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远方
1804年春天，庆祝婴儿诞生的礼物送到了林泉寺，那时正值冰雪初融，穿过石神村的小路一片泥泞，礼物数量寥寥。毕竟，这是第二个孩子，更何况，还是个女孩。如今四岁的长子义融，出生在隆冬，庙里至今仍塞满了当年送来的礼物：一包又一包的沙丁鱼、米酒、成卷的布匹、海带、柿饼和纸折扇。这才合乎体统。这个新出生的孩子，3月12日来到这世上，只收到了一些自家制成的简单礼物：糯米糕、米酒、一套婴儿衣物、干鱼片。
她出生的头一个星期并未起名。那太早了，很多婴儿都活不下来。要是家人想要抓住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招来厄运。等婴儿活足七日，便到了庆贺的时候，再给她起名，欢迎她来到这人世。
令人焦急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惠闻和家人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关于这场聚会的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但它是例行的活动，寺庙家族会履行所有常规社会义务。宾客们兴许是来自石神村和邻近村庄的女眷：强壮的村妇，包括接生婆，兴许还有几位更有教养的女士，僧人和村长的妻子。这名女婴刚来这世上，并不认识这些日后她将万分熟悉的人。庆祝活动中，说不定她一直在睡觉。但考虑到她后来的性格，也有可能，她睁开眼睛，看了看身边密密匝匝围着她的女人们，哇哇大哭。
女孩的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有点复杂、不太寻常的名字：常野(日语的发音是Tsuneno)。它是三个而非常见的两个音节，写作两个汉字。这个孩子将是她家族里唯一的“常野”，很可能也是寺庙周围村庄里唯一的一个。只要她还保留这个名字，就绝不会跟别人弄混。
出生的头几个月里，宝宝常野拥有了她需要的一切。她家有旧衣服和破布可以拼成尿布，尿湿了就可以换。她有垫子可以睡，不必睡在肮脏的地板上，还有足够的木柴和木炭在漫长的冬天取暖。她有一整套的行头：为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设计的小尺寸宽松棉质长袍。晚上，寺庙昏暗的屋子里点着灯和蜡烛。下雪天，她可以睡在一块蓬松的拼布毯子下面。夏天，她的榻榻米上挂着蚊帐。她的母亲能吃到足够的食物来生产母乳(婴儿一般要靠母乳喂养到3岁)，如果母亲不能或不想用母乳喂养，她家还有能力雇用一名奶妈。他们还可以花钱找个乡下姑娘当保姆。她可以把常野背在背上，唱着忧伤的乡村歌谣，常野可以越过她的肩膀凝视世界。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宝宝需要知道的东西包括：首先，妈妈的面孔、爸爸的声音、哥哥的名字义融；其次，幼儿课程、新的词汇和规则。“幛子”指的是用纸糊的推拉门，哗哗作响，雅致易碎，她不应该将手指朝着门戳过去。“榻榻米”指的是地板上的垫子：她的光脚丫踩得它们微微地发生高低起伏，她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芬芳的草秆扯出来。“箪笥”指的是梳妆台，爬上去不安全。“火钵”指的是炭火炉，太烫，不能碰。“箸”是筷子。碗有两个词：“碗”指的是深色的、带有光泽的漆碗，轻得出奇；“皿”指的是光滑的瓷器，很容易破，使用时必须小心。
常野还学会了一些社会规则，有些来自语言之外，它们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在这座小村庄里的地位。她可以从邻居们毕恭毕敬的鞠躬和其他孩子飞快投来的羡慕目光中对自己的地位有所感受。大人们知道这些细节，少数有时间也有空间思考的人，可以感知到一个更长故事的梗概。150年前，常野的祖先是石神村的村长，富农和贫农之间的主要区别不过是程度之分：有些人拥有土地，有些人是佃户，但大多数人都操持一种共同的职业——耕作，奉行类似的生活方式。等到常野的祖父出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富裕的家庭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和增加财富的新方法，只不过往往要牺牲邻人的利益。他们开办了生产越后上布(这是一种在雪原上漂白的细麻绉)的作坊，或者变成织物中介，为生产者和商人做中间人。他们购买当地的大米，酿造米酒，或是购买鸡蛋，卖给城里人。再不然，就像常野家一样——投资宗教教育，修建寺庙，承办葬礼，收取供奉。等靠着这些事业赚到钱，他们会开当铺放贷，更重要的还有投资土地。在常野曾祖父那一代，石神村的土地已经有一半成了其他地方的人的产业。到了常野这一代，有一户人家(河边百间町的山田一家)在近30座村庄都拥有田产。
常野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擅长投资和盘算。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哪怕是可观的财富也会由于粮食歉收和管理不善而迅速流失。但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上花钱是比较随性的。他们以每套几百个铜板的价格购买成套的碗盏。他们买书来供自己阅读和借给邻居，还会买用于书写的矮几。他们会花掉沉甸甸的崭新金币购买榻榻米、厚毯子和精心编织的蚊帐，还购买丝绸和服和宽腰带以用于特殊场合，冬天会置办厚重的外套。剩下的零钱，他们拿来给孩子们买雪鞋和木屐。如果茶叶喝完，碗破了口，衣服穿旧了，蚊帐破了，他们会再买新的。消费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消遣，他们的房子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东西，等着孩子们去起名字、点数目。
