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繁荣背后的危机

詹姆斯·瓦特于1776年发明了蒸汽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利用化石燃料产生机械能，对机械能的利用突破了原始人力和畜力的极限，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瓦特的发明取代了以往制造业中的人力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动物，推动了工业革命，加速了一直持续至今的技术创新大爆发。工厂、公共事业、铁路和轮船的设计与建造，都使用了瓦特及后人的许多发明技术。这需要聪明才智、坚持不懈和好运的结合，当然还需要大量资金。

工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投资需求，建造出用以生产世界商品的机器并运往全球市场。资本首先在英国，随后在欧洲和美洲，成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驱动力。银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所需的资金，成为“英国工业大厦的支柱”。1在美国，工业革命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航运和铁路，它们支撑起了横跨这个广袤新国家的贸易。

工业革命之后是农业革命，后者不如前者广为人知，但在人类繁荣的发展中同样重要。耕作方式和农业机械的进步，提高了整个欧洲和美国农民的生产力，降低了人们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风险。1910年，两位德国化学家发明哈伯-博施（Haber-Bosch）法，带来了合成氮肥的发展。哈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体现了其对人类的重要性。2氮肥的使用引发了一场全球农业革命——在美国，每英亩玉米的产量增长500%，也就是说农民能够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5倍多的粮食。3全球范围内，合成氮肥在短短几十年内使农业产量翻了一番，这是继产量经历了12 000年的缓慢增长之后，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突破。4人口增长不再受制于粮食短缺，从大约7亿迅速增加到超过70亿。5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和收入的持续增长，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早在18世纪前，除了小部分统治阶级，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在赤贫线上下。从有历史记录开始到公元1200年，欧洲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天略高于3美元，到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时，也仅仅缓慢升至每天6美元。6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导致普罗大众收入急剧增加，高收入已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到21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实际人均GDP比工业时代前已高出近50倍。7

人类的繁荣在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实质性的飞跃，这主要得益于健康水平的提升、粮食短缺的缓解，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丰富多样化，这些在之前几乎不敢想象。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气候变化

化石燃料驱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燃烧了大量的煤，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地球变暖。瓦特蒸汽机以煤驱动，支撑早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大部分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也是以煤驱动。20世纪以来，石油在汽车、航空和轮船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农业革命也导致气候变化，如氮肥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农业用地不断扩张，导致大规模森林砍伐，释放林木中储存的碳，而在这些被砍伐的土地上，放牧的牲畜在消化食物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甲烷。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创造了超乎想象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收入，减少了贫困和饥饿。但与此同时，温室气体以创纪录的数量被排放到大气中，造成了人为（人类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GDP的增长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趋势的联系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因果关系，见图1.2。

科学家很早就知道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数十年来一直向政府提出警告——我们正面临不断上升的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危险。最近14 000多名气候学家一致认为，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平均要上升6℃。8某些地区的温度甚至会上升更多，如北极的气温预计将达到平均上升水平的3倍。9到2050年，大多数人，将在有生之年看到地球的变暖速度超过其数千万年来的变暖速度。10

责无旁贷

如果要避免灾难，人类必须做些什么呢？气候科学家很明确：我们需要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零，需要在2050年时，将气候变暖控制在1.5℃以内，要在不晚于2070年时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以内。11如果这些基于科学设定的净零排放目标未能实现，温度略有升高就会导致蝴蝶效应，地球自然环境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将逆转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带来的繁荣成果，人类将不得不面对地球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的出现和热浪的惩罚。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ens-en），是第一位警示政府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家，他于1988年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12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为政府官员准备了越来越详细和准确的气候变化预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缓解方案。遗憾的是，政府官员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警告，未能阻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主要失败必须归咎于政府。事实上，气候变化是一个独特的挑战性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

政府的角色

气候变化具有负外部性，这是经济学家用于描述一个商品的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或事物产生有害副作用的术语。例如，燃烧煤发电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地球变暖，但是发电公司和使用电力的消费者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就气候变化而言，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与地球变暖之间存在时间滞后，这种负外部性将由子孙后代承受。

负外部性通常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形式包括制定限制或禁止污染活动的法规，或者通过征税迫使污染者为造成的损害买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含铅汽油问题，过去含铅汽油在美国很常见。在汽油中添加铅会增强汽车发动机性能，使司机驾驶体验更佳。然而人们都知道铅有毒，它对健康的影响要多年以后才能显现。1926年的一份公共卫生报告表明，铅中毒“将成为下一代的问题”。13事实确实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汽车尾气造成的铅中毒正在危害数百万美国儿童的健康，包括造成儿童成长和发育迟缓。在卫生部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颁布了法规减少并最终消除了含铅汽油，从而解决了负外部性问题。14

