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财务：
敢于谈钱的人生

之前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如此迫切地需要鼓捣“钱”。突然之间，一个全职在家的我，一个似乎从不为金钱发愁的人，需要赚钱养家养孩子养自己了。就像从没喝过咖啡的人，甚至因为没喝过而自认为讨厌咖啡的人，突然要去做一杯卡布奇诺。

“跟钱有仇”是从小到大别人对我的普遍印象。在电视台这么多年，我基本不接商演、不走穴，更没有代言，每月就拿着台里的工资过日子。我虽然不会宣称自己“最穷”，但从走出学校进入社会起，我就是一个与钱绝缘的状态。2003年前后，当同事开着保时捷、卡宴，我开的是和我爸凑钱买的帕萨特B5。我不是哭穷，也并非标榜自己清高或特立独行，而是在“钱”的问题上，我就没怎么想过，也就更不可能想明白了。

20世纪90年代末，我大学刚毕业，北京最贵的商场还是王府饭店的地下商店，也是在那里我初识各路一线大牌。但不知怎么，我并不认为那些奢侈品和我有太大的关系，大概是觉得放弃比争取更容易。看着同龄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积累财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羡慕过。只有真到了财务窘迫的份儿上，我才质问自己：钱这么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我凭什么那么傲慢，凭什么对它不闻不问？

回想当年自己对钱那么不开窍，那么无感，归根结底，还是认知和能力问题。从大学到工作再到结婚生子，我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远离过父母，没有生存压力，也没有要过豪华生活的野心，只是一日日埋头苦干着手里的事。从央视《半边天》栏目起，我就憋着一口气，生怕让相信我的人失望，从前台出镜到中后台编导、剪辑、制片，我都能自己上手，能加的班我全加，工作量经常排在第一名。至于各种收入，汇总起来比同龄人多不了多少，也少不了多少，足够我在北京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没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愿望与野心。

概括来说，我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班的乖孩子，不懂得人脉积累，不懂得规划事业和人生。所以绝大多数时候，我的人生，随遇而安。

我用一个很小的协作半径，走过了人生的半程路。不社交、不主动，外界以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在我的世界里只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部级官员，还是当红学者、一线明星，这些只有顶级资源才能采访的人物，我竟然从不主动合影，也从不主动交换联络方式。今天的我，真的很想抱抱当时的我，对她说：“你的不自信化成了清高，你的怕拒绝变成了距离感，你把正常的人际交往看成了攀附，然后再用与世无争麻痹自己。但这不怪你，是你必经的过程。”

现在的我，会主动做这一切了，不是圆滑世故了，而是我可以抛下纠结，通过主动合影、留联系方式让别人感受到我的热情，感受到我愿意纪念这次相遇。我清楚地记得，2019年，在东南卫视的一个推介会上和工作人员的合影，那是我第一次张开双臂，一左一右揽住紧挨我的两个女孩，我的脸上是热情而自信的笑容。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让我自己惊喜不已，我能感觉到，我变了，我放松了，心里不只有自我，也能放得下他人了。主动打开自己的感觉，太好了。

自信从容与财商的确立，有着很大的关系。原来的我缺少的，一是创造财富及认识财富增值规律的能力，二是驾驭财富及应用财富的能力。这二者加在一起，就是财商。财商是与智商、情商并列的现代社会三大不可或缺的素质，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培育良好的财商，需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在人的一生中，财商形成的最佳时间是青少年时期。然而在我的青少年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财商还是闻所未闻。一个普通的北京工薪家庭，既没有穷到揭不开锅，也没有富到能了解钱、认识钱、驾驭钱，所以不大可能给予孩子现代意义上的财商教育，甚至有时会适得其反。我们对金钱的初期认知，大多来源于家庭的耳濡目染，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我性格中对钱拒之千里的态度主要来自我的家庭情况和父母教育。我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在父母的爱与陪伴中成长，不会每天为生计发愁，因此天然缺乏一种对钱的焦虑和危机意识。我父亲是一位老电视人，母亲是工厂医务室的医生。父亲一生没有其他的投资，就是按月领工资，靠单位分了房子，关于钱一直都坚持量入为出的朴素观念，更谈不上投资意识和增值意识。

在我父母那代人眼中，谈钱就是拜金，拜金就是败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不流行“拜金”这个词，那时候常用的说法是“物质”。有一次，家里没钱了，爸妈还差几天发工资，他们就跟我商量：“小萌，爸爸妈妈想用一下你存钱罐里的钱，行不行？”我有个陶瓷的小猪存钱罐，平时大人用不上的硬币会给我，我就把它们放进小猪里。那个年代，父母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二三十块钱，标准的“月光族”。那天爸爸说完，我痛快地说：“可以呀。”然后拿小锤子把小猪打破，把攒的一大堆硬币全都拿了出来。爸爸很高兴地跟我说：“我们女儿可真棒，一点儿不爱钱。”小小的我，得到一个教育，一点儿不爱钱原来这么棒，可以得到爸爸的爱！现在，如果让我从亲子教育的角度出发，我也会给7岁的小小的我一个正面肯定，但我会这样说：“谢谢你，当家人有困难时愿意伸出援手，这让我感到很安心。等妈妈把钱凑齐了，会把属于你的钱还给你。”

