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神话与传说

一、神谱与神谕

黑格尔在谈到希腊文化时指出，希腊世界是生息在荷马的神话中，神与人尚未分化，神既是作为人的理想，同时又与人生活在一起。“人类在本身为本身而尊敬‘神圣的东西’，但是同时又把‘神圣的东西’当作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制作、他们的现象的生存。所以‘神圣的东西’因为尊重‘人类的东西’而获得尊敬，同时‘人类的东西’因为尊敬‘神圣的东西’而获得尊敬。”[1]希腊神话并非如基督教那样是一种关于彼岸的宗教，诸神也并非如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神只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理想化形态。在希腊人看来，神曾经与他们的祖先共同生活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断地出现于他们的生活中。希腊人在整理自己的家族谱系时也相应地整理出一套神的谱系，因为希腊人相信作为自己祖先的英雄们必定有一个神的起源。英雄的诞生往往是由于如下情形：神看中了人间的某个女子（或男子），于是就与之结合，他们爱情的结晶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某个英雄。例如宙斯与阿尔克墨涅生了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与达娜厄生了阿耳戈斯英雄珀耳修斯，海神波塞冬与人间女子利比亚生了忒拜家族的始祖阿革诺耳，海洋女神忒提斯与忒萨利亚的英雄珀琉斯生了厄皮鲁斯诸王的始祖、特洛伊战争中的大英雄阿喀琉斯。此外，伯罗奔尼撒家族（包括了珀罗普斯、阿伽门农、俄瑞斯忒斯等英雄）、被后来的罗马人奉为始祖的埃涅阿斯，甚至希腊美女、特洛伊战争的祸根海伦，也都能追溯出一个神的起源。总之，在希腊人眼里，神与神的后裔是神，而神与人的后裔则是英雄，这些英雄往往又被当作王者的始祖。“宗教加强了贵族的统治权力。对于头目们最常用的形容词是：‘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许多头目们吹嘘他们远祖的谱系，都是上溯到宙斯为止。荷马史诗中每一个主要的英雄都是与奥林匹斯的某一个神结伴相随的。”[2]

这种家族起源的解释方式，自然而然地从英雄谱系上溯到诸神的谱系。希腊神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谱系分明，这一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赫西俄德的《神谱》和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纪》。但是赫西俄德和荷马的整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之所以能使希腊神话系统化，是由于希腊神话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已经由原始的、单个的“独立神话”发展为文明的、综合的“体系神话”。而体系神话的诞生，是在众多独立神话或神话片段、神话形象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组合，最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这种“有机组合”的过程在民间已经进行了很久，赫西俄德和荷马只是用诗歌的形式把这种“有机组合”的结果固定化和标准化了而已。

希腊神话的神谱不仅仅是神的家族史，同时也反映了希腊人的宇宙生成观和自然演化观，神的衍生和交替也就是自然过程的发生和嬗变。从最原始的神卡俄斯（混沌）到奥林匹斯神族的宙斯，绝大多数神都象征着某种自然现象（如地神、天神、死神、海神、河神、冥王、司雷电者等等）。这种自然的分化和演变过程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到了宙斯的下一代神那里，神才脱离了自然性而获得了社会性，才产生了诸如战争之神（阿瑞斯）、商业之神（赫耳墨斯）、锻造之神（赫淮斯托斯）、智慧女神和法律的赋予者（雅典娜）、文艺的保护者（阿波罗和缪斯）、美与爱之神（阿佛洛狄忒）、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以及正义女神、美惠女神和命运女神等表现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的神。

神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的转化是许多民族的神话的共同趋势，它说明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至此，神话作为一种直观的低级宗教，其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在古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自然。神作为未知的自然力的象征，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但是当希腊哲学用本原概念取代诸神来说明自然力时，神的威慑作用就荡然无存了。而那些象征着社会力的神，又进一步被更直接的社会现实——君主（如亚历山大）或国家所取代。神的身影消隐在英雄的巨大光环之后——在亚历山大辉煌的权柄面前，雅典城邦的保护者雅典娜不得不退避三舍；与恺撒的赫赫战功相比，马尔斯（战神阿瑞斯的拉丁名字）不过是一个猥琐可笑的伶人。

与其他任何一种神话相似的是，希腊神话最初也是从混沌开始的。最原始的神卡俄斯（Chaos，即混沌）似乎不是一个人格神，无性别之分，实际上它构成了诸神由以产生的背景。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写道：

