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约好与赛思初次见面的那个早晨，我一遍又一遍地查看赛思母亲告诉我的路线，确保不会开错方向。走出报社几百米后，我猛地想起笔记本被落在新闻编辑室里了，而且本子上写着这次见面我想问的话题，便连忙转身跑回去拿。再次匆忙走出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突然有点没底了，不晓得是不是被丽塔说中了，我也许不该去见他。

赛思的父母帕蒂（Patti）和凯尔（Kyle）暂时同意让我报道他们的孩子，只不过这篇报道最终能不能成形，得先过赛思那一关。为此，我需要亲自跑一趟达灵顿，征得一个10岁儿童的同意。

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很少和孩子们相处。即使是自己的亲侄子、侄女，我也无法自然地面对他们。看着他们稚嫩的脸庞，我总会想起克里斯托弗，内心酸涩，却要强颜欢笑。现在，我不仅要和一个比克里斯托弗去世时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说话，还要故作镇定。

达灵顿很小，住了不到三百户人家，镇上只有一条大街，街上只有一家杂货店、一家咖啡馆，还有一家银行。镇上也有学校，唯一的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从幼儿园一路念到12年级。

虽然镇子很小，可我还是迷了路，找不到赛思家，不得不停下来问路。咖啡馆的女服务员认识赛思一家，她指了指一条路，通往镇外的林子里。

小镇后方群山连亘，一条长长的碎石子路一头扎入山丘之间的树林之中，路的尽头坐落着赛思家的房子，建在一片空旷的平地上，背倚白马山（Whitehorse Mountain）。到了门前，我将车子猛地刹住，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吓到了路边的一只鹿，它倏地跳开，飞速跑远了。我停好车，伸手去拿本子，却发现手在微微颤抖，还没来得及多想，我就已经站到门前，叩响了门。

对于即将看到的画面，我以为自己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当木门“吱呀”地拉开来时，我低头看着身前的赛思，依旧忍不住目光微凝，呼吸一滞。10岁的他个子矮小，和蹒跚学步的幼童差不多，还不到我腰部高，貌如八旬老人，秃头，满脸皱纹，皮肤薄，血管显露，双眼浑浊。我的心脏漏跳了几拍，才恢复正常。

“你就是赛思吧？”我开口问，喉咙发紧，吐出来的声音有些尖细。在那一瞬间，他眼中闪烁着的光芒，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克里斯托弗。尽管外表长得完全不同，可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是一样的。

赛思礼貌地冲我点点头，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我轻轻握了上去，如握住一枝纤细的花茎，轻晃了两下。他笑了笑，把我领进家里小小的客厅。到了沙发边上，他趴在坐垫上，好奇地打量这个抱着笔记本的女人。墙上挂着一张熊皮，隐约透着几丝其生前的威武凶猛，是他父亲某个冬天猎来打牙祭的。

“这里的熊有时会直接冲到人家的前院里。”赛思顺着我的目光望去，他的声音又细又尖，跟吸了氦气似的。

我附和了一句，说“那一定很吓人”，突然就收了声。那么吓人的事，他早已亲身经历过，现在才感叹可怕，似乎不合时宜。我急忙喝了口水，不置可否地说了句“你真勇敢”，希望这听上去不会太虚。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沙发边上站了起来，“想不想参观我的房间？”

一幅熟悉的画面从我脑中闪过。每次外公外婆来家里，克里斯托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两个老人家去他的房间。我看了一眼帕蒂，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同意我跟过去。当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心忽然钝钝地痛了一下。

赛思带我穿过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他的照片，记录了他成长的过程，让我忍不住想起我为克里斯托弗拍过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总是抱着心爱的玩具或球。后来，那些照片被送给了各个亲戚，珍藏在他们的皮夹子里。眼前这两面照片墙，仿佛在用快进的方式，向我播放赛思的人生。在他刚出生的照片里，他的头发闪着丝绸般的金光，胖嘟嘟的小脸上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仿佛嵌着两颗水灵发亮的蓝宝石。后来，时间每流逝一年，他就苍老10岁。