但含铅汽油比气候变化更容易解决，因为这种负外部性是局部的，排放铅的汽车与受到伤害的儿童都在同一社区之中，因此，美国政府法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气候变化则不同：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进入地球大气层，扩散至整个地球，这会放大温室效应的影响。排放至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温室气体，都会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因此，解决气候变化等负外部性问题，需要了解共享资源经济学。

公地悲剧

两个世纪前，英国经济学家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注意到，当允许农民的奶牛在公共（或共同拥有）的土地上吃草时，农民就有动力饲养放牧尽可能多的动物。他推测，如果每个农民都本着自己的最大利益去放牧，那么公共土地就会因过度使用而遭到破坏，继而每个农民都会遭受损失。劳埃德的结论是，个人做出的理性经济决策最终会耗尽或破坏公共资源，从而损害集体利益。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利用公共空间仍然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这个概念被称为“公地悲剧”，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气候变化。农民就像是地球上每一个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和个人，而公地则是地球的大气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地，但不是无限大。

政府通过产权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在放牧的例子中，政府可以简单地限制允许每个农民在公地上放牛的数量，或者通过对每头牛进行征税，税额等同于每头牛在公地上造成的损失，并用这部分税收收入来修复所造成的损害。在上述任一情况下，农民的个人动机将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公地也会因此而得到保护。就气候变化而言，政府只需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或征税，就能改变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但是监管或税收必须适用于每一个使用公地的人。随着气候变化，每个使用公地的人实际上就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达成一项有效的国际协议——说得委婉点，办成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通过国际协议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尝试

1992年，172个国家的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针对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由此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为随后的谈判建立了框架。从1995年开始，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以达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监管条款。1997年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产生了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该协议限制了发达国家的排放量。遗憾的是，同意设定排放上限的国家随后反悔，该协议于2012年到期，对气候变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谈判代表在2015年声势浩大地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

195个国家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占全球排放量90%以上的国家同意提交碳减排目标，概述每个国家减少排放的承诺。《巴黎协定》最终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纳入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之中，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公地悲剧，因此（这一协定）受到称赞。当时的奥巴马总统宣称，“历史很可能将其视为我们星球的一个转折点”。15

但《巴黎协定》既没有限制排放，也没有惩罚未能实现目标的国家。该协定对于各国必须减排多少没有具体要求，各国设定的减排目标也没有法律约束力。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从2014年协议签署前的5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 CO2e）16到2019年超过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72020年排放量首次下降，但这只是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旅行和经济活动。联合国指出，“这种经济中断暂时减缓了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历史性负荷，但远远没有消除它”。18

投资者反应

投资者寻求国际协议来指引方向，旨在寻找合适的地点和方式来分配资本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气候变化的根本挑战，即公地悲剧，历来都是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投资资本来解决的。但是，就气候变化而言，因为缺乏明确且有约束性的条例，企业和投资者几乎不可能做出长期的资本承诺。政客的更迭进一步加剧了不稳定性，如美国总统曾两次加入国际气候协议，随后单方面退出。

30多年来，各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谈判达成的国际协议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1997年和2015年签署的两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但是它们都没有奏效。解决气候变化的公地悲剧被各国达成全球共识的需求所阻碍，因为在这个政治动荡的世界中，全球共识几乎无法达成。缺乏稳定的气候政策让大多数商界领袖和投资者采取了最谨慎的行动方案，即静观其变。幸运的是，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变化。

转折

2021年，商界领袖转变了策略，加紧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包括许多世界大型公司在内的3 000多家公司均对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做出承诺，其承诺根据基于科学设定的目标，快速并持续地减少排放。投资者对此也给予了热烈支持。

在2021年的气候变化大会上，金融界成员宣布成立“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简写为GFANZ）。该联盟由管理着超过130万亿美元资产的共450家金融公司组成，致力于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零。19显然，该减排承诺是建立在2015年《巴黎协定》的基础上，并展示了即使在没有约束性政策的情况下，国际协议也可以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可依托的框架。《华尔街日报》将会议主旨总结为“商业改变游戏规则：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20，商界领袖与投资者终于与政府在减少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站到了一起。

商界开始与政府同步合作，并在某些情况下领先于政府，这一新动向使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并且产生怀疑。事实上，商界的这个转变自有其道理。正如工业革命刺激了行业资本的形成，一些全球趋势也正在推动资本快速、持续地流入为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气候投资，已然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