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
当我的儿子罗恩到了能与我们顺畅交流的年龄时,我真是满心欢喜。那个阶段,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开始说谎。我们告诉他,好人不该说谎,诚实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很快,这堂道德课让我惹火上身。
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直到7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带他去了迪士尼乐园。我们排队买票。牌子上写着:“3岁以下:免费。3岁及以上:117美元。”轮到我们付款时,笑容可掬的售票员问我罗恩多大了,我说:“差不多3岁。”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说谎,他是差不多3岁,但我回答的角度是错的,几个月前,他刚过了3岁生日。我为自己买了票,售票员一直面带微笑。我们进了迪士尼乐园,玩得很开心。
图A-1是售票处发生的一幕以及半小时后的情景。
罗恩说:“爸爸,我搞不明白。你告诉我,坏人才说谎,但你刚刚说了谎!”我想让罗恩“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但这种教育方法并不奏效。
图A-1 照我说的做,别学我的样儿……
先别急着评判我的道德标准。事实证明,“四舍五入”孩子年龄的可不止我一人。Vacationkids.com上有篇文章,题为《为获得家庭度假优惠,你会谎报孩子年龄吗?》。文章称,该问题在谷歌上的搜索量超过20亿次(没错,是20亿次)![1]从谷歌的统计来看,我可不是唯一的说谎者。
罗恩从我这里获得了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号:我的所言和(为了逃掉117美元门票)我的所行。矛盾信号可以理解为,你说的是一套,但在激励面前做的却是另一套。简言之,本书的主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混合信号。
罗恩认为我在意哪个?他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图A-2是我们抵达下一处游乐设施时发生的事。
图A-2 罗恩的结论是:学我的样儿,不照我说的做
关键是要明白:激励会传递信号。你的所言和激励信号之间经常存在冲突。你可以对所有人宣称,你注重诚实的品质,但光说没用。为了言而有信,你需要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去支持它,比如支付全额票价。如果你说的话与提供的激励措施一致,信号就是可信的、易于理解的。
理解了信号,就知道如何让激励更有效。例如,迪士尼乐园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谎报年龄的人数?一个简单的做法是让游客携带出生证明等文件,以证明孩子的年龄。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人们去迪士尼乐园是为了融入幸福的大家庭,而不是为了接受监督检查。要求提供文件可能会减少说谎人数,但也会制造很多麻烦,引发不少负面情绪。
花一分钟思考一下解决方案。
我们有一个基于信号的解决方案:迪士尼可以要求你买票时孩子必须在场。这会让你像我一样面对混合信号的两难选择:是当着孩子的面说谎,还是付117美元?迪士尼甚至可以让孩子自报年龄,比如问孩子“你过了3岁生日吗”。你可以教孩子对售票员说谎,但伙计,这可是一个强大且代价高昂的信号,这表明说谎是可接受的。
工作中的混合信号
许多激励传递出令人困惑的混合信号,产生了与预期不符的结果。继续读下去,你将了解到,在设计激励措施时,即使是大公司也经常犯这类错误。
设想一下,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员工,团队合作至关重要,但她为成功而设计的激励措施却基于个人的工作。结果显而易见:员工会忽略首席执行官的话,努力实现个人成功和金钱收益的最大化,因为他们从激励中读到了这一信号。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为避免混合信号,首席执行官不该使用任何激励措施。本书考察了正面和反面两种观点,探讨了形成最佳激励机制的中间地带,它可以让激励与想要传递的信息保持一致,避免混合信号的产生。
混合信号的例子包括:
• 鼓励团队合作,却激励个人成功
• 鼓励长期目标,却奖励短期成果
• 鼓励创新和冒险,却惩罚失败
• 强调质量的重要性,却按数量计酬
我的目标是向你展示如何明智地激励员工——如何避免混合信号,设计出简单、有效且合乎道德的激励措施。
掌控故事
从左到右观看图A-3。你看到了什么?[2]
图A-3 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在演讲时向听众提出这个问题,我听到了一些富有创意且颇为有趣的回答。有些答案中规中矩,比如“左上角出现一个圆,它向中心移动,星星移出了框架”。有些答案则别出心裁:“这是庸人击败天才的过程”;“成为月亮,而不是星星”;“唯有强者才能生存”;“球令人生厌”。
观众为抽象的形状注入意义,使其合乎情理。他们的回答让我兴致盎然,接下来我请他们猜猜后续情节。人们填补空白的能力再次得到验证:“别担心,星星会杀回来,占领中心位置”;“学会在不公平的世界中生活”;“圆受到了惩罚”。
