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伊莲娜与维奥莉特
巴黎，1995年2月
我的世界再一次彻底分崩离析。起因是露丝通过复杂渠道弄到一本书，从科隆寄给了我。这本书在比利时出版，重点介绍传奇人物——被驱逐到比克瑙集中营的年轻女子玛拉·齐内特鲍姆（M ala Zinetbaum）。被赶出比利时之后，玛拉很快就获得了一份在比克瑙跑腿（Läu ferin）的活儿，后来又担任口译员。根据有关记述，玛拉非常令人喜爱，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人物之一。作为口译员，她能在集中营里接触到大量物品，包括食品和衣物，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其他囚犯，能帮多少就帮多少。玛拉对比利时人尤其照顾，这种照顾不光是给对方一块面包，或者帮她们转到不那么累的劳工队（Komm ando），也不光是给对方一双更合脚的鞋子，或者单单给对方一个微笑或一句同情的话：有时机缘巧合，这些东西能挽救他人于心灰意冷，把对方从自我了断的边缘拉回来。
玛拉的同伴埃德克·加林斯基（Edek Galinski）被关押在男囚营，在埃德克的帮助下，两人一同逃出比克瑙。纳粹党在整个欧洲搜捕数周，把两人给抓了回来。埃德克的绞刑“仪式”上，玛拉激烈反抗那些折磨埃德克的人，先是给了卑鄙的陶伯（Tauber）一耳光，然后用剃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血管。纳粹用这些“仪式”来杀鸡儆猴，震慑和告诫其他囚犯——没人能逃出集中营。所有囚犯都观看了玛拉的处决仪式，因此也见证了她的英勇反抗。
这本关于玛拉的书由若干幸存者的回忆和陈述组成。其中一位名叫伊莲娜（Hélène）的人回忆说，她被押到奥斯维辛之后遇到一个女孩，“打扮整洁，戴着头巾，穿着系带的靴子”。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埃尔莎·米勒（Elsa M iller），也就是您，我的母亲。伊莲娜回忆说，您如何将她从大批被隔离的囚犯中带出来，关照她，接她去参加管弦乐团。
1961年，我曾见过伊莲娜，当时我和母亲埃尔莎去哈瑟尔特拜访过她。我记得伊莲娜的女儿丹妮尔（Danielle）用钢琴弹奏过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Prelude in C），这首曲子是古诺（Gounod）《圣母颂》（Ave Maria）的伴奏。
本来我的内心已经相对平静，您过往的那段生活也在我的脑海里束之高阁，可如今书中短短几行字，又在我的心中搅起波涛。
30年前您去世之后，我屡屡忍受着因家里人回忆您带来的折磨。对我而言，伊莲娜的讲述比痛苦的回忆更有意义。虽然她的讲述跟回忆一样，既珍贵又模糊，但与我们不同的是，她并不是想占据您曾经活过的那段时光。而每次家里人在我面前回忆您或鼓起勇气谈起您，一种“偷偷占据”的感觉就会重现。当我在书中读到，您在伊莲娜心目中是一个“打扮整洁”的女孩子，您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早上您准备出门上班，还有化妆的时候，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书中这几行文字，准确还原了您当时的姿态，您就是那个每天都重振精神、勇敢面对生活的小小吉祥物。您就这样活在我的回忆里，活在比克瑙的集中营里，画面真实而清晰，好像时间不曾翻过一页又一页。您过往的一幕又一幕，就这样迎头与我撞上。
对我来说，通过这本书的编辑很容易就能重新联系上伊莲娜，不过我的一个不小心差点把事情搞砸。我没有给牵线搭桥的人留私人号码，而是留的工作号码……好像我故意躲着，不想让伊莲娜联系上我一样。
曾经萦绕心头的一幅幅图像又再次找上门来。一座座瞭望塔、带电的铁丝网、从飞机上看到的一栋栋牢房，排列组合起来，就像巨大的乐高玩具。一队黑影，穿着条纹囚服，拖着步子缓缓移动，而您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白色头巾小心翼翼地遮盖着您那几绺头发丝。我想象着，您就出现在那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新来的囚犯挤作一团，接受隔离。这是一场醒着的噩梦，看得见摸得着。只是这次，伊莲娜陪您一起活在这场噩梦中。可不管怎样，我第一次找到了在这一幕幕一帧帧的历史镜头当中切切实实看到过您的人，一个曾经和您一起熬过那两年几乎说不出口的岁月的人，一个和我一样，也爱着您的人。
就在我和伊莲娜通电话时，完全矛盾的想法填满我的内心。让她谈起您的事情，会不会伤害她？您在集中营那些被偷走的时间，那些感受，那些感情，那些您无法告诉我、您不知道如何告诉我或者您不想告诉我的事情，伊莲娜能不能讲给我听，同时又不对她自己造成太大的伤害？