赛思发现我正盯着照片看，便耸了耸肩。“我比其他人老得快，”他说，“跟狗狗长大的速度一样。”

就在这时，一只大大的黑蜘蛛在走廊里跳呀跳，一路跳到我腿上来，吓得我差点跳脚。

“别怕。”赛思咧嘴笑了，露出藏在手心的遥控器，就是那东西操控着它。

尽管被吓坏了，我还是忍不住大笑，忽而因自己的笑声怔住了。搬回西雅图后，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着，有意避开孩子成群的地方。我从不去伍德兰公园动物园（Woodland Park Zoo），不去希尔索尔海滩（Shilshole beach），因为很多家庭周末会涌到那里去。我也从不去西雅图中心（Seattle Center），那里有一座国际喷泉，很多孩子喜欢围在它边上玩耍。我像是在这座城市中圈了一块地方，筑了一道高高的围墙，将自己封印在里头，画地为牢。围墙外是一座充满欢乐与童真的孩子城，一座我不敢踏足的城中城。我似乎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孩子身边这样自发地笑了。应该说不是似乎，而是确凿。

我不记得我们聊了什么，也不记得自己是否说了什么可能让10岁小孩不高兴的话，只记得初次采访结束后，赛思送我到门口，咧嘴笑道：“下次见。”

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心照不宣地冲他笑了笑。在笨拙的摸索与尝试中，我通过了他的考验，也通过了我自己的。

我兴高采烈地开车走了。经过这一次见面，我更加渴望了解他，也更有信心能向编辑打包票，这个故事绝不会辜负他们给的版面。我开车穿过包围着赛思家所在社区的森林，沿着与斯蒂拉瓜米什河（Stillaguamish River）北岔流平行的旧公路蜿蜒而下。细密如织的森林偶尔变得稀落，露出开阔的视野，现出低缓起伏的喀斯喀特山麓来，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漫山遍野，绿意葱葱。在清幽的山谷、溪涧中，我能想象许多散落其间的渔夫、伐木工、艺术家、清居者，远离西雅图的喧嚣，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开上五号州际公路，一路向南行驶。郁郁森林往后急退，两旁的景象变成了奥特莱斯购物中心，还有当地部落的赌场，我的兴奋感也随之消退。突然，我想到了赛思和他家人的未来，一股深深的遗憾再次涌上心头：他们也许会像我一样，有好多想对克里斯托弗说的话，却再也找不到听的人；曾答应陪他玩糖果乐园[1]，陪他看道奇队[2]比赛，陪他放风筝，陪他去露营，却再也找不到机会兑现诺言……那些我们曾找不到时间一起做的事，如今哪怕时间再多，也不可能一起做了。

回到办公室的我，胸口仿佛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随时都可能被压垮。我想，这个故事我恐怕没法写下去了。

“今天还顺利吗？”劳拉问。

我没有告诉她实情，而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无力地爬上床，乞求上天给我一个没有噩梦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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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赛思见面后的头几个月里，我的勇气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难以预测。每次想好要去见他，但我总能临时找到更紧急的事去做，给自己拖延的理由。这就是干这行的好处，每天都有新闻可以跑。

那阵子正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一名年轻女子到某医院做手术，却在手术过程中被麻醉师过早地拔掉呼吸管，导致昏迷不醒。一收到这条新闻线索，我便全身心投入跟踪报道中。原来，那位麻醉师先前曾被其他州的医院开除过，出事后，他才坦白自己一直在偷窃和盗用病人的麻醉药品。为此，我特地联系了各州医疗委员会，调查他们是如何处置医护人员案底的，为什么档案没有随着人走，任由一名有毒瘾的医生瞒天过海，在另一个州继续为非作歹。那段时间，我一门心思扑在这条新闻上，但是偶尔还是会想到赛思。