在附属于寺庙的常野家，一些日常用品由信众捐赠，为感谢佛陀的慈悲，他们会捐赠现金、大米和蔬菜。越后雪乡人以虔诚著称，不仅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还因为13世纪初，受人尊敬的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曾在此地居住过一段时间。他曾因为宣扬“因信得救”(只要口念阿弥陀佛，任何人都可往生极乐净土)的异端教义，被逐出京城。更糟糕的是(至少从神职机构的立场来看)，亲鸾拒绝秉持僧人的独身主义。相反，他娶了越后女子惠信尼，而后者又以僧人之妻的身份成为宗教领袖。
其他佛教教派(如禅宗、日莲宗、盛宗)的一些信徒仍然看不起净土真宗信徒。恪守严格修行传统的僧人不吃肉，保持独身，他们往往认为，像常野父亲这样的净土真宗法师对世俗的成功太投入，太贪恋财富，太沉迷于尘世享受。净土真宗的出家人有妻有子，会像富裕的俗家弟子那样享受生活，而所有的钱都来自信众的捐赠。(“这真是一个以极度贪婪态度对待民众的教派。”一位批评家写道。)但即使是那些看不起净土真宗信徒的人，也能认识到后者奉献的力量。净土真宗信徒一般会养育大家庭，认为杀婴(在其他农民中是常见的现象)是罪过。某些圈子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对原则的承诺。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甚至是野蛮的行为：像养活猫狗一样养活一大群孩子。
最终，常野的父母所生的孩子中，有八个活过了婴儿期。生儿育女是常野母亲的部分天职，就像唱礼赞文和做祈祷一样，是她信仰的核心。净土真宗的学者教导说，把孩子培养成僧人或僧人之妻，是对佛陀的供养，相当于“足以填满三千世界的珍宝”。所以，治摩一边照料婴儿、养育孩子，一边履行作为乡下僧人之妻的其他职责。每天，她会为阿弥陀佛供奉食物和鲜花。她负责打理家务，泡茶招待教友，为村里的妇女做佛教仪轨。身为“寺庙的守护者”，治摩教育儿女们：虔诚是可以体现的，坚持和自律就是信念的证明。
一如农家的孩子要学习如何使用打谷机和渔网，常野和她的兄弟姐妹也要学习宗教仪轨。他们的日子，弥漫着香炉上燃烧的香所发出的气味，回荡着召唤人们到大殿礼拜的低沉钟声。常野学会祈祷时，在手掌间揉搓冰凉的念珠。她记住了第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祷告词“南无阿弥陀佛”，这句祷文，哪怕是蹒跚学步的孩子都会。
在寺庙之外，常野学到了所有越后孩子都该知道的东西。她从小就操着一口当地的口音，和身边的人一样，“i”“e”不分。冬天，她学会了穿着草鞋，划桨般穿行在粉状的雪里。她学会了用“挖”而不是“铲”来清理道路。春天，雪还冻得硬邦邦的时候，她学会了怎样在冰面上行走而不滑倒，并在弟弟妹妹们摔倒时嘲笑他们。她大概知道怎样打赢雪仗，怎样设计一座雪堡，怎样在雪地里生火做饭：挖出一个洞，把米糠撒在火种下。就算她不知道，她的哥哥们肯定知道。
常野的哥哥之一幸笃，被住在附近城镇高田(当地领主在此设有城堡)的一个医生家庭收养。镇上的2万居民大多住在黑暗、狭窄、各家屋檐起伏相连的联排房屋里。冬天，他们要爬上屋顶扫雪，把雪倒在路中央。幸笃教常野手脚并用地爬上雪堆最高处。到了隆冬时节，雪堆已经高得可以俯视屋顶、瞭望远处的群山了。
高田城前立着一根10英尺高的测量杆，在天气最恶劣的冬天，大雪会将它完全掩埋。越后的孩子们谈到暴风雪和冻僵的马，就好像它们是些很平常的事情。他们对巨大的冰柱(哪怕就冻在房子里，从房椽一直延伸到地板)无动于衷。他们习惯了在黑暗中度日，因为门窗全部被雪覆盖，无法清理。这段枯燥乏味的时光，小姑娘们用唱歌拍手的游戏来打发时间，要不就是讲故事：很久以前，一个名叫浦岛太郎的渔夫救起一只海龟；一个伐木工和他妻子在一根空心的竹茎里发现了一个小婴儿；织女爱上了牛郎。外人或许会认为冬天很有趣，甚至很舒适，孩子们大概也不会介意。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冬天一点也不浪漫，和愉快也不沾边。那是对忍耐的考验。当地最著名的作家铃木牧之曾写道：“在越后，人们的脚年复一年地踩在积雪之上，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和财力，经历千辛万苦，全是因为雪。”
但至少，人人都知道会发生些什么。老人们说：“从秋分到春分，土地都上冻。”有时候，农夫们需要把冰雪铲开，才能播种水稻。但最终，河流会解冻，山谷里的冰会消融，到了四五月，所有的花儿会绽放。
在短暂的夏季，所有的雪都清除干净，常野才知道自己村庄的轮廓。石神村一直延伸到大塘和小塘的岸边，这两口水塘是春天用来灌溉稻田的储水池。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她最初是用时间和步履丈量距离——她可以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绕着大塘走完一周——而她身边的成年人，则用数字表示同样的距离，并记录下来。对常野来说，大塘是一片一望无际、波光粼粼的湖泊，但对像她父亲一样的男子来说，细节很重要：堤坝的高度、水塘的面积、降雨量的多少，以及日历上是什么日子打开水闸、灌溉稻田。
就在石神村的人们为当地的稻田和小路进行测量、绘制出色彩鲜艳的地图的同时，日本所有的岛屿也都被绘制成了地图，进行了更精确的测量。常野出生前没多久，负责测绘地图的伊能忠敬便带着罗盘、六分仪，依靠星象知识测量了常野所在的越后地区。他沿着日本海的海岸线，从本州本岛的北端一直走到直江津港，然后转向内陆的高田。他又从那里出发前往山地，给沿途经过的村庄起了名字，记下每座村庄房屋的数目。后来，他把自己的测量日记变成了一幅越后南部地图，呈给了幕府将军。他呈现了日本海沿岸的所有转弯处和入海口、高田町、北海道沿线的所有小村落，以及妙高山的独特峰顶——每当云雾散去，这幅熟悉的景象都会呈现在地平线之上。但他的地图还是容不下太小、太偏僻的石神村——就连大塘和小塘都是空白。要再等上几十年，它们才会出现在县级综合地图上——那时候，越后已经改名叫新潟县了。
