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故宫”的词性及其他

“故宫”一词，原意是指旧时的宫殿，但凡指称废旧的宫殿，俱可使用，并非专有名词，也并不一定寄托着深沉厚重的寓意。

“故宫”一词，最早的应用实例始于何时，尚无从确考。但《汉书·食货志下》中，已见应用。文中有曰：

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

如果说一定要有所抒情，借用这样一个词语，自然可以带有一些王朝兴废、鼎革沧桑的意蕴。唐代杜牧有《隋宫春》一诗，就曾用到“故宫”一词来抒发对隋代亡国之因的感悟。诗云：

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

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

应当说，杜牧此诗乃借前朝兴废之迹，抒鉴古察今之意，确有简明总结历史经验、发挥历史本身对后世的教化之用。那么，直接经历亡国之痛，眼睁睁看着本朝宫殿化作“故宫”，则更应是另一番切身入骨之痛。北宋末代君主宋徽宗就曾写有一阕令后世学者及读者都颇为之动容的词作《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这一词作，写于1127年“靖康之变”的北宋王朝覆灭之际，乃是徽宗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往北方五国城途中偶见杏花，托物感兴之作。词作中也提到“故宫”一词，有这么一句饱浸血泪的亡国之叹：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宋徽宗的《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曾被近世学者王国维（1877—1927）叹为“血书”，作者伤心之痛，读者伤怀之重，自不必赘言。至此之后，但凡借“故宫”一词来感兴抒怀者，大多已不出抒发兴废无常这个圈囿了。唐宋已矣，元明更迭，至清代覆灭，帝制时代终结之后，“故宫”一词逐渐脱离其原意与寓意，成为专指北京明清两代皇宫之建筑遗产的名词。这一名词，随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近百年应用实践中，开始出现专名化倾向。

一、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的“故宫”一词

那么，在专名化之前，即始自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宣布退位之后，到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这段时间里，“故宫”一词，专指北京明清两代皇宫又肇始于何时？时人又是怎样应用这一词语的？是着重于原意，还是仍偏重于寓意之应用？简言之，是不带抒情色彩的常规指定式应用，还是仍借之抒写所谓遗民情怀呢？

显然，不必做过多烦琐精细的考证即可推定，这两种方式的应用，应当都曾有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稍感兴趣的读者，恐怕都曾接触与了解到这样一种史实，即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为今人所敬仰的近现代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抱有遗民情怀，都会在使用“故宫”一词时，或多或少地倾注与抒发若隐若现、忽明忽暗的伤古悲今之意。

应当说，这样的现象，乃是20世纪上半叶普遍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因素当然与相当数量的遗老遗少有关。这部分遗民群体，因世代领受清廷爵禄恩荣，难免触景生情，追怀往昔岁月，感叹世事无常。还有一部分以遗民自居的群体，本身并非贵族仕宦，但因对前朝文化、制度乃至生活方式，都有着相当认同与怀念，故而不免对王朝覆灭也心生哀愁，往往要借题发挥，伤今吊古一番。

然而，并不以遗民自居的社会群体中，本即随革命而投身新时代，完全可以也应当成为“新民”的这部分群体中，却也不乏怀古之幽情，对前朝旧事抱有浓厚兴趣者。这些好古怀旧者，在搜采掌故旧事、考索野史逸闻方面，往往有着惊人的敏锐度与热情，常常有“换位”与“穿越”的精神向往—与古为徒，与古人相往还的“古欢”，令他们乐此不疲，孜孜以求。因此，这部分人在使用“故宫”及其相关词汇时，通常也带有极富感染力的情感色彩。

除了上述这三大群体之外，对于“故宫”一词，完全不带抒情色彩的常规指代式应用，在这一词语专名化之前反倒不甚常见。至少，在公共文化领域里的传播力度与广度，反倒相形见绌了。有意思的是，随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正式成立，这样的情况却又完全反过来了。

以“故宫”一词指代那个作为公共场所、国民遗产的博物院，别无其他意蕴的情形，逐渐成为国人在使用与应用这一词语时的常态。遗民、以遗民自居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隐匿，或者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便好古怀旧者的群体，也逐渐将“故宫”一词予以专名化应用，以便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表述与抒写相关见闻与见识。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当这三大群体无法也不可能成为“故宫”一词专名化的阻力之际，今人言说“故宫”专指博物院场域的情势，也逐渐造就，不可逆转了。

如果乐于做事后诸葛亮式的解说，当然可以将这一反复的历程，简单且坚定地称为“历史的必然”。同样地，如果不那么简单且坚定地来看待这一历程，则可以将其视为“历史的偶然”所造就的“不确定性”之反映。