这些反馈背后的心理学很有趣。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用看到的事物创造故事,填补图片中的空白;大脑不是对简单的物体图片做出反应,而是创造某种叙事,甚至创造出公平和惩罚这类道德价值观。故事赋予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事件以意义,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经历。它的用途很广:它帮助我们记忆和评估事件,并理解世界。
掌握塑造故事的能力很重要,如果设计得当,激励措施就可以拥有这种能力。以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依维斯特为例,1999年,他接受巴西某报社的采访,探讨了一种激励方案。其想法涉及自动售货机自动测温的新技术,依维斯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让自动售货机为商品定价。当天气炎热时,人们更想购买可口可乐,他认为气温升高时应提高可口可乐的价格。
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价格随需求的增长而上涨。可口可乐平时卖1美元,在炎热的日子里,自动售货机会对气温做出反应,将价格提高到1.5美元,如图A-4所示。动态定价在航空公司、酒店等很多行业中并不罕见。
然而,温控定价的消息一传出,顾客不高兴了。媒体推波助澜,称依维斯特的定价计划是“利用忠实客户需求的冷血策略”。[3]
可口可乐没能塑造出一个好故事。依维斯特的错误是,给故事留下了太多可供自由解读的空间。他不应只讨论想法的技术层面,还应巧妙地设计故事。图A-5展示了一个更好的思路。
图A-4 平时卖1美元,热天涨到1.5美元
图A-5 平时卖1.5美元,冷天降到1美元
它描述了完全相同的事实,但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很难想象,在冷天以打折的形式奖励顾客会遭到抵制。
可口可乐的错误不仅表明掌控故事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激励及其信号是如何掌控故事的。我们将详细探讨激励如何塑造对你有利的故事。
激励的塑造
不仅仅是人类,所有动物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思考一下正在猎杀斑马的坦桑尼亚狮子。为了突袭成功,它需要处于下风口。如果从错误的方向靠近,所有斑马都会逃脱,狮子及其幼崽就得挨饿。在捕捉斑马时,狮子也需加倍小心,斑马后踢腿的力度很大,狮子可能会受伤,甚至一命呜呼。这种处心积虑的狩猎方式很容易用激励来解释:狮子要填饱肚子,喂养幼崽,避免在狩猎中受伤。这不仅关乎食物,还关乎狮子的社会等级及其在狮群中的统治地位。例如,第一个冲上去的狮子处境会更危险,但勇猛可能会在日后为其赢得社会地位。
人类和狮子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在激励塑造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人类之外的动物不会为其他动物设计激励措施。很难想象,坦桑尼亚的狮子会为远在肯尼亚的狮子设计奖励计划。而人类总在构建激励机制,我们的生活是由他人设计的激励机制塑造的。
如果你认为设计激励措施无关紧要,那就再认真想想。20世纪,出现了有史以来关于激励的最大的经济实验:计划经济。经济因素是计划经济的核心,计划经济决定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个体创造财富,政府拥有并分配所有财富。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和生产,并非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事实证明,这种激励结构无法有效推动世界进步。
一个著名的例子证明了这种结构性失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不久,莫斯科的一名官员前往伦敦了解面包的分配情况。他问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谁负责伦敦的面包分配?”西布莱特回答:“没人负责。”[4]伦敦的面包分配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但并不是由某个核心人物或组织精心策划的。相反,分配由个体的激励因素推动。英国面包师早起赶到面包店尽心尽力地工作,因为他们需要挣钱支付房租、养家糊口。麦农、送面包的司机以及卖面包的店主也是如此。这种团队合作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市场价格让供应链中的每个人都充满动力。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问题并非负责人失职,根源在于系统性激励的失败。
金钱并非唯一选择
