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外事处缘何成立？

我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年年中，我在哈尔滨市政府第一次见到时任教育科长的蒋南翔。我很坦诚地向蒋提出要继续学习的愿望。蒋知道我是“民主青年联盟”的组织者，便问：“要学什么？”我答：“学医。”“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病重半年，没钱治，36岁去世。”蒋也不再问，便说：“我安排你到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还可在学校里继续开展共青团的工作，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共同进步。”

这次谈话之后，蒋南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致哈尔滨大学教务长栗玉的信。信中要求栗教务长安排我在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并安排食宿。

这是我得到组织上关怀的一件大事，非常感激，终生难忘。在通过考试后，栗玉安排我到医学系乙班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并要求我立即上课。

从此，我便在大学里度过了近两年的美好时光。在这里，我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关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往事历历在目，平平淡淡，不足挂齿。就个人而言，1948年确实是令我难忘、追思和感恩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成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了由蒋南翔领导的“土改”工作队，遵照党中央新的土地法大纲到哈尔滨市郊区，组织贫下中农开展土改工作；奉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东北外事处工作。这件事是蒋南翔和栗玉决定的，我应该欣然服从安排，但这样我便需要改行从政，与学医的梦想失之交臂，因而接到指令后略有踌躇。

栗玉在跟我谈话时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的一些杂念烟消云散。栗玉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对你工作的安排也是蒋南翔的意思；学医只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到东北外事处工作，是要你打开眼界，抓大事，抓政治，去维护人民的政权。

听后，我立即向栗玉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委员会的全面工作由副主任委员林枫主持，由副主任委员高崇民、张学思（张学良的胞弟）和秘书长栗又文协助。

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办公厅、民政部、农业部、工业部等。办公厅由张文豹负责，民政部由王一夫负责，工业部由王鹤寿负责，农业部由张庆泰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该委员会发现东北的外事工作较为突出，仅哈尔滨就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和几十个国家的领事馆，而且历史上的哈尔滨也曾是日、俄、英、德、美等列强的必争之地，因此，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外事处实属必要。这不仅是东北地方上的需要，也是党中央外事组的需要。

外事处属涉外部门。外交无小事，有关外事工作，林枫同志都亲自过问。于是东北外事处的办公室便设在哈尔滨南岗（秋林公司附近）林枫办公室楼下的三间屋子里。一切从头开始。最初工作不忙，干部也少，仅有三人：处长陆曦、处长夫人王如和我。

陆曦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奉调到莫斯科学习三年，是位有战功、有信念，俄文也好的老干部。我们三人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是新手，只能谨慎小心地从头做起，搞调查、翻译资料，贡献虽微小，却没虚度时光。

几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响，我军越战越猛，而国民党的军队则被打得溃不成军，解放沈阳指日可待。

11月1日左右，东北行政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包括后勤班子在内的全部机关人员，在林枫同志带领下立即动身，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即将解放的沈阳。

万没想到，我们的火车即将到达四平时，前方来报，在四平，我方和敌人的拉锯战仍在激烈地进行，要求我们的专列在四平北立即停车，等候通知。

约五六个小时之后，前方来报，我第四野战军部队已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四平车站的铁路已被我控制，南下的这一专列可以安全通过。

几个小时之后，林枫率领的一行人抵达沈阳，时间是11月4日（沈阳是11月2日解放的）。我第四野战军派大批军用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从火车站送到临时办公地——太原街一号大白楼。

太原街一号大白楼原是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办公楼。在大白楼门前，当时仍挂着一个漆白的木制大牌子，牌子上是醒目的大字：国民党中央政府剿匪司令部。在我看来，此楼不仅是剿共的大本营，还是国民党在沈阳掠夺、抢劫百姓和盗窃沈阳故宫文物的贼窝。

这天，我在大白楼里上下走走，偶然发现二层大礼堂里堆积着大量的贵重文物和字画。不言而喻，这些文物都是国民党高官从民间抢来的，或从沈阳故宫偷来的。仅就此事此景就可以断言，蒋介石政权已无药可救，非垮不可。

沈阳解放后，为稳定民心、恢复全市的市政管理，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全市人民的正常生活，根据中央精神，沈阳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并在市政府内设立外事处，处理全市的涉外工作。中央任命朱其文同志为沈阳市市长。

考虑到涉外工作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改名为“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外事处”改名为“东北外事局”。“沈阳市外事处”和“东北外事局”在工作上关系密切。东北外事局成立初期，除局长陆曦外，工作人员依然仅有王如和我二人，均享受营级待遇。

从事涉外工作之初，我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边总结，能否把工作做好，出色地完成任务，是对我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