二、《故宫漫载》里的“故宫”场域

仅据笔者所见，自1912年2月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以来，最早见诸公共文化领域的，专指包括各处御苑在内的北京明清皇宫这一历史遗存的“故宫”一词，可能源自《故宫漫载》一文。(1)此文曾被沪上知名学者、报人胡怀琛（1886—1938，又名胡寄尘）辑入其编著的《清季野史》一书，于1913年4月，交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

《故宫漫载》一文，列于《清季野史》一书的目录页上，很容易让读者以为这是一篇由一位作者单独写成的文章，或许还是一篇篇幅较大，以分章“漫谈”式写作手法写成的掌故体散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宫漫载》之标题，乃是一组由多位作者写成的短文汇编之总题目。

事实上，《故宫漫载》包含了《颐和园纪游》《颐和园赋》《望江南》《记圆明园》《记三海》五篇文章，作者署名分别为“柴栗楶”“杨小欧”“王佑遐”“钵提”“餐英居士”。《故宫漫载》之标题，由刘识微所提出。但“刘识微”之名无法查考到任何线索，可能只是胡怀琛虚托的一个笔名罢了。

无论《故宫漫载》这一标题出自何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故宫”概念，或者说此组文章被统一冠名为“故宫”的场域，全部是御苑性质的所在，即皇家园林的处所，还并没有包括今人更为熟悉的北京明清皇宫，即所谓“紫禁城”的那一部分。

组内前三篇俱写颐和园（《望江南》有编者按语，称此词作于光绪时，皆咏颐和园故实，故录之），后两篇分写圆明园与“西苑三海”。所谓“西苑三海”位于北京皇城之西，由北海、中海、南海所组成，明清时期称为“西苑”，故名。由此可见，时人心目中的“故宫”，或者说可以见识到的、可资记述的“故宫”，还仅仅停留在有幸或者寻机能够游览到的御苑场域之内。须知，“西苑三海”为大内御苑，圆明园与颐和园为离宫御苑，即便时至清末，后两处御苑虽因历次焚掠而毁圮破败，可仍属皇家禁地之一，也并不是常人可以随便出入的，更不必说作为公共场所对外开放了。

时至1912年2月清帝逊位，因《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前清皇室成员仍居驻于“宫内”，紫禁城仍属禁地，举国民众并不能将之视作公共场所而随意出入游览。这时的皇宫里，仍生活着逊位于民国的皇帝与皇室，还不能完全视之为历史遗迹，自然还有人会用“故宫”一词来加以指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如胡怀琛这样见多识广、敏锐博洽的学者，与时俱进、应时而动，提出“故宫”这一词语，赋予其专指北京明清皇宫（尤其是清末皇宫）的时代寓意，已然可谓先进；但承载与抒发这一词语寓意的时空场域，也还只能局限于御苑层面，无法深入宫禁之内。

诚如《故宫漫载》里的首篇文章《颐和园纪游》一文开首所记述的那样，即便在1910年前后，大清帝国覆亡前夕，出入残破御苑者也只能是官府内部人员及相关办事人员，还有外国使节及其亲友之类。文中开篇即语：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予因贡呈书籍赴京，约随俞、李两君，乘驷轮马车，出京西二十余里之海甸挂甲屯工业教养学堂，当承该堂范雨农监督，介绍至颐和园。经门房太监总管，派一宫监孙石者，导之前往。出东角门，过仁寿门，见殿宇巍巍，上题额三字曰“仁寿殿”。甫上台阶，见有西国男妇数人，向管茶点宫监分赏钱物，旁立戴蓝顶者，询为引领西人游毕而出者也。

寥寥百余字，将出入御苑者的情状，简明地勾勒了出来。与官方机构确有业务往来，确系“良民”，再经内部人员引荐介绍，再由宫内太监导引，方可入内。国外“嘉宾”则由“戴蓝顶”之官员亲自引领，更有诸宫监陪侍左右。

据作者郑重其事于篇首记下的游园日期，“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可知游园日期实为1910年12月16日，此时距武昌起义已不到一年时间，距清帝逊位也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罢了。此时能步入御苑者，仍不是普通百姓，仍属有关系或特权者。御苑仍属御用，宫禁依旧森严，更遑论紫禁城本体。因此，专指北京明清皇宫遗迹的“故宫”这一概念，更是无从说起。

此文及其他四篇文章，皆写于清末，均未提及“故宫”一词。约两年之后，汇编者将这么一组清末抒写御苑风物的文章，一并冠以《故宫漫载》之总标题，辑入《清季野史》一书中正式出版。这在当时刚刚推翻帝制，清室仍居紫禁城中，国内时局尚不明朗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可谓胆魄过人。

另外，这组文章的汇编出版，也为那个时代的公众考察北京明清皇宫遗迹，提供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符合历史实情的视角—在紫禁城仍不得入的前提下，不妨将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本就属于“故宫”之一部的御苑，纳入游览观赏、怀古鉴今的公共文化场域之中。当然，这一视角可能基于汇编者自身的识见自发而来，并非刻意设置这样一种寓示，普通读者或者说当时的大众读者，恐怕也不会因这么一个标题，就此开启自己关于“故宫”之文化想象吧。

