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溥仪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凌晨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列车缓缓驶入绥芬河火车站。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
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双方办理了交接手续。我公安人员拿走溥仪个人的一小箱珠宝之后，陆曦和中校开始按名单移交溥仪和58名伪满洲国战俘，共计59人。这些战俘包括伪满洲国大臣、军官和职员。
陆曦和中校一起离开了苏联公务车，穿过200多米的铁轨，准备到距离中国火车百米远的台阶上监督移交。中校利用这个机会，向陆曦谈了有关溥仪等人在苏联5年的大概情况。
中校说：“5年前，溥仪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图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伺机打回东北，复辟皇位，很不愿意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溥仪也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将大批沙皇贵族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幸免逃脱的沙皇贵族，也都流亡国外，有的去了西欧，有的去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大部分都死在国外，他们的后裔也没有任何作为了。因此，溥仪和他的‘大臣’早就预料到，北上投奔苏联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向日本宣战的第三天，他们竟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
“苏军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溥仪等人掳到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对中国人民有个交代，我们对溥仪并没完全按战俘对待。他们住的是大旅馆，并有众多后勤人员、医务人员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错的照顾。
“这样一来，反而给溥仪等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苏联对他们很宽厚。于是溥仪等少数人用收买的办法，贿赂我们的看守、服务人员，甚至军官，妄图获得自由。收买不成，溥仪便公开提出要在苏联政治避难。这些小把戏，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奏效，而在我们那里，此路不通。
“溥仪为这些事折腾了几年，仍不死心，便直接上书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历史人物，可与元首平起平坐，其实，在我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垃圾。他的上书，我们可以转，但至今谁也没理他。我们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对溥仪的处理，早有既定方针。
“这批‘大臣’的心理，我很明白。他们都想回国。一是因为中国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年事已高，不愿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愿意死在远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坟地。至于几个年轻人，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工作人员，并无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中校在和陆曦谈话间，移交工作已经开始。59名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相距有五步远，从苏联火车上下来，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登上中国的火车。
这些鱼贯而出的人，多半已年过花甲。他们有的行动不便，老态龙钟；有的身体还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态则略显紧张，当年的威风、官气、傲气和霸气早已荡然无存。有不少人在走这段路的时候，还偷看周围的情况。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小火车站，并没有士兵在周围监守。这种脱离开刺刀监视的活动，是他们预料不到的。
在下车走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两腿并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此时，陆曦立刻摆手示意，让他上车！这个行礼的人，为什么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贵手呢，还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国忏悔？还是因为没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奋？谁也弄不清。在他之后，紧接着又有两三人向我们行礼。第四个下车的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背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陆曦忙问：“背着的是谁？”中校答：“他是熙洽。”
熙洽是东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汉奸。他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了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则不屑一顾。他那种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如果此时他穿上龙袍，挂上玉带，脚蹬朝靴，一定会迈开八字方步，摇摇摆摆，不可一世。如果此时他穿上日本天皇赐给他的元帅军服，头顶帅缨，脚蹬皮靴，虽说像根竹竿，他也会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的他既无龙袍，也无帅服，而是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没打领带，脚下穿了一双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头梳得光光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相貌还不错，40多岁的中年人，虽说不是仪表堂堂，却也帅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很奇怪，这个腰缠万贯的末代皇帝为什么穿了双只能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9人都一一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毓蟾、毓苗、毓螗和李国雄等8人；有伪满洲国内阁大臣13人，其中包括“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熙洽、臧式毅、邢士廉、谷次享、于镜涛等；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普通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职员13人。他们都一一登上了中国的火车。
战俘移交完毕，陆曦立即将一份“换文”交给苏联中校，并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握手道别。中苏双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