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府的美婢

有当代才子之目的李书磊在其《重读古典》中曾经发出感慨，为什么张生就不能爱上红娘。推广一下，也可以说，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爱情故事中，为什么书生们总是对病恹恹的佳人们情有独钟，而对于健康、俏丽、机敏的丫鬟们则总是视而不见。李书磊的结论是，因为丫鬟不适合做婚姻的对象。由此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论：西方叙事文学中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自足燃烧，而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爱情则绝对附属于婚姻，是实用爱情，其目的无非为了“终成眷属”。

其实，这种书生只爱小姐的模式，基本上只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套数。而究其原因，也很可以用《红楼梦》第一回中石头的一句话来概括：“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丫鬟一般不识字，这几句情诗艳赋也就无法写出来；公子呢，由于丫鬟不识字，情诗艳赋没有读者，自然也就不必写。这样一来，作者希望炫耀的才华又如何显露呢？

仙人岛

而在作者不是为了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的作品里，书生爱上丫鬟的故事就比比皆是了。

比如《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中，书生爱上洞府中的美婢就几乎成了规律。

《爱奴》中的徐生就是这样一位爱上了丫鬟的书生。徐生的身份是私塾教师（这也是《聊斋志异》中的规律之一），被一施姓大户（实则为鬼）请去教授子弟。在欢迎徐生的宴席上，一位“年十五六以来，风致韵绝”的丫鬟在一边服侍。徐生几乎立刻就爱上了她。此后，徐生的日常起居就由这位丫鬟来照料。一来二去，他们便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狎昵，并演绎了一部凄婉哀绝的爱情故事。

《仙人岛》中的明珰，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丫鬟。当初王冕乘坐石头飞越大海时不慎入水，正是“年可十六七，颜色艳丽”的明珰驾船把他捞了起来。这位明珰颇有幽默感，一边捞，一边说：“吉利吉利，秀才‘中湿’（‘中式’的谐音）矣！”这“美人救英雄”的一幕给王冕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主人的婚请，其原因也是以为主人要许配给他的是明珰；及至知道误会，无法毁约，也还是不忘自己对明珰的许诺，并一再地请求夫人芳云允许他和明珰的结合。我们只消明白王冕在岛上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倒插门女婿，衣食供给皆仰仗于芳云一家，就可以知道王冕这样做其实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在整个故事中，那个身份高贵、才高八斗、伶牙俐齿的夫人芳云给王冕感受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自愧不如的自卑，让王冕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与亲切的，其实一直是明珰。

其他还有《娇娜》中孔生与“红妆艳绝”的香奴，《白于玉》中吴青庵与紫衣妖鬟，《天宫》中郭生与那个不知名的丫鬟，《织成》中柳生与“翠袜紫履”“年十五六以来，媚曼风流，更无伦比”的侍儿……当然，在一些故事中，书生没有和丫鬟们真的结合，但有过强烈的爱欲与结合的渴望，却是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的。

如果这种书生与丫鬟的爱情故事只有一两次，我们还可以说这只是作者偶然的兴之所至，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就一定有什么比偶然的兴致更深刻的原因了。

郁达夫在其《五六年来创作与生活的回顾》中谈及自己“对于创作的态度”时，说过一句影响深远的名言：“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聊斋志异》中的这类故事也不例外。

蒲松龄一生的线索非常清晰。他十九岁考上秀才以后，在功名方面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但子女却是前脚跟后脚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光儿子他就有四个，女儿由于不上家谱，数目难以统计。以秀才微薄的年俸，加上分家时得到的二十亩薄田的出产，养活这一大家子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

蒲松龄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他的选择是弃儒经商，从而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蒲松龄不愿意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蒲父当初只是童生，放弃举业并不是特别可惜。蒲松龄毕竟是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上的秀才。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社会身份，它表明蒲松龄至少已经属于“士”的阶层，而不是平头百姓了。

他也不愿务农。一来他的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二来二十亩薄田，就算努力耕种，又能种出什么？

在旧时代，秀才乃是地方一霸，这只消看一看《儒林外史》中众秀才殴打景兰江的一幕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实际上掌握着一个地方的舆论导向，功名在身，又有着未来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地方官也就不敢轻易得罪。正是靠着这种特权，许多秀才便时常出入公门，包揽词讼，压榨平头百姓，从中得利。这条生财之路，显然不是为蒲松龄这样的良善之辈准备的。

蒲松龄也当过一阵师爷。从很可能出自他的手笔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透露出的各种信息，以及他留下的大量代替东家写的书启文字来看，蒲松龄就任师爷期间确实也干得不错。但由于这条出路与举业相冲突，加之官场中的许多事情本来就莫名其妙，他与孙树百青楼出身的侍姬顾青霞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干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是回到了家乡淄川。

剩下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当私塾教师了。从二十七岁开始，到七十岁结束，他的教龄长达近半个世纪。