不难发现，《清季野史》出版前后，一大批披露所谓皇宫生活、皇室生活的报纸读物，已然广为刊印，风行一时了。但在这些报纸文章与通俗读物之中，却鲜有对“故宫”一词加以细致推绎、精心解说者，更不必说专业考察、严格求证者。事实上，帝国覆亡后的国内读者，绝大部分对皇帝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皇宫的兴趣；对皇室生活的兴趣，更是远远超过对皇宫遗迹的兴趣。当然，1925年之前的逊帝与皇宫，仍属“禁地”，所有关涉于此的见闻与记述，对国内读者而言，都有着禁书一般的巨大吸引力。

因此，顺应这一时代需求，满足这一消费诉求，尽可能快捷、大量地制造出这类通俗读物及相关信息，而不是细察精研地考究“故宫”一词的应用范畴及其寓意，成为1912年（民国元年）至1925年（逊帝溥仪被迫离宫至故宫博物院终于创立）这一时期，国内公共文化场域里相关主题传媒的鲜明特点。与此同时，“故宫”一词在实际应用中呈现出混杂多元的词性，可以说异彩纷呈，也可以说芜杂零乱。

这一时期，因历史特殊原因和《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故宫”这一概念本体之主体尚未完全形成，关于“故宫”一词的应用，也就难免各有各指，各表各态。翻检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一宫多表”与“各表各宫”的情形时有发生，当时的记述者与读者可能未必在意，后世的读者则可能不明就里，理解起来颇感吃力。

应当说，这一时期关于“故宫”一词的应用，无论是其指代的范畴，还是有所影射的寓意，都还没有普及到大众充分参与的程度，都还没有具备在公共文化场域中形成共识的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故宫”一词的应用，还掌握在拥有相关的经历经验，有着相应的见闻见识，且还有着相当的公共影响力的一部分遗民群体、文史学者及报界、出版界人士手中。

简言之，他们怎么记述与发表，是他们的自由与话语权；读者怎么理解与认识，也是读者的自由与知情权。二者并不冲突，也可以互动，但没有当代文化意义上的作为公共博物馆的“故宫”之统一概念，这是历史事实，也确为历史实情。

反观《故宫漫载》这一汇编性质的书稿章节，将大内御苑与离宫御苑视作可资抒写的“故宫”概念之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出版物中，确实已为先行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亦为难能可贵之举。可在国外出版物中，尤其是那些在清末游历出入过御苑禁城，甚至直入皇宫内廷，与清室帝后均有过密切接触的西方人士所记述的“故宫”观感，早已将大内御苑与离宫御苑，视作重要的抒写场域。

三、西方人士眼中的“故宫”一词

在这些国外出版物中，直接记述皇宫内廷的，即“故宫”本体之主体部分的内容，大多是以帝后起居、仪礼细节及相关人物言行举止乃至心理活动的刻画为核心展开的，并不以皇宫本身的实体物象与文化意象为侧重。关涉富于东方特质的景物景观之描述，关涉基于中国特色的文化文明之记述，往往出现在抒写附属于紫禁城的御苑生活的章节中。

此外，还需加以注意的是：这些国外出版物的作者中，有些是亲历亲闻，确曾出入过紫禁城者，但能随侍清廷皇室左右，长期寓居“宫内”者毕竟是少数，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主要是在御苑接受诏见与聚会，或因公务之便与清国皇室偶有接触，能够常规游览之处，也通常只能是御苑而已。因此，这相当一部分作者的“故宫”忆述，往往“御苑”也占了很大比重，甚至就是全部。

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士眼中，从某种程度上讲，Summer Palace（夏宫，涵盖所有御苑）是比 Winter Palace（冬宫，意指紫禁城）更富于东方魅力与情趣的独特场域。如果说Winter Palace乃是皇权至上的象征性空间，那么，Summer Palace则是文化蕴藉的艺术性空间。当然，在描述Summer Palace时，还有一些细分之举。如当时已经被焚毁，仅余残迹的圆明园，又写作Old Summer Palace，或直接音译为Yuan-ming-yuan，Yuanming Garden，Yuen-ming-Yuen（德文）；而尚可游观的颐和园，径直仍用Summer Palace一词，一般并不直接音译为Yiheyuan。至于Winter Palace，也有写作Forbidden City（禁城）者，则是为了强调皇家禁地的无上权威。所有这些细分之举，一方面可以视作西方人士对中国皇宫的常规表达中的一些专名化趋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体味得到西方世界或者说西方话语体系里，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汉语意义上的，公共应用极为多元繁复的、文化意蕴极为丰富微妙的“故宫”这一概念。

