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悲惨生活

那么，朝堂之上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轮番上演之时，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是何种景况呢？一窥《元史》的本纪篇（帝王列传），便不难理解他们的境遇。比如天历元年（1328年），即天历之变爆发那年，元朝遭遇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而那些终日热衷于权力斗争的当权者却无动于衷。全国各地，饥民与流民成群结队，他们为了乞食抛家舍业开始大规模地移动。于是乎，天历二年（1329年），这样的报告出现在帝国的行政中枢。

最初的报告是在四月，陕西省一带发现饥民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人，流民数十万人之众；安徽省与江苏省的接邻之地发现饥民六十余万户；从大都至河南省一带发现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

五月，陕西省凤翔府发现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同省丰乐有六百五十名士兵死于饥馑，而在万户府这个数字更是高达一千三百人。

六月，浙江省东部出现饥民十一万八千零九十户。陕西、河北、河南一带发现流民十余万人。

七月，真定、河间、永平三地（今河北省境内）、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开封（今河南省境内）、淮安和泸州一带（今安徽省境内）、辽阳（今辽宁省境内）等多地发生蝗灾。

天灾如燎原之火在中华大地迅速蔓延，各地的灾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顺帝即位的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天降暴雨，天子脚下京畿之地遭遇洪灾，四十万人食不果腹沦为饥民。同月，由于降雨骤增导致河川泛滥，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省水患成灾。江浙两省反而滴水未降，结果旱魃为灾，饥民遍野饿殍满道的惨象屡见不鲜。无休无止的水旱饥荒因为元朝政府的不作为而持续扩大，久而久之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史书中也留下了数则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记载。

天灾频现，民众的生活已然朝不保夕，而破绽百出的元朝经济政策更是令他们雪上加霜。元朝的货币政策相当有名，因为它是历朝历代中唯一只使用纸币的朝代。当时的纸币称为交钞，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的中统元年（1260年）元朝政府发行了通行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元朝时，政府准备了充足的布匹和白银充当钞本（兑换准备金），并且为使纸币顺利流通，政府会持续回收流通于民间的交钞。

在元朝税收中占据较大比重的商税、盐税、茶税等赋税均可用交钞缴纳，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回收交钞以调节它在民间的流通量。忽必烈时代，元朝会准备与发行量相当价值的白银，再加上发行额受到一定限制，官府又以征税来调控流通量，因此那时的货币经济似乎相当健全。

然而，奉行蒙古第一主义，一直维持着本民族传统和习惯的元朝，对遗留在蒙古旧领的北方诸王赐下数额巨大的金银财物。此外，对于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元朝也不吝惜钱财，为其出资兴建寺院，举办佛事。元朝政府的挥霍无度终于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转型为中国王朝的元朝意图减少北方诸王的抵触情绪，因此对他们的赏赐也是其怀柔政策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单就白银而论，除各种惯例的赏赐之外，以其他名目临时给予的赏赐也为数不少，其数额甚至超过了元朝白银的年收入，且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再说藏传佛教，他们凭借华美的仪式与神秘的教义令皇帝及诸多王宫贵族深陷其中。教内的帝师获得了仅次于元朝皇帝的地位，在宫廷之内予取予求。他们以受戒为名将王公贵族的妻妾们囚于一室恣肆淫戏，凭借自身地位行非法之事横征暴敛。但是，盲信藏传佛教的皇帝和王宫贵族们非但不加以限制，反而挥金如土，无休无止地兴建寺庙佛塔举办法事。这些支出更是一年甚于一年，为国家财政带去了莫大的负担。

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政府提高税率并增设新的税种，但臃肿不堪的国家财政却积重难返。虽然政府大量发行纸币总算是渡过一时之危局，可这也造成了货币的贬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货膨胀。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278年），元世祖就首次采取通货紧缩政策[12]来缓解货币贬值问题。此后数次，元朝政府仍然故技重施，虽然能令经济一时好转，但终究无法长久。

交钞是一种不兑换纸币，但是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乱与饥荒令其支出量大增，加之官吏的非法敛财导致国库收入锐减，结果每年发行额不断攀升。顺帝在位时，交钞的价值已然贬无可贬。开国之初六七百文就可买到一石米，此时仅仅一斗米就需要五百贯（一贯等于一千文）。人们将交钞视为废纸，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至此，元朝的货币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再度回归到自然经济的状态。