还有一次，学校要求大家统一穿一种运动服，蓝色的，袖子上有两道醒目的白杠。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校服，都是家长按要求去买回来。一个周日，我爸骑车出门，在街上转了一圈，迎着我期待的眼神回来了。回来后他说：“没买到，商场下班了。”说完，用眼神端详着我。一直被夸乖巧懂事的我，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结果爸爸突然把我抱在怀里，兴高采烈地说：“哎呀，我女儿真好，是个不追求物质的小孩。其实我买着了，我就试试你。”那一刻，我完全没有了穿新运动服的欣喜，只有“劫后余生”的冷汗，“原来，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么危险啊；原来，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欲望，这么安全啊”。

在父亲眼中，女孩子不应该把钱挂在嘴上，所以在我们家几乎不谈钱。这种“清心寡欲”的家庭氛围，造就了我“清心寡欲”的赚钱观念。一种强烈的应激反应会形成记忆，渐渐地，这种对真实表达的压抑，成了一种惯性。不仅如此，这种评价也成了一句咒语，让我深深地认为，不爱钱、不物质，是一个人必备的基本美德，于是它就这样在我的世界里扎根了。分析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不是为了埋怨父母，而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源，有些问题并非与生俱来，当我需要改变，我可以改变。

岁月的鞭子总会抽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帮我们矫正不自然的道德光环。我遇到的人生困境，深究其原因，是因为金钱方面的捉襟见肘使自己少了腾挪的空间、进退的自由。走到人生的关口，我才知道，金钱本身并不关乎道德，而是关乎你对人生的掌控力。在面临重要选择时，如果能在财务上宽松一点儿，就可以少一些委曲求全，多一些从容淡定。敢于放远眼光，敢于放手去搏，敢于追随自己的内心，人生之路也会走得更加畅快一些。

过去我虽然是一位还算优秀的电视新闻工作者，但是我的收入定义了我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现实限制了我创造价值和使价值增值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也缺乏驾驭财富和管理财富的意识与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财商低。虽然我们一直倡导培养健全完整的人格，然而缺乏对财商客观理性的认知，我们的人格注定无法完整，甚至会因此扭曲。以我个人为例，对钱、对商业的偏见，让我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而这或许仅仅是财商教育的缺失下一个最微小而普遍的缩影。

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二战之后，人类社会其实在经历空前的和平时期。尽管我们觉得有些地区战火纷飞，各种意外事故频繁发生，但从非自然死亡人口的数字来看，当前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你也许不相信，根据平克的研究，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中，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有500人死于暴力冲突，到中世纪，这个数字降为50人，到现在是多少呢？6～8人，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还不到1人。如果不以每年的数字来计算，而用人口比例来看，在部落社会，大约15%的人会死于战争，现在可能只是万分之几甚至几十万分之几。

人类暴力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就有商业的贡献。商业的存在，增强了人类沟通和合作的同理心，增强了社会规则和合作效率。

宏观的思考似乎不是本书的主题，我更关注个体。那么，钱对于个体来讲意味着什么？一个工具。它是你生活的杠杆，是你能够跨时间、跨空间去分配的资源。它不存在好坏。它的好坏，只取决于支配它的人，取决于被用来做什么。如果拥有财富让你对生活更有掌控感，更有选择权，活得更有尊严，可以更好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实现价值，回馈社会，那么钱有什么不好的呢？正确的金钱观可以帮助你成为金钱的主人，用金钱实现更有意义的人生。而拜金，是对金钱崇拜，一切事情向钱看，乃至为了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误把钱作为终极目标时，才会反过来被钱所奴役。

然而，媒体舆论并不倾向于区分这二者。那些中了亿万彩票或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反而妻离子散、朋友反目的社会新闻，经常会被总结为“人有钱就变坏”“钱是万恶之源”。这类总结，本质上都是我们对人性求解不得后的超级大甩锅。

钱说：这个锅我背了好多年。

对我来说，用自己的影响力投身商业，不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更是一种责任。到今天，我才认识到只有公平的商业社会，才会培育出良好的财商，这背后意味着大量的知识传递者都需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与人生观。金钱绝不是洪水猛兽，它充其量就是个放大镜，放大了一个人本来的品性而已。品性好的人会拿钱做很多好事，而迷失的人只会把钱挥霍在愚蠢的事情上。所以，一个人的金钱观，不仅能让你把钱看清楚，更能让你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王尔德说：“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等到老了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这样。”我没实现前半句，却彻彻底底做到了后半句。没有这次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次内心的“财务危机”，我也学不到这堂人生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