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及其拱卫北京的战略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倾斜有加。

太原人杨宪，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投奔他并做了他的幕府，随后被委派回乡当了行省参政。1370年6月，他向朱元璋提出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这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从陵县（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运送到太和岭（在今山西省朔州市），路途遥远，费用不菲。杨宪认为，与其这样，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百余斤）米，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1斗约合15斤，约200斤）米，政府给予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盐引（200斤），同意其在划定区域内贩卖。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商人和农民各得其所的建议，直面各方痛点。如果所有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招募人力，但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朝来说，并不现实。如果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国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为业，徭役和赋税免征三年，并下谕中书省大臣：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一石三鸟，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军饷供应、边区政策或国家征税有关，也因此奠定了山西、陕西、徽州等与盐业关系密切的区域商帮的萌芽与兴起。

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之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予他们生财之道。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以盐税做抵押，换取民间对防御和战争的投资。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作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1]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逻辑可以形成闭环。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12]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方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向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区域销售权。换句话说，官方通过盐业运输、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由盐做介质的空间转移。

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尔后又在更大区域的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13]大同，俨然具有先行先试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未曾中断。1371—1412年，宣府五个卫所因为没有设立边仓，官军每年的俸粮靠大同供给。到1413年，宣府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方授命到顺天府中纳盐粮，这也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14]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侵扰，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内蒙古境内）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方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