可是，我是如此迫切，想把管弦乐团的故事延续下去，免得它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比克瑙集中营女子管弦乐团的故事是如此非同寻常，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我想跟伊莲娜见面，了解管弦乐团的事情，这两个愿望重叠交织在一起。可是，伊莲娜会让我窥探您的秘密吗？会让我了解您倾尽一生要对我保密的事情吗？让伊莲娜谈起您的事情，会不会就像一种强奸、一种禁忌？我需不需要求得她的宽恕？
我无须多说什么，伊莲娜似乎对我的请求心知肚明。她还给我引荐了她在巴黎的一位朋友，维奥莉特·齐尔伯斯坦（Violette Zy lberstein）——她和你们两人一样，也参加过女子管弦乐团，记忆力特别好。
跟这些切切实实见过您的人碰面时，我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您的儿子。我想了解您的过往，却只能通过这么迂回的方式去了解。我对您的过去感到好奇——真是太奇怪了！这事说起来多么容易！——却只能通过这个十分复杂的走访项目才能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追寻您。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由45名女子组成的管弦乐团更隐秘的事情呢，何况在乐团所有成员当中，您又是最隐秘的一个。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变得足够成熟，从一开始就去寻找您，只为了我自己去寻找您？
巴黎，1995年3月
这是我第一次见维奥莉特。我们正儿八经地问候了对方，不过她还吻了吻我的脸颊以示欢迎。维奥莉特身材娇小，精力充沛，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她的声音有点嘶哑、有点不清晰，有时她描绘的情形令人惊讶，她的措辞算不上非常正经，但华丽有趣，我立即对她有了好感。她是个“小老太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掩饰，很快认定要谈那段往事，我是个合适的人选。而我用了40多年，才能跟亲戚和家人谈起这些事情，可是这么久过去，回忆早被冲淡。
我想着带一些您年轻时的照片给维奥莉特。毕竟事情已经过了50年，她可能已经忘了您。不过维奥莉特立马给我了一个惊喜。看着我，已经想不起自己母亲形象的我，她一眼就认出来了。毫无疑问，我的额头、我的眼睛，有您的影子。
我和维奥莉特谈了很多我们的生活琐事。有些事情，她已经从伊莲娜和芬妮那里有所了解，她一直跟她俩保持联系。她知道您生命中的几件大事——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离婚，再婚，又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去世，您生活在美国偏远地区这件事她也知道。我向她细数多年来的感受，那感受就像凿子在身上不停凿挖一样。我跟她说，我的童年就像没有母亲，就因为母亲那段往事，我大部分的童年都被毁了。令我惊讶的是，维奥莉特大方地谈起您的事情，您的温柔，您的仁慈，当然家里人谈起您的时候也总是很虔诚。不过，我还是认为您有脾气不好的一面，对我不公平，也很暴躁。但维奥莉特却非常肯定，您性格温柔，为人善良，处世平和，即使在比克瑙，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
我们在温馨的氛围中谈了几个小时。我谈了自己和您的关系，谈了我让您从我身边离开的遗憾，维奥莱特则谈了从集中营回来之后的日子。她想解释给我听，战争结束后，日子过得不容易，许许多多“正常人”，比如那些没有被关进比克瑙集中营的人，是如何想快快翻过这一页，甚至就当事情没有发生过。为了让我理解这种沉默，维奥莉特说自己曾受邀参加一次令人大失所望的聚会，当时是她回国之后的某一天，旁人听到她谈起集中营的事情，尖叫着让她闭嘴，因为那段往事太压抑了。“就在那一刻，我决定闭上自己的嘴。”维奥莉特告诉我。但就在别人希望她闭嘴不谈往事的时候，她也感受到了一种鞭策，敦促自己不要沉浸在回忆中，而是尽可能果敢地向前看。维奥莉特经历了说不出口的过往，别人却无法理解这段过往，这种矛盾成了一把双刃剑，既让她承受着极大的不公平，也给了她把日子过下去的动力。
我难掩心中情绪：跟维奥莉特谈起我的失望、悲伤和空虚时，我心情激动，几乎悲愤交加，仿佛自己是在通过她跟您对话，在某种方式上，也跟您身边的每一个人对话。
