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闿运：空费词说圆明园

一、废园中诞生的《圆明园词》

1860年10月9日至10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10月18日，竟纵火焚毁了圆明园，一代名园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十一年之后，同治十年（1871）春，湖南长沙人徐树钧（1842—1910）(1)与王闿运（1833—1916）约访“故宫”。这里提到的“故宫”，乃是指清漪园遗址，即今人惯指的圆明园遗址与尚可游赏的颐和园。

当时，一代名园焚毁之后，并没有做任何修葺，至于后来从中区隔修整为“颐和园”的那一部分，仍还在“颓垣断瓦，零乱榛芜”之中。换句话说，徐、王等人所游访的“故宫”，乃是圆明园的废墟与未来颐和园的前身，当时还确实都是一片废旧的宫苑遗址，确实可以概括为Old Palace，“旧宫”或“故宫”，皆无不可。

一行人于当年四月十日，即1871年5月3日这一天，怀着感伤苍凉的意绪，悄然步入了清漪园遗址之中。一路上只见到“宫树苍苍，水鸣呜咽”，当天傍晚从昆明湖归来时，还看到“铜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铭，朗然可诵”，怎不令人唏嘘。

次日，一位“年七十有余，自道光初入侍园中，今秩五品”的董姓宫监，带着他们“从瓦砾中”穿行而去，开始了圆明园遗址的一日游程：

入贤良门而北，指勤政、光明、寿山、太和四殿遗址，前湖圆明寝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坏壁犹立，拾级可寻。董监言：“东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为乐安和，诸妃嫔贵人居也；洞天深处，皇子居也。清辉殿为文宗重建，与五福堂、镂月开云台、朗吟阁皆不可复识。”镂月开云者，即所谓牡丹春者也。世宗为皇子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寿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后制诗，常夸乐之。经其废基，裴回惄焉。东渡湖，为苏堤、长春仙馆、藻园，又北为月地云居、舍卫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乐处，仅约略指视所在。东北至香雪廊，阶前茅荻萧萧，废池可辨，有老监奉茶自池畔出，讶客所从来，颇似桃源人逢渔郎也。渡桥循福海西行，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泻千顷。望蓬岛瑶台，岛上殿宇，犹存数楹，惜无方舟不达。……西北至双鹤斋，又西过规月桥，登绮吟堂，经采芝径，折而东，仍出双鹤斋。园中残毁几遍，独存此为劫灰之余，乱草侵阶，窗棂宛在，尤动人禾黍悲耳。双鹤斋西，为溪月松风，翠柏苍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宫人驱羊豕下来。东过碧桐书院，地跨池上，东为金鳌，西为玉，坊楔犹存。又东去，皆败坏难寻，遂不复往。暮色沉沉，栖乌乱飞，揖董监，出福园门，还于廖宅。

这五百余字的游记，将这一天的游程简明扼要却又生动有致地勾勒了出来。圆明园废墟之上，究竟有何“胜景”可言，令两位正值人生壮年的饱学之士倾力以往？

时年刚刚三十岁的徐氏和年近四十岁的王氏，同游废园“故宫”，在瓦砾中穿行转换的仿佛并不完全是废弃的建筑空间与景观场域，而更像是一场帝国二百余年兴亡史的“穿越”之旅，在游园之际，即仿佛梦游在“康乾盛世”至“同光中兴”之交叠时空之中了。

游园结束的当晚，徐、王二人纵论国事，慷慨激昂。王氏从园林盛衰谈到了王朝兴废，甚至因此还牵扯出了“迁都”的意见来，认为当时的北京人文与自然环境都已不再适合做国都了。王氏这样论说：

燕地经安史戎马之迹，爰及辽金，近沙漠之风矣。明太宗以燕王旧居，不务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园居单外，非所以驻万乘，废而不居，盖亦时宜。

徐氏对此，深以为然。还为之拈提出一代名园兴废早有预兆的传闻，说什么“园宫未焚前一岁”，有传言称皇帝梦见了一位“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皇帝为挽留园神，在“梦中加神二品阶”，第二天又亲自祭祀一番，可园宫最终还是被焚毁了。徐氏为之感慨不已，认为既然王氏颇能写诗，又通晓政事，何不写一首能与《诗经》中《繁霜》《云汉》二诗相媲美的诗歌来载录与抒写这段特殊的历史呢？

果然，王氏写了《圆明园词》长诗一首，众人读后皆“叹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徐氏更是认定，“此诗可传后来”，由于考虑到“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就为之写了一篇长序来纪念这一次二人的“故宫”之旅，以及为何要王氏写《圆明园词》的缘由所在。

据统计，徐氏为《圆明园词》所撰长序达二千八百余字，而王氏所作《圆明园词》也确为达到了一千零八字，成一百四十四句之篇幅。一篇以记述与载录史实为主的长序(2)和一篇以评述与抒发史实为主的长诗，两相配合，实在是鸿篇巨制，相得益彰。

二、“奸民焚掠”还是夷人放火

然而，令人略感遗憾也有所不解的是，徐、王二人生前刊行的各类诗文集中，均未公开发表过徐序。以王氏生前印行的《湘绮楼诗集》《湘绮楼全集》两种版本而言，均只录王氏本人诗文，并无徐序附录；而徐氏也并未将此序辑入个人文集（如《宝鸭斋集》），故而徐序一直以来并不为外界所知。直至1933年，成都志古堂刻印《湘绮楼诗五种》，方才将徐序录入，而此时距徐氏逝世已二十三年，距王氏逝世也已十七年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序久未公开发表呢？有后补序文之说，徐序并非于同治十年（1871），即并非王氏《圆明园词》撰成当年写成，而是后来补写的，以致王氏生前刊行诗文集时，不便将其明知是补写的序文附录于册；另外，仅就编集体例而言，王氏诗文集俱只收录王氏本人作品，徐序似亦不宜附录。

这两个理由，似乎都有成立的可能性。无从判定之际，姑且存而待考。无论如何，《圆明园词》及其序文，至迟都分别于1907年与1933年公之于世了，流传至今皆已为百年左右的历史文献了，皆可视作研究与考察以圆明园为代表的清代御苑乃至“故宫”的重要参考资料，这确是无疑的。

不过，徐序里有一句话，自其公布出来之后，迅即引起后世研究者及读者的关注。这句话，似乎道破了圆明园被焚毁的缘由所在。且看序文，中有云：

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发，三昼夜不熄。

此语一出，圆明园被“奸民焚掠”之说，或者称奸民与洋兵先后焚掠圆明园的说法，喧嚣一时。后世研究者查考同时代文献，确也不乏与之相类似观点的记载。别的不说，即《圆明园词》中原本还有些含蓄的诗句，也随之豁然开朗，仿佛此语即“诗注”一般。读者不禁恍然大悟，即刻明白了《圆明园词》中的诗句所蕴含的作者观点，与“奸民焚掠说”竟是如出一辙，犹如唱和一般。譬如，诗中有云：

敌兵未爇雍门荻， 牧童已见骊山火。

这样的诗句，一旦联系到徐序，读者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焚毁圆明园的那把火，最初竟然并非来自外部的“夷人”，而是出自内部的“奸人”。这样的观点，徐、王二人之间，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仅据徐序叙述次第而言，似为徐氏率先提出，因序文中提出“奸民焚掠说”在前，鼓动王氏创作诗歌在后，或可据此推测王诗采纳了徐说。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创作《圆明园词》之前，王氏早有“奸民焚掠说”之观点，只不过因“诗言志”，复又表达出来罢了。若王氏早有这一观点，则很难判定王、徐二人孰先孰后了。即便徐序呈现出一种徐先评述，王后作诗的时序观感来(3)，可毕竟此序确实是撰于诗成之后—徐序中亦特意说明王诗写成之后，曾经众多名士品鉴，徐氏本人也认为“此诗可传后来”，又因“虑夫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乃为文以序之”。序文中言及诗成之前的事迹，也未必全然无误，故很难据此遽下定论。

姑且不论“奸民焚掠说”的提出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仅就徐序公开发表的时间而言，毕竟也远远晚于王诗（仅以公开出版物而言，晚了二十六年之久）。至于读者在未见到徐序之前，解读与品悟“敌兵未爇雍门荻， 牧童已见骊山火”这样的诗句，自是见仁见智，可以细究深察，亦可一掠而过；不过，稍有近代文史常识者，恐怕也不难从中品味出弦外之音来。

所谓“奸民焚掠”之说，回溯至更早于王诗、徐序创作的年代，即圆明园被焚毁之后不久的咸丰末年，朝野上下就早已流传此说。据查，李慈铭（1830—1894）在其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中，曾追随此说并记述下了相关文字。其咸丰庚申年（1860）八月二十三日日记有云：

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

次日，二十四日日记则称：

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

二十五日日记中，已然出现“奸民”趁机掠夺园中珍宝的案例，文曰：

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敝衣，悉被掠夺，又闻有持园中断烂物进城者，铜龙半爪，金兽一环，俱相传视玩弄……

二十七日又续补上了二十五日的案例一则，日记中有载：

前日，夷人退守（英法联军退出圆明园），兵稍敢出御，擒获数人，诛之。城中又搜得三人，一怀翡翠碗一枚，上饰以宝石；一挟玉如意一枋……；其一，至挟有成皇帝御容一轴，犹可骇叹。

