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告别旅行

我的旅行生涯已有四十多年了。最初只是去英国南部的海滨城市沃辛，我本应和中学同学罗布斯在那里学几个星期的英语，但我总是更愿意跑到布莱顿和伦敦逛唱片店。几个夏天之后，我开始搭顺风车横穿欧洲大陆。作为背包客，我带着经过瘦身的预算和充分膨胀的天真，犯了几乎所有初次前往地中海彼岸的旅行者都会犯的错误。相比之下，如今的背包客实际上是被全球化驯化了的族群。而我们自称为异类旅行者，不循规蹈矩，尝试以不同于父辈的方式旅行。当我们在希腊荒野的灌木丛中搭帐篷宿营，或者在南斯拉夫高速公路旁就地铺开睡袋露宿，跟父辈相比，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比他们自由呢？最晚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了游民生涯，半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途中。有时跟旅游团，有时独自上路；有时为了著书写作，有时干脆说走就走；有时周末短行，有时则长达数月。甚至有一次，我在一艘游轮上漂流了半年，成了“驻船作家”——尽管在此之前，我连做梦都想不到这样荒谬至极的事。

我的写作生涯也有四十多年了。最初只是在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写一些小诗，几个夏天之后，已是大学生的我悄悄开始了写作，我的作品也只是与几个可信赖的朋友分享。那时，我已经是一个最优秀的“驴友群”里的一员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抓住任何一个良机起身上路，返程后也一有机会就给大家讲述旅行的经历和体验。或许，旅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兴趣，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自由”的代名词。我们常常凑在一起，一边喝着廉价啤酒、嚼着罐装花生，一边讨论最荒唐的旅行目的地。如果有谁在亚得里亚海岸度了一次假，那是绝对不敢炫耀的，以免被打上“中产阶级”的标签。然而那时，我们从未讨论过旅行本身的意义。

回想过去，有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自诩“抨击一切的一代人”，竟然没有对旅行做过任何反思式的追问，哪怕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驱使我们马不停蹄地踏上旅途？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旅行？为什么热衷于去异域他乡冒险？如果旅行带来的认知并不能使我们获益，那么旅行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旅行不是那种或多或少会超出度假意义的、令人百感交集的体验吗？还有，与想象中的旅行不同，我们对旅行的幻想不也总是破灭吗？

真希望2015年夏天，我不必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仍能一如既往、无忧无虑地旅行，通过一步步的努力，不仅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更好地认识旅行者心驰神往的乌托邦。然而，2015年夏天，一股望不到尽头的人流涌上了通往德国的道路，给“旅行”这个词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更深层的意义。自由自在的旅行一去不返了。当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不得不面对的“难民危机”，很快就使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果我要问自己“作为旅行者的日常生活是什么”，那么我再也不能推迟寻找问题答案的时间了。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各种潜在的民族冲突加剧，旅行变得越来越艰难了。袭击旅游饭店、破坏名胜古迹、绑架游客（不是旅游团的游客，而是远离热门景点的独行客）等，已成为恐怖主义战略的组成部分。过去，人们一直把这种突发事件视为个案，至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所谓的安全区继续旅行。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想去偏远地区旅行，线路规划越来越受到限制。你一心向往的目的地越有趣，就越是需要注意外交部发布的旅行安全指南。直到2015年夏天，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去也门了，也几乎没有机会去大马士革或巴比伦古城遗址了。

不仅如此，我对那些地方还有什么期望呢？一直以来，在异国他乡吸引我的陌生人，如今在我的家乡随处可见，我根本就不再需要远行了。而且战后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孕育着多元文化，像汉堡这样的城市也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彻底国际化了。以往熟悉的世界秩序及相关的价值观和信念，尽管在经历了各种历史剧变之后仍长久维系着我的生活，但实际上，它们早已被卷入猛烈动荡的洪流，我只是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2015年夏天的难民潮仅仅是这股动荡洪流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很快，“我的”世界将成为历史，抑或如今已经是了？

