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我在早期进行心理治疗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有关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大约四十年前，我观察到了一系列现象，促使我改变了对患者精神问题的理解和治疗措施。在我对患者进行经典精神分析治疗时，我偶然发现他们并没有报告他们在自由联想时产生的某些想法。尽管他们相信自己遵循了在治疗期间需要他们坦诚说出脑海中所联想到的一切这个基本准则，我也认为他们努力做到了。但是，我仍然能注意到他们的意识边缘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患者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自然也就无法集中注意力到这些存在于前意识中的想法。
在引导患者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想法时，我意识到用这种方式去解释他们的情绪体验会比我一直以来提供的抽象化的精神分析式解释要更通俗易懂。例如，一个年轻女性的治疗过程中，在面临一次焦虑发作之前，她察觉到自己产生了类似“我是不是让他厌烦了”的想法。另一个患者也在感受到悲伤情绪之前，会先有“治疗是没有用的，我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想法。以上的例子中，意识和感觉之间都有一个合情合理且合乎逻辑的联系。为了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自动化想法，我会询问我的患者：“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通过思考这个问题，患者很快就学会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想法上。
很明显，这些想法是造成这些情绪的原因。
关注于这些想法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内在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患者的情绪，还可以用来解释其他心理现象。例如，我发现患者一直在观察自己以及周围人的行为。他们会命令自己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当他们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时，他们会自我批判，而当他们成功时，他们会自我庆祝。
他们的想法有助于澄清能够产生特定情绪的心理模式。例如，患者关于失败、被拒绝或失去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想法会让他们感到悲伤。关于获得和自我提升的想法会让他们感到快乐。关于危险或威胁的想法会引起焦虑。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因被别人冤枉的想法而产生愤怒和报复的欲望。许多一闪而过的想法，如“我应该报复她”“打她没关系”等甚至可能引起暴力行为。
这些想法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转瞬即逝的性质。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即使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边缘想法，也能产生深刻的情感。此外，这些认知是不由自主产生的，患者既不会激发也不能压抑它们。尽管这些认知通常具有适应性，并且真实反映了他们的损失、收获、危险或违法行为，但它们往往与触发它们的情境并不相称。例如，一个易怒的人会把别人对他不经意的轻视夸大，并想要狠狠地惩罚冒犯了他的人。
令我吃惊的另一件事是，这些患者出现了一种有规律的思维错误（认知扭曲）模式。他们会过分夸大有害事件的重要性，并虚假提高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例如，“我的助手总是把事情搞砸”，或者“我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对过”。他们会把偶然发生或环境原因引发的困难归咎于对方的不良意图或性格缺陷。
这类患者的特点是对他们夸大或错误的肤浅理解过分认同。然而，当患者学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解释并评估和质疑它们时，他们通常会意识到这些解释是不当或错误的。届时，患者就能够对这些反应有正确的认知，并且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纠正它们。例如，一位易怒的母亲，首先观察到她因为孩子的小错误而发火。但当她能够认识到她的批判性想法（“他们是坏孩子”），并以“他们只是跟其他孩子一样”的观点来纠正时，她发现自己的愤怒不会持续很久。在反复纠正她的批判性、惩罚性想法之后，这些想法出现的频率也就慢慢降低了。
然而，我依旧十分疑惑为什么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无法自发地报告这些想法呢？特别是他们确实已经很认真地表达了脑海中想到的任何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多么令他们难堪。难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意识到这些想法吗？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想法与人们通常向其他人倾诉的那种想法不同。它们是面向自我的内部交流系统的一部分，旨在提供对自己的持续观察，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期望。例如，一个中年患者在与他的哥哥愤怒地争吵时捕捉到了以下一系列的自动化想法：“我说话太大声了。他没有在听我说话。我让自己出丑了……他胆敢无视我的发言。我应该斥责他吗？他可能会让我看起来很傻。他从来不听我的话。”我的患者变得越来越愤怒，但在后来反思这次谈话时，他意识到他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争吵本身，而是因为他认为“我哥哥不尊重我”。
再举个例子，一位妻子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我丈夫之所以回家晚，是因为他就爱下班后和其他人出去鬼混。”然后她会感到很难过，这其实是她向自己传达的信息。之后她便会对她的丈夫脱口而出：“你从不按时回家。你这么不负责任，我怎么为家人准备晚餐呢？”实际上，她的丈夫会和其他男人一起喝啤酒，只是想着在辛苦工作一天后放松一下。她的责骂掩盖了她丈夫和她自己被拒绝的感受。
人际交往系统还包括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和要求，这被称为“应该的暴政”。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这些禁忌，因为过于僵化刻板的个人期望或强迫性地试图规范他人的行为注定会导致失望和沮丧。