同时，孩子可以自己绘制大塘周围的树林和田野地图，观察树丛中热闹的鸣蝉、水面上扑腾着翅膀画圈的黑蜻蜓。岸边环绕着成排的雪松，水面上漂浮着荸荠和荷花。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东西。它们潜伏在黑暗的森林和池塘的深处。常野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她知道它们就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是常识。水精灵扰动着大塘，有着长长红鼻子的妖精在树间飞舞。就连普通的动物也有隐秘的生活。獾会变戏法，狐狸能变成漂亮女人。勤劳的兔子住在满月之上，夜夜都在捣年糕。
在书里，森林不再带有魔法。游方书贩手里就能买到的厚厚书卷里，列出了所有植物和动物的精确插图。和制图师一样，日本的自然科学家们测绘了常野孩提时代的世界，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测量。(见插图1)受中文典籍中归类名称的启发，他们把发现的草药、“作物”或自然物体进行了分类，但一切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在遥远的备前国，一个比常野略大些的男孩正在学习“西学”，琢磨荷兰书籍中的外文发音和字母。日后，他将写出《植学启原》，主张日本人应该采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us)设计的分类体系。(见插图2)在日本，森林里的雪松和小塘里的荷花首次被称为植物。
常野尚未接受“植物”的存在，但书页之间还有其他类型的知识在等着她。到了七八岁，她能静坐不动，不再把墨水洒得到处都是，便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这在越后乡下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在常野出生前几年，附近村里的一名女性还曾因浪费时间学习读写，被迫向公婆道歉。但常野并不是一个普通农妇。一个成熟的姑娘，僧人或村长的理想伴侣，必须能够书写措辞优雅的信件，阅读诗歌，有时甚至要负责记录家庭账目。如果常野的婆婆写了一本家务日记，希望她按书面指示行事，那该怎么办？又或者，如果常野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在托盘上摆放碗盏，想从手册里查找答案，那又该怎么办呢？对常野这种出身的女性，人们对其能力是存在期待的，常野必须符合这种期待。周遭同龄人的父母都在购买抄写本，聘请家庭教师。他们的女儿在练习识字：给朋友写简单的信件，在账本上记录数字，写下简短的日记。
当常野第一次跪在书桌前，把笔伸进墨汁里时，比她大4岁的哥哥义融已经开始上课了。他和常野兴许上的是同一所乡村学校，因为有些地方的老师会把男孩和女孩放在一起教。要不然，就是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在家里跟着老师学。但即使是并排而坐，他俩所学的课程也并不一样。两兄妹都从日语字母表的48个字母开始学起，它比乍看上去要难掌握得多，因为每个字母都可以写成多种形式。接下来，义融可能会接着学《名头》[1]，这样将来他就可以正确地称呼住在乡下的幸平、传八和甚平们了。接着，他将学习怎样书写日本诸国的名字，以及越后国诸县及邻近村庄的名字。他已经知道这些地方是树木、田地和房屋的集合(它们就是家)，但他现在要学的是，官员们是怎么看待它们的，又是怎样将之分类的。最终，这些字符的形状会变得像地平线上的山脉般熟悉，他在官方文档里确认自己的身份时，想都不必多想就能下笔：越后国中颈城郡石神村林泉寺义融。
为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义融还必须学习这块土地的政治结构。他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众神之地，这些古老的神灵，由上至下，从日本天皇的神话起源天照大神，直到池塘山脉的地方守护神。尽管义融是个佛教徒，可他并不会为还有其他众多的神明而感到无所适从。大多数普通人认为“神明与菩萨”属于同一范畴，日本人对神明的崇拜，并不妨碍他们对佛祖的忠诚。
诸神掌管的疆域颇为模糊。义融兴许猜到，他们的疆域大致对应着天皇的统治(天皇家族已经统治日本一千多年了)。天皇出现在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当中，但在义融所处的时代，他在政治上不是个重要人物。他隐居在京都的宫殿里，写诗，主持神秘的仪式。真正的实权人物是在江户城进行统治的军事领袖——幕府将军。他直接管理日本大约1/3的土地，包括义融所在的村庄。义融父亲支付的税款，直接进了幕府的江户金库。日本的其余部分，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地，由豪强藩主(大名)管理。所有大名都是自己征税，但有一些大名比起另外的一些，对幕府将军的权势更为尊崇。尽管所有大名都服从幕府，每隔两年就有一年要前往江户侍奉幕府将军。大名共有近300位，义融无法一一记得。再加上疆域并无连续边界，他也没法在地图上研究其形状。但他必须知道越后国(尤其是高田)的重要疆域，因为那里离他最近。
义融学习一些基本的佛教教义，因为他是命里注定要做僧侣的人。再过一阵子，他将去一座主寺接受神职(受戒)。此刻，他仍在家里，为官方信函的语言迷惑不解，这是一种现代人已经不再使用的汉语文言文夹杂日文的笨拙混合体，也是早前以文言文作为政府唯一语言的时代遗风。日语和汉语使用同一套复杂的字符，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在大声朗读混合体的时候，义融偶尔不得不重新排列字符顺序。“吾甚惶恐，颤然卑身请于有司焉……”他从半中央往前读着，学习向长官请愿的正确说法。他将使用同样的混合文体(只是少些谄媚的措辞)，来写普通人之间的文书契约，这些是每天都要盖章生效的协议——《役契》、《借契》和《地契》。所有这些文件都有规定的格式，但好在全都可以从实用手册里查到。