身为旅行者，我的世界是遥远而又野性的。我曾一度过分痴迷于青年时代的憧憬，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无穷秘密和刺激的处女地，等待着我去探索。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宝藏之地正在逐年被发掘，终将变得一览无余。或许地平线后面没有什么可再被发掘的了，或许还有一些我从新媒体上尚未获知的地方。即便真有这样的地方，我也不会再真正独自身处完全陌生的异域了。那种伟大的自由，正如我几十年来在旅行中尽情享受到的，也是我宅在家时梦寐以求的那种自由，终将完全消失。如果我真的要问自己“什么是旅行者的日常生活”，我就不能再浑浑噩噩了，或者应该说，不能佯装不知，继续活在梦中了。

我并不想写什么旅行攻略，那样我就必须把我的行程进行精细而系统的梳理。我的旅行也没有创下什么纪录或留下什么传奇，我只是收集了一些纪念品和趣闻逸事。我不是旅行作家，只是一个作家，一有合适的机会就以作家的身份出去旅行。在很多情况下，我就是想去旅行，而非为了获得灵感或至少给自己搜集一些写作素材。事实上，不带任何素材能平安回家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没有这些旅行经历，我所写的书就不会成为我的书了。

总会有一些人吹嘘，说他们在森林里看到了一只比自己个头还大的老虎；也总会有一些人说自己吃到了恶心透顶的食物，或者征服了入云高峰，饮尽了浩渺大海。然而，极致的体验既可以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尝试，也可以无须上刀山下火海，就在一座禅宗庙宇里获得。我的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雄心抱负，有时甚至是狂妄的野心（至少在我自己的标准里）。然而最主要的是，旅行对我来说就是实践哲学。我衡量旅行价值的标准不是困难程度或异域色彩，也不是外在的环境条件，而是旅行中好奇心的绊脚石带给我的体验和认知。

启示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塔吉克斯坦的高地荒漠，还是在西班牙的度假胜地马略卡岛，人们都应该以同样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即便是刚刚结束一场巡回演讲之旅，我也不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典型代表。旧时的旅行者就沉迷于这样一种游学旅行，它让游手好闲变得格外雄心勃勃，还带来了个人主义最美妙的变种。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旅行者常常如中了魔咒，即便不想失望，也在这个全球化世界的诱惑下，不断迈向新的失望。

无论我在哪里，只要一迈出门，就能看见身后拖着至少一个行李箱的游客。无论我在哪里遇见他们，他们总会绕开当前社会的紧迫话题，侃侃而谈他们的旅游经历。他们如醉如痴、夸夸其谈，好像本人跟社会事件毫无关系。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回首往事，我问自己，几十年来究竟是什么鼓励并驱使我们离开家园的庇护的？当我们在异乡，试图努力达成自己确立的目标并设法捕捉一些小激动的时候，我们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此，我们在当时或之后思考了些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希望和幻灭？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都讨论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想在公开对话中继续保持政治正确，我们有什么必须隐瞒的吗？是什么让我们坚持不懈地计划一个又一个新旅程，以此让每一年的生活都有新的意义和新的形式？是什么让我们……也许现在才出发——在2015年夏天，因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旅行，其带来的恐惧和危险使得旅行的魅力遭到了如此明确的质疑？当然，我们还会继续踏上这样那样的旅途，但是肯定不会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拥有无以言表的轻松自在了。