我毫不羞愧地向维奥莉特倾诉，因为她经历了您所经历的一切。我告诉她，我早就对现状听之任之，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保护您，而不是从您那里索取您无法给予的东西。我还跟维奥莉特说，我早就放弃了让您告诉我过往那些事情，而这种放弃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
我现在明白了。您曾经体验过那种饿到发狂的状态，见过人被活活饿死的景象，您体验过那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恐惧、痛苦和惊栗，当时您从集中营回来也没过多久，能理解我因“正常”饥饿而发出的喊叫吗？能体会我在黑暗中孤身一人那种恐惧吗？能对我从噩梦中醒来的害怕感同身受吗？毫无疑问，您自己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是我同情您。我同情我们两个，我也对这种同情感到羞愧。
里尔，1943年7月1日
维奥莉特在里尔郊区生活了几个月。一开始，为了躲避1940年的轰炸，她和父母一起离开勒阿弗尔，搬到巴黎，但在巴黎遭遇了首批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维奥莉特仍然保留着她母亲的身份证，证件由贝当政府签发。那是一张绿色卡片，用红色字体斜印着“犹太人”字样，仿佛是为了盖住身高、体重或头发颜色等任何身体特征。在维奥莉特一位叔叔的建议下，一家人秘密来到里尔地区寻求庇护。由于没有在县里登记，他们不得不使用伪造的食品券。维奥莉特的父母找不到工作，她自己也没法进入高中学习。一家人靠着手头积蓄过日子，另外靠维奥莉特父亲倒卖他从勒阿弗尔的商店带来的服装券赚点钱。
7月1日，维奥莉特去电影院看了《四柱床》（Le Lit à colones），一部由让·马莱（Jean Marais）、费尔南·勒杜（Fernand Ledoux）和奥黛特·茹瓦耶（Odette Joyeux）主演的电影，然后打算回到位于法伊夫卡巴尼斯街的家中。50年后，维奥莉特仍然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部电影：让·马莱扮演的是一位被关进监狱的音乐家，他的作品被监狱长偷走了。电影散场是下午四点。
维奥莉特是搭电车回去的，快到家时，她看到邻居家的窗帘在动。维奥莉特先是一阵隐隐约约的担心，接着，担心变成恐惧。她按下门铃，两个身穿黑色皮大衣、戴着三角帽的男人从她家出来。她知道这身打扮的是何人，转身便跑：她母亲也去了法伊夫的电影院，而且很快就要到家了。维奥莉特明白，自己绝对不能被抓住。她心想自己要是能飞走就好了，可惜她跑得不够快，转眼就被盖世太保抓住。那帮人，可是围追堵截的老手。
她被这帮獒犬逼到墙角，抓回了她家里，然后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抓。她们在里尔的盖世太保总部看到了一位阿姨，那个阿姨有段时间老是跟一个可疑的男人进进出出，据说那人表面上做小生意，背地里却勾结纳粹。对维奥莉特来说，事情再明显不过，自己和母亲同时被捕，肯定是被人出卖了。
维奥莉特坦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靠着找到叛徒然后弄死他的强烈欲望，才在集中营活了下来，而且她一点也不后悔自己曾有这种想法。维奥莉特认为自己是个很叛逆的人，经常对朋友说：“要是我被投入大牢，可别带橘子来探监，我要的是苹果。”后来那个告密者被FFI（法国内务部队）处决。 (1)
父亲、母亲和女儿，维奥莉特一家人都被关在洛斯监狱的单独牢房里。她当时不知道，这是她在接下来两年里最后一次拥有自己的空间。牢饭难以下咽，跟外界隔绝，又让人心慌。还有一件荒唐事，牢里居然每天都有一份报纸送进来，好像他们住在哪家富丽堂皇的酒店一样。维奥莉特把报纸从头读到尾，广告栏都没放过。八天后，他们一家被押送到布鲁塞尔的圣吉利斯监狱。那里的牢饭好一些，一家人可以在放风时间互相招手。十几天后，他们被押到梅赫伦中转营，那是整个牢狱生涯的倒数第二站，随后他们就会被押到欧洲边界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纳粹已经安排和策划好最后的关押地——奥斯维辛集中营。
维奥莉特是法国人，只是因为被官僚主义坑害，所以被驱逐出比利时。许多年后，当维奥莉特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而那块碑是为了纪念从梅赫伦被驱逐出境的比利时人而设的，心里既惊讶又不痛快。
1943年7月31日，维奥莉特一家编入第21号车队，被驱逐出境，8月2日上午被押到奥斯维辛。他们坐的是密不透风的车厢，当时天气炎热，车上毫无卫生条件可言，囚犯都挤在一起，让人苦不堪言。车上只有一个便盆，不用想，粪便很快就从便盆中满了出来。维奥莉特想努力留住最后一丝尊严，或许同时也想开始让自己适应这种非人的条件，所以她一路上都没有用那个便盆。