在这些国外出版物中，Old Palace一词也一度出现过，不过其基本意蕴，仅就直译而言，乃是“旧宫”而非“故宫”。“旧”与“故”的一字之差，看似互通同义，但在汉语体系里，又有着可大可小的歧异之处。这里的“旧”，强调的是陈旧、废旧、破旧之意，是仅指实体物象而言的，与故土、故国、故都、故宫中的“故”字之文化意象，不可相提并论。但汉语体系里带有浓厚文化意象的“故”这个字，在西语体系，尤其是英文体系里，似乎并没有特别合适的对应单词，且约定俗成的Old Palace一词，在西方人士眼中，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乎，Old Palace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代中国的“故宫”，也可以用来指代任何一所废旧的宫殿，当然也可以用Old Summer Palace来指代被焚毁的、废旧的夏宫—圆明园。虽则如此，译介这些国外出版物内容的中国学者或作者，往往会根据汉语应用的习惯与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将Old Palace一词译为“故宫”，而不论这一“故宫”的译法，是否就原著（作）者的“旧宫”之意有所增饰。甚至有时还会因这一“故宫”的译法，使得中国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原著（作）中的“旧宫”，本义乃是一位已死亲王曾经的府邸罢了（此例后文将提及）。

能在清末入宫觐见并随侍皇室左右的西方人士，从国外各种报刊及出版物的相关记载来看，似乎不乏其人，不胜枚举。不过，在相对较早将其宫中生活经历及“故宫”观感，以公开出版的方式披露出来，其作品又最早被译介到中国国内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性，乃是慈禧太后的御用画师、美国人凯瑟琳·A.卡尔（Katharine A. Carl，1865—1938，最初中译名为“喀尔”）。其著作《慈禧写照记》（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由美国纽约世纪出版公司（The Century Co.）于1905年初版。其后经过1906年、1907年、1926年多次再版重印，在西方读者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书的中译本，最为通行的书名即为《慈禧写照记》，于1915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同年11月，此书又有以《清慈禧太后画像记》为名的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同类题材的中译本里，此书在中国国内的出版印行时间，无疑是名列前茅的。

殊不知，《慈禧写照记》中译本在尚未结集出版之前，即于1914年3月19日，内容在上海《时事新报》首发，并连载至6月29日，共计101次刊发（后汇编出版，即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清慈禧太后画像记》）。仅就笔者所见所知，这一中译本无论是从刊发时间，还是从连载频次上着眼，在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中译本发表史上，堪称首屈一指。由于先是经报刊连载，再予结集出版，《慈禧写照记》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也随之进一步扩大。

在整整三个月、上百次的连载中，译文里的“冬宫”“夏宫”“海宫”等，实际用于指代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新见词汇频频出现，以及在卡尔其人在这些“故宫”场域中的生活场景种种之书写，令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其中，明确译为“故宫”的词语，也已出现，第三章标题即为“醇王故宫”。这里提到的“故宫”，竟是一位已死亲王曾经的府邸。显然，这里的“故宫”若直译为“旧宫”，反倒更为适宜；或径直摘用章节内文首句“余与裕夫人等同居一宫，宫为醇亲王之故邸”的译法，题为“醇王故邸”也不错。毋庸多言，书中将卡尔女士原文中的Old Palace（指醇亲王府）译作“故宫”，这当然不是卡尔女士的错误。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是中译者的错误。

须知，当时的中译者，还根本没有今人对“故宫”一词专名化的倾向与应用经验—“故宫”就是“旧宫”，旧宫殿、旧宅邸、旧府第，都可以译作“故宫”，并无什么不适宜之处。由此可见，在《故宫漫载》已问世一年有余之际，国内从事译介外国著述的报刊作者，还没有将“故宫”一词专门用于指代北京明清皇宫遗存。与此同时，“冬宫”“夏宫”“海宫”等直译过来的宫苑词汇，反倒言简意赅，虽不曾常用，却也明白其指代之意，中国读者也能接受。

四、民国初年报刊上的“故宫”一词

且说在清帝逊位之后的民国初年，如《清季野史》这类题材的书应当颇受大众读者青睐，销路也应当不错。据版权页显示的信息，此书同年（1913年）11月即再版，1915年三版，1919年四版，1920年五版，1925年9月六版（之后未见加印），可以说，当年属常销类书籍，一直到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前一个月，都还在重版加印。

《清季野史》一书十余年常销不衰，且书中《故宫漫载》启用了专门指代包括各处御苑在内的北京明清皇宫体系的“故宫”一词，后世研究者或许可以说《清季野史》是这一词语专名化的肇始者与有力推动者。但这一肇始的公共效应究竟怎样？十余年的推动之下，是否真能使广大读者接受“故宫”一词的专名化，并在应用这一词语时自觉进行专名化指代？这些问题，恐怕并不是搜求几部关涉这一问题的国内外早期出版物，再辅助检核一下同时期主流媒体报刊就能轻易加以剖析与评判的。