李氏日记，乃是目前已知的时间上最为接近圆明园焚毁之时的文献，但所记事迹是否确为历史真相，历来众说纷纭，争议无休。在前一天还记有“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次日则“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的李氏日记中，虽未明确提出“奸民”是否参与焚毁圆明园的观点，可随后的两天日记里，“奸民”趁机掠夺园中珍宝的记载却非常详尽，可谓言之凿凿。

显然，“奸民焚掠”之说，并非徐、王二人的一家之言，考索二人持论此说谁先谁后，已然无甚紧要，也实无必要了。只不过日记之类，关涉私人隐私，李氏生前自然不会公开发表，死后由友人蔡元培倾力促成影印出版。由于卷帙浩繁、篇幅庞巨（成书共计六十四册），全部出齐时也已时至1933年。此时王诗、徐序俱已先后发表，李氏此说本是先声，在公共场域里反倒成了后证。

前有李慈铭，后有徐、王二人，“奸民焚掠”之说，似乎是圆明园被焚掠之后十年间，曾一度流行过的观点与说法。虽则一度流行，由于并无官方确认与统一公布，所以这一观点与说法当时也并没有在朝野上下达成共识，其中的禁忌与避讳，非后世读者可以想象。因此，此说一时也只能在文士词客的圈子里，私底下交流一下罢了。

隐藏于李氏日记中的此说，延至其死后近四十年方才发表；表达于徐氏序文中的此说，待到其死后二十余年才得现身；只有王氏因诗名远播、盛誉南北，有幸在生前以含蓄诗句的方式，将这一观点随着《圆明园词》发表了出来，此时离清廷崩溃、帝国覆灭，也只有四年时间。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宫中档奏折”文献中，有一份主体内容为“奏报拿获偷窃圆明园器物之米老尔一名恭折奏闻事”的奏折，可以视作“奸民焚掠说”的重要佐证之一。

这份奏折，由宝鋆（1807—1891）向咸丰皇帝上奏，时为1861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奏折开首有云：

闻事据圆明园总管太监王春庆呈报，五月初六日在谐奇趣、海宴堂等处，拿获偷窃铜、铜鼎、炉盖等物之米老尔一名。

拿获这位名叫“米老尔”的盗窃者之后，宝鋆亲自审讯，并“严饬慎刑司司员”，“务将该犯严刑审讯”，“其所供同伙民人冯得山”，“除饬交营汛严拿外”，“恐案内仍有伙同偷窃人犯，毋使漏网”，“为此谨奏”。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时曾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此时拿获“米老尔”一犯，推定此案应当为团伙作案，深感兹事体大，故即刻向皇帝奏报。

咸丰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也颇耐人寻味，文曰：

米老尔一犯究系旗民，抑系园户，此折虽系奏闻，亦应将该犯草供叙入。

不难发现，此案皇帝所特别关注的，乃是“米老尔”的社会身份究竟是怎样的：“究系旗民，抑系园户”—要解答这一问题之后，方才好另行定夺如何审理此案。因此，皇帝还特别想亲自查阅一下此人犯的“草供”，故批有“此折虽系奏闻，亦应将该犯草供叙入”云云。

三、王氏自注为何至死亦未发表

且说王氏生前即有坊间传闻，称其人早年曾对自己的作品有过一番自注，形成过一部《圆明园词》的所谓“自注本”。关于“奸民焚掠”之说，自注里有着毫不含糊、确凿无疑的解说：

夷人入京，遂至宫阙(4)，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

这一自注，当然是对其诗作里“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之句的明确注释。也可以说，王氏正是怀着这样的观点，一挥而就，创作出《圆明园词》来的。这虽是诗成后的自注，却也着实是将观念先行、文学达之的创作经验一并随之给注解了出来，一道给呈现了出来。由此看来，原不必费神劳力地去徐氏序文中找应和，更不必追根溯源至李氏日记里寻先声，王氏本来早已持此观点，观此自注本，即可一目了然。

可以想见，这样的自注本，在王氏生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更不可能为之出版一册单行本之类的出版物的。晚年有着安乐闲适生活的王氏，早已预见了“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的政治现实，也不再有什么“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的满腹牢骚，自然不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含蓄诗句的自注也一道公开发表出来。

王氏壮年时未发表的这一自注本，至其晚年更无发表之可能，只不过将之视作自己早年怀抱治国之志的一份纪念，深锁秘藏起来，偶尔翻检一下，聊以自慰而已。在特别亲密的友朋间，王氏或曾提及乃至传阅过这一自注本，不过之后必然是束之高阁，坊间对此唯有语焉不详的传闻而已。

不可否认，当所有的禁忌与避讳，随着王朝与帝国覆灭而烟消云散之际，以往那个时代不能明确表达的观点，在鼎革剧变之后的新时代里，转瞬即成为可以随意自由表达的观点。与此同时，曾经的禁区一旦解禁，曾经那么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观点，反倒一下子无人问津，并不那么新鲜奇特了。试想，当那么一部《圆明园词》的所谓作者自注本，原封不动、原样原貌地化身为一部影印出版物，呈现在世人面前之时，又将是怎样一番情状？

这一切生前心迹、笔下心声之揭晓，乃至王诗、徐序里的“奸民焚掠说”究竟如何，都还要等到王氏逝世五年之后，距今一百余年之前的1921年10月。

毋庸赘言，近代文坛里早有这样的公论与共识：晚清以来，湘绮老人王闿运所作《圆明园词》，为唯一专述圆明园罹劫的鸿篇巨制，是堪与唐代“元白诗派”的两大长篇诗作—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相提并论的不朽史诗。

《圆明园词》自清同治十年（1871）完稿以来，距今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文士民众交相传诵，一度流行广泛，曾出现多种版本。

其中，光绪丁未（1907）八月刊于东州讲舍的《湘绮楼诗集》单行本，将《圆明园词》辑入第八卷中，为较早出现的版本。同年汇刊于长沙的《湘绮楼全集》本，与宣统庚戌（1910）由上海国学扶轮社重刊的《湘绮楼全集》本，其中“诗集”部分所辑《圆明园词》，亦均与单行本内容基本一致。简言之，这三种版本的《圆明园词》内容均基本相同，皆为早期通行本，是为后世流行的各类石印本、铅印本之“祖本”。

时至1921年，即《圆明园词》完稿五十年之后，也即距今一百余年前，坊间突然又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于通行本的版本，这一版本为作者王闿运自己的誊抄本之影印本—通篇诗句的末尾，附有大量注释，即早有传闻的自注本。

1921年10月，这一自注本被冠名为《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由上海震亚图书局影印出版。此书封面题签者为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卷首有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篆书“湘绮遗墨”题名。之后影印的数页王氏誉抄本右下侧均钤有“唐荣阳印”，据此推知，原件已为此钤印者唐氏所藏。值得注意的是，王氏誊抄本之末，有其自跋，文曰：

同治十年四月十日，与徐叔鸿、张雨山同寻海淀故宫，因访园中逸事，证以余所闻见，成诗一篇，拟之元相连昌之作，郑嵎津阳之咏，文或不逮，时则尤近。但事严语秘，未应广传。自注之文，不登己集。以价藩仁弟令录全叶，独为书之。它日有好古博闻之士，求得此册，亦有所裨也。立秋日，闿运记于南洼太平馆之定庐。

除了明确交代写作时间、缘起、构思之外，此跋还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足以解答为何《圆明园词》传世通行本中均无一字自注的根本原因。原来，王氏生前早已认定，自注这部分内容“事严语秘，未应广传”，因此早就决定“自注之文，不登己集”。无须多言，这般谨言避祸的态度，在晚清纷乱时局之下，既是明哲保身、以防万一之举，亦是那个时代的文士常态。

可是，因为友人“价藩仁弟令录全叶，独为书之”，王氏还是破例誊抄了一份带有自注的全稿，慷慨赠予友人，此即一百五十年后，世人还能看到的这样一册影印件之底本。

据查，王氏提到的“价藩”，即萧价藩，字经圃，湖南湘乡人。曾任县议员、县团防董事，1930年卒。王、萧二人为多年至交，《湘绮楼日记》中不乏二人交游之记载。譬如，光绪十四年（1888），即有“（一月）七日，……价藩来，同至浩园看雪”之记载。王氏为萧氏所誊录的这份手稿，距王氏1916年逝世仅仅五年即付诸影印出版，似不太符合常理。因为当时萧氏尚在世，王氏亲书“事严语秘，未应广传”的跋语历历在目，如此私密郑重的挚友遗赠，本应秘藏多年的挚友遗墨，为何又忽而影印传世了呢？

四、题跋道出作者誊抄本秘藏往事

影印本在王氏遗墨之后，还附印了多篇时人跋文，其中长沙学者曹惠的跋文，就能解答上述这一疑问。且看曹跋(5)，文曰：

王翁所书《圆明园词》，余所见凡三本：其一为攸龙璋研仙书；其一为外王甥张力臣布政书（甲寅之岁，六月二十，外妯郭宜人曾以所书给我，是夕壬儿生，命之曰“壬”，所以记物也。为败子盗去，今不知归于何处）；一即此册。

价蕃者，族曾王父知府君字也。子孙世宝，传为秘本，诚以自注故实，多外间所不闻，视张、龙所藏，尤难得矣。知府君家世清贫，今子孙益不能耐，乃以银一百元因惠转鬻于石门唐荣阳晋棠，晋棠与惠同学相好，知其能为典史故也。