首先出现的是混沌；第二出现的是胸襟广阔、作为万物永恒基础的大地；再后出现的是不朽之神中最可爱的爱神厄洛斯，他对神灵和人类一样，既酥软了他们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混沌中产生了黑暗与黑夜，黑夜与黑暗交配之后，又从黑夜中产生了天和白日。于是大地首先产生和她本身同样广大，点缀着繁星的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神灵的永恒居处；此后，她还不经性交而产生了高山，栖息于山谷中的宁妇所光顾的胜地和波涛怒吼的海洋。然后，大地与天宇交配，产生了涡流深深的大洋之神俄刻阿诺斯……[3]

接着就是一系列提坦神族的名称和许多巨人的名字，由提坦神族中的克洛诺斯和瑞亚，又产生出奥林匹斯神族的诸神，以及作为他们后裔的英雄。

与神谱相应的是一套关于神系发展的故事：天神乌拉诺斯与其母盖娅结合（反映早期原始社会的杂婚关系），生了提坦诸神和独目巨人、百臂巨人。乌拉诺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自己的孩子们都囚禁在地狱里。他的幼子克洛诺斯在母亲盖娅的帮助下起来反对父亲，用盖娅所赐的一把镶嵌着钻石的镰刀阉割了乌拉诺斯并取代了乌拉诺斯的统治（这个故事反映了原始社会中生殖至上的原则）。乌拉诺斯伤口中流出的血变成了复仇女神和巨灵神。克洛诺斯得到神谕，知道在他的子女中有一个更强有力者将推翻他的统治，正如他推翻了乌拉诺斯的统治一样。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克洛诺斯将其与姐姐瑞亚所生的子女全部吞入腹中（克洛诺斯与其姐瑞亚的婚姻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关系，这种婚姻关系比起上一辈即乌拉诺斯与其母盖娅的杂婚的婚姻形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唯有幼子宙斯在母亲瑞亚的保护下得以幸免。宙斯长大后向父亲克洛诺斯挑战，制服了克洛诺斯，强迫他吐出吞食的五个哥哥和姐姐。失败了的克洛诺斯和其他提坦神一起被宙斯打入地狱，宙斯成为众神之王，奥林匹斯神族取代了提坦神族的统治。[4]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奉行一种与其父辈完全不同的统治原则，用政治术语来说，即一种较为民主和宽容的统治原则。奥林匹斯诸神与作为他们后裔的人间英雄的事迹构成了希腊神话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神谱构成了希腊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的躯干，那么神谕则是成熟了的希腊神话（奥林匹斯神话）的灵魂，它意味着高悬于众神与英雄头上的一种神秘的和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在希腊人心中，位于帕耳那索斯山麓的德尔菲神庙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从那里得到的神谕是人力所不可改变的。俄狄浦斯[5]杀父娶母的故事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古希腊人虽然以酷爱自由而著称，但是他们始终承认某种外在的神秘命运的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颇类似于黑格尔。希腊人的自由说到底是对外在的命运或必然的默认，而神谕则是这种命运或必然性在人面前的预示。希腊神话中处处暗示着神谕的威力，一部希腊神话就是一部记载种种神谕如何展开和实现的历史。例如特洛伊王后赫卡柏在生育帕里斯之前在梦中得到一个神谕：特洛伊城将因其所生的儿子而被烧为灰烬。尽管帕里斯一生下后就被抛弃，然而他仍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他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从而引起了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终使特洛伊城化为灰烬。又如坦塔罗斯和其子珀罗普斯得罪了神，从而引起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悲剧：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兄弟相争；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被其妻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堤厄斯忒斯的儿子埃癸斯托斯谋杀；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杀母替父报仇，等等。在赫拉克勒斯、珀耳修斯的传说中也显示了神谕的力量。

希腊神话中的神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神的意志所决定的神谕，另一种则是连神也对之无可奈何的神谕，后一种神谕毋宁叫作命运或定数。克洛诺斯虽然知道自己的统治将被一个儿子推翻，尽管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吞食子女）以避免这一不幸结局，但是他仍然逃不出命运的转轮。宙斯身为众神之王，在天上和人间可以任意地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但是对于笼罩在自己头上的命运（与克洛诺斯相同的命运）却一筹莫展，不得不去向他的仇敌——先知普罗米修斯讨教。由此可见，即使是那些趾高气扬、天马行空的神，也不得不受制于某种外在性的神秘命运或定数。神所享有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虽然神的生活是幸福的，行为是自由自在的，但他们也有难以言说的苦恼和悲哀。

