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作家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

莫言

非常高兴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21年前，我曾经在中大的文化研究所做过一个月的访问与学习，从访问学习的身份来看，我不是来学习的，实际上就是来玩的。那个月，我没有任何学问可以做，我每天就是在中文大学里转来转去。可以说是转遍了中文大学的每一个角落，连那池子里的鱼，我都给它们编上了号。当时我记得里面是有62条鱼，我都给编上了号，当时可能鱼都认识我。这次来重游故地，看看那些鱼，我当年认识的那些鱼，一条都没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可能是它们的后代儿孙了。鱼都变了好几代了，我还活着，我自己都感觉庆幸。

今天的讲题也是随机而出的，《中国作家》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主编问我：“你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总要有个题目。我说为什么非要有个题目？他说中文大学要求要有个题目，这是他们的惯例。我就知道他们必须要有个题目，我就说：《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讲45分钟，我为了更准确，突然想到了狄更斯的一段话。但是我记不起来了，我昨天晚上在网上搜了一下，抄了来。狄更斯，英国作家，在一百多年前，在他的小说《双城记》的开篇，用一大堆对立的矛盾的话语，描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这样说的：“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睿智的年月，也是蒙昧的年月；这是信心百倍的时期，也是疑虑重重的时期；这是阳光普照的季节，也是黑暗笼罩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让人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直升天堂，也正在直下地狱；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大概又过了几十年，大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一本小说《鱼王》，在这本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也罗列了一大堆这种风格的话语，来描述他所生活的时代。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纫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那我就感觉到要我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妙的更恰当的话语来形容。我感觉到，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现实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和阿斯塔菲耶夫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跟我们今天的十分相似。如果我们要来描写我们的中国，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也是处处充满了矛盾与对立，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进步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个非常落后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城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风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大楼、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民生存在他们的几十年前的破败不堪的旧居；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卫星上天，我们的宇宙飞船在太空里翱翔，你也可以看到在许多地方，在乡间的土路上，依然有黄牛拉着破烂的牛车慢慢地行驶；我们看到很多大款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甚至万金，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温饱还没解决；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女人太多了而发愁，不得不想办法用现代化的方式来管理她们，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娶不上老婆而夜夜独卧空房；有的人撑得要死，胖得要命，花重金减肥，有的人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在马路上乞讨。总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立，这样的一种现象。描述这样一种现象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如何来写作？如何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每个人都眼花缭乱，我们上网打开网络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许许多多的怪事扑面而来，很多事情甚至触目惊心，很多社会负面的新闻，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否要如实地记录这些现象？我们是不是要变成社会的记录员？这曾经是我的一种信念，我觉得作家就应该如实地记录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最近几年，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什么样的生花妙语都难以描述。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传媒如此发达，传媒的手段如此现代，作家的笔比不上网络快，作家的笔不如我们的摄影机、摄像机让人感受得更真切。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如何生活？如何能够用我们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把这个时代表现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的考验。后来我想，尽管奇人逸事很多，很多事情很传奇，也会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小说或者作家不能把记录奇闻逸事作为自己的任务，作家应该从这些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里边看到生活的本质，我们要看到这种社会生活、泡沫之下的本质。