义融还直接学习文言文，因为它仍然是古代史和哲学所用的语言。他会写汉语诗歌，并一直为这项成就感到自豪。他把自己的诗作装订成册，还在封面用加粗的字体署上了名字。从他在后来的书信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来看，他对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家智慧的儒家论述很感兴趣，它们教导人修身养性，培养明君清官的德行，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应该尊敬孝顺父母、尊重长兄——这对义融很是合宜，日后他将有八个弟弟妹妹。
常野和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妹妹清美，也会学习一些义融和其他弟弟们要学的内容。她们要学习基本的汉字(她们也会写“石神村”和“林泉寺”)，但从来不曾学过烦琐的官僚文书用语，也没有誊抄过减税请愿书。她们大概也不会学太多文言文，尽管常野通过《孝经》至少对文言文有了一定的了解。《孝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典籍，据说再现了孔子和弟子讨论孝顺父母重要性的对话。多年后，义融在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件里，引用了书里著名的一段话，这说明他确定她懂得这段引文的含义。
但常野和清美也会学习许多哥哥弟弟们不学的东西。她们一定接触过针对女孩的初级读物，这些读物非常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几本再版了数百次。(见插图3)每本书的正文一概枯燥乏味，充满说教味道。“温从、守节、矜悯、寡言，”《女大学》(The Greater Learning for Women)用精心粉饰的优雅汉字写道，“盖女子必修之德也。”[2]好在附录中总会有些更有趣的内容。《女大学宝箱》为11世纪名著《源氏物语》最著名的章节绘制了不同版本的插图。(见插图4)《女万岁宝文库》[3]里有整整一节的内容是关于去除污渍的：对漆器，使用味噌汤去污；要去除牙齿上擦涂的黑粉[4]，则使用温热的醋。
这些书里有一页又一页的图片，有些描绘了来自当时各种家庭背景(贵族、武士和平民)的女性，她们从事着传统的女性职业，貌美惊人。打扮整洁的母亲，正在教孩子写字；虚荣的年轻姑娘审视着镜中的自己；勤劳的农妇纺布，或是用大竹桶洗衣服；身材瘦弱的女孩在海滩上耙盐；坚韧的城市女性在做挂面、染纸、串念珠；还有赤裸的采蚌女跃入海浪，长发在身后飘扬；偶尔，会出现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姑娘，在母亲工作时百无聊赖。也有历史人物和小说里的角色：《源氏物语》里穿着厚重十二单衣的圆脸精致的女官。甚至偶尔会出现外国人：中国古代的女德榜样，戴着奇怪的金饰，出现在悬崖峭壁旁边，身边大多伴有胡须打理得整整齐齐的老人。
每一页，都是一堂关于丰富多彩的女性体验的全新课程，可以窥见另一个地方(偶尔也有另一个时代)不同种类的人的生活。(见插图5)寻常的店铺，风吹的盐田，面朝花园、布置齐全的房间，妇女们晾晒面条的市井庭院，甚至还有渔船——这些全都是与来自越后内陆、备受呵护的女孩眼中所见全然不同的景象。常野知道，自己碰到这些事情的机会，差不多就跟自己跑到中国古代去跟圣贤对话一样渺茫：人们对她的期待，无非是长大后嫁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去。《女大学》开篇的第一行，就教导读者不要抱有太多奢望：“为女之道，既长则嫁，善事夫家。”(见插图3)也就是说，去结婚。它压根儿不认为女性的生活还有别的可能性。因此，当她的兄弟们在学习幕府领地的实际治理和神圣的净土奥妙之时，常野也在两个迥然对立的领域投下了自己的想象：一边是盲目顺从、一眼能望到头的婚姻和家庭，一边是充满了女性之美的广阔世界，每个小女孩都能得到黄金、异国情调的书籍和绫罗绸缎 —— 至少理论上如此。
要想在这两个世界里的任何一边立足，常野都需要学会缝缝补补，好在做一件不带衬里的和服并不特别困难。(见插图6)大多数接缝都是直的，布料只有一种标准尺寸，拼接也很简单：正方形、长方形和正三角形。但缝纫的方法总是有对有错，一如睡觉、走路和开门的方法也有对有错一样。女孩们睡觉时应该把胳膊和腿全部并拢，走路时要让别人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开门时也要尽量少发出声响。缝纫是提升自我修养的另一种形式，对一个更愿意去看书里的图画、到雪地里玩耍的小女孩来说，这恐怕会惹得她冒火。但地位崇高的《女大学》和其他许多书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女子当多艺，尤以针黹为要也。”很多年后，一位女性回忆自己童年的农村生活时说：“我缝纫和书法很差，在家里总是挨骂，被呵斥：‘你真不像个女孩子。’”
缝纫的正确方法是：缝制和服，要用宽松的针脚，这样可以很容易地把和服拆开来清洗；缝制手帕，要用细密得几乎看不见的针脚；丝绸绉纱更加棘手，它们在缝制时可能会拉伸变形。故此，正确的方法是顺着织物的边缘(以便于引导手的走向)缝出一条笔直的线来。对于起皱的丝绸，缝纫之前需用潮湿的手帕把皱纹抹平；缝制厚重的织物，要用麻线而非丝线。缝纫的时候要安安静静不作声，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这样接缝才能对得整齐。不要把线头打成解不开的疙瘩。要小心翼翼地量好尺寸——这样织物才不会裁错地方，当母亲的才用不着把碎布弄平——再用它们做一件用补丁拼起来的外套(就像是给新生儿缝的尿布片似的)。