抵达奥斯维辛之后，囚犯们统统站在月台上，哪些人会被送去处决，就这样当场决定。本能反应之下（维奥莉特管这种本能反应叫“童子军”的直觉），维奥莉特没有爬上在旁边等着的那辆卡车，她心想，那些上年纪的人，还有那些被一路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比她更需要以车代步。维奥莉特先是看着父亲上了车，后来又看着母亲上了车。哪些人“该死”、哪些人“该留”，就是在这样一片嘈杂的嚎叫声、警犬的吠叫声，还有你吵我嚷的命令声中决定的。不过，要是有人走到卡车旁，希望爬上车，跟亲友爱人待在一起，那帮纳粹爪牙不会出言喝止，也不会出手阻拦。
维奥莉特和其他被安排进入营区的妇女一起，穿过大门，走过大约1.3公里长、贯穿整个营区的拉格大道（Lagerstrasse），到达B营的“桑拿室”。她们在这里被登记到集中营的花名册里，先是“消毒”，接着洗个澡，然后被带去文身，领一套囚服：马裤、衬衣、一条背后有大块红漆的裙子，一双（跟她们脚型差不多大小的）鞋子，还有一个碗。
维奥莉特不明白这辆卡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从那道斜坡到集中营这么短的距离，还要开辆车？维奥莉特以前从来没见过纳粹这么关心犹太人，所以觉得很蹊跷。自从被押进营地之后，她逢人就问：“和我们一起来的那些人怎么样了？我母亲上卡车之后去哪儿了？”那些囚犯的回答都一样：他们去了另一个营区，那里干活没那么累，毕竟他们都上年纪了。
在那串编号被文到维奥莉特前臂的过程中，她走近一名党卫军女警卫（Aufseherin），并用她那非常有学者风度的德语问对方同样的问题。这是德国纪律（Deutsche Ordnung），女警卫回答说。毫无疑问，她这般说辞是为了避免恐慌，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女警卫言之凿凿地说，那些人送去了另一个营区，那里更舒适，更适合老年人。老年人？维奥莉特的父亲当时43岁，母亲只有40岁！女警卫的回答并没有消除维奥莉特的疑虑。她们一家在过去一个月的种种经历，还有他们在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被赶下车的方式，没有哪一件事让维奥莉特觉得纳粹居然会做这种“对他们没有好处”的事情，说得好听一点，纳粹居然会做没那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维奥莉特继续逢人就问，答案依旧是之前那个：“他们在别的地方，在另一个营区。”后来有一次，在跟其中一个负责给新囚犯文身的人交谈时，维奥莉特改变了问问题的方式：“我刚来的时候，一个朋友上了卡车，你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吗？”负责文身的那几人指着那些弥漫整个营区的灰色浓烟，那是耸立在拉格大道尽头右侧的烟囱冒出来的。
“你朋友可能就在那里，在那一缕浓烟里头……”
文身的人还给维奥莉特讲了很多细节：装模作样的盥洗室，装模作样的肥皂，还有装模作样的淋浴室，毒气还有火葬场，这些毫无掩饰的讲述血淋淋地昭告了集中营的暴行。维奥莉特一开始没听明白，但很快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占据了她的身体：母亲身份证上的红色“犹太人”戳记，一家人先是被捕，接下来一个多月在牢房蒙屈受辱，最后踏上死亡的终点。
他们无缘无故遭受折磨，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这一系列疯狂事件终于说得通了：被驱逐出境者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去那里不是为了参加劳动，尽管每个囚犯都拼命想相信这一点，也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事实证明，他们被关进集中营是为了接受处决。维奥莉特悲痛欲绝，后悔没有和母亲一起爬上卡车，也后悔自己没有死去，这样她就不用再看到囚犯被处决，内心也不用再受这些折磨。被关进奥斯维辛几个小时之后，维奥莉特才真正进入残酷的集中营世界。
* * *
所有从梅赫伦运过来的新囚犯都被关押在隔离区。他们在A营九号区挤了六个星期，这里是专门用来隔离囚犯的牢房。九号区的牢房头目（Blockow a）是一个叫苏珊娜（Suzanne）的斯洛伐克人，绰号“苏兹”（Szuszi）。她性格凶残，杀害了大约100人，战后被判谋杀罪，后被英国人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雷默（Josef K ram er）、纳粹女警卫伊尔玛·格蕾泽（Irm a G riese）以及其他战犯。可是战争期间，苏珊娜精于阴谋，层层提拔，对纳粹的命令言听计从，没有一次例外，就这样成了牢房管事（Lagerälteste），也就是贝尔森的囚监。苏珊娜得知维奥莉特会讲匈牙利语之后，尽管维奥莉特来自勒阿弗尔地区，但这位女头目还是问维奥莉特是否认识一个叫西蒙夫人（M adam e Sim on）的人，此人是自己的表亲，结果发现这个西蒙夫人也是维奥莉特母亲最好的朋友。
