甚至以姿色加以引诱，与之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懵懂昏聩的朱由校为其所惑，继位不久，即以“保护圣躬”的功劳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封其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还任命与之结为“对食”的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客得势之后，便极力将明熹宗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把持宫廷的大权。

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明熹宗下谕选取民间淑女，为实行大婚、册立皇后和妃嫔做准备。在选出的女子中，负责选婚的司礼监太监刘克敏、杨舜臣相中河南祥符县诸生张国纪15岁的女儿张嫣，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又知书达理，主张立其为皇后。客氏和魏忠贤看中的却是他们一名亲信的女儿，因而极力反对。无奈明熹宗相中的也是张氏，他们不好坚持。天启元年（1621）正月正式举办婚礼，册立张氏为皇后，封其父张国纪为太康伯；同时，立冯氏、张氏、范氏、李氏、任氏等人为妃。

张皇后为人正派，“性严正”，她看不惯客氏和魏忠贤的飞扬跋扈，“数于帝前言客氏、魏忠贤过失”[34]。有次竟将客氏找来，“欲绳以法”。客、魏对她恨入骨髓，造谣说她不是张国纪之女，而是死囚孙官哥（一说是孙止孝，又一说为孙二）之女，并扬言要派人到她老家去调查其家世。此举遭到正直大臣的驳斥，连明熹宗也不相信。有一天，明熹宗到坤宁宫，见书案上摊开一本书，问是什么书，张皇后答曰：“《赵高传》也。”赵高是秦二世时的权宦，秦二世因宠信赵高而致国破家亡。张皇后此话显然是借赵高来影射魏忠贤。这话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他便想出一个狠毒的计划，欲置张皇后于死地。第二天，他在偏殿埋伏数名甲士，然后引导明熹宗升殿，将甲士搜出，移交东厂和锦衣卫审讯。魏忠贤让这些甲士一口咬定，是张皇后之父张国纪命其行刺，谋立信王朱由检为帝。魏忠贤的心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闻知此讯，对魏忠贤说：“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一不慎，吾辈无遗类矣。”魏忠贤听了，只好把这几名甲士杀掉灭口。然而，客氏和魏忠贤并未就此收手。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孕，客、魏二人就将张皇后身边他们不信任的宫女调走，换上自己的亲信。后来，张皇后“腰胁伤痛”，召宫女为之“捻背”，即推拿按摩，宫女“阴欲损其胎”，“捶之过猛”[35]，动了胎位，导致其早产，于当年十月中旬产下皇长子。不久，这个早产的皇长子便夭殇了。皇长子出生后十天，慧妃范氏又为明熹宗生下皇次子，但也仅仅存活八个月便惊悸而死。史籍对皇次子为何“惊悸”没有明载，有人推测是受到内操放炮的惊吓所致。原来，魏忠贤为了训练一支自己操控的军队，在天启三年恢复万历后期已经停办的内操，由其亲信刘朝负责，在宫廷之内设置教场进行操练。操练时士兵挥刀舞剑，放炮发石，金鼓震天，旌旗蔽日。呼操声、追逐声、火炮声此伏彼起，震耳欲聋，推测皇次子因受内操惊悸而夭折，不是没有道理的。皇次子死后，范慧妃因未再生育而失宠。后来李成妃侍寝，代范慧妃向明熹宗求情。客氏和魏忠贤侦知后，竟将李成妃幽禁别宫，断绝饮食。李成妃预先藏匿饮食，挨过半个月没有饿死，后被放出，斥为宫人。

裕妃张氏性格正直刚烈，看不惯客氏、魏忠贤的骄横暴虐。她怀孕后，明熹宗准备为之加封，但她到预产期未能生产。魏忠贤便诬称她得罪神灵，需在宫中祈祷祭祀，求神灵宽恕。于是将她关进一间空殿，断绝饮食。饥渴难耐的裕妃，在大雨天爬到屋檐下啜饮檐溜而死，腹中的胎儿也随之夭折了。

所以，明熹宗之断子绝孙，并非苍天无眼，主要是由于他自己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善恶，宠信客、魏酿成的恶果。