昔郭丈家镛告余，《湘军志》一朝典册，何能如《圆明园词》任意出入。壬秋脱略不顾，亦殊可惜。郭丈所谓任意出入，不知所指。若《湘军志》云云，犹《湘军志》平议又一家言矣。昨月门人龚心桂来，言有人纠正《圆明园词》载之某杂志，心桂不能竟举其词，不知眂徐叔鸿叙如何言之。一朝典册，传闻异辞，意中事耳。

湘绮楼刻本，如“圆明始赐在潜龙”，此册作“圆明拜赐本潜龙”；“上东门开”，此册作“东门旦开”；“丞相迎兵生取节”，此册作“祇握节”（“生取节”“死当门”偶语合也，当以改本为是）。虽字句之迹，不干大旨，然校雠之学不绝，必有以此为枕中书者，岂独白头宫女仞为故锦奇觚邪。晋棠保之，身死之后，仍当归诸识者。庚申秋，长沙曹惠。

据上述曹跋内容可知，王闿运生前曾誊抄过三份《圆明园词》赠送友朋。受赠者除了萧价藩之外，还有两人，一为湖南攸县人龙璋（1854—1918，字研仙），一为湖南湘阴人张自牧（1832—1886，字力臣，亦作笠臣）。

1914年8月11日（甲寅六月二十），张氏所藏的那一份，曾辗转归于此跋作者曹惠。恰巧当日晚间曹氏之子诞临，取名为“壬”，就是为了纪念得到这份王氏誊抄本。遗憾的是，此件后来被曹家“败子盗去，今不知归于何处”。至曹氏题写跋文之际，存世的《圆明园词》作者亲笔誊抄本，其已知可见的应当也就只有萧氏所藏的那一份了。

不仅如此，萧氏所藏的那一份，可能还是三份中唯一有王氏自注者。因为曹跋中有言，“诚以自注故实，多外间所不闻，视张、龙所藏，尤难得矣”，所以萧氏所藏者“子孙世宝，传为秘本”。可惜的是，因为“知府君家世清贫，今子孙益不能耐，乃以银一百元因惠转鬻于石门唐荣阳晋棠”。

五、银圆一百，自注本终归唐副司令

这里提到的“石门唐荣阳晋棠”，即本文前边提到的在王氏誉抄本右下侧钤上“唐荣阳印”的，继萧价藩之后的第二位藏家。

据查，唐荣阳（1878—1932），名福德，字晋棠，号荣阳，出生于湖南石门泥市平峒。曾官至澧州镇守使、陆军副司令等职，在当时的湖南军政界有相当声望。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历任湖南省警察勤务督察长、湘军总司令部参谋官兼北伐军前卫指挥官、湖南省防勤务督察长兼警务教练陆军上校加少将衔，授四等文虎章、四等嘉禾章。

1920年谭延闿入主湖南之际，唐氏又出任为陆军十一区副司令，加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驻省督办湖南警务。联系到《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封面题签者为谭延闿，唐荣阳通过同学曹惠购得王氏自注誊抄本，极可能正是1920年其出任陆军十一区副司令期间。

曹跋前文交代了王氏自注誊抄本的来龙去脉，后文又有相当篇幅提到了誊抄本有别于通行本的种种“异辞”之价值。跋中称“虽字句之迹，不干大旨，然校雠之学不绝，必有以此为枕中书者，岂独白头宫女仞为故锦奇觚邪”，意即研究这些与通行本有微妙差异的“异辞”，势必会在将来成为学者校勘研究的重要细节。至于“晋棠保之，身死之后，仍当归诸识者”，这一誊抄本原件在唐氏之后又归藏于何人，如今虽无从确考，可当年付诸影印出版，确实是有功于后世学林之举吧。

应当说，曹氏实为《圆明园词》王氏誊抄本缘起流转的重要见证人，对于原藏者与递藏者的生平故事都了如指掌，其本人也曾收藏过其中一份。那么，在此也就有必要略微了解一下其人生平梗概了。

曹孟其（1883—1950），原名惠，字孟其，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都督府秘书、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后投身慈善教育事业，创办湖南省孤儿院，自任院长；并兼长沙广益中学、三峰中学校长。其人工书法，以北碑而参颜体，学金冬心、郑板桥又别开生面，其古拙独特的书体，时人称为“童体”。仅从《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中所附印的曹跋书迹而言，其文字就呈现出一种稚拙钝滞的观感，确实形态独特，迥异于常规书体。

曹跋之后还附印有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汪诒书（1865—1940）的题诗一首，诗前有序称“晋棠以善战称，工诗，好收藏，顷得湘绮自书《圆明园词》”云云，时间落款为“庚申孟冬”，略晚于曹跋的“庚申秋”。汪氏题诗之后，则为著名书法家曾熙（1861—1930）于1921年正月间的题词。原文如下：

小雅刺君，不伤忠厚。任意出入，子长已然。游观之乐，太平盛业，无伤治体。上林有赋，相如不死。愿晋棠先生重宝之。辛酉孟陬，熙。

六、序文究竟为何人所作

曾氏题词之后，为曾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题跋，篇幅之巨，可谓此册诸跋之冠。谭跋分为跋文、附记两个部分，足见谭延闿对此王氏自注誊抄本之珍视与宝爱，更兼其曾亲历圆明园故址，难免睹物忆往，百感交集，遂落笔千言，无以复加。且看跋文，原文如下：

余年十七，得读湘绮翁此词。闻有自注，求之不得，后乃得徐叔鸿序，意未尽也。及见湘绮翁长沙，亦云徐序乃就自注演成，因欲求观，则久删弃不可得矣。去岁归沪上，见家弟有钞本，即此册，积想廿余年，始获见之。己未（1919）二月，曹君孟其寄此册来，为晋棠索题，乃知已为晋棠所藏弆，留案头匝月，谨题记还之。辛酉（1921）惊蛰前三日，延闿。

这百余字跋文，透露出一个重要历史信息，即“徐序乃就自注演成”。简言之，徐序的内容，完全是根据自注本内容演绎而来的，至于是王氏自己预行演绎而成序文且托名于徐，还是徐氏本人通览自注本之后据此演绎以成序文，跋中没有明言。不过依常理推想，或许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即所谓徐序，实出于王氏自撰，只不过托名徐氏而已。

跋文之末，谭延闿意犹未尽，追思前尘往事，又作附记鸿篇。原文如下：

湘绮翁语余：“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然品官无敢往游，云禁地也。”尔时士（大）夫迂谨可笑类如此。延闿甲辰（1904）至京师，欲尹佩之偕往，咋舌不敢去。纵马独寻，不识路而返。辛亥（1911）夏，访陈凤光于清华园，始约同游，仍入自福园门，麦陇弥望，如行野田中，访所谓双鹤斋者，不可得。盖湖西轩亭，亦不在矣。惟极西有楼阁，以白石为之，略如今泰西制，雕镂精美，壁立如故。玲峰一石，挺然孤秀，犹矗榛莽中。

按之徐序，知湘绮翁当时未至此境也。黄泽生闻余言，欣然复偕往，是日更游颐和园。泽生问余，两游孰佳？应之曰：“颐和之游，人人所同；至圆明园于瓦砾想见亭馆，于芦苇想见湖沼，于荆榛想见花树，非曾见《圆明园词》不知也。”泽生笑谓：“吾意云然，君亦尔耶。”后数日见于晦若，言李合肥乙未（1895）后罢镇居京师，与人言及园居时事，凄然伤心，遂往游焉。明日为言者所劾，以擅游禁园，下吏议镌级。其时双鹤斋、采芝径长廊犹存，盖同治末曾小修葺，旋罢。庚子（1900）复被焚毁，遂荡然矣。于又言，颐和之营，即为规复圆明计，使无甲午一役，已大兴工作矣。尝戏语合肥，与其沉之威海卫，无宁置此佳也。合肥为默然。偶忆旧闻因并记之。延闿。

附记之后，谭延闿之弟谭泽闿题诗四首并注。且看诗云（每诗句末附有诗注）：

福园门内记游踪，衰草寒烟泣暮蛩。劫后昆明无一物，只余残照到玲峰。（辛亥七月曾偕仲兄朋辈游访，但见荒烟蔓草，惟玲峰片石尚映夕阳，其他诗中景物多不可识矣）

名篇传诵卌年过，成毁兴亡事已多。今日故宫禾黍外，更无健笔赋颐和。（近人作颐和园词者，无一佳制）

帝京局势汾阴体，诗格何曾到白元。却记燕居承绪论，翻阅近雅比梅村。（曾侍湘绮翁坐论及此诗，以为格律在《连昌》《长恨》之上。翁沉吟久之云：“但比吴梅村少近雅耳。”）

曾写江南乞注文，已怜往事渺烟云。何当并几书千本，留与风人续旧闻。（余曾写绮翁《哀江南赋》，乞翁自注，已以时日迁迈，多不悉记，仅注大略，它时当与此本并传也）

晋棠先生得湘绮手书《圆明园词》自注本，远寄属题，漫书四绝句。辛酉（1921）惊蛰日，泽闿。

上述跋文、附记之中，无一不流露出当时已为国内军政要人的谭延闿之复杂心态与情绪。其人对王朝兴废与世事无常的感悟之言，既交融缓释又时有锋芒，令人读之有无尽感慨。

作为清末改革与变革的亲历者，当年进士出身的谭延闿，亦曾是才华横溢的英年，早年文名远扬，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世“湖湘三公子”，曾授翰林编修。于早年从文、矢志报国的谭延闿而言，对于圆明园罹劫的惨痛历史及有清一代王朝兴废的考察，当然是格外关切。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关切本身，已是曾作为帝国栋梁的谭延闿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7年，十七岁的谭延闿读到《圆明园词》，听说这一作品原有作者自注的版本，便四处索求，但求之不得。后来见到徐叔鸿为《圆明园词》所作序言，据说就是根据作者自注写成的，仍觉得意犹未尽。再后来得见作者王闿运本人，遂亲自请教此事，王氏亦称徐序确实是根据其自注写成，但当时王氏手头并无自注誊抄本，因“久删弃不可得矣”。时隔二十多年之后，谭延闿在上海见到“家弟有钞本，即此册”，不禁感叹“积想廿余年，始获见之”。1919年2月，曹惠将唐荣阳购藏的王氏自注誊抄本寄至，请为之题跋，谭延闿方知此原件竟为其部下所获并入藏。

