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章 “卧冰求鲤”的权力逻辑

  • 门阀
  • 南朝
  • 6810字
  • 2024-01-31 17:32:33

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大将军王敦从今天的湖北鄂州举兵东下,打败了南京城的皇帝司马睿。在他与自己的堂弟王导共同执掌朝政后,他们的家族控制了整个王朝,史称“王与马,共天下”。“马”即皇室司马氏,“王”就是两人出身的琅琊王氏。

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指的就是他们这个家族。

根据毛汉光先生考证,仅仅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二百多年中,琅琊王氏官居五品以上的族人就有一百六十一人,而这个时期五品以上的官员累计也就一千七百多人,琅琊王氏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

宋人《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记载,琅琊王氏有五十多人官至宰相,二十五人官至吏部尚书,做到刺史、太守等类似今日省长、市长级别的官员更是不可计数。

更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们在书法、文学、音乐等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家族有一百多人名传后世,比如“书圣”王羲之,他是王敦、王导的侄子。这个家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人称“华夏首望”,或者“中古第一望族”。

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慨叹: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在将家族推上权势巅峰的那一刻,王敦、王导兄弟或许会想起这个家族的奠基人——他们的伯祖王祥,想起他如何胼手胝足地为家族积累起原始资本的故事。

王祥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祖籍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可能还要远超琅琊诸葛。

王祥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为人所知:因“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

历史上真实的王祥却并不是这个模样。

他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对不是迂腐之辈,会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晋书》载:

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王祥的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解开衣服,更好地发力剖冰。

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解开衣服又值得怀疑。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更是过于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继而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能因为孝顺而被察举为“孝廉”,进入官府做官。

王祥拒绝了,这是非常清醒的举动,那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危险重重。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安徽庐江一带隐居避乱。直到六十岁左右,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入世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的这个选择,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举措都证明,他不仅不迂腐,反而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在恰当的时机获取地位。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是州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席属官。州是当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区。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别驾则辅佐刺史管理行政事务,出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车驾,故有此称。

对时代背景稍作考察,我们就能知道王祥获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这种全新的权力组织逐渐孕育成型。它以家族为枢纽,族中世代有人做官,甚至都官居三公九卿。比如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人官至三公。

其他如东汉司徒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曹魏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还有司马懿壮大的河内司马氏等,都是名动天下的世家大族。他们掌握了上至中央的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等核心位置。与之相对的是,皇权不断衰落,不得不接受与世家大族共同治理天下的现实。

就连以用人不拘一格著称的曹操,在政治上也主要任用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大族名士。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通过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仕途晋升之道。

我们知道,在印刷术普及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难以大面积传播。西汉建立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或出身低微的才华卓越者都有机会入学,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正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的那样: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这些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传抄,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多至十万字。

这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弘农杨氏则专攻《尚书》。

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大家族的子弟入仕为官,又为下一代积累更好的政治资源与经济实力,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有可能成为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中做了精准的总结,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

到了王祥入仕的曹魏时代,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曹魏开国皇帝曹丕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大家族的当官特权。

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而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低等士族,又称寒门。家族中也有人当官,但多是刺史、太守府中的属官,或者县令等低阶官员,也缺乏世代积累。家族中的人想要进入仕途,往往先是去刺史、太守府中从低阶幕僚做起,获得长官赏识举荐,才有获得正式官职的可能。

王祥就出自这样的家族。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父亲王融则终身未仕。到了他这一代,家族已经陷入困顿,以至于连活鱼都购买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径就是修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当时最被看重的德行。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一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这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认为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懿的后代掌权以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这个细节也再次证明,王祥隐居期间,不仅时刻关注天下形势,也没有落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学习。正像他的后人如王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家族的杰出人才总是长于韬光养晦,在漫长的蛰伏期间做好扎实充分的准备。

在徐州的牛刀小试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对王祥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十年之后,公元254年,曹魏政权走向末路,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

“参与定策”四字格外意味深长。

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

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除掉。手段凌厉的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

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色彩,皇帝曹芳如果当真“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司马师或许会放他一马。现在他要夺回天下,亲理朝政,司马师则不能同意。

年轻的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甚至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这是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权力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

王祥参与了废黜曹芳的整个过程。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大计自然要争取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是默许。他或许走得更远,直接参与了废立的军事行动,并立下大功。因为他在事后被封为关内侯。

根据秦汉二十等爵制度,关内侯位列第十九等,也就是第二等级的赏赐,常常授予立下军功的将领。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后,就封手下有功之将樊哙、周勃等为关内侯。

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坚定地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另一个佐证是,此事之后的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又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

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召,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又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

自古忠孝并举,王祥所为似乎有污过去“卧冰求鲤”的美名,后世也多以此讥讽王祥不忠。

这种评价其实相当偏颇,最大的问题在于默认了“忠君”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制社会的绝对政治正确。

而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秦始皇早在公元前就统一了天下,之后汉武帝又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确认了君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帝国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君权不断受到藩王、外戚、后党、权臣等各种势力的挑战,忠君观念并不像后来集权巅峰期的明清时代那么理所当然。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科举制出现之前,高踞九五之尊的帝王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事权。我们知道,对于包括封建帝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言,挑选人才、搭建管理系统才是权力的基本盘。

这种情况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而变得更加突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州郡,人事权大多控制于大族手中。

士人入仕凭借的是家族荫庇而非天子洪恩,他们“只知其家,不知其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中记载的一件事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尚为曹魏世子的曹丕宴请宾客,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

君王和父亲都身患重病,现在只有一粒药能起死回生,是救君王,还是救父亲呢?

