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大黑坨村。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他在校任《言治》杂志的主编，撰写诗文，鼓吹共和，激励民众，被称为“北洋三杰”(2)之一。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热潮中，李大钊于1913年东渡日本，1914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发表了不少爱国反袁揭露时弊的文章。留学期间，李大钊“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回国出任《晨钟报》编辑部主任。《晨钟报》，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同时吹起了思想启蒙的号角。不久，李大钊参与创办《宪法公言》刊物鼓吹制宪，期冀“再造中国”，又主笔《甲寅》宣传民主。

1918年1月，李大钊受蔡元培邀请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由此和北大同事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会合，从“甲寅派”骨干成为《新青年》的主力，并因此和鲁迅相识。在一次商讨《新青年》编辑工作的会议上，鲁迅应陈独秀邀请参会而和李大钊初次相识。鲁迅后来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回忆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可见，鲁迅对李大钊的第一印象非常良好也非常深刻。

后来在《新青年》，鲁迅和李大钊并肩战斗，如鲁迅所言，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李大钊发表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孔子与宪法》等文章“打倒孔家店”，鲁迅则发表了《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孔家店”“吃人”本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是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也发表了鲁迅的著名小说《药》及《“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四篇随感录。据说《药》正是鲁迅应李大钊之约所写。

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发的《青春》“震撼中国民族魂灵”。文章指出“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最后写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也正是鲁迅、陈独秀及李大钊等“新青年”的真实写照。李大钊的年龄比北大学生大不了几岁，又对学生非常和蔼，非常关心北大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因此李大钊逐渐成为学生爱戴的思想导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李大钊迅速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第一篇深刻评价十月革命的文章。这年11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预言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鲁迅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杂文《我之节烈观》，在文章中指出：“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

这时鲁迅的不少文章由李大钊编发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和李大钊有不少通信来往。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更好了，后来写道：“《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李大钊）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3)李大钊也曾心有灵犀地对人说：

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他非常爱护青年，又最顾全大局。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