话说这睹物思往，乃人之常情。遥想一百年前，其时约为1921年3月3日（据跋文落款推算），那位谭督军、谭总司令，抚卷感怀，思如泉涌，随之伏案挥毫，落笔如注，遂有这篇幅竟超跋文的附记一则写成。

附记中先是忆及圆明园焚毁后不久，王闿运曾告知其“品官无敢往游，云禁地也”的情况，谭延闿遂联系到自己初次入京欲游圆明园时的情形，竟确如王氏所言。时为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谭延闿欲邀约友人同行游园，友人竟“咋舌不敢去”，因之“纵马独寻，不识路而返”，最终未能入园游览。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禁地之说已不复存在，谭延闿遂首次实现了游园的心愿。园中景观与风物，谭延闿皆比照着《圆明园词》来查看，竟还看到了王闿运当年未曾亲睹的景观残迹。

至于后来北洋大臣于式枚（1853—1916，字晦若）向谭延闿言及李鸿章（1823—1901）园居逸事，以及曾戏谑李氏之语等掌故逸闻，虽无关《圆明园词》创作旨趣与流播史迹，可对于了解晚清文士对以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之一般态度，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谭泽闿的四首题诗，并非全然的寄情抒怀之作，其中蕴藉着谭泽闿的史学、文学观念，透露了一些谭、王二人交往的历史细节，乃至对《圆明园词》的总体评价，带有颇为浓厚的总结意味，亦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谭泽闿认为《圆明园词》在格律技法上，已超越《连昌宫词》《长恨歌》两篇唐人巨制。对这一评价，王闿运本人的回应，也相当耐人寻味，既不否认，也不承认，顾左右而言他地声称，只是“比吴梅村少近雅耳”。应当说，这样的自我评价，在自谦中也透露着自得。这样的自我评价，也不禁会令读者重新翻检此一影印本中附于首位的章炳麟题跋。章跋原文如下：

壬翁《圆明园词》，多存故实，而宫寝燕昵之事，错见其中，然未尝过为轻薄也。余每见清季人士，喜述宫庭狎暬之情，其言绝秽，心甚恶之。夫衽席幽昧，谁所明睹，况乎夷惠腥秽，是其故常，虽世载雄狐，何足深咎，言之累幅，徒污毫楮而已。壬翁所赋，犹存小雅遗意，故可存也。若必穷究事状，则失之赋矣。庚申（1920）秋，章炳麟识。

作为一代国学名师、经史名家的章氏，对近代文学作品的直接品评并不多见，对近代诗词这类作品的评价更是严苛，可见其对于《圆明园词》有“犹存小雅遗意”的总体评价，已实属难得。联系到章跋之后，尚有曾熙题词中亦有“小雅刺君，不伤忠厚”云云，章、曾二人品评《圆明园词》的角度，可谓如出一辙。而早在章、曾二人品评之前，作者王闿运本人的自评，就已然道出其创作初旨，即力求“近雅”而不流于轻薄。

七、《圆明园词》与《颐和园词》

谭泽闿所题组诗中，第四首即最末一首诗之注释中提到，自己还曾将王氏所作《哀江南赋》抄录之后，“乞翁自注”，虽“仅注大略”，但谭泽闿坚信这一王氏自注本《哀江南赋》，“它时当与此本并传也”。只是至今尚未见此本原件存世，亦未见影印本传世，下落已无从确知了。

此外，谭泽闿题诗第二首有“今日故宫禾黍外，更无健笔赋颐和”云云，且诗句之末更附注有“近人作颐和园词者，无一佳制”之论，这倒未必是时人公论。著名学者王国维写于1912年3月的《颐和园词》(6)，亦是以皇家园林抒写王朝兴废的鸿篇巨制，当时及如今都还享有盛誉。两位王姓学者先后所创《圆明园词》《颐和园词》，皆为近代长篇史诗中的代表作之一，不应有所偏颇。

或许，谭泽闿当时并未得观《颐和园词》，方有以上诗句与诗论。不过，即便谭泽闿已知《颐和园词》，以其个人生涯及诗文修养来评判之，并不以为佳作，这也无可厚非。毕竟，王闿运是远远早于王国维成名的一代耆儒大家，领一时文风学风的湘绮老人，颇受包括谭泽闿在内的众多同时代学者文士推崇，这在清末民初的国内文坛是常态，由来已久。且谭、王二人皆为湘人，又素有往来，在这样的时代与私谊背景之下，谭泽闿在诗论中做出上述评价，实在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了。

八、吴嘉瑞与吴恭亨跋文中的线索

谭泽闿题诗之后，影印本中还有最后两篇文章，一为吴嘉瑞跋，一为吴恭亨诗。一般而言，这最末两位吴姓文士，较之影印本中首跋章炳麟，次跋曹惠，以及随后题跋的曾熙、谭延闿等人而言，似乎声名不那么显赫，与原藏者唐荣阳也没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故而读者往往一掠而过，不甚重视。

一百年前的读者，是否亦如笔者翻检此册时的匆促情态，自然无从确知。然而，正当笔者以为可以暂时忽略最末两篇题跋，尽快返至前边王氏誊抄本一窥其与通行本内容差异时，又忽而于转瞬一瞥之际，瞄见跋中尚有“价藩先生”与“以索价昂”之类语句，方知此跋可能尚有关涉自注本原件流转史事的一些线索可循，顿时稍敛浮躁之心，伏案细读之。

在此，为便于后文考述，且依次转录两跋原文如下：

此册为壬手书自注秘本，以诒吾舅父价藩先生者也。余少时即得见之，密为写出，稍流传于世。而原本则萧氏世保之，不轻易示人。前绮翁子伯谅重编《湘绮楼遗集》，求此本，以索价昂不能得，托余向曹氏写一通。今归石门唐君晋棠。曹子孟其为之跋，详书湘绮，以为迩世文学大家焉。诗尤其雄重，为人滑稽。余尝请其学，得之于蒙庄与玩世，谑时尤于柳下惠、东方曼倩，为迩其所为，诗文特借以抒其磊落灵奇之气。此词故实是否任毫出入，不可知，然每尝闻致，可喜得此，无劳后人作郑笺，无宁第以其遗墨也而宝贵之。庚申（1920）仲冬，长沙吴嘉瑞识。

这篇书于“庚申仲冬”的跋文，如按时序列印，理应位列书于“庚申孟冬”的汪诒书题诗之后，曾熙题词、谭延闿题跋、谭泽闿题诗之前。可事实则相反，此吴氏题跋列印于曾氏、谭氏兄弟之后。笔者一度以为，这样的情形可能与吴氏当时的个人名望及社会地位，都逊于曾氏、谭氏兄弟有关。

据查，吴嘉瑞，字吉府，号雁舟，湖南长沙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散馆授编修，充光绪十九年（1893）云南主考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会试同考官，官至贵州贵东道。吴氏与谭嗣同、梁启超为至交，谭嗣同曾撰《送吴雁舟先生官贵州诗叙》，从中可见二人交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9月25日，吴嘉瑞与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七贤”在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合影。吴嘉瑞曾一度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维新活动，在贵州贞丰州城文昌阁内创立仁学会，对维新思想在偏远西南一隅的贵州之传播有过相当贡献。后出任湖南高师校长，晚年修佛，自号宝觉居士，与八指头陀相友善。

仅从上述生平履历可知，吴氏也曾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士，其思想行迹也曾与近代政界有过密切关联，似亦并不逊于曾氏、谭氏兄弟。究系何种原因致此，殊不可解。姑且搁置跋文列印时序问题，反观吴跋内容的历史价值何在，考察一下此跋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有哪些值得关注。

首先，据吴跋可知，《圆明园词》作者誊抄本原件的原藏者萧价藩，乃吴氏舅父，因此亲戚之便，吴氏早年即得见原件真迹，并抄录副本，于外界有所流传。那么，本文前边提到的谭延闿跋文中所言“余年十七，得读湘绮翁此词。闻有自注，求之不得”云云，即获得了证实。这就说明早在戊戌变法前后，少年吴氏所录副本，于外界即有所流传，故当时亦为少年的谭延闿方才会“闻有自注”。