到了八月，明熹宗的病情加重，不时陷入昏迷状态。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须尽快安排后事。经再三思量，觉得自己既然膝下无子，两个女儿又不能继承皇位，只能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36]，由其仅存的五弟朱由检继位。八月十一日，他下令召见朱由检。自明熹宗生病之后，朱由检就时刻挂念着皇长兄的身体，祈盼他能早日康复。但此时正是魏忠贤和客氏气焰最为嚣张之际，为了避免魏、客的猜忌，他只好“常称疾不朝谒”。接到皇长兄召见的谕旨，他独自来到乾清宫，跪在御榻之前，两眼痴痴地注视着重病缠身的长兄，不知说什么好。明熹宗侧身靠着御榻，望着他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意思是，将由他来继承皇位。朱由检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听了极为恐惧，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明熹宗见状，安慰勉励了一番，然后交代他说：“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37]要他善待张皇后，继续重用魏忠贤。朱由检听后更感到害怕，转而与魏忠贤接谈，说他服侍长兄，十分辛苦，魏忠贤温和地谦虚一番。朱由检随即请求出宫。第二天，明熹宗又在乾清宫召见内阁大学士及九卿、科道等大臣，对他们宣布：“朕怀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说与卿等每知道。”[38]暗示来日将由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明熹宗病重之后，魏忠贤及其亲信爪牙就用尽各种办法给他治疗。因为他们知道，宦官手中的权势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他们依靠的皇上一旦撒手人寰，不要说“九千岁”，就连“一岁”也难保障。因此，保住皇上的性命，是保住他们权势的关键。但是，不管他们找来何种偏方，或者采取什么迷信手段，明熹宗的病情还是不断加重。

在为明熹宗治病的同时，魏忠贤和客氏也在暗中谋划，设计在明熹宗去世之后，他们继续掌控朝政的各种方案。他们起初想到的是，仿效战国时吕不韦的做法，由客氏豢养八名宫女，让她们怀孕生子，冒充皇子，登基后由魏忠贤在幕后操控，使之成为客、魏的傀儡。后来，朱由检在继位的次月将客氏驱逐回家，天启七年（1627）十月又下令将其发往浣衣局笞死，并籍没其家，“太监王文政讯得宫人妊身者八人，盖出入掖廷，多携家侍媵（奴婢），觊如吕不韦故事也”[39]。但因为明熹宗在位时间较短，此计没能实现。明熹宗召见信王后，魏忠贤又差人召集几位内阁大学士，说现今皇上龙体欠安，不能临朝理政，可否由张皇后垂帘听政，等皇上病愈了，再由皇上自行裁夺。所谓由张皇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魏忠贤居摄，仿效王莽、董卓、曹操的故事。但内阁次辅施凤来表示反对，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40]魏忠贤见一计未成，又想发动宫廷政变。但当他找手下的干将、手握宫廷禁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商议时，田尔耕却未敢表态。再找另一干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商议，崔呈秀先未搭腔，经再三追问，才回答道：“恐外有义兵。”[41]意即担心遭到朝野的反对，若各地起兵勤王，不好对付。魏忠贤听罢，气得脸红脖子粗，拂袖而去。魏忠贤的手下又献计，令宫妃假装怀孕，暗中将魏忠贤侄子魏良卿的幼子送进宫里，狸猫换太子，由魏忠贤辅佐，仿效王莽辅佐孺子婴的方式，实现篡位。据说魏忠贤听后怦然心动，曾派人向张皇后吹风。早已恨透魏忠贤的张皇后力拒不可，曰：“从命死，不从亦死，等死耳！不从而死，可以见二祖（明太祖、明成祖）列宗在天之灵！”[42]