虽然1913年的国内出版物中出现了《故宫漫载》，可1914年的上海报纸上却又将醇王旧府译作“故宫”，进而在1915年结集出版《清慈禧太后画像记》时，仍然有这样的“故宫”一词出现在国内出版物上。显然，“故宫”一词的专名化，并不是一两年间就能够确立的，至少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的十余年间，这一词语的中外用法都还是相当自由随意，且经常可以互相包容、并行不悖的。

尽管如此，仅从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与渗透力着眼，至少可以从中窥见，在推翻清廷帝制、创立民国之际，“故宫”一词逐渐演变为专门指代包括各处御苑在内的北京明清皇宫（尤其是晚清时代的皇宫及其附属建筑）这一历史遗迹的名词，乃是通过无数类似于《故宫漫载》这类报纸文本与出版物的大量应用、广泛传播与长期流布，方才造就而成的。

可以说，“故宫”一词在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的专名化倾向，正是通过报纸与图书的传媒合力，在潜移默化之间悄然达成的。至此，“故宫”一词，除了有遗民情怀者与怀旧癖好者对之加以应用与抒写之外，其专名化应用者也迭次涌现，且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

时为1914年2月20日，也即《清季野史》一书初版不到一年之后，上海《时事新报》第5版刊出了一则以“故宫”指代晚清皇宫的简讯，不过，这则简讯里的“故宫”，还不是指北京皇宫，而是指奉天皇宫（即今称“沈阳故宫”者）。报道原文如下：

奉天故宫第二批宝物运京

奉天为满清发祥之地，故清室入关以来，曾将中国历代帝王所有各项珍奇物品，多送往奉天，故奉天故宫中，积存宝物，为数颇巨。前经政府与清皇室议妥，将妥天（疑为“奉天”笔误。—笔者注）故宫中所贮存宝玩，悉运到北京，拟归博物院内作陈列品。日前第一次已运到多物。刻闻第二次所运之宝物，已由京奉铁路送到北京，约计有百箱云。

当时的奉天皇宫，因早已空置，并无清室寓居于此，故称其为“故宫”已名副其实。又因宫内古物将迁运至京，这一新闻应当及时公之于众，所以“奉天故宫”之名，迅即登上了这份民国初年的上海报纸。

仅据笔者所见所知，以“故宫”一词直接指代清代皇宫，见诸国内都市主流媒体中，这则简讯可能是发布时间最早者。虽然这则简讯里的“故宫”一词，还并不是用于指代北京清宫，但毕竟已肇其端，随后的拓延性及专名化应用已然可期。

五、“大总统申令”里的“故宫”一词

出乎如笔者辈后世读者意料，却又确实符合一个世纪之前国情的是，最早发布在国内都市主流媒体之上，且还是以政府公文形式出现的，可以视作指代北京清宫的“故宫”一词，竟然是以袁世凯的名义发表出来的。

时为1915年12月11日，当时所谓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及“立法院”等，以群体“劝进”的方式，表示拥护袁氏称帝。为此，12月12日袁氏发布了一道“大总统申令”。四天后，即12月16日，这一道“大总统申令”全文刊发在了《时事新报》之上。报载此公文中有这样一段特意以加大字号印出的话语：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庆睹汉官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

这里提到的“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云云，出现在政府正式公文之中，且以“大总统申令”形式发布出来，实在有些“例外”。须知，据1914年5月袁氏政府公布的《大总统公文程式令》规定，大总统用于公布法律教令、条约、预算，对各官署和文武官员的指挥、训示，以及其他行使职权事件，可使用“申令”。显然，袁氏是要将自己称帝的一套说辞，及其个人对国运天命之类的判定与解说，视作其行使大总统职权的一种方式，对当时政府各级官员及民众予以“训示”一番。在如此正式严肃的政府公文里，出现类似“自无故宫禾黍之悲”这样带有感化教化、文史抒写意味的语句，恐怕实属破例。

遥思民国创立之后，正式公文里使用到“故宫”一词的首例，极可能正是出于这份袁氏“训示”公文之中。联系到数日之后，袁氏弃置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宝座的史实，这一道“大总统申令”，极可能也是袁氏以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份发布的政令中最后一次用到“故宫”一词。这一首一末之例，既属破例，亦属特例，实在亦是应验了这份公文里所谓“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之句的寓意吧。

不过，严格说来，这份公文里的“故宫”一词，乃是用其寓意，并没有以之直接指代北京清宫，更没有以其指代以北京清宫为主体的，包括各处离宫御苑的整个清代皇宫体系。这里使用的“故宫”一词，寓有“故国”之意，语意源自《毛诗序》对《诗经·王风·黍离》所作的小序，序文有云：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又《史记·宋微子世家》一文，亦有云：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