这里的“我们”，首先指曾经一起旅行的伙伴，有男性，有女性，有时是双人行，有时三五成群，有时甚至是旅游团里结交的朋友，还包括那些仅仅有过思想交流、产生火花碰撞的人。如果要在本书中逐一介绍他们，只怕篇幅不够。我仅介绍几位曾与我一同徒步、漫游、骑行、自驾和搭飞机的旅伴：沃勒，我们曾一起在希腊崎岖的蛇形山路上自驾，几年后，我们还在日本一个小城市的卡拉OK厅里反反复复地唱“喂！快来看！水里有一条死鱼”，直到所有人都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并随着节拍用力敲击桌子。我的比利时朋友艾里克，我曾跟他一起在非洲和中亚长途旅行，其艰辛有时超越了我们的极限。还有吉塞克，我们曾一起在南美国家的垃圾山上爬上爬下，还一起在古巴的热带森林里参加非法斗鸡赌博，最后输得一干二净。瓦尔德领事，他是我在受邀参加世界环航时，在豪华游轮“欧罗巴号”上认识的。阿希尔和苏珊，（迄今为止）我和他们一起进行的多是在欧洲境内的现代文明游，尽管他们也会周游更广阔的世界。最后还有尹德拉、凯先生和布莱克博士，虽然我未曾与他们一起旅行，但我们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畅谈共同感兴趣的旅行话题。

在这些交谈中，他们对我的观点有赞同也有反对。这意味着我的旅友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我们”，超越了真实存在的旅行团体：不同的旅行爱好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我们的思想交流是坦率的，也是开诚布公的。旅行是美好的，而跟朋友一起旅行，哪怕仅仅是讲述各自的旅行体验，更是美妙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中的“我们”并不想框定一些人，而是乐于将很多旅友包括在内，他们在旅途中有时也会在酒吧加入陌生人的聊天，听听别人的旅行体验，让自己收获一些惊喜。

“我们”，具体来说，是一位文学教授、一位营销专家、一位银行职员，还有一位……其实身份无关紧要。当我们一起挂在印度长途汽车的车尾，或者在非洲丛林里跟一群觊觎我们食物的猴子奋战时，重要的是完全别样的标准。我们就是一群在异域不断寻找一席之地，并在危急时刻捍卫自己的人。他们的有些观点恰好与我不谋而合，有些则令我恼怒，所以我把它们都写进了这本书。

世界曾许诺的伟大诺言并没有从空气中蒸发，反而走向了与之对立的另一端。自从东西方之间的铁幕被推翻、一个充满希望的和平时代开启，这个世界不但变小了，还变得不那么友善了，也不那么充满渴望、鼓舞人心了。过去人们有为了一次冒险承担一切的勇气，全力以赴以任何方式挑战陌生世界。如今，这个陌生世界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扑了过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它已经成为日常文化的新威胁。看来，眼下的情形已不适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再去国外旅行了，至少当下，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居家安全。

然而，这恰恰是对反启蒙的投降，它正在世界各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广泛传播。以前，在我研究所谓的旅行现象学的时候，我可能是在推迟与旅行告别的时间，或者说推迟我在精神上的告别时间。还是说，我正是借此加速与旅行的告别？“人们传播其信仰，常常是因为刚刚失去了信仰，”尼采写道，“此时的信仰传播恰是最好的。”[1]而且，此时人们捍卫与信仰相关的价值观的信心也比以前更加坚定了。因为这一价值观——旅行作为跨文化理解的一种表达形式——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以为它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财产，从未有过质疑。

这本书肯定不是写给那些想知道地图上还有哪些空白地有待发掘的人的，也不是写给那些期望能从本书中找到一条路线可以独自探险的人的。未知的地方与路线一直存在，但作为旅行者和读者，我总是尽量避免描绘它们。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坐在舒适沙发里陪伴我们旅行的读者的，他们会很开心，因为那些来自未知之地的危险只是纸上奇谈。这本书还特别写给那些已经启程并将不断踏上新旅程的旅行者，他们有时带着再次侥幸脱险的感觉回到家乡。本书尤其写给那些旅行者，他们不仅关注行程表、餐厅贴士和新型登山杖，还关注一切旅行乐趣背后的东西，关注我们的动机与渴望。最后，本书也写给那些像我一样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无论天涯海角，我们究竟为何旅行？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

2016年12月31日

注释

[1]引自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