那么这种生活本质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想一个作家他确实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一定的环境里面，他无法跟这个社会脱离联系，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感情流露也都会对他产生影响。你要写作，你究竟要站在哪一个层面上来写作，你究竟能够代表谁，这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是代表官方？还是代表民众呢？而民众本身又分为很多个层次，身价数十亿的人也是民众，家里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也是民众；那些在豪华饭店里挥金如土的、纸醉金迷的人也是民众，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搬砖运瓦、挥汗如雨、衣食难继的人也是民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站在挥汗如雨的劳动阶层上，我们应该站在弱者这一面，我们应该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你当然可以写一部为下层人代言的作品。这也是我十几年前内心非常强烈的一种要求。最近，我的想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过于强烈的政治情商，过于强烈的阶级阶层情感是会影响文学的价值，真正的文学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相当的超越性，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具有更加广泛的涵盖性。我们过去把文学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我觉得这种分法有它的道理，这种分法也代表了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但我现在理想中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应该有这样严格的分界的，我觉得好的文学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写作。我们不仅仅是同情穷人、歌颂善良的劳动者、批判那些富贵者，也要批判那些贪官污吏。在批判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在批判的时候不能妖魔化，或者鬼怪化，要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就会发现我们过去的作品之所以缺乏一种普遍性，就是因为过于鲜明的或者强烈的阶级观念影响了或者限制了作家的视野。因此我们的文学出现了公式化、雷同化的现象。大陆的老电影，大家稍微看过的话，过去的样板戏，大家多少了解过的话，大家就会明白我所说的现象的严重。在这些作品里面，好人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好，没有任何的瑕疵，有的话也顶多只是性格方面的，而不是道德方面的，比如说他爱好抽烟，性情暴躁，或者比较骄傲。如果描述到坏人，这个坏人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坏，他尽管也是人的父母，却没有人的感情。而这种绝对化的写法实际上是违背了生活的真实面貌。我们可以把人分为各个阶级和阶层，而革命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这样分，但作家写作的时候就必须打破这种阶级界限，把你所要写的所有的人都放在人的主题下，来进行展示，来进行分析。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就会发现，即便是坏人，他也是人；即便是好人，他也是人。无论是怎么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有他怯弱的时候，无论多么猥琐卑下的小人，也有他善良的一面。即使是坏人也会可怜一只掉在地上被踩得半死的小蜜蜂。我想即便是武松这样的打虎英雄，但他打死一只老虎后，又出现两只老虎的时候，他也会感觉此生休矣。古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我们这些后来的作家在面对这个繁复时代的时候，在面对我们所要写的人物的时候，就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成功的经验。那么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们当然可以歌颂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为了中国最近三十年来飞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我们也可以歌颂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正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使我们碗中有饭，身上有衣。我们当然也可以歌颂那些为了子女奉献出一切的父亲或者母亲们，我们可以歌颂所有善良的人，正直的人，勤劳的人，勇敢的人，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回避我们认为不良的阶级和阶层；我们当然可以批判那些靠不正当手段积聚巨大财富，然后又漠视天下还有无数穷人，而穷奢极欲地浪费和挥霍的人。但是写这些人的时候，就必须把他们当人来写，不能把他们当漫画式的小丑。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最下层生活的人，他们牢骚满腹，他们生活得确实很不容易，他们对社会各种贪腐现象恨之入骨，讲出来都咬牙切齿。我今年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生活了四个月，跟我的侄子们、堂兄弟们、村子里那些我过去的小学同学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集在一起，当然要议论这个社会，他们个个都义愤填膺，他们好像了解所有的人升官是靠什么的，上面哪个人当了县长书记是走了谁的关系，哪个人发了大财是怎么回事，某个地方开了个巨大的商场，他们会说是谁谁谁的小舅子开的。