这是一个危险而又敏感的问题,曹丕或许想以此测试臣子们的忠心。若放在明清时代,臣子们只能选择救君王。但现在是魏晋。

曹丕的话刚问出来,属下邴原就给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

救父!

曹丕讪笑不能言。

邴原出身寒门,尚能有此认知,更不用说需要依靠家族出头的大族子弟。

当时战争连绵、政权更迭频繁的事实让世家子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家族势力不衰,不论谁当皇帝,他们都能得到重用。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家族利益的考量是要放在对皇帝的忠诚之前的。

因此魏晋之际,类似王祥这样一人转仕多朝的情况屡见不鲜。

王祥在六十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优势,攫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

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王祥把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致过于狼狈。

公元260年,已经登基六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兵冲出皇宫,试图亲手诛杀权臣司马昭。但刚到宫门口,就被司马昭的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

有意思的是,这个成济本身无足轻重,他的直属领导也不是司马昭,而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直接下达杀死皇帝命令的也是此人。

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在他帮助司马昭杀死曹魏皇帝的时候才三岁。很多年后,她将嫁给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成为司马氏天下的掘墓人。

这都是后话,我们仍然回到皇帝被杀的现场。

真正追究起来,这起弑君大罪的最终责任自然应该落到司马昭的头上。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道德压力,他轻飘飘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事情就此结束。

对曹魏王室来说,这是比皇帝被杀更大的羞辱。

这个时候王祥出现了,他因为德高望重已经升为皇帝曹髦的老师,教以“君臣之道”。面对学生的尸体,他没有安慰曹魏宗室,也没有责备司马昭,只是大哭,哭完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都是老臣之过啊。

听到这句话后,司马昭笑了。

王祥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呢?

难道是没有保护好皇帝?

不是。

他是皇帝的老师,最大的罪过是教导无方。

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

归根结底,都是皇帝自己的错。

随后郭太后等人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

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的大志,但在君弱臣强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冲冠一怒,旋即身死,年仅二十岁。

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为三公之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自领司空。这是司马氏对他那场大哭的报酬。

又过了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

王祥六十岁始入仕,费二十五年之功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品秩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

除了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精准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他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

司马氏以臣子身份篡夺曹魏大权,不敢以“忠”统御群臣百姓,于是高举“孝”旗,自称“以孝治天下”。

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

这些故事除了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皆不可信。我们不得不怀疑,正是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故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场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

很多年后,司马家的后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他将脸埋在床上,羞愧地说道: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国祚永久?

这大概算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忏悔和歉意。

史书没有记载王导的反应,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伯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

或许那一次大哭也有王祥的一丝无奈和悔恨掺杂其中?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

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孝道楷模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

当历史走到王敦、王导这一代时,琅琊王氏已经积累三代,发展成为真正的世家大族。同样得到发扬光大的还有王祥在乱世中攫取地位的手段,我们可以将其粗略理解为“成大事者,慢半拍”。

王祥原本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入仕为官。但当时天下大乱,为官风险极高。他后退一步,选择了全身避祸。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孝顺的美名远没有传播开来,即使入仕,也需要从幕僚这样的低阶属员做起,长路漫漫。因此他选择了隐居。当是时,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这是一个不断蓄势的过程。等到六十岁左右,名声传遍天下时,他刚刚出山,就能得到别驾这样的重要职位。当然,等待过程的自我抑制、延迟满足是煎熬的,痛苦的,但也唯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人,方能动于九天之上。

成小事,逐小利,或许要先下手为强。但成大事,创百年基业,不妨慢人半拍。

《世说新语》记载了当时琅琊王氏的辉煌: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有人去见太尉王衍,看到王戎、王敦、王导、王诩、王澄等琅琊王氏兄弟都在,回家后忍不住说道:今天走这一趟,满眼看到的都是珠宝美玉。

以上琅琊王氏兄弟,都身居高位,且都是当世名士。其中王戎年纪最大,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三公。他的弟弟王衍是当时名士之首,同样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王敦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首都洛阳为官。王澄则官居刺史,为封疆大员。王导年纪最小,但已经被视为有宰辅之才。

不过他们此时的权势,距离我们本书的主题“门阀”仍然还有一定距离。

“门”者,院门,只有巨室大族才有广阔的庭院与高大的院门。

“阀”者,柱子,用来记录家族历代的功勋。

合二为一,指的就是历代都有高官,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豪门大族,是世家大族的终极版本。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只有东晋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等才可称为门阀。他们是王朝的幕后操纵者,是隐形皇帝,权力一度凌驾于皇室之上,左右一国兴衰。

这是两千年帝制史上全新的权力模型,权力的运作逻辑,国家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

而这种模式的开创者就是王导、王敦兄弟。

本书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