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新商业：从自利到共益，从共益到共富
在数字技术驱动的新时代，技术让所有的人和物连点成网，整个社会被不断地数字化、颗粒化和精细化，一个具有“高度差异化—高度关联性”的社会已经到来。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变得日益柔性化，企业也逐步从服务自身（股东）利益转变成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传统的“自利经济”开始向“共益经济”转变。
1.3.1 资本的新认知
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或资产，它的目的是获取收益。既然资本是为了获取收益而存在的，那么它必然是逐利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应该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但是，资本的诞生要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农业经济时代的社会也有资本。“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5]
如果说资本主义前期的资本积累确实是赤裸裸的，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数百年，资本经过百年的嬗变，资本向善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风向标。良善资本更多考虑的是整体价值与长期价值，专注于社会更普遍的利益，为有利于社会普遍利益的创新承担风险，以此实现社会福祉。
资本为恶，让每个毛孔都充斥着血和肮脏；资本向善，令社会每块机体充满活力，繁荣鼎盛。资本向善，是通过投资让资本配置促进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换句话说，资本向善背后的逻辑是资本创造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
资本向善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的兴起。200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创新的理念：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力求实现积极的社会效应，即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的本质在于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正在形成，成立社会影响力投资机构、发行社会影响力债券、建立社会股票交易所等一系列措施已经相继落地。
1.3.2 企业的新认知
“好企业”是一个由历史演化得出的概念。几百年来，虽然企业“逐利”的目的不曾改变，但是企业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三个清晰的趋势：
首先，企业经营变得越来越“公共性”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不仅仅属于股东，也属于整个社会；经营企业不是“私域”的事情，而是一个“公域”的行为。
其次，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用户和员工对于商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企业越来越重视用户体验和员工的权益。
最后，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柔性化。资本向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日益柔性化，商业不再表现得赤裸裸、血淋淋，普惠式模式和包容性增长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
之所以企业会出现以上的特征演变，我们可以分别从政治经济学、技术发展特征和企业价值创造这三个视角来分析：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推动了企业的进步。正如20世纪左派领袖之一——切·格瓦拉所言：“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从技术发展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潜在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预测、越来越不“可控”。因此现代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都不能只从企业自身去考虑，不能只从技术及产品自身去设计，而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层面去思考技术与产品的顶层架构。
从企业价值创造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创造的价值更多的不是来自工人的体力，而是依赖于脑力、智力，依赖于基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社会网络的协同创新。所以，企业从创造更多价值的角度出发，必然会更加关注员工、关注消费者、关注合作，寻求更多的社会性支持。
1.3.3 “自利”到“共益”
自利是传统商业文明的核心。“理性人”是传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这种“仅关注自身收益的个人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的理念成为经济理性人的价值导向。
基于“自利”的股东利益至上
“自利”的理性人假设体现在商业逻辑上的特征之一就是“股东利益至上”。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从事旨在提高企业利润的活动。”“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曾经是商业世界中最主流的观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股东利益的派生物而已。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BRT）是一个由近200家美国最著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高层议事团体。该团体一直旗帜鲜明地奉行“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也曾明确宣称“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首要职责是对企业股东负责，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企业对股东责任的派生物”。
2019年，BRT发表了《企业宗旨声明》，表示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为员工提供公平薪金和重要福利、支持社区、保护环境等。这份由包括苹果、亚马逊、美国航空公司、摩根大通、沃尔玛、百事等181家企业行政总裁签署的声明称，美国企业有责任提供利益给所有相关者，包括客户、雇员、供应商、社区等，而不仅是投资者（股东）。
“共益经济”的崛起
企业不仅仅为股东（资本）负责，同时也为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这样的经济形态可被称为“共益经济”。“共益经济”是一种新商业文明，它比传统的“自利经济”模式更文明、更高阶。
“共益经济”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种新商业文明，它的“新”具体体现在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自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企业与人的关系。企业与人的关系，主要包括企业与员工和企业与消费者两种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不仅不能建立在剥夺员工应有权利的基础上，反而要更多地激发员工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让员工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从“从上至下的管理”向“从后台向前线的赋能”转变。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了更为直接的互动关系，“客户”的概念转变为“用户”。以用户为中心成为企业的新经营观，用户甚至越来越多地参与企业的研发和生产等诸多环节，由此延伸出来的“C2M”模式正在重构很多企业的价值链和企业商业生态。
企业与企业关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企业之间的关系无非以下三种：上下游供应链关系、同行竞争关系和没有任何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被打破，行业的边界被打破，以网络协同与生态共生为特征的平台经济成为最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往往要么成为一个平台，要么离不开与一个平台的合作，比如阿里巴巴打造了一个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同时也成为其他不少网络平台上的一个参与主体。在平台生态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协同和共生关系。企业间相互合作，共同去面对和解决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命运共同体。
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经济时代，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让人类错误地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人类的利益高于万物，也让人类产生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迷思。
这种“人类利益中心”价值观体现在企业层面，就是从过去对自然的恐惧、崇拜与依赖演变成否定自然、牺牲自然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利益中心”价值观。企业不惜通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甚至破坏自然生态，逃避环境治理成本，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前所未有地被关联在一起，人们也日益意识到人和企业都是属于自然的，是生态环境中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人、企业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关系。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等。如果基于企业“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逻辑，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对股东（资本）负责，企业自然不应该去承担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关的责任，甚至可以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选择牺牲社会利益去换取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比如将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的成本转嫁给社会。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企业的功能也在不断演化。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企业利益不能不受社会利益的约束，企业目标不能不受社会目标的约束，企业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要服从于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
综上所述，传统商业文明的“自利”体现在只关心企业主、股东、企业本身的利益；新商业文明的“共益”则体现在关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员工、消费者、社会、自然等。传统“自利经济”向“共益经济”的转变是商业文明的又一次进步。
在“共益经济”商业文明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在社会、技术和商业三个维度中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找到“开辟式创新”之路。在这个“开辟式创新”中，企业将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创造出社会价值。在“共益经济”商业文明中，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将朝着“共益企业”“社会企业”即未来好企业不断进化。
1.3.4 从共益到共富
如果说共益经济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共同富裕”则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下，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探索。
如果说从自利到共益是经济领域发生的现象，那么从共益到共富则是从经济到社会的系统性变化。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战略。
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平均化，而是要求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合理、更加公平。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不仅仅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措施，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上全面协同，还在教育、卫生、社保等社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在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加大慈善救济和帮扶力度，促进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加公平与均等。
[1]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5.
[2]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40.
[3]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40.
[4]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6]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