其次，原件转售唐氏之前，萧氏确实秘藏不宣，外界无从得见。即便王闿运逝世后，其子王伯谅着手“重编《湘绮楼遗集》”，“求此本，以索价昂不能得”，因此还托吴氏再抄录副本一通。这些历史信息都表明，影印本正式出版之前，原件内容因萧氏始终秘藏不宣，外界确实知之甚少。但与此同时，原件内容还是有所流传的，可能就源自吴氏所录副本，只是流传范围极其有限，相当私密，即便谭延闿早年也只是“闻有自注，求之不得”。

至于原件中王氏自注内容的可信度，吴氏表达了不同于前述题跋诸人的态度，即“此词故实是否任毫出入，不可知”。可也不得不承认，“然每尝闻致，可喜得此，无劳后人作郑笺”，这又是对当年一般文士与读者的一种评述了。

吴嘉瑞题跋之后，影印本列印的最末一篇为吴恭亨所书题诗三首，总题为“题晋棠司令所藏湘绮先生手书圆明园册子三首”。题跋时间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年一月”，时为1921年1月，亦比列于前位的曾熙、谭延闿、谭泽闿三人题跋时间稍早一些。

据查，吴恭亨（1857—1937），字悔晦，号岩村，湖南慈利人。以游幕、教读为业，能诗文、工联语。生前创作颇丰，曾自撰联语讥刺袁世凯，挽念宋教仁，一时传为文坛奇士。著有《悔晦堂诗集》《悔晦堂丛刻》《悔晦堂对联话》等多种，大多均已印行传世。此影印本中所印题诗三首，是否已辑入其诗集或丛刻之中，尚待查考。

题诗中最末一首，对作为湘军将领的唐荣阳购得昔时文坛巨擘王闿运自书《圆明园词》原件，对这样一段军中武人珍藏文人墨宝的奇妙因缘，予以了总结式的颂赞与概括，既颇合时宜，亦颇可视作此册的“压轴”之献。诗云：

湘绮文称万人敌，礟边（晋棠诗集名）勇号万夫雄。

文人武士萍逢合，共有千秋尺册中。

九、作者自注之研讨，始于瞿兑之与黄秋岳

《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印行十五年后，时至1936年，对这一影印本予以学术研讨并公开发表者，始于湖南善化人、知名文史学家瞿兑之(7)所撰《王湘绮先生（闿运）圆明园词自注》一文。

此文刊登在北平《新民》杂志第2卷第4期《文苑》栏目中，其后尚附有瞿氏整理校印的徐树钧序，以及据影印本转录而来的、带有作者自注的《圆明园词》全文。

这样一来，为一般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基本上对坊间传闻多年、文坛学界关注多年的，关于《圆明园词》作者自注究竟如何，及其与徐序的关联若何，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瞿文开篇即语：

湘绮先生《圆明园词》刻本有冠以序者，题曰徐树钧撰。十年前，石门唐氏得先生手写本有自注者，曾景印分赠知好，而所传未广。

显然，撰发此文的瞿氏，当时已得观《圆明园词》的两种版本。一为“冠以序者”，即成都志古堂1933年刻印本；一为“有自注者”，即1921年震亚书局影印本。从其行文语气揣摩得到，这两种版本似乎都“所传未广”，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般读者而言，还都不易获见。为此，方有瞿氏既撰文介绍研讨，又特意从影印本中转录校印原文之举。

因为有幸获见过这两种“所传未广”的版本，通过比勘考察之后，瞿文里有了明确判定：

检核其文，与徐序大抵相类。盖序行则注不行也。先生此诗作于同治之季，文网犹密，未敢显斥以贾祸，故既假名于徐，以序其事。晚年定本遂复刊落，而自注本则专贻友好，不以入集。

此论可谓将《圆明园词》的版本概况一语点破，至为明了。只是“假名于徐”之说，应当是采信了谭延闿跋文中所述“及见湘绮翁长沙，亦云徐序乃就自注演成”云云，方才推出了这一大胆假设。

本文前边已经提到，徐树钧实有其人，曾与王氏同游圆明园之事，或亦可信。但因谭跋所述，《圆明园词》的所谓徐序，极可能就是王氏“假名于徐”之作，而并非徐氏本人所作。这一假设，因有序文与词注之间的“互文”关联，更兼谭跋所述故实，两相结合之下证据确凿，仿佛确可成立。

不过，联系到有清一代“文祸”之惨烈、“文禁”之严苛，王氏既要“假名于徐”避祸，又如何可能“假名”于实有其人之名？试想，如果真有因诗罹祸，构成“诗案”的那一天，对簿公堂之际，王氏岂非以假托之名，将友人徐氏亦牵连其中了吗？这样的“假名于徐”，岂非“嫁祸”？此举于情于理，都并不合乎人之常情、世之常理。

瞿氏之所以做出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这样的大胆假设，可能从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序文本身的旨趣及其所表达的主要观点之考察。不难发现，徐序确实与《圆明园词》的作者自注太过相似，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改写。即便没有谭跋所述的那一段故实，但凡观览过附录徐序的刻印本与自注本之影印本者，几乎都会做出这样大胆的假设。

不过，一如前述推想，若王氏确曾“假名于徐，以序其事”，此举或为自己规避“文祸”而起，可这样一来，因假托之名实有其人，岂非“嫁祸”？因此，这样的大胆假设，似乎很难解释得通。所以，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则只能勉强推定徐氏本人知晓此事，且亦认同序文中所言，对此是默许支持的。这样的推定，是在一个假设里边又套入一个假设，即为使前一个假设成立，不得不再设置一个假设性前提罢了。

几乎与瞿氏同时或稍晚，瞿氏友人、曾经的北平才子、梅兰芳的资深票友黄秋岳(8)，也曾接触到了《圆明园词》自注本与徐序，并将其相关见解载入了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之中。在这部记述了大量清末民初京城风物掌故的笔记体著述中，专列有“圆明园被焚之记载”“徐叔鸿《〈圆明园词〉序》”“徐叔鸿家世”三条，加以专题研讨，持续记述。

概观《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三条记述，可知黄氏本人既激赏《圆明园词》本身的文采，也基本赞同这一作品所透露出来的观点与立场。黄氏文中明确表示，不但读到过自注本，也十分关注徐序。除了对徐序有所认可，称其“叙述详晰，可传也”，还不惮劳烦，将徐序全文抄录了一遍，并略加考述。

值得注意的是，黄氏还是从徐序中甄别出了一些史实讹误，并且认为“纰缪若此”，“则湘绮《祺祥故事》中讹董元醇为高延祜，抑又不足怪矣”。简言之，此序虽大体精详可信，但其中亦不乏张冠李戴的讹误，而这些讹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王闿运（湘绮）另一部著述中的同类型讹误。

言下之意，似乎是有徐序与王氏文风相类的暗示，但也可理解为友朋相交甚契，更兼皆为湘人，学风、文风或亦近似。因为紧接着“徐叔鸿《〈圆明园词〉序》”一条之后，“徐叔鸿家世”一条，即对徐氏生平有所考察。如此看来，黄氏虽然对徐序与王氏“自注”之间的关联已有洞察，但还并未抛出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假设来，其根本原因，恐怕就正在于徐氏实有其人，若“假名于徐”，则无异于“嫁祸于徐”，至少也可以说是如有祸端，必当“延祸及徐”吧。这样的假设，于情于理都很难令人接受。

由于黄氏这些记述曾“逐条刊登杂志”，“阅时既久，积成二巨帙”。可能黄氏曾希望瞿氏为之校订一番，故曾将这些“剪报”，由其任职的所在地南京，邮递至北平瞿宅。当这些刊发过的“剪报”一并寄至之际，瞿氏也确曾有过为之校订之举，“乃稍纠其笔误数处，并志所疑于眉端”。孰料事过不久，在任职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期间，黄氏因犯“泄密罪”，于1937年8月被处决，其人生前自然再也无法实现将这些“剪报”结集出版之夙愿。后来，黄氏家人自费印行遗著，又请求瞿氏为之赐序，于1943年终于一并交付初版(9)，此即为以近现代史事掌故为主体内容的著名笔记体著述《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初版。因此书属“私印本”性质，更兼时局艰险，初版数量极少，不过百余部，故此书当年也少为人知。

综上所述可知，徐叔鸿实有其人，已有黄秋岳考索。对于是否有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可能性，通篇抄录并仔细研读过徐序的黄氏，却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观点。可能略早于黄氏接触到自注本与徐序的瞿氏，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大胆假设，一方面可能与考索史料未详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与笔者前述的所谓“假设性前提”有关，即瞿氏也以此勉强推定，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之举，徐氏本人是知情默许的。

此外，还需加以说明的是，《花随人圣庵摭忆》曾“逐条刊登杂志”之说，即指其内容曾逐条连载于南京《中央时事周报》之上。据查证，该周报第6卷第4期，曾载“从王湘绮文集、李莼客日记中考证圆明园被掠经过”，“徐叔鸿《〈圆明园词〉序》及叔鸿所得《鸭头丸帖》与园之关系”两条，时为1937年2月6日；紧接着的第6卷第5期，曾载“记徐寿衡叔鸿家世逸事”，时为1937年2月13日。这三条连载内容，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在最终结集出版时，应当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校订。校订者极可能正是瞿兑之，或者说付印时校订者所依据的，极可能源自当年瞿氏“乃稍纠其笔误数处，并志所疑于眉端”的一些内容吧。

不妨设想一下，瞿氏看到友人黄氏的诸多细致考索之际，是否会为此前自己径直推出的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之假设，略微感到有些不妥呢？如果在论文中再附带说明一下，徐氏本人对此可能知情默许，实质上乃属默认授权，这样一来，是否会因假设性前提的存在，使立论显得更为妥洽一些呢？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