距离第一次见面过去了好几个月，我才终于下定决心再去见他。赛思每年都会去幼儿园，给新来的小朋友读故事，今年也不例外。帕蒂邀请我跟他们一块儿去。

于是，我冒着11月的大雨上了路。怕自己半路上心生退却，我很早就出了门，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整理思绪，重拾勇气。我一路平静地开到阿灵顿（Arlington），驶下通往达灵顿的无法回头的出口，然后驶离主道，停在路边一个加油站的停车场，坐在车里，默默复习准备好的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采访做准备。这一次，我会对着帕蒂，问她：“你们是怎么发现赛思的病的？这给你们夫妻俩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可我怎么忍心叫她回想那些痛苦的过去？怎么忍心听她亲口诉说那些回忆？

到了赛思家时，我整个人都很焦虑。帕蒂非常热情地迎接我，仿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天前，这中间几个月的空白不曾存在过。我大口喝着她递给我的水，努力放松紧绷到话都说不利索的喉咙，假装在打量房子，给自己更多时间，做开口的准备。厨房的窗台上摆着一排陶瓷做的小天使，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圣经新约》里的一句话：爱是忍耐，爱是仁慈。冰箱上贴着赛思上一次拼写测试的卷子——“危机、刀子、钢琴、波浪、愿望、军队、英雄、西红柿、独木舟”。他拿到了一百分，为自己赢得了5美元的奖励。

帕蒂有一头及肩的秀发，透着淡淡的茶色，闪着蜂蜜般的光泽。她很爱笑，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赛思在一旁收拾着去幼儿园要用的东西，而她平静地在厨房里做花生酱三明治，仿佛不曾受过命运的捉弄。每次看到她笑，我的心就会被狠狠蜇一下。明知上帝早已写好了赛思的结局，不等他长大成人，就会收回他的生命，她是如何做到能说能笑，不被悲伤压垮？我低下头，假装在看笔记，害怕脸上的表情会出卖我的内心。在继续胡思乱想之前，我及时拉回思绪，请她告诉我，她和凯尔是怎么发现赛思生病了的。她点了点头，开始讲起那段往事。

赛思三个月大时，帕蒂第一次察觉到，自己的孩子似乎和别人不太一样。将他抱在怀里时，她能感觉到那肉嘟嘟的触感，正在像冰雪一样，一点一点地消融。“也许是我第一次当妈妈，太紧张孩子了吧！”她这么安慰自己，却仍然无法摆脱心中的不安。他们带着赛思去看儿科医生，医生也找不出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努力叫自己不要多想。6个月大的时候，赛思的皮肤似乎变薄了，血管也更明显，恐慌从此在他们心中扎了根。

帕蒂说：“他的各项生长发育指标都不达标。”其他的宝宝在不停地长身子，赛思却渐渐跟不上他们的速度，一天天落后。到了一岁时，他的头发已经完全脱落了。“后来，我们做了越来越多的检查。”却没有一项检查能告诉他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那些曾经医生也无法为我解答的问题，此时一个接一个地涌入我的脑海。他们回答不了，为什么我的克里斯托弗会有先天缺陷？为什么他的肾脏功能会严重受损？为什么他有癫痫？为什么他听不见？他们回答不了，我该如何活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我知道，当时的帕蒂一定无助极了，尽管她还不知道孩子究竟怎么了。

赛思18个月大时，帕蒂和凯尔将他的病历和照片寄给了纽约一名专门研究儿童发育疾病的医生。几周后，帕蒂收到了医生的回信。

她独自坐在客厅里，打开医生的回信，“早衰症”三个清晰的黑字，仿佛化作三根尖锐的刺，从纸上跳出来，扎入她的眼睛。她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张诊断书带来的是一个无法辩驳的残酷事实：患有早衰症的儿童，通常十几岁就会衰老死去，很少有人能活到21岁。当时的帕蒂也才不过21岁。

