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希腊城邦的传播及特点

古希腊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公元前8世纪，希腊氏族制度瓦解，奴隶制国家开始出现，这些国家规模小数目多，历史上被称为“城邦”（polis）。其中最强大而有代表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公民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将自己的私人事务与公共生活结合起来，并且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由此形成了古希腊城邦以语言艺术应用为基础的修辞学理论，包括论辩术、演讲术、法律诉讼等传播形态与传播观念。

一、古希腊城邦的传播活动

古希腊小国林立，小国寡民是希腊城邦显著的外部特征。城邦，即城市国家，是指一种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为中心，辐射其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形态。有学者就认为：“城邦结合，以城为邦，这是城邦的一个基本特征。城邦主要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并不包括更多的城市，因而只可能出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当它逐渐扩大，比较稳定地拥有更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也就不成其为城邦了。”从本质上说，城邦就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法律之下分享权利和义务的政治体系。古希腊城邦法理上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城邦就是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就是城邦，公民享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城邦的出现，使得古希腊人们的交往变得社会化，公共传播成为城邦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也形成了古希腊城邦的传播形态和传播观念。城邦公民讨论公共事务，通过设立学院进行教育，进而讨论哲学、自然科学等高深知识，由此，以交流传播公共事务为主旨的修辞学、论辩术也应运而生。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生活需要，一批立法人、诉讼师、哲学家和雄辩者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以修辞学为核心的论辩术、演讲术、对话与书信等传播活动得到很大发展。希腊思想学者韦尔南就认为：“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能够用演说的形式表述，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这样，政治和‘逻各斯’就有了密切的相互关系。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可见，话语权在城邦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由此，在城邦中更有效地传播信息和宣扬观点，就成为城邦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古希腊城邦兴起后，雅典是最重要的城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古希腊传播观念。

古希腊城邦的传播，主要是围绕城邦公民的公共生活内容，在城邦内的公共场所展开的。行吟诗人、演说家依然是城邦传播的主体。此外，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书写以及公共场所的铭文也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古希腊的各个城邦都有公民会面、集体活动和文化娱乐的场所（被称为agora），包括公共广场、宗教圣殿、剧院、运动场等。此外，各城邦还有政治交流机构，包括公民大会、参政院、法庭等。在这些公共传播场所中，公共广场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的广场作为城邦公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城邦政治制度的公开性和公共性，决定了古希腊广场不仅具有宗教、政治、商业功能，同时也是城邦公民主要的信息交流空间。广场是所有公民的政治司法场所，戏剧、体育比赛以及宗教活动等经常在这里举行。这样，“广场便集宗教、政治、商业三种职能于一身，每个职能都在特定的建筑物里得以实现”。

希腊城邦的广场最初是宗教场所，后来发展成为宗教、政治、商业和文化传播中心。广场最初形成时是宗教建筑，人们在这里从事宗教仪式活动，后来随着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除宗教功能外，广场的主要功能演变为政治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广场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在民主政体城邦的广场，广场是开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因此，城邦的演说家为了传播其政治观点，扩大其影响，必须要在广场进行演说，“一个演说家若想引起公众的兴趣，就必须让人们在公共场所听到他的声音。尤其是在公元前的世纪，在公民大会召开前后，人们都在广场上集会”。柏拉图曾这样描述广场上的演说家：“我的意思是通过演讲在法庭说服法官，在参政院说服参议员，在民众大会及其他由公民参加的会议说服人民，有了这种能力，你就会把医生变成你的奴隶，用体育训练你的奴隶，至于闻名遐迩的财政官，人们会发现他出的钱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别人，为你这个善于辞令并说服众人的人。”柏拉图显然在这里批判这些善于辞令、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但是，也侧面说明了古希腊的演说家在城邦广场中超强的传播信息、说服公众的能力。

后世仍有作品描绘相关场景。拉斐尔《雅典学院》这部画作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举办雅典学院为题材，以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思想，打破时空界限，把代表着哲学、数学、音乐、天文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文化名人会聚一堂，表达了对人类追求智慧和真理者的赞扬。作品描绘了共11个群组的57位学者名人，画面的中心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指着天，亚里士多德指着地。