常野和清美有3个弟弟，所以，她俩在使用缝纫工具时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随便乱放在地上，以免被婴儿弟弟们碰到。针很尖利，并且昂贵，因为它们必须由熟练的工匠锻造回火。如果一根针断了，必须谨慎丢弃，或者供养佛祖，也算为它找到了一个恰当归宿。还有些不那么贵重的工具：扁平的木制尺子、裁剪布料的刀子、蓬松的针垫，以及拆线的锋利小钩。不用的时候，它们会被放在漆盒或有小抽屉的针线柜里。但由于随时都有针线活儿要做，它们几乎每天都要被拿出来。尽管难度有别，但这足以让一个小姑娘忙个不停：缝制童装、小包裹、钱夹、女仆的围裙、棉衣和毛毯；和服需要拆开再洗，洗完了又要缝起来；从接缝处拆开布料，更换袖口、下摆和衬里，打补丁、缝破洞。
这些大多是日常事务，也就是在一个大部分衣物都无法直接购买的地方，操持一户大家庭所要完成的普通活计，但其中也有替未来做打算的考虑。无论姐妹们为自己做了什么，总有一天会添置到她们的嫁妆里。等她们结婚的时候，外套、长袍、袜子和手帕都会在夫家展示，让所有邻居看到。此外，还有鞋子、家具、榻榻米、一盒盒的黑牙粉、全新的墨水和写字用的纸，兴许还有一盒镀金的蚌壳，里面写着摘自名诗的段落。这类东西是用来玩配对游戏的，诗的首句和末句是对仗的，一如新婚之夜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嫁妆里还会为每个姐妹准备一个针线盒，这样她们就可以在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陪伴的情况下，在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缝纫课为那些擅长此道的小姑娘提供了未来的其他可能性。针线活儿是一门手艺，可以发展为若干个不同的方向，许多富贵人家都会雇用女裁缝，而城市里的贫困妇女则通过计件的缝补工作养活自己。学会织布或纺纱的妇女，可以移居到上野国的桐生等城镇，那里是大型织造作坊之都。但哪怕是对一个从没打算靠自己工作挣钱的女孩来说(常野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日后非得工作不可)，缝纫也创造出了新的可能性——即便只是在想象当中。把旧袍子拆开洗干净之后又缝上，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可那并不妨碍做个白日梦：在配有精致白色樱花图案的淡紫色丝绸上走着类似的针脚，兴许它还配着带几何图案的红色衬里，说不定还有一件淡粉色的内衣呢。要么就是海沫绿的格子布，配上紫色圆点褶边，搭配暗棕色的和服腰带。
女性初级读本里的插图并非彩色印刷，但那些坐在花园读书的优雅女性，一定穿着这样的衣服，甚至是石神村里没人能想象到的更精美的衣服。那些女性在读什么书呢？她们在谈些什么呢？她们之后会到哪儿去？
如果常野能穿成那样，她将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在练习针线活儿的同时，常野也正拼补着日本从前国门开放通商时代的残片。等到她把自己的童年抛在身后，她的立式梳妆台里已经攒下了几十件衣服，剩下装不下的，还侵占了别的柜子和篮子。她有一件印有精美花纹的紫藤色绉绸夹袄，还有一件黑色的，印有不同的精美图案。她有一件条纹的，衬里用的是秩父丝，另一件是粗丝织的。她有十多件冬天穿的棉袍，有红褐“老鹰”色的，有暗茶色的，有白格缎的，还有各种条纹的。为了搭配衣服，她有浅粉色锦缎和深黑色绸缎的罩袍，夏天则有各色条纹图案的棉质无衬长袍。每一件都由日本国内制造，但它们的存在，全都归功于一个在她学习缝纫时早已消逝的全球贸易时代。
制成常野服装所用的棉花，大部分并非出自日本本土。相反，它们是15世纪某个时期从南亚经中国和韩国传入的。到了16世纪，日本已广泛种植棉花，但数量尚不足以满足服装需求。自古以来，日本就生产丝绸，但就这种纺织品而言，对成品布的需求同样超过了供给。于是，日本开始大量进口中国丝绸。在(日本的)战国时期，日本人是出了名的海盗和雄心勃勃的商人。他们从日本内海起航，侵袭中国沿海，最远到达东南亚，在当地用樟脑、大米和白银交换枪支、鹿皮、火药、纺织品和糖。为这种贸易提供动力的贵金属，以惊人的速度从日本新开发的矿山中开采出来。日本群岛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充满暴力的新兴城镇，到处都是贪婪的探矿人、强盗和疲于奔命的行政官员。最初仅限于中国南海的地区贸易(用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到了17世纪初，成为全球贸易。新组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整个印度洋和东南亚设立了贸易前哨，开始向日本港口派遣装载着丝线和印度棉织品的船只。
但到了17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家族在江户掌握政权之后，日本便告别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混乱舞台。17世纪30年代，一群叛乱者在南部的九州岛发动大规模起义(“岛原之乱”)，起义者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信徒，幕府越发担心基督教的影响，并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外国宗教。幕府颁布法令禁止西方商人和外交官进入日本领土，但信奉新教的荷兰人除外，他们获允进入南部城市长崎的港口。荷兰人获得豁免是因为他们说服了日本人，使后者相信荷兰人跟天主教徒不同，对传教没什么兴趣。大约在同一时期，幕府颁布禁令，臣民的出行范围，往南不得超过琉球群岛，往西不得超过朝鲜。这意味着，法令颁布时尚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实际上成了流民。
在限制对外出行的同时，幕府试图维持甚至扩大对外贸易。但日本的矿业日趋凋敝，几十年后，幕府开始担心群岛的贵金属数量。1668年，幕府完全停止了白银出口；1685年，又限制了铜的出口。同一时期，新的法令限制从中国进口丝绸。又过了几十年，日本生产的丝绸和棉花已足够满足本国市场。荷兰和中国的船只仍然满载着奢侈纺织品抵达长崎，但大部分贸易转向了日本本土无法生产的人参、糖、药品和外国书籍。
