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超越的浪漫精神与西方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精神，它潜藏在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决定着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方向，并在宗教、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表现出来。

如果循着文化的河谷向上溯寻，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型，这些原型最初集中地体现在各民族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中。神话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是孕育文化精神的母体，各种文化的分野在神话中就已初现端倪。古代希腊文明被人们称为“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古代希腊文明的起点则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最粗糙同时也是最原始的外壳或载体，它所体现的理想色彩、自我否定机制和贵族气息浓郁的民主倾向构成了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本质特征，这种文化基本精神就是超越的浪漫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超越的浪漫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这种展开是通过超越的浪漫精神内部所包含的一对矛盾的相互冲突而实现的，这对矛盾就是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而在超越的浪漫精神之外，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异在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它与宗教殉道意识、世俗英雄主义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冲突之中，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在超越的浪漫精神的内在矛盾中，宗教殉道意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占据主导方面，尤其是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许多民族都有自己成熟的宗教形态（汤因比称之为高级宗教），但是很少有哪一种宗教能够像基督教那样构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达一千年之久。基督教在中世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所体现的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仍然牢牢地支配着西方近代人的思想观念，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于无形之中起着重要作用。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在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形态绝非偶然，它是希腊罗马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古典文化虽然一直被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视为异端，但是它们却和基督教一样成为贯穿西方文化之始终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的表现形态。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多神教一样，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通过这些不同的宗教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实质上却是统一的，且与西方文化相共生。在西方历史的某些时期（如罗马帝国时期），宗教意识从表面来看消隐在世俗英雄主义的强大光环之后，然而这种否定往往是短暂的，它使宗教意识得以浓缩和凝聚，以便在以后的历史阶段发生威力巨大的裂变。

超越的浪漫精神在西方历史中展开的过程概述如下：在西方文化的摇篮——希腊城邦制时期，宗教殉道意识和世俗英雄主义在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和谐并存，而个人自我完善则以这二者为其实现的最高准则，因此希腊城邦文化中洋溢着一种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创造力。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这种生机和创造力消失了。到了亚历山大时代，世俗英雄主义一度跃升，如流星灿烂。然而随着亚历山大的夭折和马其顿帝国的崩溃，这种昙花一现的世俗英雄主义很快就沦丧为希腊化时期的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到了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时代，世俗英雄主义再度崛起，宗教观念则日趋淡薄。世俗英雄主义的这种片面发展终于招致了宗教殉道意识的酷烈的报复，当历史借助日耳曼蛮族之手摧毁了罗马帝国而进入中世纪后，罗马的穷奢极欲的物质主义就转化为基督教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人从世俗的感性生活走向神秘的灵性生活。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殉道意识确立了它至高无上的和不可撼动的统御地位，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教权与王权的矛盾，而天平明显地向教会一边倾斜。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它日益繁缛的形式对于它的原始内在精神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桎梏。基督教的形式与宗教意识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异化，教会一面冠冕堂皇地兜售天国的入场券，一面却无可挽回地向着地狱堕落。灵与肉之间的这种严重的二元分裂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大声疾呼肉体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要求抛弃神性世界，重新回到世俗生活；宗教改革运动则试图复归原始基督教的纯洁灵性，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外在的教会与上帝达成一种真正的默契，从而导致了近代宗教意识的萌发。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对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叛逆运动；到了17世纪，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则作为三种新宗教形式从外部与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礼，并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起构成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起点。这些新宗教形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以更为复杂的外观体现着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徘徊在二者之外的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则时时如同幽灵一般萦绕着人们的心灵，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所谓“世纪末”的社会精神病现象，预示着西方近代文化一次又一次的理想危机。

[1] 威廉·狄尔泰：《梦》，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 参阅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