返归正题。接下来，再概览瞿文的评述，则基本皆为表彰与印证王氏诗文及其“自注”了。瞿氏评述开首即有“观其自注”，“斯非熟精一朝掌故，明于得失之故，卓然有史识者，其孰能言之乎”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对作者学识与史识的充分肯定。对于作者胆识人格，更有激赞称：“此则香山乐府所不敢斥言者，二千年来无此作矣。”

瞿文末尾，有总评之语称：

先生之诗，托体雅正，直掩唐贤。以词采而论，已非后人所得望其项背。若其识议精微，乃于今升《晋纪·总论》之遗，虽唐贤未之有也。先生尝自云，不敢望连昌、津阳，但比梅村为近雅耳。自谦之词尔。……徐序大体已在注中，然其文亦纾徐尔雅，宛有唐人风格，故并列之。

可以说，瞿氏这样的评判，乃是对《圆明园词》撰成之后六十多年间的公论之总结，也是时人对这一作品展开研讨的认知前提与研究基调。这一评判，即便时至《圆明园词》撰成一百五十余年的今天，也基本没有变动，对这一作品所蕴藉的文史诗词水准的认可与赞同，对作者自注与徐序之间确实存在的“互文”演绎之关联，仍是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所普遍习知的共识。

十、“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大致考述，“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可能性极大，大到几乎可以成立，只需再设置一假设性前提即可。

首先，徐树钧实有其人，无论经黄秋岳考定，还是后世研究者查证，都是绝无疑问的。但当时可能限于条件，撰发论文时间略早于黄氏的瞿氏，并未展开对徐树钧生平的充分考察，只是通过“互文”关联的体察，更兼采信谭延闿跋文所言故实，即公开提出了这一大胆假设。

事实上，对徐氏是否确有其人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代学者中还有钱锺书之父钱基博（1887—1957）。其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0)载《圆明园词》全文并序，附有钱注曰，“序之署名为长沙徐树钧”，予人以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人，仅署名如此之意。

以钱著成书时间推算，当钱氏翻检到1933年的成都志古堂刻印本《湘绮楼诗五种》，即刻将其中附录的徐序转录于其著述之中，此举已然相当迅速，自然也略显仓促，短时间内无法也不可能随即查考到徐氏生平，并即刻在著述中予以确定了。

不过，徐树钧实有其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且这一事实之下，“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可能性，于情于理而言，都不得不重新加以揣度。不妨就以新近现身的一张晚清诸多名公巨宦的合影为例，即可从中窥见，徐氏与这些朝廷重臣要员之间过从密切，绝非泛泛之辈，并非一般闲吏可比。如此这般境况之下，“假名于徐，以序其事”之举，以此全身避祸，自无可能；如是“借重”造势，似乎反倒说得通了。

只不过，二人同游清漪园遗址之际，俱值中青年时代，皆未功成名就，还谈不上谁借重谁的名势。待到1907年《圆明园词》初版之时，二人各有各的成就，且王氏的文坛声誉更隆，似亦无必要以“假名于徐”的方式来加以借重。更何况王氏生前刊行个人诗文集的各种版本也均未附印徐序，“借重”之说，自是无从说起了。

因此，此序或为徐氏早年所撰，这一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徐、王二人个性、观点、文风俱相契相近，早年交游兴发之际，一诗一序的唱和，完全发乎自然心性，应当没有什么异议。至于王闿运曾向谭延闿所云“徐序乃就自注演成”之语，亦可理解为徐氏读过王氏自注本之后，完全接受其观点与立场，遂将自注本中的主旨加以演绎，撰成序文。

再说后来若隐若现、遮遮掩掩，徐序也并不易得见，王诗刊行之际也不附录徐序的情形，应当既有王氏自己的某种考虑（已享文坛盛誉，不必节外生枝），也有徐氏本人的一些顾忌（已为朝廷大员，不愿因言招忌），这些因素掺杂在一起，遂形成了令后世读者颇感疑惑，更令瞿氏这样敏锐的学者深感其间定有隐情并进而提出大胆假设的情况。

在此，不妨再来考察一下另一张拍摄于1904年的“光绪甲辰五月江宁公宴图”。但见照片上下错落，对应人等俱标注姓名，以示收藏此照者的郑重其事。合影照片之上，前排中座之主位为张之洞，右起为张謇、盛宣怀；左起为魏光焘、缪荃孙；后排立者地位稍逊，右起分别为胡埏、徐树钧、黄建莞、蒯光典、魏允恭，共计十人在南京合影。照片左侧有原藏者于1936年7月2日所写题记，文曰：

此摄景中之十人，俱逊清末叶有关我中夏兴废之人物，而世人徒知若辈之姓、名、字，而于若辈之身躯仪容则未之睹，故虽近世之人氏，犹纸上之古人也。甚哉，我中国光书摄景业及刷印业之孤陋，而卒使文明之大道蔽塞，故虽硕大疆土之中国，竟漫无精神为之主宰也。呜呼！伯伦，民国廿五年七月二日。

题记者落款其名“伯伦”，可能是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据其题记中的一番感慨，以及合影人物确实难以完全辨识的实情揣度，必得如雷氏这样的历史学家，或者说有如雷氏这样水准的专业学者，方才能够将这张合影照片中的历史人物逐一辨识并标示出来。对于普通民众乃至一般学者而言，要将合影中十位人物完全指认出来，恐怕几无可能。尤其是后排站立的，地位稍逊的，包括徐树钧在内的五人，更是难以辨识。因此，这张合影旧照的原藏者，才会发出如其题记中所抒写的那些感慨来了。

最能印证这番感慨的，前边已经提到，比此原藏者题记时间稍早接触到“徐树钧”之名的两位知名学者，钱基博与瞿兑之，也曾一度不能确定此“徐树钧”是否实有其人，也还曾推想徐氏之名或是“署名”，或是“假名”。

据考，这张照片见载于《缪荃孙日记》，拍摄时间应为光绪甲辰年（1904）农历四月初五。合影照片中的诸人姓名均详细记载其中，并且可知当日为魏光焘宴请张之洞而设的宴席。据照片中的楹联内容，“早年即梦想江南，真个来钟阜褰帏，青溪系艇；此地是前朝邸第，多少事绿杨眼见，红烛心知”，可知拍摄地点为江安粮道署，即在时任江安粮储道胡埏（研孙）官邸内。

其时，张之洞为湖广总督，魏光焘为两江总督，盛宣怀为工部左侍郎，黄建莞为江宁布政使，魏允恭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徐树钧为江南盐巡道。此番众人合影之机缘，缘于张之洞赴南京会商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事宜之机，缪荃孙、张謇、胡埏、蒯光典均系张氏重要幕僚，其余诸人则亦因会商事宜方才得以同一天聚首一处，这实在是难得的一次定格于合影中的历史机缘。

除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旧照足证徐氏实有其人，且仕途亦颇有成就之外，关于徐序究竟是何时公之于世的，在王诗并不附录徐序的情形之下，徐序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令钱基博、瞿兑之、黄秋岳等学者知悉的，也需要更为切实的实例予以佐证。窃以为，于1933年由成都志古堂刻印本附录的徐序，恐怕并不是徐序公布出来的最初途径，应当还有比之更早的出版物存在。只有这样，在解释钱基博所著、于1933年9月初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何以竟能即刻转载徐序时，方才会令人感到不那么牵强。

遗憾的是，据查证，徐氏诗文专集《宝鸭斋集》中并没有收录此序。翻检寻觅徐序更早出现的实例之努力，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了。孰料，就在笔者以为此事只能告一段落之际，新近竟又发现一部少为人知的文献，这一发现，足可将徐序公之于世的时间提前到1921年，与王诗自注本影印印行的时间，竟然可以一致。

这是一部题为《湘绮楼手迹》的影印本，卷首牌记印有“辛酉仲夏渭南严氏景印于成都时过学斋”篆文字样，可知其印行于1921年夏。册中影印有王闿运寄赠严雁峰的文稿、诗札等手迹多种，其中两种有“辛巳十月”“甲寅除夕”的时间落款，可知至少在1881年至1914年间，王、严二人俱有交往。

此册首页，即王闿运手书《〈圆明园词〉序》，且明确署有“徐树钧序”字样，这份书件由湘绮老人不多见的楷书写成，字形端庄方正，笔力遒劲，书写均匀工整，似为其早年的誊清稿。因此件无时间落款，故保守估计，应当略早于此册中有时间落款的年代最早的那份书件，即书写时间可能略早于1881年。

据考，此件原藏者严雁峰（1855—1918），名遨，字雁峰，以字行，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县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卒业后定居成都，成为当地著名的藏书家与刻书家。一生聚书十一万卷，并筑“贲园书库”以藏之。曾校刻《关中金石记》《毛西河四种》《明四子诗集》《戴东原文集》《医学初阶》等多种，其刻书用纸、刻工、装帧均为上乘，为近代蜀中刻书之佼佼者。

此册《湘绮楼手迹》为1921年夏印行，此时严氏业已逝世三年之久了。册末有其子严式诲(11)跋一通，提及王闿运与其父生前交谊甚笃，王氏甚至还将代表作《湘军志》的稿本赠予其父，“惟《湘军志》以篇幅太繁，未及景印”，有“仍期异日付诸剞劂，以公同好”云云。由此不妨推想，既然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之《湘军志》稿本都可赠予严氏，那么，此赠予严氏的王氏手书《〈圆明园词〉序》，或亦当年拟付刻印底稿之誊清稿，亦不足为奇了。