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早期纺织品全球贸易时代的记忆，仍然意外地从常野的衣柜里浮现出来。她穿着一件南京条纹长袍，这里的南京，便是指中国的主要丝绸产地南京。她还有几套圣多美(Santome)条纹，得名自17世纪葡萄牙在马德拉斯附近的殖民地圣多美(São Tom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之前，日本人根本不习惯穿条纹，甚至连“条纹”[5]这个词都来源于“岛”[6]，表明这种纺织品设计来自国外。
常野的世界里还有其他东西暴露出17世纪贸易的残迹。石神附近的村庄里种植的烟草，装在精致女士长长的烟斗里，它们最初来自新大陆。向阳的山坡上种植的红薯同样来自新大陆，它们补充了贫苦农民的饮食，还在城市街道上出售。一些富裕家庭的钟表，由国内生产，但是按欧洲模型修改的。还有一连串极为昂贵的产品，是近年来的贸易传入的。其中包括时髦妇女所穿的、缝在精美拼接长袍中的印花布；城市商店里有售、乡村行脚商偶尔也卖的眼镜；鉴定师可以用来检查刀剑划痕的放大镜；心怀远大抱负的天文学家用来研究天象的望远镜；以及荷兰来的书籍，它们教会制图师伊能忠敬测绘，有一天还将激励一位年轻学者写出《植学启原》。
受早前全球贸易时代的影响，加上一些重要贸易商品的继续存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仍然与世界其余地方的物质文化相关联。和欧洲或北美一样，在日本，年轻女性同样穿着廉价的印花棉布干活儿，有钱人戴表，人们喝茶时习惯往里面加糖。但在日本，女性穿的印花棉布制成的是配有宽大丝绸腰带的和服，钟表按照中国的十二生肖计时(午时、戌时)，糖则裹在颜色鲜艳的糯米团子里，就着不加糖的绿茶一同食用。17世纪末，德国医生恩格伯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aempfer)曾在长崎贸易点居住了两年，他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封闭的帝国”，这并不完全正确。但它的确是个闭关的国家，远离全球市场，大多数外国人无法进入。它的文化习俗也反映出了这种疏离。
然而，在常野的童年时代，世界始终朝她越走越近。大塘里仅有的船只是当地渔民的小艇(见插图7)，但周围的海域里却挤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船只。经过加固的大船要将鸦片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南部海岸，它们会在小海湾里暂时停泊，等待着小船将那些黑色货物偷运上岸。载有海獭皮的独木舟从北极沿着海岸线航行到上加利福尼亚，海獭皮会卖给装有高大木桅杆和复杂索具的船上的美国商人。美国商人带着海獭皮前往夏威夷和广东，把北美人参运到中国，把斐济的干海参运到马尼拉，把卡尔曼的木材运到火奴鲁鲁。装备着鱼叉和大锅的捕鲸船，在北太平洋四处追逐猎物，而海豹猎人则漂流到入海口，把海豹从岩石上赶起来乱棍打死。与此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船把人从海洋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有时甚至违背其意愿。商船把印度囚犯跟货物关在一起，运送到槟榔屿上的流放地，大型英国船只使用大西洋奴隶贸易技术(镣铐、铁项圈和铁链)，把伦敦的囚犯运送到澳大利亚的植物学湾。
随着这些贸易航线交叉环绕着靠近日本列岛，沿着伊能忠敬仔细勘测过的海岸线，孩子们开始碰到挂着三角形船帆和奇怪旗帜的新型大船。1807年，在与太平洋毗邻的常州，人们自1611年以来头一次看到一艘外国船只顺着本地海岸线航行。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又看到了100多艘。这些进入日本海域的船只，大多是在北太平洋“日本渔场”劳作的捕鲸船。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美国小说家)对日本十分着迷，曾在《白鲸》里这样描写捕鲸船和船员们：“如果日本那片双重封锁的土地真的变得更友好了，这份功劳就只能归给捕鲸船。”但此外也偶有探险家和测绘师，包括一群环球远航的俄罗斯人，他们就着堪察加半岛的野生大蒜和腌鹿肉下酒，满心渴望用俄罗斯军事英雄的名字来命名日本的海角和山脉。
这些船，大部分并不登陆。只有少数捕鲸人试图上岸，为的是得到补给，特别是水果和蔬菜，以预防坏血病。遇到他们的普通日本人了解到，他们喜欢酸李子，讨厌炸豆腐，身上的气味难闻得可怕。俄国人没那么绝望，物资也比较充足，他们想要的是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与之接触的日本官员了解到，俄国人专横傲慢，要求苛刻，不愿接受盘问。两类闯入者都得到了基本的补给，但也都被送走了，还被要求不得重返。
同时，日本水手搭乘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配备越来越齐全的船只出海，常常会碰到外国船只，或是漂流到遥远的海岸。在剧烈的暴风雨中，日本船员会砍断桅杆以避免倾覆，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任由洋流摆布。有些水手漂流了好几个月，靠着鲜鱼、海鸟和船上存储的任何物品维生，最终在菲律宾、阿留申群岛或奥林匹克半岛登陆。还有一些人被路过的船只搭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讲英语、俄语或西班牙语的陌生船员当中。少数日本漂流者顺利地回到了本国，有时是出于外国船长的别有用心(比如想跟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等)。归国水手会受到武士长官长时间的盘查，后者负责收集境外情报，很多时候还会禁止海员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19世纪初，受闯入船只和新知识的刺激，日本官员对外部世界的焦虑不断增强。和常野一样，日本武士本多利明也是越后人，他写了令人啧啧称奇的小册子，敦促日本展开咄咄逼人的勘探、扩张和对外贸易计划。他提议与俄罗斯建立商业关系，并派遣日本商船横渡大洋。他想要对北部最遥远的桦太岛(现在的库页岛)进行殖民，效法英国(“一个跟日本差不多大小的国家”)，建立海洋帝国。但他是一个提倡打破陈旧传统的人，跟常野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认为僧侣们用梵文诵经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聒噪的青蛙”，还抱怨佛教让人们“把时间浪费在了全然的无知”上。他始终认为汉字过于复杂，会使人们倾向于浅层阅读；他建议所有的日语都应该用拼音字母来书写。幕府官员确实拜读过他的作品，但他们认为太离经叛道，并未听取他的建议。