被关进集中营不久之后，维奥莉特就患上痢疾。她想换个地方透透气，稍微活动活动，所以决定让自己染病。女头目苏兹把她带到营区病房（Revier），劝她最好不要在病房住太久。“住院”期间，18岁的维奥莉特有一天醒来，发现隔壁病床的病友在睡梦中死去。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死去的女人，可是她已经无法将躺在她身边的物体叫做“尸体”。就这样，集中营的真正面目在维奥莉特心中快速成形。
在她学着认清集中营现实的同时，她也学会了牢房里流传的那些简化词汇——那是德语和波兰语粗暴混合的产物。新的囚犯不断被押到这里，有身材结实的荷兰妇女，也有皮肤黝黑的希腊人，虽然颠簸了大半个欧洲，最终被关进集中营，但她们依然面容姣好，依然保持乐观。这些人里头很多人变成了“废物”。“废物”是牢里的行话，表示这些囚犯当中有数不清的人没熬过隔离期，其中多半是死于绝望和沮丧，而不是死于缺衣少食或者生病。
维奥莉特来自法国，在牢房里孤零零的，因为牢房里的比利时女囚占了大半。她谁也不认识。父母双亡，还有巨大的悲痛，让维奥莉特无心结识其他狱友。牢房的每块床板上都睡了八九个人。同睡一块床板（koya）——波兰人管睡觉的那块板子叫koya——有时候会成为幸存者在牢房结下莫逆之交的星星之火。牢饭包括浑浊的饮用水，美其名曰“咖啡”，还有茶或者herbata（波兰语中的草药茶）、四分之一块面包、25克人造黄油、一份清汤，这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够果腹。隔离期结束之后，关在B营的囚犯每周有三次“加餐”（Zulage）：加一片面包和一根德国猪肝肠（Leberwurst），加一点人造黄油或者不干不净的甜菜果酱，这东西脏得很，但是很甜，可以补充养分。维奥莉特的手指得了瘭疽 (2) ，有人说往上面撒尿可以消毒，结果她的手臂开始肿胀，还发烧了。
被关进隔离区几天后，一名跑腿的囚犯来到维奥莉特的牢房：“你们有谁会乐器吗？”维奥莉特和牢房其他人一样，早晚都能听到低音鼓的声音，但一开始她们不能肯定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她意识到，那是个管弦乐团。
维奥莉特拉过几年小提琴，因为她母亲认为学门乐器“总能派上用场”，她父亲给她的小提琴老师缝制外套来抵学费。她绝对算不上小提琴家，而且已经有三年没有正儿八经地拉过琴了。早上放风时，她们能听到集中营里管弦乐团的演奏。傍晚，劳工队收工时，也能听到演奏声，不过加入乐团的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她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集中营成千上万名妇女，不管是演奏水平还是现场表演经验，比她拉琴拉得好的人肯定有很多。维奥莉特不想让自己出丑，所以跑腿的囚犯来问时，她没有应声，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考虑到她当时自身难保的处境，不给自己争个活命的机会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几天后，维奥莉特注意到牢房有两个年轻女孩天天早出晚归，那是伊莲娜和芬妮。伊莲娜年纪小，个子高高的，愁眉苦脸，神情冷漠。当时伊莲娜只有16岁，少女的脸庞圆润而光滑，那双又大又清澈的蓝眼睛似乎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头上淡褐色的发茬微微卷曲。芬妮则与伊莲娜完全相反：栗红色头发，深色眼睛，活泼而调皮，被关在梅赫伦时就认识维奥莉特。
维奥莉特走向伊莲娜。她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开口的人，随之一阵冲动袭来。
“我也拉小提琴，但战争开始后就没拉过了。你看我可以试一试吗？”
“那你得参加试演，不过没选上也没什么损失。要不你明天主动拉上一段？”
虽然维奥莉特仍然为母亲的死而气愤不已，但她决定碰碰运气。
* * *
