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新格局[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这“五个定位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摒弃过于激进的西方模式的城市化和金融化，要体现符合自己道路的现代化，其主要内涵是体现以广土巨族自主性的“14亿人口”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怎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发展路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对此的理解就是要以“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关键是要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之中体现“空间正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打破造成严重生态和社会负外部性的发展旧格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党中央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总体来看，“稳”是总基调。由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部署，中央“一号文件”呼应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会议精神。
想要求“稳”，必须按照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守好两个底线：一是必须保证粮食安全，二是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而坚守底线的根本在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该怎么理解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调整？我们认为，应把三农工作放入我国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中来解构。“三新”这个词，可能大家很少深入去思考，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
就“三农”工作来说，我们认为新发展阶段就是融入国内大循环，新发展理念就是“两山论”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新发展格局就是城乡融合促进新型县域经济。
但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还是“三旧”：以全球化加工贸易型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是旧阶段，以资为本是旧理念，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的老方式发展是旧格局，以至于很多矛盾不能很好解决。
新发展理念和旧的理念有所不同，比如，现在我们面对的外部的不确定性，其实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全球化挑战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全球过剩，全球过剩又主要是由近20年来西方主要国家增发大量货币，导致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这进一步演化为中国遭遇到“输入型通胀”，并导致资源环境被破坏和社会福利下降。中央在面对这些全球过剩的挑战时，开始做出战略性调整，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贯彻落实好“三农”工作，就需要我们把握好“稳”的基本原则，守住守好两条底线的硬任务，坚持在“三新”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在2000年以后全球气候变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做出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在这个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上正式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早在1988年习近平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已初步形成，后于2005年在浙江首次提出，并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论述。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经济所内在的生产力要素得到了极大拓展，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此外，党中央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就强调过“县域经济”，并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时再度强调了县乡村三级的规划整合，也就是新型县域生态经济，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改为县域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增长。在党的二十大上，中央一脉相承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质上强调的就是生态文明战略。
新发展阶段有两个新经济类型作为国家战略调整的引领：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生态经济。通过这两个领域的新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结合去改造旧产业，就会带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间与空间拓展；这与过去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两个阶段的经济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
一百年来，中国追求的主要是产业资本扩张，理论上被叫作产业经济。21世纪前后，金融资本扩张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特别是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了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但是，这个阶段发生的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14年金砖国家需求下滑造成国内两次生产过剩，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一方面加入国际金融竞争客观上构成人民币与美元两大资本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不能直接进行海外投资而只能滞留国内，遂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金融过剩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由此，中央不断做出调整：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转型、2014年认定“经济下行期”之后，2015年出台“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9年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并且为防止金融异化而再三要求国内金融机构的投资不能脱实向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农业银行必须坚守服务“三农”职责使命；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总之，中央要求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资本异化实体的趋势，遏制国内金融部门走西方国家放任“野蛮生长”的虚拟化扩张的不归路。
与此同时，中央抓紧进行新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数字经济，另外一方面则是正在开始形成的生态经济。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转型能够成功结合起来，内涵式地服务于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帮助建构新型县域经济的新格局，中国就能够回避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所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新阶段需要构建新格局。乡村振兴是中国改变以往发展模式向新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为什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资本在制度上高度同构，对信息必须具有标准化、可集成和大规模传输的要求不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的，产业资本对不同文化有强势摧毁的“普遍性”，所派生的文化教育模式也主要体现产业资本要求，是机械化复制的单一大规模量产“人力资源资本化”的产业方式。
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东亚社会资本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强调大生产的“普适性”，其内涵仍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阶段派生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普世价值”被各种派别都当做“政治正确”的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最大的区别是把代表我们这种广土巨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做奋斗目标。据此，虽然中国产业资本总量和金融资本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2]但在发展方针上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我们在金融资本快速扩张的同时多次发文要求金融资本服务实体，严禁异化。又如，党中央提出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求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直接结合，政府要服务于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生态经济，而不是单一的提高农业产出和产量。
因此，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首先要摒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要求制定中国农业现代化标准，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和制度特征形成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县域经济、乡村振兴
理解新时代的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该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新理念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实现形式，将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化与差异化资本市场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创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新路径，这也是实现质量效益型的新经济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表示，我们这些年的投资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3]这个实体经济底盘足够大，但因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造成利益分割很多资产是沉淀的。
那么，县以下乡村大量沉淀资产如何被生态经济新的定价方式来激活，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振兴”？显然，这主要取决于如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到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结合中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实施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来激活2005年以来国家大量投资在农村形成的沉淀资产。