古希腊城邦广场的商业化进一步综合了城邦广场的各类功能，使其成为真正的城邦公民的公共空间，无疑也促进了城邦的信息传播。“这里也是最大的集市，人们定期从各地汇聚于此，从事买卖”，“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起，广场边上开始出现商铺”。阿里斯托芬用极富表现力的手法描绘了这些去广场购物，在货架周围挤来挤去的人们。此外，广场上还有美容院，理发馆。“有人去了美容院，有人去了理发馆，有人去了修鞋铺。总之，每个人都去了各自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往往是去广场附近的商店，极少去相隔遥远的商店。”人们在广场交流物品的同时也交流思想，这就使得广场的公共性更加广泛。通过商业功能的整合，广场成了城邦公民公共生活的综合体，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公共场所。这种公共空间“完全属于社团，无人在广场上建立私人的住宅；再者，广场实际上被界石把它与私人领地分开；因此，人们才得以在雅典发现了几个这样的广场”。于是，“那些能去广场的人百去不厌。一大早，广场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去广场的动机五花八门：有去公民大会厅或法庭的，有去打官司的，有去购物的，还有去柱廊阴影下休息的。这里也是人们打听最新消息的好去处——就在广场上或在周围的小店铺里。比如，有关西西里灾难的新消息首先是在理发店里传开的。广场也是聊天的地方：光顾广场上的小店铺是习以为常的事，不仅仅是为了购物或美容，也是为了闲聊”。显然，利用人们聚集广场的机会，有关城邦事务的各类政治性的演说和辩论也经常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言论也在这里传播。

以广场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的公共传播形式，在传播日常信息、知识，推动人们理性地思考，提高民众认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城邦包括权贵、知识分子、平民、哲学家、演讲家、行吟诗人等各个阶层的公民聚集在广场，成为各类信息的传播者。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信息、知识和观点，从各自的角度传播信息。涉及各类科学知识和观点的学说都能够公开在广场上得到演讲和发表，并接受人们的普遍的质疑和辩论，这对科学认知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学科的倡导者不仅是挑战，对于学科本身的缜密性、思辨性也至关重要。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和辩论，人们不断接近事物的真相，不断获得真知。这种真理不辩不明的传统，对后世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广场上的自由交流，也使得修辞学成为显学。政论家和论辩家必须要熟练掌握修辞、论辩的技巧，以雄辩的演说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从而说服公众接受。

二、古希腊修辞学与传播思想

古希腊人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在古希腊早期口语传播发展的基础上，城邦政治对公共传播的需要促进了古希腊城邦修辞学教育和实践应用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由“智者”推动的古希腊教育，使得古希腊的修辞学、哲学教育成为重要的领域。作为职业教师，“智者”（Sophist）学派倡导“三艺”教育，包括文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基于政治演讲的现实需要，当时的教育主要讲授演讲、辩论术以及为演讲、辩论服务的文法学、修辞学与逻辑学。古希腊“智者”作为最早的专业化教师，他们开办学校，培养学生，培养具有多种才能、能言善辩，并且善于交际的政治家和商人，特别是培养能够参与当时的城邦民主政治，具有政治主张，并且擅长演说，以期取得城邦公民的支持的演说家。由于智者的推动，在公元前5到前4世纪，修辞学成为古希腊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古希腊传播思想的重要资源。

古希腊修辞学与古希腊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运用语言准确表达思想，辨明真理，并在实践中服务于政治，这是古希腊修辞学的目的。就哲学意义看，古希腊修辞学也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体现。