所有囚犯都知道，当时这个管弦乐团有两种作用。首先是“实际”用途，每天早上，囚犯五人一列，出工干活，乐团的演奏是为了配合队伍行进的步子，傍晚收工，再用奏乐把囚犯迎回来。纳粹党卫军很快意识到，要是囚犯步伐合拍，那数起人头来就容易得多。管弦乐团也是一种劳工队，被安排在最前面的位置 ，面对着A营入口处的党卫军哨所。乐团演奏的是军队进行曲，用低音鼓和铙钹伴奏，敲出“向左，向左，继续向左”（links, links, links UND links）的节奏，奴隶们好齐步往前走。
管弦乐团的第二种用途跟第一种用途完全相反，是扮演活生生的“点唱机”，完全按照党卫军的喜好来演奏。因此，门格尔（M en ge le）、陶伯、克雷默、囚监（Oberaufseherin）曼德尔或者任何一个刽子手都可以进入管弦乐团的牢房，让她们把节目单呈上来，选择两三首乐曲，享受一番，回去屠杀更多囚犯，然后回家。他们甚至还能想象自己拥有一帮私人音乐家，就像中世纪的高级日耳曼领主一样，而纳粹宣扬要召唤那些领主的魂灵。
管弦乐团指挥是一位年轻的波兰妇女，由党卫军任命。她的名字叫佐菲亚·柴可夫斯卡（Zofia Tchaïkowska），是一位演奏水平一般的钢琴家。搞不好就是因为她的名字看起来像俄国人，所以纳粹愚蠢地认为她跟柴可夫斯基（Pyo tr Ilyich Tchaïkovsky）沾亲带故。佐菲亚平常一副心神不宁、情绪紧张的样子，但也很健谈，她总是在管弦乐团的钢琴上奋力弹奏肖邦的曲子，后来那架钢琴被搬到了军官餐厅。
* * *
维奥莉特站在柴可夫斯卡面前，想要自欺欺人都不可能。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拉小提琴了，更别说现在身体状态也不好。她笨手笨脚演奏完马斯涅（M assenet）歌剧《泰伊丝》（Thaϊs）中的那首插曲《沉思曲》（Meditation），当场落选，不过这结果完全在自己意料之中。试演是在集中营的宿舍兼餐厅进行的，维奥莉特因此看到了乐团成员的生活条件：她们有定量的面包供应，而且囚监不会中饱私囊，还有50升桶（Kübel）装的汤，而且桶里的汤和食物分量一样，汤汁明显更有营养。她们每人都有一张床，一条羊毛毯子（Steppdecke），更奢侈的是，床上还铺了一张床单。她们还有舒适的衣服，配了长凳的桌子。在其他囚犯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乐团成员基本上算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还有一次去乐团那个营区放风，另一名囚犯、维奥莉特的朋友安妮-莉丝（Anne-Lise）甚至记得她当时看到一个跟周围格格不入的东西——乐团牢房的柜子上面居然放了一个花瓶！
回到A营牢房，维奥莉特依然可以和伊莲娜和芬妮在一起，因为两人每天晚上都必须回原来的牢房睡觉，至少隔离期结束之前，必须睡在这里。伊莲娜和芬妮的穿着更加体面，开始跟其他囚犯有所区别——她俩开始享受作为乐团成员的一些好处，其中包括每天洗一次澡。
1943年9月初，伊莲娜告诉维奥莉特，党卫军给乐团派了一位新指挥，维奥莉特得再试一次。有了第一次试演的失败经验，维奥莉特这次提出演奏《玛丽扎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tza） (3) 当中一首吉卜赛风格的曲子，这首曲子没什么技术难度，而且旋律悦耳。正式演奏之前，维奥莉特问是否能用半个小时来练习一些音阶，熟悉一下曲子的某些片段，希望演奏前的这种热身能让乐团指挥看得出自己是拉过小提琴的人。
新上任的乐团指挥阿尔玛·罗斯（A lma Rosé）听完维奥莉特的演奏后说道：“根本不是什么有名的曲子！”维奥莉特脸色一沉，恨不得自己没来参加这次试演。看过管弦乐团成员的日常饮食后，维奥莉特觉得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过得就像坦塔罗斯（Tantalus） (4) 一样受折磨，而且这次肯定又落选了。
阿尔玛似乎读懂了维奥莉特的想法，也许她甚至认为维奥莉特渴望拉小提琴，需要靠拉小提琴来活命。阿尔玛对此时此刻的维奥莉特完全感同身受，因为这也是她在集中营活下去的动力。思索片刻之后，阿尔玛给了维奥莉特一线生机，当然两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决定让两人都活了下来：“没关系，我可以让你试个几天，也许你的水平会有进步，等八天后你再试演一次。”
维奥莉特现在也像伊莲娜和芬妮一样，每天都必须走几百米的路，从A营九号区走到管弦乐团的牢房，那是在B营，差不多到了拉格大道的尽头。这条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走过，夏天干燥，尘土飞扬，到秋天就成了泥潭，冬天再变成冰冷的沼泽，脚陷进去，木屐和帆布屐会被冻住。每走一步，都会让本已疲惫不堪的身体格外吃力。