当拿破仑战争最终以一艘英国战舰的形式抵达日本时，幕府官员们并未做好准备。1808年初秋，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船径直驶进了长崎港。因为误以为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负责海防的武士们并未上前拦截。船上的水手一上岸就劫持了荷兰人质(部分原因缘于两国在欧洲的军事对立)，武士们大吃一惊，但别无选择，只能提供补给，以确保荷兰人平安返回。这艘船装备着精良的武器，有着坚固的船体防御，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浮动的城堡。最后，港口的治安推事为弥补自己的严重过失，自杀谢罪。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放弃了开放贸易的尝试，在遥远的北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烧毁村庄，扰乱渔业。他们一度计划绑架所有居住在桦太岛的日本人，并将之送到阿拉斯加去建立殖民地。这一切从未付诸实践，但幕府的官员们大为警醒，下定决心再也不能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1811年，俄罗斯海军舰艇“戴安娜”号登上北海道北部的一座小岛，日本人把船员扣为人质，囚禁了三年，一再打探俄罗斯在北方的 意图。
最终，到了1825年，幕府颁布了《异国船驱逐令》，要求日本人对试图在长崎以外任何港口抛锚的西方船只开火。所有登陆船只一概烧毁，船员格杀勿论。
在日本之外的地方，小女孩们学会了害怕铸铁大炮、携带神秘疾病的“瘟疫船”，以及可能会把她们拖上船带走的“长相可怖的白男人”，常野却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那些长着红胡子的外国人。他们在石神村没有位置，在人们给她讲述的任何故事里，都从不曾出现这些异乡客的身影。森林里的妖精和大池塘里的水精灵倒显得更加真实。不管怎么说，其他值得害怕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夏天饿坏了的熊，冬天突然发生的雪崩掩埋了整座村庄，还有像麻疹和天花一类的流行病在许多家庭肆虐。1815年早春，常野11岁的时候，三个星期大的妹妹梅香在林泉寺离开人世。父亲惠闻在孩子出生时刚好不在家，从没见过她。照料一切的是年仅15岁的哥哥义融。这是他第一次代替父亲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他安排另一座寺庙承办丧事，接受邻居们送来的蜡烛、蔬菜和钱币等慰问品，还记下了买米和豆腐以供给送葬者的费用。
当家人为梅香在净土重生而祈祷时，常野兴许已经把思绪转到了同样诱人的远方：幕府的都城江户，当时日本最大的城市。她父亲的藏书，大部分在江户出版；冬天的时候，村民们会到江户去做用人和劳工，那里也是越后的绉绸小贩见批发商的地方。江户一个街区容纳的人口，说不定比整座石神村和邻近两村加起来还要多。
常野所在的越后角落，看似遥远，但翻过山前往都城的脚程不过两个星期，书籍、印刷品、地图等新鲜东西总能回来，流动的乡民们春天走大路回家，随身携带的除了大小金币，也会有不少新近的八卦消息。他们把那几乎从不下雪的地方的奇怪习俗告诉邻居的妻子和孩子，黑色的恶鬼会在除夕之夜上街游荡，人人都能看到，驱魔人甚至会抓住一只把它扔进海里。他们会讲述第一次看到初春的河岸边绽放出白色的梅花、柳树冒出绿芽时自己有多惊讶，又或者，他们鼓起勇气在冬天的夜晚外出，却看到打着赤膊的木匠在街上奔跑，祈祷着阿弥陀佛，偶尔还停下来朝自己身上泼水，通过忍受短暂的痛苦证明自己的信仰。在越后没人会这么做，不管他们有多虔诚——他们会被冻死。
最重要的是，那些从江户回来的人还会讲述江户的繁华：一排排的商店向四面八方绵延数里；成群结队的小贩，手里拿着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的东西；那些房间繁多的商行；还有众多的理发师、街道清洁工、收粪工和洗衣女佣，他们似乎无处不在，提供服务，索取小费。在江户，可以买的东西多到难以想象，赚钱的法子却更多，有时甚至很难区分劳动、消遣和勒索。
常野家的男人，对江户很熟悉，他们带着权威的口气提起那儿的朋友、寺庙和街区邻里。他们在京都也有人脉，京都是天皇所在的城市：本宗的主寺便在京都，他们完成过好几次必要的朝觐了。惠闻年轻时住过京都，常野的哥哥义融1821年刚受戒便去了那儿。但常野家跟江户的联络更多，毕竟，江户更近，在大多数越后人脑海里显得更大。常野的叔叔是她父亲那一代里的不肖子，在她出生很多年前，被城里浅草区的一户寺庙家庭所收养；这家人跟江户的几座寺庙保持着通信联系。常野的弟弟义仙日后将被送到那儿去学习。他不会继承寺庙(毕竟，他的哥哥太多了)，但他将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他能周游净土真宗下的各个宗教机构，了解最新的消息，对全家人也会大有裨益。