修辞学的古希腊语为“rhetorike”，其本意主要指的是演说的技艺或学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也被看作探讨演说的专著。但是随着修辞学自身的发展，到16—17世纪时，其范围从古希腊时期的演说逐渐集中为对语言风格和辞格的研究。虽然，谈到古希腊修辞学时，人们依然认为这仅仅是演讲的艺术，智者认为它是“说服的技巧”，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说服的方式”，具体包括如何立论、修饰词句等。如罗念生就认为，所谓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的艺术。但是，正如王晓朝所认为的，古希腊修辞学的含义更为广泛，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等等，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也都是修辞学的分支。概言之，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修辞学就是如何有效运用语言的技艺。古希腊人对运用语言的技能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有无运用语言的技能是一个人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要在公众场合讲述自己的见解，那是要有智慧的。“做一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自荷马时代以来每一个希腊人的雄心。”在这一理想的推动下，希腊人在以“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性工具，即语言，提高了自己运用语言的技能。由此，古希腊修辞学不仅是论辩术、演说术范畴内的说服艺术，其实更多地包含着古希腊社会的关于语言、哲学与传播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就古希腊修辞学本身的实践发展看，它从荷马时代就已经萌芽了。荷马不仅是行吟诗人，还是演说家。古罗马的演说家昆体良就说，荷马是“所有感情的——细腻的和强烈的——大师”，并且本能地观察到了诸如诺言、叙述、论据和驳斥、结论、演讲的修辞等修辞手段。“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多数关于修辞原理运用的作家都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例证。”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也多次提到并引用《荷马史诗》，把它作为演讲和行为的例证。《荷马史诗》中，规劝、审慎、辱骂、叙述、情感、讥讽等用法，几乎都成为后世修辞学家研究演说理论的典范。在罗念生看来，古希腊修辞学就是“演说的艺术”，其实是一种新的文章风格的转变，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文章风格开始由诗歌转向散文。这种散文艺术是受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东方文化，以及城邦法律争端等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便出现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知识及应用的“智者学派”，他们主要讲授修辞学，以及文学、哲学、数学等。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修辞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和修辞学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伊索格拉底、狄摩西尼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斐多篇》里也论述了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师承柏拉图，也对其有所批评和发展，由此古希腊城邦的修辞学理论就完成了。有学者认为，修辞学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希腊人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为希腊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修辞学被称为“演说的艺术”，在实践中被理解为如何更好地“说服”他人，以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古希腊人重视语言的使用，正如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所说的：“我们所借以认识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学来的；我们所学得的其他一切有用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语言学得的；最好的教师是最会运用语言的人。”因此，就其理论内涵看，古希腊修辞学就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的艺术，直至发展成为修辞学派（rhetorical tradition），中国台湾学界将其直接翻译成“语艺学派”，则更加接近原意。就此意义看，修辞学就包含前述“逻各斯”的含义，即理性地言说，指谈话、论述、争论、推理、思想等含义——它们都与“言说”相关联，同时也与理性思维有关。当时希腊人也认为，有智慧的人就是能够使用语词准确表述、论证自己思想的人。在具体的实践应用层面，修辞学则包括演讲术、辩论术等形式。演说是城邦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城邦公共生活中，如公民大会、法庭诉讼、广场演讲、哲学辩论等，如果要得到成功，必须以说服的方式赢得支持。要提高演讲水平，就得探讨说话的技术，“修辞术”便应运而生。所谓“修辞术”即有效地运用语言的技术。由此形成另一种表述，“演说术”，在城邦政治中，就是指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听众的演说技术，亚里士多德把这门学科归入政治学。此外，演说术又和论辩联系起来，正如西塞罗所说的，演说术的规则作用，不在于演说家在遵循了它们之后能赢得雄辩的美名，而在于某些人注意到了一些人具有天然雄辩的能力，并对那些人的行为进行收集。因此，雄辩就不是艺术的产物，而是关于雄辩的艺术。论辩术就是争论的技艺。争论古已有之，希腊神话中就有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论辩术（eristic）一词就是从这位女神的名字中派生出来的。但直到公元前5世纪时，论辩术才成为一门技艺。当时的自由民热衷于论辩术的学习和运用，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论辩之风非常普遍。城邦民主制又给自由民提供了广阔的论辩场所和舞台，在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说理论证成为思想家们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论辩术的研究内容。而智者们把论辩术作为修辞学的重要内容来加以重点研究。可见，古希腊修辞学就是包含演讲术、论辩术等实用技艺的语言应用艺术；就传播学视角看，它也是如何实现有效传播的学问。

关于古希腊修辞学理论传统与西方传播思想形成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多传播学者也多有论述。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总结了西方传播学研究传统的七种理论起源，首先提到的就是修辞学传统。他认为在修辞理论传统中，传播（communication）通常被建构为一种实用的话语艺术，同时认为传播学的修辞学传统起源于古希腊智者学派。也有学者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术的定义是与传播相关的最早定义。传播学科的创立者施拉姆也认为，早期的传播学“强调传播者的信誉、对听众的情感诉求和了解听众的必要，亚里士多德早在2 000多年前就已经做过精辟的论述，当今风靡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已有所探讨”。罗杰斯说：“如果人们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昆体良的《样式》开始来计算传播学历史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在时间上先于其他的社会科学。”彼得斯把交流理论的源头追溯到柏拉图那里，并把《斐德篇》视为第一篇传播学著作，认为它对机器复制时代的启示着实令人感到震惊。这些诸多的观点和认识，都把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古希腊思想文化联系起来。可见，古希腊以修辞学为核心的关于语言应用艺术的传播思想，是西方传播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智者学派的传播思想