后世遂以“故宫禾黍”或“故宫麦秀”之语来比喻怀念故国的情思。虽语意源自《诗经》《史记》，但明确将“故宗庙宫室”简称为“故宫”，再与“禾黍”形成固定搭配的用法，并不能追溯至秦汉时代，即便唐宋时期也未见成例。

目前能够寻获到的已知的应用实例，恐怕不会早于清代。

晚清作家吴趼人（1866—1910）所著小说《痛史》，讲述南宋末年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忠臣文天祥奋勇抗元的故事。小说第十七回中，有这么一句话：

一路上晓行夜宿，只觉得景物都非，不胜禾黍故宫之感。

这一清末小说里的应用实例，即目前已知的较为知名的一处用例。这里用到的“禾黍故宫”，乃是抒写怀念南宋王朝之情。因此，“禾黍故宫”或“故宫禾黍”这一词组的用法，乃是抒写怀念故国之情思情怀的，但时至清末小说中方才形成应用成例。由于不能将“故宫”与“禾黍”两个词语分拆使用，故这一词组中的“故宫”，往往并不明确指代某一时代或某处皇宫，更不能将其径直视为北京清宫的指代。

当然，因“大总统申令”公文里将“爱新觉罗之政权”与“故宫禾黍”相提并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北京清宫，似乎也可以将这里的“故宫”，视为指代北京清宫之意。如果再联系到袁氏称帝前夕的历史背景，当天的报纸版面上也已出现诸如“总统既受帝位，清室不能再称皇室，宣统当移出皇宫，以让新皇”之类的相关报道，在这般特殊历史情状之下，这份公文里的“故宫”一词，确也可以视作指代北京清宫之意。

1916年3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诗选》栏目里，刊发了南社诗人叶楚伧（1887—1946）所写《元年》组诗三首。其中第二首的末句有云：

只有昆明湖上月，姗姗犹作故宫秋。

诗句里的“故宫”一词，因有“昆明湖”的提示，应当是明确指代包括京郊颐和园在内的北京清宫。诗题《元年》，意即所谓“洪宪元年”，“洪宪”乃袁世凯称帝之后所创年号，显然有讥刺之意。

《元年》组诗发表仅仅十九天之后，3月22日，迫于各方压力，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复又正式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作为“中华帝国”未正式登基的皇帝，袁氏的称帝之梦，从1916年1月1日改元后算起，只是在其各色公文规定及官方决议里存在了八十三天而已。

接下来的讨袁与护国运动，势如破竹，袁氏本人猝亡，袁氏政权也随之覆灭。1918年7月12日，叶楚伧以主笔而非诗人的身份，再度出现于《民国日报》报端第2版头条的《社论》一栏，刊发了《是亦恢复共和之祝辞也》一文。此文开篇有言：

张勋入北京，拥三千定武军。提溥仪出坐大殿，胡代衣冠，昙花一现。世人皆称之曰滑稽的复辟。滑稽的复辟实现，于是段祺瑞夺廊房之兵，以与张勋战，杀人数十。送张勋入荷兰使署，溥仪奄然还居故宫，而喧天赫地之共和复活纪念成焉。

此文提到的“故宫”，已然明确指代北京清宫，且为内廷部分，即当时溥仪宣布辞位之后，其仍暂居其中的区域，属宫禁之地。而紫禁城的外朝部分，即以三大殿为主体的场域，当时已辟为古物陈列所，并对外开放，不再属于皇家禁地了。

六、“反复辟”声浪里的“故宫”一词

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军阀割据与派系权争的状况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更因溥仪辞位却辞而不去，仍居于北京皇宫之内廷，复辟之议时有涌现，国内政局与时局混乱不堪已为常态。

本即通过革命推翻帝制方才创建而成的民国政权，虽然政治上一度混乱不堪，但在反复辟的立场上，朝野上下还是保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反复辟声浪也随之一浪高过一浪。清宫已为“故宫”，“故宫”应为公产的呼声，也在讨袁成功之后渐趋高涨起来。

时为1917年6月9日，一通署名为“黄祚”的致康有为的公开信，被《民国日报》刊发了出来。信中明确表示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复辟行动，并耐心规劝以康氏为代表的热衷于复辟者早日认清形势，尽快弃暗投明。信中有这样的话语：

今民国以大同主义，优待清室，尊号犹存，故宫犹在；筹八旗之生计，合五族以共和，休戚相关，曾无阶级。

信中“故宫犹在”之语，可谓反复辟声浪里，最有意针对性的历史情态，即清宫虽因王朝覆灭而为“故宫”，可已辞位的溥仪仍居留宫中—宫禁仍在，公产何在？宫禁仍在，民国何在？

