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印度之初印象

一

从机场到酒店，大约40多分钟的车程。

一路颠簸，舟车劳顿，原本我打算直接休息，谁承想车子在大门口被拦下。两个保安过来，一个掀起前盖，一个打开后备厢，煞有介事地查看。接机的同事见怪不怪道：“例行安检。”正昏昏欲睡的我困意顿消，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2008年的孟买惨案：当时包括五星级的泰姬玛哈酒店在内，多个标志性场所遭遇连环恐袭，约2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

提心吊胆、迷迷糊糊地过了第一夜，天亮了。

推开窗户，楼下是大片的绿树，很多乌鸦在其间起落翻飞。城市的建筑高低错落，新旧不一，一些楼房的外墙长了青苔或霉斑。远远地可以望见阿拉伯海。

出门走了一遭，马路上的卫生状况让人想起国内的普通县城。街上车流滚滚，摩托飞驰而过，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在十字路口挤成一团。国人常说“印度慢吞吞”，但在开车这件事情上，印度人明显缺乏耐心，稍有停留便鸣笛不停。那声音或短促或连绵，或尖利或浑厚。试想，你正走得汗流浃背、心烦气躁，却猛地被困在此起彼伏的笛声里，那感觉真的是酸爽至极。

慌不择路地逃入附近的小巷，却发现进了另一个世界：有野狗趴在树荫下一动不动地睡觉，裹着纱丽的女人头顶箩筐缓缓走过，穆斯林香蕉小贩在静静地等待下一桩生意，斜对面路边停着光可鉴人的红色保时捷……时间仿佛骤然停滞，刚才的混乱与嘈杂和眼前的一切无关。

待得稍久以后就会发现，孟买的一天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始的。

分社所在的小区，位于南孟买一处名为克拉巴（Colaba）的地方。每天早上6点左右，钟声从远处传来，伴着此起彼伏的乌鸦聒噪——对中国人而言，常见的乌鸦似乎总是单只的，萧瑟时节里，“枯藤老树昏鸦”构成一幅画，那叫声也多半是凄厉、嘶哑的哀鸣。印度的乌鸦则完全不同，叫声里不但听不出一丁点儿的凄厉，反倒充满了欢快。它们成群结队，彼此较着劲，你追我赶，连绵不绝，不知情的人乍一听来，还以为是蛙鸣。

大约6点半，公共汽车继乌鸦之后也纷纷“醒来”。轰鸣由远及近，似乎是司机在试探性地踩油门，一下，两下……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要更深、更重、更长，像是有人睡完长长的觉起来后在伸懒腰、打哈欠。终于，最后一声过后，车子憋足了劲，拖着深沉又巨大的轰鸣，从楼下呼啸而过。

于是更大的“蛙鸣”被激起了。接着鸽子也加了进来，我能感觉到它们就在窗台之外，咕咕地叫着，虽然没有“蛙鸣”密集，但也很顽强，似乎一刻也不愿停。

此时天已微微亮，灯光逐渐暗淡，窗外景色的轮廓渐次清晰，可看清楼下的树、近处的房子、远处的灯塔，以及遥远的海平面。随着太阳升起来，柔和的光线打在各种建筑的侧面上，孟买就这样醒来了……

二

坦率地说，经过洞朗对峙事件后，出发之前我内心最大的纠结之一是：在一个“有敌意”的国家做驻站记者会遭遇些什么？然而等到身临其境、柴米油盐式地浸入当地生活后才发现，至少在日常层面，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

为了申请签证延期，不久后我便飞去了首都新德里。在航班上，旁边的印度小哥听说我是中国人，立马打开了话匣子。他自我介绍说，由于常年在中印之间做生意，他去过广州、北京等很多城市，最喜欢的是上海。受限于对方的“咖喱式”英语和我多年不用的口语，随后的话题不停跳跃变换，从房贷利率到两国政体，如此等等。不知是不是因为只是一场偶遇，我们彼此都没有提及洞朗话题。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甚至向我求证今年是不是中国的农历鸡年——而且是在连说了12种动物之后我才搞明白。

与孟买相比，新德里的人和车一样多、一样拥挤，所不同的是，动物明显多了起来。在宽阔的马路上，我看到了传说中大摇大摆、逆行的牛；总统府前的广场上，三三两两的松鼠在追逐嬉戏，还有晃晃悠悠走在草地上的大白鹅。

或许是由于太热太晒，印度门前游客稀少。有好几次，手里拿着成串饰品的小贩远远地冲着我们喊：“你好，你好，一百块三个。”有那么一刹那，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他们说的是中文。

在来的路上我同印度司机“尬聊”。在他介绍完他规模庞大的家庭成员后，我们的话题落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上，对方微微摇了摇头，随后用英语大声地报出了一连串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们没问题。”

在印度市场深耕多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另外的观察视角。

来自浙江一家企业的印度公司负责人刘鹏介绍，十多年前刚来印度时，从新德里机场到一家客户的工厂，因为路况太差，驾车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后来两地间修了新路，19千米的路程只需半小时就到了，但这两年，印度人有钱了，街上的车越来越多，道路拥堵成了常态，于是这段路程又回到了之前的状况，得开上两三个小时。

“与国内比，人们常说印度效率差，走得慢，但其实仔细观察，印度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在变。”刘鹏说。

在星巴克咖啡店，“80后”互联网创业者王超提供了一个细节：就在几年前，印度门前的小贩见到东亚面孔时，打招呼用的还是日语，而现在都用中文了——可见中国人、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

“印度13亿多人口，移动互联网用户仅3.7亿人，和国内相比渗透率远远不足。对我们来说，来不来这儿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是非题。但另一方面，这不是一个快速变现的市场，需要耐心。”王超说。

三

从临行前的未知与不安，到深入实地后的亲密接触，时空的转变带来迥然不同的体验：一方面，所有初期的观感和体验，暂时都未超出此前对这个国家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和每天国内媒体报道上常见的印度“新闻”相比，又能深深地感到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日常”所知太少——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看待如此等等的事情都模糊不清。

混乱、嘈杂，充满矛盾和反差，以及浓厚的烟火气，但在有些时候和有些角落，又保持着特别的舒缓、宁静与平和——作为到此一游的“他者”，短暂的接触和感知很容易得出此类印象，倒也无可厚非。但回归职业观察者的身份，我对其间可能存在的肤浅化和表面化又抱有警惕。

犹记来印度不久后，我参加中国驻孟买总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看到现场面对面地搭建了印度邮局和北京紫禁城的模型。联想到洞朗对峙期间两国的剑拔弩张，这样的设计意味深长。

时任总领事郑曦原在致辞时说，邮局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但在即时通信应用WhatsApp出现后，现代人很少去邮局了。他同时表示：“稳定和改善中印关系，最重要、最迫切的，就是要加强交流。”

如何利用有限的驻外时间为中印交流助力，尤其是尽可能消除国人对其类似“谜一样的国度”的混沌印象，乃至形成一个相对清晰而理性的印度观，是一项绝难立即给出答案的宏大课题。但短暂的观察提醒我，既然到了现场，就像是面对随处可见、貌似混乱吵闹的印度歌舞，不能只做一名疏离的旁观者。只有加入人群，尝试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或许才能感知乃至找到其间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