讲起这些现象大家都是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样子，但我又感觉到他们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向往和羡慕。而他们和我吃饭的时候，总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你现在是名人了，是很有名的作家，即使在中国没有名，在我们当地县上是蛮有名的，你肯定可以和我们的县长、书记说上话的，你的话很管用的。那么，好，我一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学教书，求求你，能不能让他调到县城里面去？”所有的人都找过我办这样那样的事情，最后都要加上一句：“不要怕花钱啊！要不我先给你三万块钱。”我是不是感觉到一种哭笑不得的境地，我们都在谴责腐败，说句难听的话，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贪官都枪毙，处以极刑！但是当每个人都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动用腐败的手段，他们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缺钱，你不要怕花钱！你花钱了，把我们要办的事情办成就好了，自然我们也会给你报酬。”给我3万，我花了2万把他儿子调到县里去了，剩下的1万就是归我的了，不是暗示，而是非常明确地讲这事情。我就想，即便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生活在最下层、最值得同情的这批人，当涉及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动用这种手段。我也想，我的这些弟兄们，我的那些可怜的乡亲们，假如他们当了县长、省长，他们能比他们说的这些人好吗？他们能做到清正廉洁吗？他们能像香港的公务员那样严于律己吗？我画上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想，当我了解各个层面的人的诉求和欲望之后，我发觉人都是差不多的。不管是身处高位的人，还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区别就是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一样。他们作为人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都是差不多的，而一旦把他们换位以后，他们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我们的作品，如果不从人性入手，仅仅是去追求奇闻逸事，追求社会上发生的光怪陆离的现象，那我觉得这是舍本求末，我们充其量再写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已。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对这本书作过评价，认为它狗屎一堆，是不上档次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人议论，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远比作家描述的要精彩——小说没有想到的，社会上发生了；小说中描写的故事，根本不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更加吸引读者。那么小说还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一上网，什么都可以看到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恰好向我们提醒了：作家应该拨开这样的浮云迷雾，然后用小说最擅长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社会，为小说挣回光荣和存在的价值。所以这就要盯着人写，只可牢牢地贴着人写。作家汪曾祺先生曾经在很多的场合讲过他的老师沈从文教他的一句话，沈从文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汪曾祺就是他的学生，沈先生的经典之言就是：“小说就是要贴着人写。”在前不久，我又稍微改了一下，改为“盯着人写”。贴着人写就是尽量地要让情节服从人物，要让你所有的描写都服从塑造人物的需要。要把写人和塑造典型人物作为写小说的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贴着人写就是要作家设身处地地推己度人，然后不是用你作家自身的腔调，而是用人物自身的腔调去写作；不是用作家的思维来决定这小说和故事的发展方向，而是用人物的思维、人物的性格来决定你这小说的故事走向。这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小说最宝贵的经验。我们的传统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也在于这点，就是每个人物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王熙凤的声音是林黛玉发不出来的，刘姥姥的声音也是贾母发不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小说里面，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完全贴着人物来写的小说呢？我们小说里的许多人物是不是都在说着同样的话语，是不是都在传达作家的这种思想呢？作家是不是自认为可以经常让小说里的人物来代替他们的思维？我想这肯定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在过去很多作品里面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把它改成“盯着人写”可能更狠一点，牢牢地盯着人的本性写，深入到人欲望的最深沉处去。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盯着外部的人写，盯着你小说里要写的人写；另外作家要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的内心写。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我们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品批判社会的黑暗，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社会上种种的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的小说里也塑造了很多的恶者、坏人和小人。但是我觉得我们缺少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所有写小说的人似乎都是受害者，都是受苦的人，都是诉苦的人。