及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事件突发，溥仪及清室终于被迫搬离清宫内廷。值此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公共文化场域对“故宫”一词的使用，则更为频繁。关于这一词语的本义及寓意，自然仍在应用之列，而专指北京清宫的用法，也逐渐形成。

譬如，就在1924年11月5日当天，与蒋介石结盟交好的黄郛（1880—1936）主持之下的，本就支持冯氏发动逼宫的北京政府国务院，即刻向全国各大报刊社发出了一份公电，主题为“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主要内容是为逼宫事件做一番公开解释。这份公电开首一段这样写道：

各报馆钧鉴：民国建国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宫，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致民国首都之正中，存有皇帝之遗制，实于国体民情多所抵牾。

这通电文中的“故宫”，已是非常明确地直接指代北京清宫了。除了当时的国务院，已然正式以“故宫”一词指代北京清宫了。逼宫事件中被逼迫离宫的溥仪，事发之后不久，在回答当局官员问讯时，可能也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过“故宫”一词。

1924年11月14日，载于《民国日报》上的《清室之最后》一文中，以及同日载于《时事新报》上的《清宫点玺之详情》一文中，均记述了时至11月8日，业已迁入醇王府暂寓的溥仪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乃是回应当时前来问讯的鹿钟麟(5)、张璧(6)两人的。溥仪谈话中有这么一句：

对于故宫善后事宜，自无不可商量者。

应当说，溥仪在逼宫事件之后的谈话，其中所流露出来的开明与包容气度，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为之，都是令沪上报刊传媒界人士颇感意外的。为此，同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的相关报道都非常详尽，篇幅可观。除此之外，《时事新报》第2版还专门刊发了一组题为《溥仪说话漂亮》的简讯，实则亦为导引读者展卷细读第3版的《清宫点玺之详情》一文。

不过，与溥仪的豁达态度相比，逼宫事件的当事各方之态度却异常紧张，各方试探与博弈、论争与批判，一度成为偌大北京城的日常政治议题。逼宫事件突发之后不过数日，段祺瑞即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成为暂时的国家元首。同时又有迎请孙中山北上之举，当局内部有政权与军权分属孙、段之说。正当这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交错微妙之际，康有为突又致电段氏，要求恢复优待清室条件，并力陈迎还溥仪“回宫”之请求与理由。

在这通著名的致电中，两次用到“故宫”一词。一次是在电文前半部分，以意大利保全教皇待遇为例，先是将当年力主保全清室待遇的段氏等人褒扬了一番。为此，有如此陈述：

公与项城、唐少川、朱尔典所商定，通告万国而共证之，其仍居京师，正如意得罗马，仍优待教皇，称尊号，居故宫同例。

这里的“故宫”，乃是指罗马教皇的旧宫，与北京清宫无涉。电文后半部分，则直接提出请求段氏迎请溥仪“回宫”，这里就明确使用了指代北京清宫的那个“故宫”。电文中这样写道：

今公诚能密与雨亭诛冯玉祥，正其反复背约之罪，一以慰天下万国之心，一以除左右反侧之患。然后恢复皇宫优待条约，立撤抄宫委员，迎还乘舆于故宫，则万国赞美，兆民颂德，天下归仁，四海同戴。

康有为致段祺瑞的电文一经披露，即刻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及热议。遥思这位昔日的新党党魁，此刻却摇身一变，成为保皇党领袖；先前是变法维新之导师“康南海”，如今却又成了保皇复辟的首脑“康圣人”—世事真真反复无常，世道竟可如此诡异。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以孔教会为号召，兴起“崇教保皇”运动的“康圣人”，在革命党人及新派知识分子眼中，虽早已是时代潮流之外的旧派人物，却仍具海内闻名的个人影响力，其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具有搅动国内舆情之能力。

当然，康氏电文中的观点，在反复辟声浪高涨之时，势必遭到迎头痛击。时为1924年12月1日，《民国日报》刊发的《姚公鹤等反对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一文，即明确针对康氏。此文也有两处用到了“故宫”。一处为“且溥仪逊位后居住故宫，今已逾纪”云云，此“故宫”即明确指代北京清宫。另一处为“反致故宫禾黍之思”云云，此“故宫”寓意则为“故国”，又与前述“大总统申令”里的用法相一致。

七、“故宫”一词与“废除故宫博物院”

及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一词的应用自然更为频繁，其在公共文化场域的应用，也逐渐向着专名化方向发展。这一切似乎了无异议，乃属顺理成章之事了。

殊不知，北伐胜利之后，北洋政府覆灭，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形式上的统一也随之达成。眼看着多年军阀割据的乱象终于有所收敛，诞生于北洋政府执政末期的故宫博物院，却又陷入一场裁撤还是存续的当局内部争议之中。一时间，遑论发展壮大，能否继续存在已成未知之数。而这一场争议中，关于“故宫”一词的词性及应用上的分歧，竟然还成了首要的一大问题。