于此，更可进一步推知，《〈圆明园词〉序》确为徐树钧本人所撰，王氏“假名于徐，以序其事”的假设，虽有极大可能，可事实上，却因徐氏实有其人不容置疑，更兼王氏书件署明徐氏的有力佐证，已然确证这一假设实无成立之可能了。

另外，也正因这一王氏书件的现身，表明徐序至迟于1921年夏即于四川成都影印行世，1933年成都志古堂刻印本所录徐序，应当也是据此转录的。与《湘绮楼手迹》同一年现身的，时间上可能稍晚两三个月的前述那一册《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即所谓自注本之影印本，十分巧合地先后出现于成都与上海两地。当年若有心搜求，如钱、瞿、黄等学者，各版本应可齐备(12)。

故于20世纪30年代间，用于授课的学术著述《现代中国文学史》、用于文化研究的《新民杂志》、用于信息交流的《中央时事周报》之上，先后均出现了关于《圆明园词》自注本与徐序的相关介绍与研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圆明园词》的王氏自注本，还曾出现于1931年营造学社举办的“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上(13)。作为参展重要文献之一，王氏自注本可能借此机缘，为观展者所知悉，其公共知名度也随之有所提升；且此次展览时间为1931年3月21日，早于上述各类记述与论文的正式发表时间。那么，前述钱、瞿、黄等学者，是否正是通过此次展览知悉王氏自注本的存在，并据此做出了后来一系列的研究论述，也是颇值得探究一番的话题。不过，因相关史料未详，且更因限于本文主题及篇幅，这一话题只能留待来日考索了。

十一、王闿运为什么主张迁都

接续前议，返归正题。话说除了学识、史识、胆识之外，瞿兑之还更看重王氏自注本中对时政的一个建议。瞿文中这样写道：

然吾尤重其移都之议也。其自注曰：“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以明太宗先建藩国于此，又知江南之不可都，而惮于改作。当国盛时，无敢建言移都者，及夷兵将入，欲往长安，而督抚言不便，至今益无可往矣。余欲建言及今迁都，以大臣庙谟皆无远略，两宫九重不得引对，徒上封事无益众议也。”此在七十年前，不得不讶为石破天惊之论矣。

从上述这一段引论王闿运“自注”的内容来看，瞿氏对于王氏“移都之议”，是颇感惊叹兼有叹服之意的。随后，瞿氏则将燕京之地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过程，以及时至晚清确实积重难返而有“移都”之必要的观点，充分阐发了出来。这一段记述摘录如下：

燕京之形势尤重于天下，实自安史。安史败而降将承其余绪，擅兵甲形胜以控全局，以至于辽。中原迭乱，文物渐隳，惟燕京独安，颇存故唐之遗。金元踵事，益乘中国多故，粉饰崇侈，极尽王制巨丽。明太宗习于胡俗，狃于霸基，因故元之宏规，兼东南之奢丽，数百年来，莫有能易。

……其实腥羶窟穴，风俗偷堕，生计壅塞，久辱首善之称，徒容政本之蠹，有识者早知其不可久也。燕京之弊，极于明代。盖漕南米以饷坐食，蠹其中者愈多，而生计愈废。万历中，徐贞明请大修畿辅水田而停漕米，时论群起挠之，盖宁使畿辅荒芜而不肯捐坐食之便也。雍正中，当宁睿明，知水利不修，水害将见，将为根本之患。以亲王介弟督其事，辍台阁侍从预其谋，乃不旋踵亦为庸臣所坏。自此极保定以南，皆为浮沙所没，而永定时虞泛滥，步糜巨金，民患昏垫，莫之能救。辇毂之地，黄埃蔽日，道路不可修治，疾疫因之而作。

……有清之季，后先生而废迁都之论者，有南海康氏，惟我先公亦尝抗疏，而廊庙不省，至庚子而已无及矣。

可以说，瞿文有近半数篇幅皆用于阐述王氏“移都之议”的历史必然，对这样的远见卓识予以了极为详尽的考察与验证。行文将末，又提出晚于王氏有“移都之议”者，还有康有为，并捎带出“惟我先公亦尝抗疏”的史事来。

这里提到的瞿氏先公，即指瞿兑之的父亲瞿鸿（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同治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先后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1900年“庚子国变”，随慈禧逃至西安，因“护驾”有功，晋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后任外务部尚书，恩宠优渥，常常独承召对。后曾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因直言触怒慈禧，以揽权恣纵罪斥罢回籍。瞿文中所言“惟我先公亦尝抗疏”的史事，可能即与此事有关，但与“移都之议”无关。瞿氏行文至此，恐怕亦是睹词忆往，禁不住将其先公遗事随笔抒发一下罢了。

话说这瞿氏先公，与王闿运既属同时代同朝中人，政见或亦相近，且又皆为湘籍同乡，自然还多少有些交谊。据查，就在辛亥年春，即1911年春，瞿宅超览楼中，齐聚湘籍学界文坛“二王”，一为王先谦，一即为王闿运，更兼日本学者村山正隆等人，是为“超览楼禊集”，可谓晚清湘籍文士群体的一次重要聚会。

当时王闿运弟子齐白石（1864—1957），也曾应其师之邀一道参加了此次聚会。齐氏因之“得见超览楼诸公子”，与瞿兑之初晤于此。二人年岁上虽然相差整整三十岁，却因皆曾师从王闿运，仅就同为王氏门下而言，二人确还有着同门师兄弟的一份特殊关联。此次聚会之后，二人结下的忘年之交，也随之延续久远。

此次聚会中，王氏曾嘱齐氏为此次聚会绘图纪念，但因种种原因，齐氏未能即刻完成画作。此事遂一度搁置达二十余年。直至1939年，瞿兑之登门访晤，出示瞿、王二人诗集，以之重提旧事，齐氏为之感怀之际，抱病挥毫，终于勉力绘成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图卷末端有齐氏长跋一通，原文如下：

前壬子(14)春，湘绮师居长沙，予客谭五家，一日湘绮师笺曰：明日约文人二三，借瞿超览楼宴饮，不妨翩然而来。明日饮后，瞿相国与湘绮师引诸客看海棠，且索予画禊集图，予因事还家乡，未及报命。后二十七年(15)，兑之公子晤予于古燕京，出示相国及湘绮师超览楼禊集诗，委予补此图。予复题三绝句：

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 追思处处堪挥泪，食果看花总有恩。（前甲辰，予侍湘绮师游南昌七夕，师以石榴啖诸门客，即席联句）

送老还乡清宰相，居高飞不到红尘。 一日楼头文酒宴，海棠开上第三层。 （相国自谓海棠树高花盛，长沙无二）

清门公子最风流，乱世诗文趁北游。 二十七年浑似昨，海棠开候却无愁。

己卯秋九月大病后，手不应心，强涂塞责。白石齐璜。

虽则抱病挥毫，可忆及前尘往事，追怀无尽、感慨万千之际，下笔千言，仍是难免。一幅《超览楼禊集图》，看似构图简单，寥寥数笔，仿佛“强涂塞责”之作，可这题于画卷末端三百余字的长跋，却又将这简单画面中并不简单的历史背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长跋中所附“三绝句”，第一首为侍游王闿运时的旧作，权作怀缅先师之意；第二首为追忆瞿宅海棠花树，是为忆念与瞿氏故家旧时交谊之意；第三首则是题赠“清门公子”瞿兑之，专为酬答这份忘年交谊而作的。

综上所述，可见这瞿氏先公与王闿运的交谊，乃至瞿兑之曾师从王氏的故实，借由此次超览楼禊集的事迹，以及齐白石为之所绘《超览楼禊集图》并跋文题诗的内容，俱已可见一斑。此外，齐氏生前自撰自书的带有个人简传性质的《白石自状略》稿本中，也明确述及超览楼禊集事迹，以及瞿兑之访晤并补绘《超览楼禊集图》一事，足见其人对这一关涉自己早年生涯的事迹之重视。

由上述这些故实、事迹、画作、诗文着眼，亦可知瞿兑之撰成《王湘绮先生（闿运）圆明园词自注》一文，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或治学旨趣，个人深为先师史识与政见所感佩，有意为之阐发弘扬的心态，也是蕴含其中的吧。

话返原题。且说这王氏“迁都之议”固然确为有清一代罕见之先声，瞿氏对此极为看重，也着重予以考证和抒写，似亦符学术常理。可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瞿文写作的历史背景，时间恰为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一年。瞿氏行文之际，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势已路人皆知，中国全民族抗战大幕也即将开启。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就曾决定迁都洛阳。同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曾在洛阳召开，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并开始了陪都筹建工作。所以，还曾一度有迁都西安之议。只不过时至同年5月5日，因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又将政府机关迁回南京，“迁都”时间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左右。瞿文撰发后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基于国内资源布局与战略部署考虑，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又决定，将政府主要机关迁至西南大后方—重庆。重庆也因之一度成为陪都。

而且，当时的中国政局之下，不仅仅是社会各界关注与热议的“迁都”问题，几乎与之同时出现的问题，还有抗战中的北平故都文物及故宫文物，是否也需要“南迁”以避战火焚掠。这一问题，又几乎与当年圆明园罹劫是否可以预先避免的问题，有如出一辙的意味，又似有古今同理的规律了。