很少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那样的作家，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敢于把自己的内心深处袒露给读者，但未必说小说的人物跟作家自我就是等同的。但是我想作家有这种清醒的自我反省的意识，作家有着执行和敢于批判自我的勇气，那么即便他的小说里写的不是作家自身，小说里的人物的深处依然闪耀着作家自我敢于解剖的勇气的光芒。我想，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去透过现象看出本质，如果我们忘掉了写人这个最根本的准则，那么我们确实无所适从，确实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两年来，在大陆有一个话题被反复提起：既然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自己也多次说过，尽管我得了这样那样的奖，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写出跟时代相匹配的伟大的小说。我没有写出来，我觉得我的同行也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大家写不出来？昨天我们座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作家找一个台阶来下——我们看一个社会的进步，十年可以作为一个阶梯，三十年可以作一个历史时期；而对一个作家的一生来说，也可以这样分类，可以十年为一时期，或分成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晚期。但对文学来讲，三十年还是一个很短暂的瞬间，而每个历史时期里面，能够出现一两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很不错了。我们说了多少年了，中国伟大的小说也不就是那么几部吗？我们不就是有一部《红楼梦》吗？大家所反复提及的。我们不就是有一部《水浒》吗？不就是有一部《儒林外史》吗？所有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几百年才出现一部，读者对当下中国这些作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请他们原谅，给大家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作家可能是不行了，也许年轻一代的作家就会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小说来。

我再讲讲我个人的实践与感受。我在2000年写《檀香刑》这部小说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小说，为什么在当下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这么丰富，有这么多故事素材不写，偏要写一个清朝末年的故事？有这么多民族英雄不去歌颂、不去描写，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刽子手？我说这是有原因的。我邻居中有一个退休的警察，他曾经在辽宁当过狱警，他退休回来经常说起他认识张志新，他也对我们描述过当年张志新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他也对张志新这个女人的宁死不屈表示很深的敬意。那么我就想，他这个人明明知道张志新这个人是烈士，为什么他不对自己当年在监狱里当狱警进行反思呢？为什么不进行忏悔呢？而且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也参与过虐待和处罚张志新的活动。我想这样一个人该不该忏悔？但他毫无忏悔之意，他说：“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是一个狱警，我在岗位上，我要执行我上级领导的命令，他们要我们打她就打她，他们要我们把她的喉管切断我们就把她的喉管切断，因为她是反革命，因为她是被上面定的反革命，而我们是狱警，我们是代表国家。所以我们个人没有任何的责任，有责任应该让社会、让国家、让历史承担去。”那这个人实际上也是个很好的人，他跟我的父亲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就是这样的事情引发了我很大、很久的思索，我感觉非常困惑。面对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两难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他到底是该忏悔还是不需要忏悔？他是否可以像现在这样推得一干二净，他是否能够主动地替历史承担责任？他是不是可以认识到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罪恶当中，他这个参与者也是有罪的，他的手上也是沾满血的？由此我就想到我应该写一部小说，而恰好我看到了一些历史方面的资料，那我就开始构思《檀香刑》这部作品。《檀香刑》写的是大清朝刑部的第一刽子手，他的杀人技巧是非常高超的，而且我也虚构了很多他们刽子手行当里面的特殊规矩，包括一些特殊的称谓，比如说他们都叫第一刽子手作“老傲”，初进刽子手行当则叫作“外生”，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中年的刽子手，他们则叫“舅舅”，这些是我虚构的。而且他们所供奉的神像高尧母也是我想象的，他们在所处斩犯人之前所进行的仪式也是我所想象的。我觉得我的想象是贴近真实的，我从我们邻居老警察身上就发现狱卒的普遍的心态，他们都知道杀人是一种罪孽，他们刚开始也都能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来结束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种灵魂深处的震颤。他们也感受到作为特殊行当的人，在世人眼里的形象是什么，人们对他们既蔑视，又敬畏。这样的人，每天夜里能够睡着吗？如果他们能够睡着，他们用什么理由和借口来安慰自己？所以我笔下这个刽子手安慰自己的话语和我邻居狱警安慰自己的话语是完全一样的。到了最后，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职业的荣誉感。这就是我们中国所信奉的一个准则：我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行行出状元，我既然干了杀人这个行当，我就要杀得精美绝伦，杀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同行敬佩我，让皇帝欣赏我。所以包括最后慈禧太后赏赐给他一把皇帝坐的龙椅，赏赐给他七品顶戴，这都是我的虚构。我想更重要的是衍生到受刑者，也衍生到他的看客。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对看客进行了批判，对看客的痛恨，也是鲁迅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重大推动力。这种看客现在是依然存在的，看客依然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藏了的一种欲望，我们现在即便不出门，我们在网上也在围观嘛！我们每个人并不比鲁迅所描写的那些看客们高明多少。而我想演戏，过去我们老百姓把刑法当作一场大戏来看的，除了受刑的人之外，执行的人也必须配合。鲁迅只写了处死的罪犯和老百姓看客，而我就添加了一个执行者，换了一题，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戏剧。所以这部小说看起来是写历史的，实际上还是写现实的，还是从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的启发，不过是借清朝的旧瓶装了时代的新酒。

