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牧斋初学集并序

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牧斋《初学集》三六《谢象三五十寿序》云“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等语，可以参证。同书九〇《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五问，皆论东事及兵法。按之年月节候，又与诗意合。牧斋所谓“庄周说剑篇”者，当是指此《录》而言也。）今重读此诗，感赋一律。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牧斋《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榜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一二“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谁使英雄休入彀，（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转悲遗逸得加年。（牧斋《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迟。”）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上录二诗，所以见此书撰著之缘起也。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义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二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