我还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感到好奇——每个患者对特定情况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反应体系，即对某些刺激总是过度反应，而对其他刺激则没有。我能够预测一个特定的患者在应对某一特定情况时会做出哪些解释或误解。这些过度反应会在他们对特定情况的自动反应中表现出来。这些患者的特点是会歪曲、过度概括或夸大某些情况，而其他患者则不会对这些情况过度反应。
某些信念模式会被一组特定的环境条件激活，从而产生想法。这些公式或信念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弱点——当相关情境被激活时，它们会形成患者对情境的自动解释。这些信念非常具体，例如，“如果有人打断我，就意味着他们不尊重我”，或者“如果我的爱人不满足我的要求，就意味着她不在乎我”。这些信念提供了情境的意义，然后在自动化思维中表达出来。
我之前描述过一位愤怒的母亲，她抱有这样的信念——“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意味着他们是坏孩子”。这种伤害来自这个信念所产生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的孩子表现不好，就说明我是个坏妈妈”。过分概括的信念导致了过于概括的解释。这位母亲通过指责她的孩子来转移她对自己负面形象的痛苦的注意力。每位患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定的敏感带。
当一个人从事类似开车的日常活动时，也会发生类似的自动化思维和行动。例如，当我在城市街道上开车时，我会减速让行人过马路，绕开路上的大坑，或者超过前面的一辆慢车（同时也在和朋友进行严肃的谈话）。如果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对驾驶的自动思考上，我就会意识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序列——“注意前面的大坑，绕开它。那个人开得太慢了，有空间超过他的车吗？”这些想法与我和朋友的谈话毫不相干，但却控制着我开车时的行为。
一种新的疗法
由于我的观察集中在患者的问题思维（或认知）与他们的感觉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上，我开发了一种心理障碍的认知疗法。运用这一理论，我发现可以有效帮助患者改善他们的认知。因此，我将认知疗法融入我的治疗方法。认知疗法以多种方式解决患者的问题。首先，我试图让患者更加客观地对待他们的想法和信念。为了实现这一点，我鼓励他们质疑自己脑海中的解释——你的结论是根据事实得出的吗？是否还有其他解释？你的结论的证据是什么？同样，我们会评估潜在的信念和思维公式——它们是否过于僵化或极端，以至于被不当和过度地使用？
这些治疗策略可以帮助患者避免对某些情境反应过度。在我构思自己的理论和疗法的同时，我很高兴地发现了阿尔伯特·埃利斯的著作。他的著作比我的早出版了好几年，也是基于与我相似的观察所创作的。我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治疗的新想法。刚才描述的几种策略都是改编自埃利斯的研究成果。
我观察到，这些发现并不局限于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常见的“普通”精神疾病患者。同样的错误信念也影响着有婚姻问题、成瘾和反社会行为的人的感觉与行为。其他在这些领域的专家也发展并应用了认知理论和治疗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大量文献研究了各种形式有关反社会行为的认知疗法：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刑事犯罪和性侵害。我们观察到这些不同形式的有害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受害者被视为敌人，而施暴者却将自己视为无辜的受害者。
因为我相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暴力中，人们都有相同的心理过程，所以我研究了关于偏见、迫害、种族灭绝和战争等社会弊病的文献。尽管在社会、经济和历史原因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最后的共同点都是：侵略者对自己持有积极的偏见，对通常被视为敌人的对手抱有消极的偏见。对于被配偶疏远的丈夫形象，激进分子对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形象，以及士兵对从高塔上向他射击的狙击手的形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似之处，令我大为震惊。这些人经常用怪物、邪恶或杂种等词语来指代危险的他人。当他们被这些极端的思维模式控制时，他们对所谓敌人的评价就会被仇恨扭曲。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澄清导致愤怒、仇恨和暴力的典型心理问题，并且试图阐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在朋友、家庭成员、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深化我们对认知因素（解释、信念、形象）的洞察力，可以为纠正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在筹备本书的过程中，自然会面临一些问题。这种方法有什么新的启示和有用的地方？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而不仅仅是在陈述观点？当我第一次提出我的抑郁症认知理论和疗法时，我也不得不思考类似的问题，首先是1964年，然后研究直到1976年。从那时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审阅了近千篇评估该理论具体成效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该理论和疗法的实证基础及有效性。这些研究中得到验证的大量假设也构成了本书所提供的概念基础。
除了临床材料外，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临床、社会、发展和认知心理学文献中关于愤怒、敌意与暴力的认知方面的知识。许多关于更广泛的问题的表述，如群体暴力、种族灭绝和战争，都是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文献中发展起来的。
我计划在本书中按顺序介绍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尽管它们都是同一矩阵的组成基础。我将从澄清日常生活中的敌意和愤怒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可能与读者自己的经历有关的主题。接着我会谈到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话题——家庭虐待、犯罪、偏见、大规模屠杀和战争。尽管这些现象与大多数读者的个人经历相去甚远，但其潜在的心理特征却是相似的。最后，我会就如何将这些见解应用于个人和社会问题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