对于即将到来的打击，震惊和麻木是身体所能做出的最好防御。

帕蒂开着车，手里拿着信，来到凯尔工作的木材厂。拿着那封信，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想从纸上看出并不存在的破绽，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预言是假的，却什么也没看到。帕蒂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女人，骨子里有着军人的傲骨。她父亲曾在军队里服过役，她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墨西哥女人，她从小就活蹦乱跳的，自认为是个坚强的女汉子。收到信的那晚，她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她从此打开了眼泪的闸门，哭了一次又一次。

帕蒂压低了嗓音，害怕被另一个房间的赛思听见。“我当时想，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我沉默地听她往下说，胃里却已翻江倒海。当初得知克里斯托弗可能一出生就会夭折时，我也曾有过这种排山倒海的恶心感。我低下头看着笔记本，咬紧下唇，强忍着泪水。

早衰症无药可治，医生唯一能做的是将赛思一家介绍给一个名为“阳光基金会”的团体，在那里他们能够接触到其他同病相怜的家庭。为了帮助罹患重病的儿童实现心愿，一名费城退休警察创立了这个基金会，每年赞助早衰症儿童的聚会活动。凯尔不是个喜欢出远门的人，可他知道他的家人需要走出去，需要与其他病友交流。在达灵顿，他和帕蒂周围全是“正常”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像野草一样疯长，身子一天比一天高，衣服一天比一天小，玩得一天比一天野，他们的孩子却一天比一天虚弱。那年夏天，他们去了佛罗里达州（Florida），第一次参加早衰症儿童的聚会。那是生平第一次，赛思不再是一个跟周围小孩不一样的异类。

我想象着赛思在聚会上的样子。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同类，他们和他长得很像，个子小小的，面庞皱皱的，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在那里，他们做着一些常规的事，身边不再有人投来同情或异样的眼光。第一次看见克里斯托弗走进一个满是聋哑儿童的房间，与其他人打着手语交流时，我也曾这般欣喜过。看到他不再孤单，我很欣慰。

然而，温馨的画面很快就消散了。帕蒂和凯尔在阳光基金会活动上认识的第一批孩子中，有一个在6岁时去世了。当时的赛思只有三岁，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但是帕蒂懂。以前，她从不敢往深处想，此时她却忽然明白了：她与儿子在一起的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减少。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陪儿子，帕蒂在丈夫的支持下，辞去了达灵顿加油站和便利店的工作。凯尔在厂里白、夜班连着上，这样夫妻两人总有一个能更多地陪伴赛思。

凯尔是个说话很温和的男人，喜欢丛林和山涧的生活，一有空儿就带着儿子满山遍野地跑，在河上度过悠长的周末，教他如何在丛林里生存，时间似乎怎么也不够用。帕蒂试图赶走心中的恐惧，可它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渗入她的四肢百骸。“我就像一具破烂的躯壳，一直不停地哭泣，凯尔全看在眼里，努力安慰我。”她说，“是他一直支撑着我，我才没有垮掉。”

坐在厨房桌子前的我忍不住想告诉她，克里斯托弗出生后，我也曾每天活在害怕他死去的恐惧中。直到现在，我晚上仍会梦见他还活着，而我仍有机会在他坠入黑暗前，拉住他。就在我张口想说什么时，赛思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套着一件灰色的连帽衫，帽子被他拉上，罩住脑袋，抵御秋寒。他问帕蒂他的书包在哪儿，接着转过身来，冲我咧嘴笑了。

我的胸口蓦地一紧。几个月不见，他的脸似乎更小了，和同龄人一般大的牙齿，衬着短小内收的下颌，显然格外突兀。收拾好书包后，赛思转身去刷牙。我跟在他身后，第一次注意到，他有一点跛脚。他的手指患有关节炎，拧了几下也没打开牙膏的盖子。我想冲进去帮他，却还是忍住了。他既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曾开口要任何人帮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工作只是在边上默默地观察他，而不是插手他的生活。最后，他靠自己战胜了盖子，成功将它拧了开来，接着又将所有的力气投入与水龙头的“缠斗”中。在浴室灯光的照射下，他的血管呈现紫色，脉络分明。