因为时间关系，我确实没法把《檀香刑》其他方面展开来说。后来紧接着到了2004年我写了一部《四十一炮》，这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因为小说里面描写的是一个屠宰村，这个村里面所有的人家都是靠屠宰为生的，而他们杀猪杀牛的时候是公开的往里注水，而注水肉是中国大陆食品当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丑陋的严重现象，屡禁不止。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也在网上看过，我也实地考察过屠宰的实况，确实非常残酷。要杀一头牛，就要在这头牛没有被屠杀之前，打开它的血管往里强行注水，一头牛可以注进四桶水，一头猪可以注进两桶水。有时候就把刚刚宰掉的猪的心脏剖开，在它的主动脉插上胶水管，用高压水泵往里面注水。过去那种原始的注水方法已经不行了，用高压水泵就能确保把水注到猪的每个细胞里面去，这在屠宰村里当作一项发明。而且为了保持肉质的新鲜，他们往肉里面也就是往水里面注入福尔马林液，我们学医的同学肯定知道福尔马林的作用，乡下的屠宰户们也知道它的作用，这样即便放一天，放两天，放三天之后，肉还是非常新鲜的。这样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如果仅仅做展示，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把这个注水肉、屠宰村当作一个外部环境来描写，重点是写了小说中“老来乐”这个人物，这个人可以说是高压水泵注水肉的发明者，但他在村里面有极高的威信，所有的老百姓都说他好。因为他引领了大家共同致富，很多人发明这样一个致富的技巧都是秘而不传的，而他发明之后，他公开地向全村的屠宰户传授，传授他的经验，引领全村人们都富起来了。富起来了干吗？富起来修桥，修状元桥；盖学校，盖了全县最漂亮的学校。所以不但村里面的人说他好，乡镇里面、县里面的领导也认为他是个好人，要让他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像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当中，确实有新型劳动的英雄人物，也确实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奇异怪胎。他们截取巨大的财富，他们钻政府和法律的空隙，但他们身上又有一种冒险家的精神，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的脉搏，他们在非法和合法之间游刃有余。因此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成为许多人所羡慕的时代的英雄，他们许多人头上都戴上了桂冠、花环，胸前又挂个勋章。所以我觉得从一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入手，然后引发到对这样的特殊性格人物的描写，才构成一部小说。假如我仅仅展示了各种各样注水肉的方法，屠宰村的黑幕，这样的小说不是小说。

本来我想在这里再讲讲《生死疲劳》里面我写的“蓝脸”，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当全中国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只有我们村里面的蓝脸染一块很大的字，蓝色的字，只有他一个人在扛着，推着一辆木轮车，由一头瘸腿的驴赶着，牵驴的人是他小脚的女儿，她脑后留了条小辫子。只有他一个人跟全中国人民对抗，包括小说里面的人物说：“你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黑点，最后一个单干户。”他的地在人民公社的土地里面像一道堤坝，像茫茫大海里面的堤坝。人民公社的土地大量喷洒农药，他没有钱买，所有的害虫都跑到他的庄稼地里面。后来，他白天不出来劳动，晚上出来劳动，他说太阳是你们的，月亮是我的，我夜间出来借着月光的照亮来劳动。他一直坚持到了80年代，土地又包产到户了，每家农户都分地的时候，村民们都说他不用分了。当时我就把他当作是逆避着潮流的怪物，是茅坑里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是那么一个令人作呕的反面人物形象，结果几十年后，三十年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敢于坚持自我的英雄，是一个敢于以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对抗的英雄。当然真实的人物是在“文革”时期吊死的，但我的小说里面一直延迟到了80年代。那我想最近的话里面聊聊这个形象，也是因为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三十年之久的重大社会事件。后来我想，这社会事件只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背景，我描写这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我的人物，我展示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并不是我要否定计划生育政策，我不否定，我也不赞扬，我的态度在小说里暗藏着。但是我觉得我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要借这样一件事来写人，因为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只要进行过触摸实践的话都会知道，你怎么样考验人物的性格，那只有把人放在风口浪尖来考验。这是我们过去很流行的一句话，“要让人在风口浪尖上锻炼”。我觉得就是应该把人放在风口浪尖上，把人物放在无数的两难境地里面，就像说你是一个妇科医生，你本来是负责接生的，你是天使，你要把生命迎接到人间，现在我要你去堕胎，让你去把别人腹中的活灵灵的生命扼杀掉，作为一个人，你的内心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欢迎大家去读我的《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