原来，时为1928年6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经亨颐（1877—1938），在国民政府第七十四次会议上抛出“废除故宫博物院”之提案，并有拍卖故宫古物以充国库的提议。时任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的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字溥泉），对经氏提案颇感“不胜惶骇”，迅即针对这一提案，向中央政治会议呈上“保持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之提案，对经氏提案中的五大主要观点，逐一予以了驳斥。其中，经氏首要的观点，竟然是对“故宫”一词的用法提出异议。对于这一观点，张氏提案中的驳斥陈述如下：

经委员说，“故宫而称为博物院，简直不通”，又说“有怀念的意思”。“故宫”二字，不过表示以前彼处，曾为“宫”而已，又何怀念之足言？至于故宫博物院，联络成文，不过表示博物院所设之地点为故宫，与上海特别市政府七字联络成文，表示市政府所在地点为上海相同。此种用法，触目皆是，从无异议，何对于故宫博物院独有问题耶？且夷考欧洲各国，以旧时皇宫改作博物院者，不一而足，且多以某宫某宫冠于博物院上，而为之名。如巴黎之“狼宫博物院”等皆是。至如柏林之皇宫博物院，直以“皇宫”名之矣，岂又故宫而已哉？此尤足证故宫博物院之名称，准诸世界而可用者也。

针对经氏对“故宫”一词的用法之异议，张氏从中国语法与国际通例两个方面，对其加以了十分充分的驳斥，在这场论争中于情于理都占据了上风。只是，经氏提出“故宫”一词“有怀念的意思”，意即这一词语有抒情的寓意，这一观点本身并无大错。诚如本文前边已经提到的那样，关涉或提到“故宫禾黍”之类的古代、前代诗文里，应用带有抒情寓意的“故宫”一词，确已为古已有之的通例。只不过，经氏以此为由头，又连带提出后续四大观点(7)，并以此来作为撤销故宫博物院并拍卖故宫古物的理由，实在是太过牵强，无法令人信服。故而招致张氏强烈反对，予以逐条驳斥。

两位南京政府高官之间的这场论争，并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后续篇章—两个提案看似针锋相对，个人之间实则并无直接交锋。事实上，早在张氏提案公开发表之前数日，经氏即以辞去所谓“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委员一职方式，结束了此次会议期间的个人事务，返乡休憩而去了。

翻检相关史料，不难发现，当选“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委员的经氏，恐怕是因急于想将故宫博物院纳入“逆产”范畴，遂以“故宫”一词的词性及其应用问题来做一番“借题发挥”，希望借此使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形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总体印象，再进而以后续的四条理由来进一步达成废除名义、拍卖古物的终极诉求。

当然，这样一份操之过急、被张氏直斥为强词夺理的提案，是不可能被通过而付诸实施的。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存续问题，也就此以张氏的强势介入，宣告尘埃落定。关于“故宫”一词的词性及其应用问题，此后亦再少有据此借题发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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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指包括各处御苑在内的北京明清皇宫这一历史遗存与遗迹的“故宫”一词，应较早出现于清末文士笔下。其中，长沙徐树钧为王闿运《圆明园词》所撰序文中有“追话旧游……约访故宫”云云，落款时间为同治十年（1871）立秋日。如落款时间可信，此或即为较早出现者之一。因此序并未随即公开发表，故其实际撰成及公共传播的起始时间都只能存而待考。光绪丁未（1907）八月初刊于东州讲舍的《湘绮楼诗集》单行本中，王闿运《圆明园词》已公开发表，却并未附录此序。故以“故宫”指代圆明园等御苑遗存与遗迹的应用实例，以及这一应用在公共文场域传播，目前仍只能暂于1912年2月颁布清帝退位诏书之后的史事里加以考察。具体史事记述及评析，详见后文《王闿运：空费词说圆明园》。

(2) 图片辑自 〔美〕伯顿·霍姆斯（Burton Holmes）《从阿穆尔到北京到紫禁城》（Down the Amur, Peking, The Forbidden City），1917年版。

(3) 图片辑自 〔美〕伯顿·霍姆斯（Burton Holmes）《从阿穆尔到北京到紫禁城》（Down the Amur, Peking, The Forbidden City），1917年版。

(4) 原照今存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5) 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河北定州人，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追随冯氏四十年。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带领军警将溥仪驱逐出宫。北伐胜利之后，曾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等要职，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理事。

(6) 张璧（1885—1948），字玉衡，河北霸州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护国运动等革命活动，北伐胜利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理事。

(7) 另外四个观点分别为：一、研究皇帝所用的物事，是预备将来要做皇帝；二、图书文献非一般博物馆所应有；三、逆产应当拍卖；四、保管问题。摘自《张继请中央保存故宫博物院》一文，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