维奥莉特在接受阿尔玛的条件进入乐团四天后，发现自己的鞋子没了：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肯定是被人偷去当钱用了。没了鞋子，维奥莉特只能每天光着脚在冰冷的泥地里走。牢房头目兼乐团营房负责人柴可夫斯卡拦住维奥莉特，让她在一盆冷水中洗完脚才能进门，那盆冷水是乐团成员用来洗鞋子上的泥巴的。维奥莉特照做了，但绝望地哭起来。
管弦乐团刚好这时候回来——她们刚刚在集中营大门为出工的劳工队演奏完。对阿尔玛来说，此刻的维奥莉特就是乐团成员曾经都经历过的那副样子：头发被剃、面容憔悴、身体冰冷、泪水涟涟。
“你哭什么？”
维奥莱特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
“别哭了，我马上让你参加管弦乐团，我想想……”
不一会儿，阿尔玛就把维奥莉特带到服装仓库，给她拿了保暖的衣服、合脚的鞋子、毛线袜和演奏者穿的制服：一条海军蓝的百褶裙、一件白色上衣和一条白色棉质头巾。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这样的生存法则：鞋子被偷，你可能几天内就会死，可突然之间，你又得救了。在这个死亡之窟，活着全靠运气。
虽然维奥莉特有了一双长筒袜，但没有东西来固定袜帮，于是她把袜帮拉到腿上，看上去就像个小丑。牢房勤务员（Stubend ienst）玛丽亚·兰根菲尔德（M a ria Langenfeld）仗着准尉身份，做事情固执得可笑，一直对维奥莉特絮絮叨叨，让她找个东西来固定长筒袜。这位勤务员得过面瘫，脸部变形，说起话来就像在叫唤。维奥莉特用绳子换下裤子的松紧带，再把松紧带当成临时袜吊。这样，她的打扮就不会跟乐团其他女孩子格格不入了。
* * *
维奥莱特坐在第三小提琴手的位子上。她们的活儿并不难，只需演奏华尔兹舞曲的强拍和一些复调旋律来配合主奏乐器的主旋律。不过，阿尔玛对她们的严格要求并不亚于其他人。
虽然生活条件基本正常，但维奥莉特的悲痛并没有减少。她本能上亲近那些讲法语的乐团成员，比如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希腊人，所以一开始跟乐团其他女孩没什么往来。她的丧父丧母之痛仍然深切，这顿饭与下顿饭之间，还有去上厕所的时候，这种空虚就会乘虚而入，就像她在隔离期那段时间一样。她身上的痛苦没有消失，只是让她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到麻木。可如今，在这样一个不允许人多愁善感的地方，别人却期待她能跟周围人建立“正常”关系。于是痛苦又一次袭来。
加入乐团后前十天，维奥莉特感到迷茫。她发起了高烧，手臂的发炎处肿得就像鸡蛋一样，还有了斑疹伤寒的初期迹象，再加上她一直没有走出丧亲之痛，身心剧痛让她发出阵阵呜咽声，乐团每个人都躲着她。很显然，伤寒会传染，那种让人情绪崩溃和自我了断的抑郁也同样会传染。
加入乐团十天后，维奥莱特被送进了营区病房，斑疹伤寒和高烧几乎让她不省人事。她手臂的化脓处被切开，没有棉花敷料，就用压花纸代替，直接敷在切口上，用松散的绷带固定住。几天后，伤口的瘙痒越来越严重，维奥莉特实在忍不住，于是撕掉几乎焊在手臂上的绷带：那伤口长虱子了！这些还不算完，病房的医生看到维奥莉特撕掉绷带，扇了她一巴掌，说接下来几天，别指望还会有人给她换绷带，维奥莉特更加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整整三个星期，维奥莉特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水米不进。尽管如此，她还是通过了“筛选”，哪怕她的精神极度虚弱，她的求生意志还是占了上风。所谓的“筛选”是指门格尔或另一位纳粹“医生”在三秒钟内对住院的囚犯进行诊断。那些经诊断太过虚弱的人会被带到A营25号牢房，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被毒死。这些被选中的人完全了解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不像那些刚被关进集中营时被选中的受害者。
哪怕维奥莉特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她还是通过了第一轮筛选。可是这样大病一场之后，自己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她只知道，如果她被分到左边那一队，等待自己的就是死亡。此时的她必须利用自己作为乐团成员的身份，让人把消息带给阿尔玛，因为阿尔玛可能有法子不让她被送到25号牢房。
在营区病房的前三个星期，牢房管事让维奥莉特把丽娜·凯蒂（Rina Ketty）当时那首全球热门歌曲《我将等待》（J'attendrai）的歌词听写下来。作为回报，维奥莉特得到定量配给的面包，这些面包她连摸都舍不得摸，而是自豪地放在床脚边上。没一个狱友来病房探望她，可见她在病房是多么与世隔绝。