常野家的女性，没有一个人去过江户，就算去过，她们的出行也不曾在寺庙的档案中留下任何痕迹。但是首都对她们而言同样有意义。对生活在外省乡下的女性来说，“江户”是对另一种生活的呼唤。在乡下姑娘当中，它是时髦和成熟的代名词，她们会把头发梳成“江户式发型”，哪怕跟真正的都市女性发型几乎全无类似之处。对坐在壁炉边的母女来说，它是一个饶有兴致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夜，她们会询问见多识广的客人，城里人怎样庆祝新年。对年轻姑娘来说，江户既是机会，也是一项无法达到的标准：在江户长大的老师会告诉她们，她们的和服腰带系得太低，说话太粗鲁，招待客人不得体，甚至不懂得在街上该怎么走路。最重要的是，这是那些叛逆、不满和绝望女子的逃离之梦，反正她们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失。
越后的乡下姑娘美代(Miyo)，讨厌哥哥给自己选择的未婚夫。她祈求着能被派到遥远的省份去当用人，或许，她幻想着在江户找到自己的未来，她的许多邻居都去那里工作了。理世(Riyo)是相模国一位不快乐的妻子，她抛弃了丈夫，带着两岁的孩子前往江户。她在一户武士之家找到了一份奶妈的工作，从头来过。多岐(Taki)是武藏国一家当铺老板的女儿，因为丈夫跟岳父母合不来，她便跟丈夫偷偷到后巷租了一套房子安顿下来。苏美(Sumi)是个来自常陆国的农家女孩，她跟一个答应带自己去江户的男子私奔了。哥哥来找她的时候，苏美告诉他，她不在乎自己做什么工作，哪怕她死了，也永远不会离开江户。美治(Michi)原本是农民的女儿，被派去服侍一位高级大名，她断然拒绝再回农村。她说她在家乡没什么可做的，就嫁给了江户武士并留了下来。
生活在难以想象的遥远地方的其他女性中，同样有翻阅着图片、听着故事、羡慕着哥哥弟弟、策划着自己逃亡的勇者。到19世纪初，这已经成了一种大范围存在的漫长传统：从7世纪末瘟疫流行时农村妇女涌入威尼斯，到17世纪英国乳牛场女工离开农村前往伦敦，再到启蒙时代法国外省姑娘蜂拥着去巴黎。1616年，一名英国女仆佐证说，自己“违逆父亲的意愿，从他身边脱离出来居住在伦敦”。1644年，一个芬兰姑娘逃离了她憎恶的丈夫，来到斯德哥尔摩当用人。等丈夫前来找她时，她跟新主人一起逃离了这座城市。18世纪80年代，玛丽-安妮·拉法基(Marie-Anne Lafarge)离开家乡来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因为她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太过偏心。与常野同时代的安努什卡，放弃了乡下不忠的情人，到圣彼得堡为一名法国女人当用人。
厌倦了乡下男孩的年轻姑娘，遭到父亲殴打的女儿，不愿再日复一日地盯着麦田、稻田或奶牛的无聊妇女，想得到图画里的衣装的爱做梦的少女，有着难以忍受的暴力倾向或者年纪太大的丈夫的妻子，在新婚之夜感到失望的新娘——在她们眼里，城市就是一座灯塔，城市就是过上不同生活的可能性。她们会给自己讲故事，在一个喧嚣之地隐姓埋名，人人都不是农民，不再有人认识自己的家人——在这样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她们兴许会消失，等到重新出现时，就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每当市场经济的兴起扩大了农村妇女的想象版图，她们就会离开。她们相信，会有些不同的、更好的东西，在等待着自己。
常野无法想象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尽管她们肯定跟她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同样要学习用丝线和棉线缝纫(尽管也许没有太多人学过阅读)。她们同样穿着印有条纹的衣服。她们喝茶，只要经济允许，也会吃糖。她们在不同的风景里走过类似的道路，穿过常野绝对无法到访的地方，说着她绝无可能听过的语言。熟悉的东西占据着她的脑海：她爱过也恨过的哥哥弟弟们，年复一年降下的大雪，大塘上飞舞的蜻蜓，父亲书房里的书，母亲针线盒里的针，她衣柜里折好的丝绸长袍，祭坛上的香，尚未出现在地图上的这座村庄，还没成为“植物”的雪松树。
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在一个正有待分类、绘制进地图的地方，在一个自然界的轮廓正得到描绘、帝国投入新时代的利害变得越发清晰的国家，常野也抬起头来，开始想象另一种生活。是因为她书里的图画吗？是憧憬净土的习惯，激发了她去想象其他遥远的国度和更美好的可能性吗？还是说，这念头萌发自偶然间听到的有关江户城的对话，兴许涉及她弟弟义仙将来的打算？也许，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不甘心像母亲那样过一辈子。
还有可能，多年以后，当她所有常规的人生规划都崩塌了，当她凝视着一个突然间似乎无法忍受的未来，就在那时，这个想法在她脑海里成形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某个瞬间，常野逐渐理解了一个将要决定她余生的问题，而且，她感觉到这件事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改变。这是她在信里写下的第一件事，一件她在付诸笔端之前向家人反复说了很多次的事：“我想去江户，但你们不会准我去的。”
[1] Primeron Names，相当于中国的《百家姓》，但书中主要罗列的是名字，而非姓氏，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平民大多没有姓。
[2] 《女大学》是江户晚期的热门女性教育读本，类似的还有《女小学》《女中庸》《女论语》等。此处引文的内容，是译者按照英文内容翻译，并非读本的原文。
[3] The Women’s Amazing Library。
[4] 江户时代日本女性以染黑齿为美。
[5] 日语里的读音是shima，对应的汉字是“缟”。
[6] “岛”的读音也为sh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