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各城邦出现了一批智者掀起的思想运动，它开启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向希腊古典哲学的转折。智者运动是希腊民主制全盛时期的产物，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人文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它不仅有其哲学思想，还涉及语言学、论辩术、修辞学、政治、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些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主要向人们传授有关辩论、诉讼、演说、修辞的技巧及相应的参政知识，并收取学费。作为早期人文学者，他们对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安提丰等。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来源。就传播思想而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有关传播思想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智者思想的批判性总结。这些智者对以语言艺术为主的修辞学、辩论术和演讲术等传播问题广泛探讨和实践应用，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和传播思想的理论基础。

“智者”一词的希腊原文是“sophistes”，它本来的意思是指“有智慧的人”“贤人”“聪明有才能之人”，哲学家即“爱智慧者”也是从该词扩展而来。在希腊，“智者”一词起初含义相当宽泛，包括各方面有杰出才华的人，而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则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专指起初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教师。古希腊城邦非常重视教育，而雅典的教育最为发达，同时由于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人们迫切需要演说、论辩、修辞、诉讼与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因此，要求有一种探讨型的教育形式，深入探究与传播语言、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知识，这就是智者运动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智者在哲学上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存在论，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开启了古希腊哲学的重心由自然向人转移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智者运动对语言学、论辩术、演讲术等修辞学理论做了大量开创性的探讨和传授实践，使它们成为专门的学科，并在传播实践中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由此，智者学派不仅仅认识到语言是一种工具，他们通过语言传播实践，阐释了以语言传播为载体的话语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首先，智者学派认为，语言具有巨大影响力，话语权力与政治权利有内在关联。就此意义看，智者学派认识到了公共传播中的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系问题，掌握了话语权，就能获得政治权利。韦尔南指出，希腊城邦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话语的威力，二是公共领域的兴起。两者互相关联，一方面，在城邦制度下话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城邦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都被赋予了公开性”。智者学派从事以语言传播为载体的人文教育活动，其在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应从这里阐发和解释。对于智者学派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语言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语言传播和话语实践，从而建立起城邦的话语权力。由此，作为语言教育的修辞学，其实就是话语能力，它是在公共性的政治辩论和演讲中建立起来的语言应用技能，它以辩驳、诘难、说服为主，掌握应用这门技艺的目的是获得话语权力。智者高尔吉亚也声称，雄辩者能够说服“议事会”采用他的政策，能够使“顾问委员会”采纳他的财政计划，能够在“审判官法庭”前面成功地非难他的对手。可见，智者学派倡导的修辞学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权，其中包含着政治传播的功能和效果。加之城邦的民主政治赋予他们传授修辞学技艺的条件，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政治家。智者普罗泰戈拉也说，他所传授的是“在处理私人事务中精明慎重和在城邦事务中能言善辩，行动果断”的能力。因此智者的修辞学教学和传播实践活动与城邦公共政治密切相关。就此意义看，他们对语言的这种认识和应用，也影响到了后世语言哲学的发展。

其次，在具体的语言传播实践中，智者学派传授语言应用的逻辑和技术手段，包括演讲术、论辩术等语言应用实践技巧。智者学派的高尔吉亚就是著名的修辞学家，在雅典开设修辞学校，注重语言的修饰，注意音韵节奏和句子结构的匀称，他的演说华丽、和谐、悦耳，被称为“高尔吉亚风格”。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就以他命名，这是柏拉图批判修辞学的著述之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城邦公民自由诉讼、交流思想，在西西里叙拉古等城邦，演说、诉讼等技能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从而促进了演说术的发展。西西里的科拉克斯被认为是最早进行演说修辞研究的人，他把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定义为“善于说服者”。他们以杰出的演说技巧代人诉讼，向人们传授演说技巧，包括如何立论以及语言修辞等，同时也讲授哲学、自然科学知识。因此，以智者学派为主体的，基于修辞学的演说、辩论等传播形式在古希腊城邦得以快速发展。

但是，智者学派教授人们似是而非的论证，甚至玩弄诈术，混淆是非，滥用语言，由此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猛烈批判，称他们所教授的为“诡辩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语言艺术的探讨，对城邦政治、法律等公共事务的关注，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对于论辩术等修辞学的实践，并非都是语言与文字游戏或者诡辩，实际上也促进了逻辑学的发展，成为逻辑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对于传播思想的发展而言，他们基于语言本质的探讨，也确立了西方传播思想的语言学理论基础。

四、苏格拉底的传播思想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一个工匠家庭，终其一生追求真理，思考和讨论哲学、伦理与社会政治问题。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只有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记录了他讨论的一些内容。苏格拉底同智者学派一样，推动了希腊哲学思想由自然向人和社会的转变。他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对每一事物都提出“什么是……？”的思考方式，以探究事物的本性和本原。