希腊神话中的神谕表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它意味着某种抽象的、超验的本质概念。被神谕所揭示的命运是希腊神话中最具有启示意义的东西，它通过希腊悲剧的中介，深深地影响了希腊哲学。但是在神话中，它还处于朦胧模糊的状态中，还和命运之神所纺织的有形的生命之线联系在一起[6]，虽然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具有了最初的抽象意味。命运概念与满脸皱纹的命运女神的形象相脱离而成为抽象的一般本质，并最终演变成为希腊哲学中的本原、形式、必然和逻各斯（即规律、必然性），那是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个演变过程，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如果说神谱构成了英雄谱系的起源和希腊神话传说的主线条，那么神谕则是维系神谱和英雄谱系发展的内在逻辑，神权的更迭和英雄家族的变迁不过是神谕的实现过程。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古希腊人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如命运）演绎出整个神话体系的，但是希腊神话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独立神话”演进为“体系神话”，已经“无意”地包含了一种内在的逻辑系统。事实上，正是由于在漫长的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过程中希腊神话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逻辑思维（或未反思的逻辑思维），“独立神话”才能演进为“体系神话”。与诸神的幸福生活相比，英雄们的生涯往往是充满艰辛和不幸的。希腊神话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希腊英雄传说则反映了人们对痛苦的现实生活的哀怨。神和英雄虽然具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但二者却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从根本上来说，英雄与神的差别是现实与理想的差别，而英雄的故事就是人们企图超越现实走向理想的故事。希腊神话是喜剧性的，希腊英雄传说则是悲剧性的。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经历了种种可怕的磨难（这些磨难恰恰是希腊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而且英雄的结局往往也是悲剧性的。赫拉克勒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死于马人涅索斯的毒血（而且无意中杀死他的竟是他的妻子伊阿尼拉）；阿喀琉斯的脚踵（他的致命弱点）终不免被帕里斯的箭射中；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攻陷了特洛伊，却在凯旋之夜死于其妻之手；俄狄浦斯因悔恨自己的罪孽（杀父娶母）而弄瞎了自己的双眼，孤苦伶仃地流落他乡；伊阿宋目睹其妻美狄亚亲手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孤寂和懊悔中死于赫赫一世的阿耳戈船残骸旁。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都是命运或神谕，这命运借助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等传说中的英雄来实现自身，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助恺撒、拿破仑等现实中的英雄来实现自身一样。

但是希腊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乐观的，因此死后的英雄都得到了优厚的待遇。赫拉克勒斯死后被诸神接到奥林匹斯山上，与司酒宴的女神赫柏结婚，获得永生；阿喀琉斯在琉卡斯岛上复活，与阿尔忒弥斯的女祭司伊菲革涅亚（一说是海伦）结为夫妻，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英雄死后的幸福生活对活着的希腊人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促使他们在生前模仿英雄们去创造伟大的业绩。在英雄的不幸生涯之后，有一个幸福的神灵世界，这种信念使得希腊人用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固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但是人只要能够勇敢而真诚地直面悲剧，终究会超越悲剧，获得幸福。

希腊人是信神的，在这一点上希腊人与罗马人截然不同。罗马人的神虽然大多数是从希腊借鉴过去的，但神在罗马只是国家的傀儡。在希腊人心中，神的生活是人的另一种生活，是更高的生活，而且它并不像基督教的天国那样遥远和神秘。它是理想的，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此岸的，是在人身边的、感性的和人性的。神在希腊人眼里既不像在罗马人心中那样表现为冷冰冰的现实国家和法权，也不像在基督教徒心中那样显得威严可怖、高不可及，而是呈现为一种亲切可爱的和更加完美的人的形象，呈现为一种美之理想。希腊人的神是人性的神，希腊人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的宗教。一个希腊人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和罪孽造物的概念”。[7]如果希腊英雄的生涯中充满了不幸，并不是因为他们祖先所犯的某种神秘的“原罪”（虽然也有个别这样的例子，如坦塔罗斯家族的故事），而是由于一种与人的行为无关的不可逆转的命运。希腊人是自由的，同时他们也是决定论者，他们领悟到自由只是命运决定论借以展开的一个中介，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相信命运决定论的终极是一种理想状态，是更高的自由。罗素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忧郁的乐观主义者。”[8]希腊人究其根本来说属于后者，在他们看来，痛苦是实现幸福的一个必要环节。

希腊人的宗教绝不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它也不同于经验的现实生活。诸神虽然具有自然的形态，但是命运和神谕却具有某种抽象的性质。正是由于希腊神话具有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所以从它里面发展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提高，神逐渐消隐到直接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实之后，从而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国家政治的发展，形成了气势磅礴的世俗英雄主义；另一方面，人的超理性的信仰的需要，命运等概念得以进一步抽象化和神秘化，导致了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的发展，酿成了精深玄奥的宗教殉道意识。这两种趋势的分道扬镳和相互消长构成了后来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然而在希腊神话中，二者仍然处于原始的和谐状态中。只是到了希腊哲学中，二者的分野才开始明确化。

雪莱曾经说：“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