新时代的生态化战略转型，主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乡村振兴规划要延续到2050年。其中的“产业兴旺”将不是产业资本阶段一般意义的一产农业外延扩张的产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两大供给侧改革相配合推进的新经济——生态经济，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乡村振兴上对应着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扩张，需要与县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有机结合。不可拆分的空间生态资源要素最大的特征是在地化，内嵌于具有区域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间特点、人文风貌、历史文化等构成了在地化的基本要素，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内涵结构性特征的复杂社会制度被视为在地化的内涵。在地化包含着依托生态空间形成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包容性，它既是一种在地物质空间的载体，也是基于成员生存权利的多元主体动态的互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源自然边界和社会空间边界高度重合且具有“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特征的最优在地化空间是“县域”，也使县域经济在当前的国内大循环经济中有拉动生态经济增长的极大潜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那么生态经济新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开发就需要回嵌到县域在地化的自然及社会之中，通过县域经济体系来加速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进程。为此，其关键是要实现县域经济综合一体化发展，那就要以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微观主体，通过上下之间的投资和配股来对接和培育县域生态资源资产经营平台，做好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内涵的机制性建设。只有综合性改革，才能使县域的地方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之中，同步实现金融供给侧改革，活化在地生态资源资产，实现整体性开发和生态收益共享，从而构建起生态经济内循环的新经济基础。这也是中央要求各级各部门都要设立第一书记为组长的“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的内因。
而空间生态资源要素具有典型的非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而生态资源的这些内在特征带来了定价难题。因为，工业化阶段的产品一般都是被市场定价，但空间生态资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在的具有公共性，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林，林的命脉在土。因此生态产业化的转型必然需要推进生态文明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县乡村统筹的综合规划和整体开发，不能用一般的市场交易去定价。
第一，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整体开发才能体现其内在的空间正义。如果把空间正义这个质的规定性取消，只用一般市场交易来对生态经济做定价，很大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增大，拉大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中的基尼系数，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
第二，因为生态资源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造成一定非标性。所谓分散小农信贷不可得性难题的最大约束条件，就在于乡土社会的资产是非标的，不可做银行信贷的抵押品。在新的生态经济领域，这种非标性导致的制度安排只能通过内部定价解决。
第三，空间生态资源的公共性要求从事开发的微观主体不是一般的个体私营企业，而应该是以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企业”。
因此，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上需要有结构性的“高水平”市场设计。我们认为，可以采用“双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国家投资到村集体是公共投入（Public）到半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但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成员集合对内把收益分配权无偿量化到户，则相对具有私有化性质（Private）。总之，将政府投入和量化到户的集体投入带入农户占有的资源，从股权合作的方式运营村域所有资产，就构成了生态资源开发的PPP结构。
首先是要做好第一个P——“投改股”。近年来国家大量投向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形成了很大的资产总量，其所带动的资源性资产价值化总量成倍增加，在“三变”改革中，用各级政府投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变成第一道P（Public）。虽然村一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的公共，而是准公共，但村集体得到的是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再进一步将“村民变股东”，把政府投到村一级的资产做股量化到村民变成第二道P（Private），得到股权的农户再将本户拥有使用权的资源性资产，按照一比一的对价，变成村集体的资产，村民得到的是价值化资产，而且在收益分配上获得的是倍加的股权。这就意味着设施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村级“三变”改革中实现了两道PPP。
然后，村集体在村域内完成一级市场定价，再到开放的二级市场投入村民股东以外的参与者的资源，包括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来，使外部投入作为流动资金进入到村级集体资产中，从而显化村集体拥有的资源性资产价格。
倘若如此深改，整个县域生态经济就会以乡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企业性质做出全县经济资产底数，有利于激活多年来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进一步以村集体公司为股权单位做股到乡镇和县级平台公司，县乡村三级接受全域生态经济的统筹规划，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挥数以百计的村公司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作用，把过去不做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的村内多种经济活动纳入“做账”，培育一批“规模以上企业”，以此推进县域生态经济全面发展。
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推进带动这种县域生态经济首先是强化我国经济上客观形成的“金字塔形”稳态结构。如前所述，生态资本深化的条件是因为中国有约1300万亿元的庞大实体资产，相对来说，约300万亿[4]元的金融资产总量并不大，只是实体资产的零头。此外还有约计336万亿[5]元的债务，大多可对应为资产的建设性负债。三类资产加到一起大体上有2000万亿元的规模。如何把这个资产规模用新时代新的经济创新激活，需要把空间资源变成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济的新领域。
其次要看需求侧的中产阶层绿色消费。从需求侧来讲，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对应三大类消费群体。其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消费还是生存性的，高收入者主要是海外消费。而中产阶层人口超过4亿，[6]成为消费引领者。世界上中产阶层消费倾向是绿色主义。现在提出需求侧，其实就是中产阶层的消费不再是过去三次消费升级的实物形态——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升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升级到房子和汽车，那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产品的消费。进入到生态经济阶段的中产阶层消费，往往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阶段的消费，而是追求那种能够体现“生命价值”的绿色消费倾向，比如家用太阳能、都市有机农业、郊区休闲农场等，很多城市中产阶层希望自主形成对传统能源和化学食品的消费替代。此外，生命消费、休闲康养医养等消费都可以通过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得以实现。因为，生命产业与有机农业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客户要求消费的产品服务与生态化新经济是吻合的。
据此，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不是过去产业资本时代以资本收益为主的发展方式了。生态化的新经济所对应的消费群体，客观上是已经全球最大，却还正在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绿色消费来说，农业还没有针对这个需求侧的变化做出产业供给侧的改革。
同期，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如果把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将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很可能会改变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本利益群体走向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发展模式。实际上，金融异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制度问题，很大程度上得把金融资本和一个发展阶段以及这个阶段对于某些特定群体激励形成的群体行为作用相结合。
借助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提出新生产方式，把资本市场的概念和运作机制引入到生态经济的改革思路中，体现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注释
[1]部分内容发表于《重庆行政》2021年2期，略有改动。
[2]参见《央行：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300万亿元银行业268万亿》，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4日，
[3]宁吉喆在国新办2020年5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述：市场经济从会计学、统计学的角度是资产负债经济，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资产负债表。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国家统计局编制了全国的资产负债表。最新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我国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300万亿元。这个资产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多年的投入、多年的发展形成的。
[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中国共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
[5]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的经济数据，据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债务规模为336万亿元。
[6]2022年5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比2012年增长近八成，增速快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