维奥莉特彻底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又成功通过第二轮筛选。她决心用上其他囚犯为了通过筛选所用的技巧：收紧腹部肌肉，摆正姿势，收紧臀部，昂起头，挺直脖子。“我明摆着很健康啊，你怎么会觉得我不健康？”那些被选中的人会去参加一场可悲的游行，只不过那游行的舞台是屠宰场。
六个星期后，维奥莉特从营区病房出院，全部穿戴整齐之后的体重只有38公斤。她出院的日子具有象征意义：11月4日，那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
* * *
在营区病房住院期间，维奥莉特有大把时间思考，现在或多或少能够理解集中营的主要生存规则。说来也巧，自己学的是小提琴而不是钢琴，命运的这番安排就像意外中彩，让她活到今天。现在她明白，深陷焦虑和抑郁，是走向崩溃的第一步。她眼睁睁看着那些穆斯林，那些匍匐在地上、被当成物体一般对待的女人，她们的生存意志已经离她们而去，甚至到了万念俱灰的地步——有的一屁股坐在穿过牢房的炉管旁边：她们的腿已经重度烧伤，整个人却没半点反应。
维奥莱特现在意识到，她必须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战斗下去，而不是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当然也不会为了活命而践踏别人。她知道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掐灭那些胡思乱想，不去想自己被送上刑场的那一天。她梦见自己被送上卡车，被送进毒气室。维奥莉特在梦中没有挣扎、祈祷或尖叫，如果这就是自己的下场，希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像这样平静。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活下去，不是一天天地过下去，而是一分一秒地熬下去。文身、羞辱、殴打，你都挺过来了。除了死亡，没什么能带走你。
从营区病房回来后，维奥莉特去普通牢房看望一个朋友，看到面前有一个人影。她在想那是谁，然后才意识到那是自己映在窗户上的影子，她连自己都没认出来。维奥莉特拿回来一个纸箱、一条毯子和一把刀（用来把面包切成薄片，涂上人造黄油），这些东西是营房病友格莉亚（Génia）的，维奥莉特想暂时借用一下。格莉亚会弹曼陀林，所以两个女孩有话聊。不过她用格莉亚的东西让每个人都不高兴，甚至比她偷了东西还糟糕：你这样做不是等于说格莉亚永远不会从病房回来了吗？维奥莱特说，等格莉亚回来之后就会把东西都物归原主。可是格莉亚死于斑疹伤寒，再也没有回来。维奥莉特还是很难融入这个乐团。
回到牢房后不久，维奥莉特就分到一项任务。管弦乐团成员平常演奏时会坐在木凳上，乐谱架摆在面前，阿尔玛则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不过这些用具每天都要从牢房搬到演出地点，也就是A营大门口。指挥台很重，而且是木头做的，维奥莉特的身体还是很虚弱，所以根本吃不消。
她背着那个指挥台，把全世界给骂了个遍，特别是阿尔玛。维奥莉特跛着脚，喘着气，很快就被其他人甩在后面，孤零零一人走过指挥官弗朗茨·霍斯勒（Franz Hössler）面前，后来霍斯勒的位子由约瑟夫·克雷默接替。集中营有一条基本生存原则：不要在大批囚犯中落单。但维奥莱特当时又瘦又弱，很难不被人注意到。
“这个穆斯林女孩是谁？”霍斯勒问阿尔玛。维奥莉特这下小命不保。
“我最好的小提琴手之一。”阿尔玛回答说，又一次救了维奥莉特的命。
“这样的话，你最好给她补充点营养，给她加餐三个月。”
“加餐”是一种恩惠：可以多喝一升汤，吃甜燕麦粥和白面包。这份额外的口粮还能让你用来换取其他东西，如肥皂、小刀、人情等。维奥莉特成了三重赢家：逃过第三次筛选，还得到了加餐。
回到营区时，那些在远处目睹阿尔玛和霍斯勒交谈的狱友来问她情况，纷纷表示关心。现在她是乐团一员，活下去的概率也增加了，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后来，维奥莉特彻底融入了管弦乐团。
(1) FFI（France Forces of the Interior）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武装部队。
(2) 因疱疹病毒引起的痛苦感染。
(3) 匈牙利作曲家埃默里奇·卡尔曼的三幕歌剧。
(4) 坦塔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他被勒令站在水池中，旁边的果树枝干低垂，但是他永远无法摘到树上的果实，也永远无法喝到脚下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