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末起义与红巾军
白莲教的动向
距离顺帝即位又过去了数年，时间来到至元三年（1337年）的正月。广东省增城县的农民朱光卿揭竿而起，同伙石昆山、钟大明等人率众来归。转眼之间起义军便逾千人，他们建立大金国，建元赤符，并确立了抗元的行动方针。惠州归善县农民聂秀卿、谭景山等人亦遥相呼应，他们率众拥立“定光佛”举兵造反。
同年二月，棒胡于河南汝宁烧香聚众掀起反旗，棒胡本名胡闰儿，因其擅长棍棒故得名棒胡。决定起事之际，他准备绣有弥勒佛的小旗、昭示皇权的宣敕[1]与金印，借此纠结了大量信众，此后一年，他率领起义军在河南一带接连克破数城。同年四月，四川合州农民韩法师自称“南朝赵王”举兵起义。次年六月，江西袁州僧侣彭莹玉率弟子周旺起义反元。
从韩法师以南朝赵王自居便不难看出，上述起义的特征在于他们均是由汉族发起的针对蒙古统治者的反抗。换言之，这些起义均带有浓厚的民族抵抗色彩，南朝赵王的“赵”正是指曾经被元帝国所灭的南宋皇族赵氏。韩法师想要借此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从而令那些对元朝抱有不满的民众聚集到他的义旗之下。
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军，元朝的统治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即刻调遣了大军，起义军没能坚持太久便被镇压。连最令元朝头疼的棒胡也在一年后被捕并于大都枭首示众。但是，元朝却仍旧不能高枕无忧。越是遭受压迫，民众的反抗便越是汹涌。全国各地充斥着压抑与不安，愤怒与不满正逐渐发酵。
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元朝颁下禁令，收缴汉人和南人手中的武器。此举也从反面印证了当时藏有武器的民众之多，各地局势之动荡已然一触即发。并且，该法令的收缴对象并不仅限于武器还包括了能用作武器之物，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元朝统治者的焦虑与苦恼。据说，因为害怕汉族人民反抗，元廷甚至连耕作用的马匹都要求上缴。上文提及的伯颜请求诛杀汉族五大姓，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虽说大部分参加叛乱的民众都是身不由己，但因为抗元而聚拢的他们也并非都是些有勇无谋之辈组成的乌合之众。起事前他们经过了相当周密的准备，集团内部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架构，乃至于制定国号、年号，这些手段都有助于他们提高团队凝聚力，鲜明地突出自身立场。借此，起义军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元朝统治之下的他们已然破釜沉舟唯有背水一战。
再者，他们的行动源于对宗教的虔诚所产生的冲动。上文提到的聂秀卿等人便是拥立“定光佛”举兵反叛，而棒胡则以烧香宣扬弥勒佛为名聚众起义。由此可见，起义军经常带有一些宗教主义的色彩，其领袖被奉为教主，他们为教众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并以此为目标率众奋起反抗。这个时候，名为白莲教的民间宗教横空出世，大家很快便团结于其教义之下，并将该教作为精神纽带，得益于此，白莲教的势力迅速扩张。
白莲教脱胎于南宋僧人茅子元所创立的白莲宗，是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五戒，以期往生西方净土的佛教宗派之一。因为不杀生之戒，该教提倡完全素食主义。加之为了避人耳目教众经常夜聚晓散，而僧职人员亦可娶妻生子，基于上述种种教条教规，白莲教逐渐沦为旁门左道。
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政府下令禁止白莲宗的传教活动，众多寺庙遭到破坏，为逃避官府的耳目教派组织化身为秘密结社，信徒们也渐渐将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因此，男女齐聚一堂焚香诵经念佛之景常见于白莲宗聚会之所，而在那个注重“男女有别”的年代，如此行径更是令“邪教”的标签根深蒂固。
一般认为元末的白莲教是白莲宗与当时在民间流传的摩尼教和弥勒教等教派杂糅而成的产物。而摩尼教是由三世纪的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时传入中土后又被称为明教。它是以同样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2]为基础，并融合了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要素进而发展起来的“大杂烩”教派。其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是指世界的明暗二元论，其中光明意为精神与正善，黑暗意为物质与过恶。此外，三际则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初际（过去）、中际（现在）和后际（将来）。
根据这一理论，在初际（过去）世界被明暗分为截然不同的上下两界，光明居上黑暗在下；在中际（现在），黑暗一界的力量膨胀，明暗的均衡被打破，善恶开始相互争斗；在后际（将来），明界之王招来光明使驱散入侵的黑暗势力，上下两界再次分离，世界重新归于理想的社会。摩尼教宣扬的便是一种末世论，他们祈求后际（将来）时代的来临。因此，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其反体制的教义[3]而屡遭官府打压，后来在与其他民间宗教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渐渐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另一方面，弥勒教与白莲教虽然同为起源于佛教的民间宗教，但是前者的特征在于他们信仰弥勒下生[4]之说，而弥勒下生又隐含拨乱反正终结乱世的思想。据说在释迦牟尼灭度之后，天下大乱、人心不古、烽烟四起。为了平定乱世，弥勒佛从兜率天降生人间，普度众生重建清明的理想世界。早在北魏时期，弥勒下生的信仰便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历朝历代由弥勒教徒所领导的起义更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弥勒教徒活跃于宋元两代，当地几乎成为弥勒教传播的温床。
摩尼教和弥勒教的共通之处在于，两者都宣扬未来必有神佛现世救苦救难，因此极具否定现状的色彩。基于上述原因，在白莲宗的基础上融合上述两教之教义的白莲教，既被人视为异端又兼具了反体制的根骨，因此他们屡屡遭到政府的弹压也不无道理。但是，于那些对现实心灰意冷的民众来说，白莲教的魅力却难以估量。因此，他们走投无路之下唯有将仅存的一缕希望寄予白莲教所宣扬的“明王出世”“弥勒下生”，渴望以此摆脱现世的烦恼重获新生。
元末的白莲教大体可分为南北两个派系，其中之一为以河北栾城县为根据地活动的韩氏一派。十四世纪初，因为其焚香惑众，韩氏韩学究[5]获罪于元廷而被谪徙广平永年县。此后，在其孙韩山童的努力下，无论是白莲教的教义还是信徒的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韩氏白莲教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这也成为不久之后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先前的韩氏一派暂且称之为北派，另一派则是以江西袁州彭莹玉为代表的南派。两派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直至最后两派之间也不曾有过合作。彭莹玉通过救死扶伤来积累人望，随着威信与日俱增，如先前提到过的那样，他借此组织信徒，伙同其徒周子旺于至元四年（1338年）揭竿而起。在元朝军队的镇压下，周子旺被抓获处刑，彭和尚侥幸逃得一命，后辗转于淮河流域努力发展新的信徒。
综上所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白莲教徒在元末不断揭竿而起，但是大大小小的起义均未能形成燎原之势。虽说元朝日渐式微，但军队依旧驻守于全国各地，星星之火一经燃起转眼间便被掐灭。然而，经年累月的起义已经令世人心有所感，元朝的命数或许时日无多矣。时机一到民众便会再度聚集于反旗之下，起义将以雪崩之势席卷大元帝国，掘墓人的脚步已然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