当私塾先生的辛酸，蒲松龄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在《学究自嘲》中，他写道：

人但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但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自行束脩以上，只少一张雇工纸。其徒数十人，好像一出《奈何天》；二三东主，却是一些八不凑。殊属可伤，亦属可笑。

在戏本《闹馆》中，更是以一种漫画式的笔调，写尽了教书先生谋生的艰难与屈辱。当东家说拌饭的春天只有苜蓿芽、夏天只有马蹅菜、秋天只有蔓菁、冬天只有萝卜时，和为贵连说不妨：“吃了苜蓿芽先不鹊瞽”“（马蹅菜）也是好的，吃了先不生虫子”，“（蔓菁）也是好的，吃了补脾胃调肺”，“萝卜片更好吃了，能以清气化痰”；当东家说没有枕头，只有破砖时，和为贵连忙说：“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东家提供的住处是观音堂，和为贵也可以将就，甚至捎带服侍和尚们也不在话下：“待和尚于礼何伤乎？”东家提出，下雨天先生得负责背学生过水洼，和为贵也满口应承：“先生背学生易如反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有何难哉？”末了干脆爽快地声明：

回头来尊贤东不必讲话，从今后成一家哪分两院？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

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以前四处谋馆的艰难生活的写照。

从康熙十八年开始，蒲松龄结束了这种“三家村学究”的生活，受聘到当地望族毕际友家担任家塾先生。

单纯从生活条件来考虑，这里比从前的生活是好得多了。但在精神上，他体会到的则是更大的压力。那时的私塾先生可没有现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地位。虽然从名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实质上，私塾先生的地位和地位高一点的大丫鬟也就差不多少。《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与简·爱的对话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简·爱试图用“我是教师”来表明自己的尊严的时候，罗切斯特先生只说了一句话：“你是教师。那么，谁来付钱？”就使得简·爱无话可说了。说到底，私塾先生与丫鬟的不同仅仅是他们为东家提供的服务有脑力与体力之别，如此而已。

与这种基于身份差异、贫富悬殊带来的巨大压力相伴的，还有他在性方面受到的压抑，以及基于这种压抑而带来的性幻想方面的一些特点。

毕家是高门大姓，所以门户是非常谨严的。无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当时对大姓女子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与毕家主子阶层的女人接触的机会就非常稀少。在毕家生活的漫长的三十年间，和他接触的异性，基本上只有毕府的丫鬟。蒲松龄到毕家教书的时候，已经四十左右。这时的蒲松龄，早已不是当年担任孙树百幕僚期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他已经过了浪漫的年龄，所以也就不会再有当初与顾青霞那样的冒冒失失的感情纠葛了。但是，“空床难独守”啊，一个正常的男人，一年到头孤身在外，无法与妻子谋面，所以性的压抑与对异性的幻想就格外地强烈（这只消读一读《聊斋志异》就可以知道）。从心理学上讲，性幻想总伴随着一定的假想对象，而这个假想对象一般不会是自己最经常的性伙伴——妻子或者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将性幻想投射到那些最常见面的丫鬟身上，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了。因为，首先，她们与他接触较多，越是熟悉的东西，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也就越强烈。其次，丫鬟一般都还没有结婚，将性幻想投射到她们身上不会造成伦理道德上太大的犯罪感。此外，恐怕还是蒲松龄的名分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丫鬟的地位毕竟较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蒲松龄的作品中找到内证。比如在《瞳人语》中，当名士方栋尾随一位“红光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的女郎时，这位娘子的丫鬟站出来怒斥方栋：“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言外之意，胡觑田舍娘子还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幕，对这一点的理解就更深了。马二先生游西湖时，曾遇到出身不同的两群女人。面对乡下女人，他可以放肆地看；但是面对穿绸挂缎的大户人家女眷，他就只能低头走过。在古代，名分不仅是人们分享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依据，并且也是分享尊严与隐私权的依据。当然，文学并不直接等同于性梦，而是经过了前意识加工的产物，毕家的丫鬟们未必容貌美丽，但到了文学作品中，就一定要个个“媚曼风流”“风致韵绝”了。

《聊斋志异》中的有些故事也写到了书生与仙女（象征着现实中的贵族女性）的结合，这是蒲松龄作为读书人深受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传统的读书人中，人生最得意的事情除了“进士及第”，就是“娶高门大姓之女”了，因为它意味着进身的基础与前途的保证，另外还混杂着一点士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一点对贵族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但在那些故事中，这些书生总给人以一种不自信、受拘束的感觉，比如《仙人岛》中王冕与芳云的婚姻就是如此。这种对贵族女性的拘束感和对卑微而美丽的丫鬟的不由自主的爱一样，都是生活中蒲松龄长期困窘、压抑的生活状态的不自觉流露。不管我们说文学是“镜”也好，是“灯”也好，它映现或照亮的，都是作者眼中或心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