八月二十二日夜里，明熹宗的病情迅速恶化，不久死去。张皇后立即下达懿旨：“奉大行皇帝遗命，速召信王入宫。”为了讨好即将继位的新君，魏忠贤亲自到信王府递交张皇后的懿旨。朱由检查看懿旨上盖的御宝，见是真的，但又担心魏忠贤乘他夜半入宫之机将他杀害，就推说天未大亮，大臣都未入值，他不好随便入宫；再说自己德望不高，也不敢嗣皇帝之位。他要魏忠贤宣布张皇后旨意，打开禁门，召诸勋戚、大臣、卿贰入宫，商议大行皇帝的丧礼，并共同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亲王来继承皇位。魏忠贤只得先回皇宫，走到皇极殿前，几位大臣询问皇上有没有遗诏，他只好对外宣布张皇后的懿旨，并派心腹宦官、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等迎接朱由检入宫。

随后，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惟贤等元老重臣，来到信王府具笺劝进。朱由检按照惯例推辞了两次，到第三次才答应继位。他牢记皇嫂张皇后“勿用宫中食”[43]的嘱咐，袖中暗藏岳父周家为他制作的麦饼，忐忑不安地随涂文辅入宫，在乾清宫住下。此时的宫中，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除了几个小宦官，不见一个大臣的身影，让他感到阴森恐怖。当晚，他未敢入睡，独自秉烛静坐，警惕地听着殿外的动静。有个巡视的宦官佩剑进来，他要过剑观赏一番，放到几案上，说留着把玩，实则用以防身，而许诺将给这个宦官重赏。接着，他又叫近侍太监从光禄寺取来酒食，犒赏巡逻的禁卫人员，同他们搞好关系。住在信王府的周妃，也是一夜未眠，战战兢兢地为朱由检祈祷，求神灵保佑他免遭不测。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战战兢兢地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遭火焚毁、四天前刚修复完毕的皇极殿登基就位；两天后，颁布继位诏书，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因为年号崇祯，人们又称他为崇祯帝。他死后，南明的弘光帝追谥他为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谥为毅宗，清朝又追谥他为怀宗，乾隆时又改谥为庄烈愍皇帝，所以史书又称他为思宗、毅宗、怀宗或烈皇帝。

注释

[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第958页。

[2]《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一，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校勘本。（以下所引之《明神宗实录》者，皆出自该版本，不另加注。）

[3][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九四，[明]冯从吾：《请修朝政疏》，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4]《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二，万历三十二年正月辛酉。

[5]《明史》卷二二五，《赵焕传》，第592页。

[6][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万历中缺官不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8页。

[7][清]邹漪：《启祯野乘》卷一，清刻本。

[8]《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第1978页。

[9]《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第6171页。

[10][明]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卷》，明天启刊本。

[1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清光绪刻本。

[12][明]傅国：《辽广实录》，丁丑丛编本。

[13]《罪惟录》卷二，《王皇后传》，第1174页。

[14][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15]《先拨志始》卷上。

[16]《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第6032页。

[17]《明史》卷二四一，《张问达传》，第6260页。

[18]《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第3541页。

[19]《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第3542页。

[20][清]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一，《泰昌朝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21]《崇祯长编》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校勘本。以下所引《崇祯长编》，除另行加注外，皆出自此版本。

[22]《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第6299页。

[23]《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第6300页。

[24]《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第6697页。

[25][清]宋起凤：《稗史》卷二，清刻本。

[26]《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第7871页。

[27]《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第6328页。

[28]《国榷》卷八八，天启七年十一月庚午，第5400页。

[29]《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第6712页。

[30]《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第3540页。

[31][清]王世德：《崇祯遗录》，豫恕堂丛书本。

[32]《崇祯长编》卷一。

[33]《国榷》卷八五，天启二年九月己未，第5210页。

[34]《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第3542页。

[35]《罪惟录》卷二，《张皇后传》，第1184页；《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第3542—3543页。

[36]朱元璋，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三册），《皇明祖训·法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6页。

[37]《崇祯长编》卷一。

[38]《明熹宗实录》卷八七，天启七年八月乙巳。

[39]《崇祯长编》卷三，天启七年十一月辛巳；《三朝野记》卷三，《天启朝纪事》；[清]计六奇编辑：《明季北略》卷三，《掠死客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

[40]《明季北略》卷三，《信王登极》，第78页。

[41]《国榷》卷八八，天启七年八月乙卯，第5384页。

[42]《三朝野记》卷三；《先拨志始》卷下。

[43][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