“我们出发吧！”他说，“我可不想迟到。”他朝门外走去，宽松的外套从肩上垂下，背上拖着一个几乎和他一样大的书包。我没得选，只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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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教室外，我犹豫了起来，神经像高压电线一样嗡嗡响。克里斯托弗死后，我再也没有跟幼儿园小孩共处一室过。刚才在帕蒂的厨房里，我差点就哭了出来，向她袒露一切。在这么多孩子面前，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隐藏得住，可是现在转身已经太晚了。

赛思一瘸一拐地走在我前面，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本画册，光秃秃的头顶上戴着一顶棒球帽。进入教室后，帕蒂和我挨着墙站，他走到一群幼儿园小朋友的中间，一屁股坐到一把小椅子上，细瘦的小腿从裤管里露出来，往上是患有关节炎的膝盖，肿得跟网球一样大。教室里的小朋友们全围着他，像一群虎视眈眈的小线卫[3]。这阵仗并没有吓住赛思，他看上去很淡定，用肿得粗细不一的手指翻开绘本。

“我是一只爱吃苍蝇的大嘴青蛙。”他开始朗读故事，下颌骨在几近透明的皮肤底下，一张一合。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群5岁的小孩开始在椅子上不安分地扭来扭去，时不时指着绘本里的动物尖叫。赛思尽职地在同学面前表演着，抖动绘本上的弹出式动物插图，仿佛是它们自己在动，营造逼真的效果，一直绘声绘色地读到故事的尾声。

最后，赛思合上绘本，安静地等待着：“有问题吗？”

我屏住呼吸，心脏像书中的青蛙一样乱跳。有时，孩子的童言无忌可以残酷得直戳人心窝子。因为肾衰竭的关系，克里斯托弗发育得比同龄人慢，后来接受了肾移植，长期服用类固醇，导致浮肿虚胖。每次送他到一个新班级，我总忍不住担心其他孩子会在背后嘲笑他是个哑巴，嘲笑他的脸又圆又大。

这时，10只小手举了起来。我的每根神经都倏地绷紧了。

“我喜欢鳄鱼。”一个小朋友说。

“我喜欢赛思读的故事。”另一个小朋友接着说。更多人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接，仿佛在玩用“我喜欢”造句的游戏。那个无人说出口的问题，像一个被束缚住的气球，悬在半空中。帕蒂站在小朋友围成的圈子外，安静地看着他们。最后，她举起了手。

她说：“我喜欢每只小动物都长得不一样。”孩子们立马转过头来看她。

她问：“赛思和你们长得一样吗？”

我的手一下子僵住了，笔在纸上戳出了一个洞。

“我可以看到他的血管。”一个小男孩说。

纸上的洞又大了点。帕蒂的声音很冷静：“是的，那是因为赛思生了一种病。”

“他是怎么生病的？”另一个孩子问。

“他生来就有这种病。”她淡淡地说道，仿佛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病，会让他一直长不大。”

我抬起头来，看见孩子们纷纷点着小萝卜头，仿佛听到了什么很有道理的话。

“你们每个人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帕蒂接着问。

“我在中国出生。”一个小女孩用清脆的声音说。

“我戴眼镜。”一个小男孩说。

“我也是！”另一个跟着说。

“他在地球上的时间比我们还要长。”一个女孩指着赛思说，“他在上学前班时，我还没出生呢。”教室里短暂地安静了几秒，接着十几张小嘴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年龄是相对的。在5岁的小朋友眼中，10岁已经是“老古董”了。

我连忙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这一刻，我的心不再乱跳，下巴也不再紧绷。我合上笔记本，感觉整个身体都变轻了。在这个漫长的上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放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