“对话和辩论”是苏格拉底关于知识传播的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传播思想，即对话和辩论构成了人类传播思想的基础。苏格拉底重视知识的价值，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序，这是要经过知识训练才能达到的。他认为，哲学家和教师的职责，并不是臆造和传播真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考的“产婆”。他认为，真理本来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智者的任务就是帮他们发现内心的真理。因此苏格拉底的学术传播方法的核心就是“对话和辩论”。他让弟子们聚集在一起讨论，相互对话。苏格拉底就根据这些对话来揭示出对话中的矛盾，通过问答、交谈或争辩达到传播知识、宣扬观点主张的目的。他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指出错在哪里，而是再提出追问的问题，使对方明白错处。这种引导和暗示的方法，被称为“精神助产术”。因此，有学者指出：“对话在苏格拉底这里，已不是一种无谓的练习，而是一种能迫使处在交流中的个体主动寻求共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缩短误解时间的期望值上显然是有意义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和辩论”理论中，就强调了通过思想和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同时通过不断地辩论和否定，进而达到理解共识的知识传播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传播的哲学基础，即人类传播的核心和最终目的是达成共识，建立共享意义的过程。

五、古希腊传播思想的特点

希腊文化以城邦政治制度为基础，建立了独特的政治形式，由此影响到其他文化形态。同时，希腊人形成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也使得希腊文化独具一格。这些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特征，也自然影响到古希腊传播思想的独特性。

第一，由公共空间到公共舆论的转化。在传播思想的形成中，古希腊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性特征，这种公共性具体表现在由公共空间到公共舆论的转化。希腊社会由公民共同体构成，个人只有融合于整体，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公共生活在希腊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古希腊传播的公共性，首先表现为它的传播集中在公共场所展开，以城邦的公共广场为主体，包括神殿、法庭、公民大会、体育场、剧院等等。这些公共场所，这些由城邦广场公共文化延伸出来的政治、商业、宗教等文化形式，经由进一步的公共传播形成了以公共性为特征的公共舆论。正如韦尔南所指出的，城邦的另一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城邦存在的真正价值。希腊文化也正是在公共性的特征中形成的，并由宫廷走向广场，由广场形成公共领域，知识、价值和思想通过广场形成的公共领域而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以理性争辩为主，通过论证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传统。这也是演讲术、辩论术存在的意义。

第二，理性主义的内在价值。理性主义是希腊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他们也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传播问题。乔治·萨拜因说：“哲学——科学的思考方式是在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人中间开始的。”希腊社会通过自然科学家的倡导，使得希腊思想从以神话方式思考世界转变为以科学方式探索世界。在以修辞学为主导的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理性主义言说的“逻各斯”，始终是他们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逻各斯”最初只有言说、话语的含义，后有了理性、智性的含义，成为与神话对立的概念，即理性地认识世界的内涵。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先哲坚持理性是真理获得的途径，他所创造的以对话与辩论为主的“辩证法”，对于柏拉图的以理性思辨方法构建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亚里士多德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希腊的传播学思想富含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价值。

第三，特定的主题和范围。古希腊传播思想有着特定的研究主题，这就是以修辞学为核心的语言传播艺术。古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就是运用语言的技艺，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乐、崇高的风格等，但凡涉及语言艺术的应用，都是修辞学所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古希腊所谓的交流与传播，就是理性的言说，修辞学就是理性言说的语言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修辞学理论探索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包括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对话理论、辩论术、演说术等等。广义上看，修辞学以语言艺术理论和应用探讨为根本问题，从而为交流与传播建立了理论依据。修辞学进而探究传播的各类形式，这些理论也为后世的传播学理论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对话”是古希腊哲学言说的基本方式，许多哲学家的著作都是通过对话方式展开的，对话就包含着古希腊哲学家对语言的看法。通过对话来探求真知，从而达到交流和传播的目的，这也是他们对语言的认识。

第四，以政治传播为主要内容。古希腊传播形式丰富多样，他们所探究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但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基于公共事务的政治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与政治生活有关的探讨公共事务、法庭诉讼、阐述政治主张等传播实践，都是需要借助公开演说来实现的。因此，有关政治生活的公共演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内容。由此相关学者围绕政治议题传播，展开了对于各类相关传播内容的探究。进而言之，在公共演说中，有关政治的各类概念，在古希腊得到了广泛的探究和争论，如政体、民主、自由、正义、宪法、法治、公民等等。这些概念不仅是政治学家、哲学家讨论的议题，而且成为城邦公民传播实践中努力探讨和践行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