连年的天灾、无动于衷的执政者、土崩瓦解的货币经济……他们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更大的不幸来自官吏和地主残酷的剥削。污吏们横征暴敛、地主们勾结贪官鱼肉百姓，终元一朝此种情况之多，远超其他朝代。概因大部分元朝的执政者从未将中国的民众视为子民，而是可以任意榨取的对象。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其所著《草木子·杂俎篇》中如此来形容元朝官僚的做派：

比如，蒙古人或者色目人作为地方官走马上任时，会巧立各种名目以索要贿赂。他辖下的官吏们在初次拜见时会被收取“拜见钱”，之后还需缴纳莫名其妙的“撒花钱”。此外，逢年过节曰“逢节钱”，生辰之日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曰“人情钱”，拘捕查究曰“赍发钱”，诉讼申辩曰“公事钱”。

再者，贪官污吏们将贪得钱财多谓之“得手”，收入丰厚之地谓之“好地分”，江南之浙西（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的三角洲地带）和江西均属此列。若新任地方官在这两地上任时，必须上交的“拜见钱”高达一千锭（一锭等于交钞五十贯），更有甚者会索要三千锭之多。此外，需要孝敬的还不止地方官，地方官以下各级官员的金额均按照级别明码标价。

身为统治阶级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辖下的汉族官吏是如何的变本加厉。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正式的官员（正官），而是负责总务工作的下级官吏，通称为首领官。汉族官员想要出人头地必须依靠特殊的人脉关系，这反而令他们萌发出追求功利的念头。但是晋升无望时，他们也唯有专注于非法敛财。

元末，不仅官吏们热衷于敛财，地主这类混迹民间的群体也同样如此。他们与官吏们私相授受，篡改租税账簿，伪造户籍以逃避税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当地的富商地主与官吏的勾结早已根深蒂固，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那么，种种恶果最后由谁来承担呢？自然是底层的普通民众，其中绝大部分的农民受到官吏和地主们的双重压榨，说是水深火热也毫不夸张。

如上所述，连年天灾与统治阶级所带来的人为祸害令元末的民众苦不堪言，他们唯有在日复一日的困境中艰难求生。然而，这种忍耐总会超过限度，当忍无可忍之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要么接受自己的宿命，面对残酷的现实，继续忍泪含悲默默入睡；抑或，拂去降临己身的灾厄苦难，为了建立新秩序挺身而出。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左右两难的选择，但是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注释

[1]译者注：泰定帝与其子天顺帝死后均未得汉文庙号，故以其在位期间第一个年号来通称。

[2]译者注：元朝实行两都制，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以上都为夏都。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会前往上都避暑。

[3]日本人研究和写作的中国历史与我们官方的断代方式不同，比如元和清，日本都是以定国号作为朝代更迭的标志，元中国的元年是成吉思汗的1206年，日本的元年是忽必烈的1271年。为不影响阅读，在此做一说明——编者注。

[4]《元史·燕铁木儿传》。

[5]译者注：“忽里勒”有“聚集”之意，忽里勒台大会是指古代蒙古及突厥民族的一种军政议会，负责推举可汗及其他长官。早年，包括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汗在内的蒙古大汗均是在忽里勒台大会上推选出来的。而忽必烈继位之后，忽里勒台大会也开始不复当年的权威性。

[6]译者注：“丙戌，帝即位于和宁之北，扈行诸王、大臣咸入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元史·明宗本纪》）和林即哈拉和林，元朝岭北行省首府。

[7]1]译者注：元代时对来自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各民族的统称。

[8]1]权衡《庚申外史》。

[9]《新元史·脱脱传》。

[10]《元史·伯颜传》。

[11]宋濂《宋文宪公全集·故集贤大学士吴直方行状》。

[12]译者注：第一次货币贬值发生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元廷于1278年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中统钞之外，发布“至元宝钞”，两者共同流通，史称“变钞”，此后每逢货币贬值，元朝便故技重施，九十七年共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至正钞四种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