因此，瞿文看重并着重抒写王氏自注中出现的“迁都之议”，并非全然着力于文史考证，而应当是有着某种“借古鉴今”的现实关照之意的。文中本亦有“借题发挥”之语称：

吾尝经行燕赵名都，然迁都于平日，素有预备，可也。因兵革以迁之，则无益而滋害也。……必欲迁都，常（尝）法魏孝文之迁洛阳，隋高祖之作大兴耳。是事豫则立之效也。

至于当时坊间民众、文坛学界皆颇为关注，且传播已久的圆明园罹劫实为“由奸民勾结敌兵为之”的故实，大都以为源于且仅见于《圆明园词》的观点，瞿文也有明确回应。对此，瞿氏以为“此说亦见他家私纪，当为官书所讳，乌得疑而诋之”，并附注称此说亦见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意谓默认这一故实者，学界多有其人，并非其一面之词。

毋庸多言，因《圆明园词》作者自注本的存世，对这一作品的创作动机及历史背景，于当世及后世读者而言，确能有更为深入与充分的认识。可因其“事严语秘，未应广传”，作者生前明确称“自注之文，不登己集”，当时欲从正式出版物中，一窥此王氏自注本真容已无可能。

其间，有王闿运友人徐树钧为《圆明园词》撰序，此序主要观点确为据王氏自注本演绎而成。当世文士因欲睹王氏自注本而不得，转而研读徐序者亦复不少，以此揣测自注本内容，一时传闻蜂起，众说纷纭。

事实上，王闿运生前可能曾誊抄三份《圆明园词》，分赠友朋。其中，仅有一份私赠友人萧价藩者，乃是带有自注的誊抄本，至为难得。萧氏对之极为珍视，一直秘藏不宣，偶有萧氏亲属抄录副本流传。坊间对此早有传闻，可当世文士却仍难得一见。即便如谭延闿这般名士，也曾念想二十余年不得一睹。对于相当一部分关注这一版本的时人而言，只是仅知其存世，却终不见真容。

1921年，因萧氏家道败落，自注本转售于湘军将领唐荣阳，复又转托曹惠遍索名家题跋之后，终于将原本付诸影印传世，题名为《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可是，此影印本亦非大量出版可随意购置之普通读物，即便如知名学者瞿兑之也称此本“曾景印分赠知好，而所传未广”。

1936年或稍早，瞿氏获见此影印本之后，深感有将之化身学术公器，付诸学界广泛研讨之必要，遂撰发《王湘绮先生（闿运）圆明园词自注》一文，并将据影印本转录而来的、带有作者自注的《圆明园词》全文附后，一并发表。

然而，瞿文发表一年之后，七七事变旋即爆发，刊发瞿文之《新民》杂志也随之停刊。刚刚开启的学术研讨之发端，瞬间因国难中断。此后，国人历经八年艰苦浴血奋战，终获抗战胜利，孰料迅即又入内战困局。在此变幻莫测之历史剧变中，不仅自注本原件下落不明，即便影印本《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也渐为罕见之物，遑论展开充分研讨，即知见此本者也实不多矣。

笔者有幸，于《圆明园词》及自注本撰成一百五十年、《湘绮楼自书圆明园词》印行一百年后，终于获见全帙，实在是欣快无已。为此，草撰本文，初步勾勒出自注本百年流转之传奇历程，寄望更多读者与研究者了解这一版本的历史价值，以期为更进一步研讨重启新的路径。

附录：

圆明园词（并序）

圆明园在京城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里许，世宗皇帝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沜，乐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源玉泉山，曰瓮山，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澹，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

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缔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匾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乾隆间浚池，发金银数百万，时国运方兴，地不爱宝，上心悦豫，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元明以来，未之闻也。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昕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

文宗初，粤寇踞金陵，盗贼蜂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贼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上悯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凄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发题，忧心焦思，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喜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寺诸臣，无所磨励，颇袭旧敝。晚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船，至广东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期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夷使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广州。咸丰元年(16)，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各国，乘粤寇鸱张，中国多故，复以轮舶直入大沽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乃潜至海岸，买马数千，募群盗为军，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称西洋马队，闻者恐栗，夷马步登岸，我未陈而敌骑长驱矣。十年六月(17)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将起，环问守卫禁兵，无一在者，乃自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发，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府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与夷帅，各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以海关税银三千六百万，而夷人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王公奏言，未敢斥夷，文丰与主事惠丰，同死于园，不称殉节，但言遭兵燹而已。

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驾热河，今上即位，奉两宫皇太后还京，垂帘十载，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来贸易，设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毁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构衅，日以难我，应之不暇，盖岌岌乎华夷杂处，又忽忽十有一年。园居荒墟，鞠为茂草，西山大寺，夷妇深居，予旅京师，恻然不敢过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辇下，追话旧游，张子雨珊亦以计偕来，约访故宫，因驻守参将廖承恩许为道主。四月十日，命仆马同过绣漪桥，寻清漪园遗迹，颓垣断瓦，零乱榛芜，宫树苍苍，水鸣呜咽。由辇路登廓如亭，南望万寿山，但见牧童樵子，往来林莽间。暮从昆明湖归，桥上铜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铭，朗然可诵。明日访守园者，得董监，自言：“年七十有余，自道光初入侍园中，今秩五品，居福园门旁。”导予等从瓦砾中循出，入贤良门而北，指勤政、光明、寿山、太和四殿遗址，前湖圆明寝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坏壁犹立，拾级可寻。董监言：“东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为乐安和，诸妃嫔贵人居也；洞天深处，皇子居也。清辉殿为文宗重建，与五福堂、镂月开云台、朗吟阁皆不可复识。”镂月开云者，即所谓牡丹春者也。世宗为皇子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寿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后制诗，常夸乐之。经其废基，裴回惄焉。东渡湖，为苏堤、长春仙馆、藻园，又北为月地云居、舍卫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乐处，仅约略指视所在。东北至香雪廊，阶前茅荻萧萧，废池可辨，有老监奉茶自池畔出，讶客所从来，颇似桃源人逢渔郎也。渡桥循福海西行，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泻千顷。望蓬岛瑶台，岛上殿宇，犹存数楹，惜无方舟不达。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响，董监示予：“此管园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双鹤斋，又西过规月桥，登绮吟堂，经采芝径，折而东，仍出双鹤斋。园中残毁几遍，独存此为劫灰之余，乱草侵阶，窗棂宛在，尤动人禾黍悲耳。双鹤斋西，为溪月松风，翠柏苍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宫人驱羊豕下来。东过碧桐书院，地跨池上，东为金鳌，西为玉，坊楔犹存。又东去，皆败坏难寻，遂不复往。暮色沉沉，栖乌乱飞，揖董监，出福园门，还于廖宅。廖，沣州人，字枫亭，少从赛尚阿、僧格林沁军，亦能言行间事，感予来游，颇尽宾主之欢。既夕言归，则礼部放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予与壬父每相过从，念言园游，辄惘惘不自得。壬父又曰：“园之盛时，纯皇勒记，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罢南幸，宣宗尤忧国贫，秋狝之礼，辍而不举。惟夫张弛之道宜及，嘉道时，补纯皇倦勤之功，而内外大臣，惟务慎节，监司宽厚，牧令昏庸，讳盗容奸，以为安静。八卦妖徒，连兵十载，无生天主，教目滋繁，由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故也。江淮行宫，既皆斥卖，国之所患，岂在乏财。”又曰：“燕地经安史戎马之迹，爰及辽金，近沙漠之风矣。明太宗以燕王旧居，不务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园居单外，非所以驻万乘，废而不居，盖亦时宜。”

予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园宫。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愤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而比年备办大婚，费以千万，结彩宫门，至十余万，公奏朝廷动用钱粮，婚以成礼，岂在华饰？若前明户部司官得以谏争，予且建言矣。又予闻慈安太后在文宗时，有脱簪之谏，《关雎》《车辖》之贤，中兴之由也。又园宫未焚前一岁，妖言传上坐寝殿，见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阶，明日，至祠谕祀之，未一期而园毁，岂能定欤？子能诗者，达于政事，曷以风人之意，备《繁霜》《云汉》之采？”于是壬父为《圆明园词》一篇。而周学士(18)、潘侍郎见之，并叹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予以此诗可传后来，虑夫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乃为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长沙徐树钧撰。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

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

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

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

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原。

渟泓稍见丹棱沜，陂陀先起畅春园。

畅春风光秀南苑，霓旌凤盖长游宴。

地灵不惜瓮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

圆明始赐在潜龙，因回邸第作郊宫。

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

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

甘泉避暑因留跸，长杨扈从且弢弓。

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

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开双境。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

殷勤毋佚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

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

吏治陵迟民困痛，长鲸跋浪海波枯。

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

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然已至。

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

此时先帝见忧危，诏选三臣出视师。

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

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

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

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

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

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

玉辂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灯事。

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

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

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

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

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

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

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

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

妖梦林神辞二品，佛城舍卫散诸方。

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

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网。

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

宁知乱竹侵苔落，不见春风泣露开。

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倒薤。

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蠃黛。

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

芦笳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

上东门开胡雏过，正有王公班道左。

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

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

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

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

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

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

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

总饶结彩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

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

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莺柳斗宫花。

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

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