货币的诞生让市场运作有了一个重要工具。(想象一下,你必须用一只鸡来换这本书,那得多麻烦!)金钱使生活更便捷。但本书与金钱无关,本书探讨的是重要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增进理解,我们后退一步,思考两种不同的激励方法。一种方法只看重直接经济效应,它让激励行为更具吸引力:你付的钱越多,我就越有可能做这件事。另一种方法看重更复杂的间接效应,它分为两部分:社会信号和自我信号。
社会信号是指我们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我们希望他人以某种方式看待我们,要么是为了保持形象,要么是因为展现的形象真实反映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
自我信号的概念类似于社会信号,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指我们在意从自身行为中做出的自我推断。我们想保持某种自我形象,比如友善、聪慧和公平。每当按照自我身份行事时,我们就会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5]
在两种信号中添加激励会发生什么?我们将其应用于实际场景:在一个寒冷的12月的早晨,你看到邻居萨拉提着一大袋易拉罐前往回收中心。你观察萨拉的行为,创造出一个故事:“哇,萨拉太棒了!她关心环境,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保护环境。”萨拉向他人传递出她具备环保意识的社会信号。去回收中心很可能也是一个积极的自我信号,她本可以把易拉罐放进垃圾桶,却冒着严寒耗时费力地去回收中心。她可能对自己很满意。
现在,思考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一种激励方案,那就是鼓励人们回收易拉罐:每回收一个,得到5美分。
你仍像最初那样对萨拉大加赞赏吗?我在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第一天就知道,钱,多多益善。付钱给萨拉会让她开心,还能促使她回收更多的易拉罐。这没什么问题吧?然而,在创造经济收益(经济效应)的同时,激励也改变了信号和故事。萨拉所做的正是你最初对她心生敬佩的事,唯一的区别是,现在她得到几美元报酬。你不再将她视为忠实的环保主义者,她在你眼中成了庸俗肤浅的邻居。换句话说,这种激励改变了回收易拉罐传递的社会信号。
激励的存在不仅会改变社会信号,也会改变萨拉的自我感觉。现在,每次去回收中心,她不再自我感觉良好,反而会想,为这点儿蝇头小利是否值得这样大费周章。换句话说,激励也改变了回收易拉罐传递的自我信号。
丹尼尔·平克将上述发现写入其著作《驱动力》:“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激励方式是金钱奖励——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这是错的。”[6]对此,我完全赞同。这种简化的做法是错的:“金钱至上”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然而,这并不是说激励不起作用。激励设计的终极目标是让传递的信号发挥效力,同时,在期望的方向上强化自我信号和社会信号。
咒语?
想象一下,某天早晨醒来,你发现自己的偶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2012年,这等好事就降临到我身上,当时我欣喜若狂。邮件来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道:
阅读你有关激励的论文,让我想起了60多年前的往事。1950年11月至1953年9月,我在华盛顿工作,先是在白宫,后来在共同安全负责人办公室。大家士气高涨,所有人都心无旁骛,努力工作。
通常,周五下午的会议要持续到晚上7点左右。主持人会问我们,是愿意再加一两个小时的班,还是周六早上继续开会。不少员工的孩子尚小,他们会略带歉意地说,不能再延时了,周六上午9点左右开会比较好。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在跨部门会议中度过了许多周六时光。
1952年的一天,我们收到总统的一项行政令:从今以后,周六工作都有加班费。我想,为确定加班的必要性,肯定会有一些流程,但我不知道这些流程是什么,因为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周六的会议。据我所知,其他人也没有。
我认为,这可能涉及两种动机。其一,我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都很高,拿报酬让加班的兴奋感荡然无存。其二,我们不想让人误解,以为我们是为了加班费而在周六埋头苦干。
谢林的讲述充满了关于激励的行为洞见,其重要意义有待我们去发现。本书基于这类素材以及多年的严谨研究,为读者揭开激励的面纱。在探索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激励。简单地说,激励是一种工具,用来激发人们做那些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
围绕激励方案的讨论往往很激烈。是否应该为学生提供出勤率、阅读或学业进步等方面的奖励?应该激励人们更多地回收垃圾、献血或成为更有素养的公民吗?公司应该利用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少吸烟、多运动,或者培养更好的习惯吗?
有人认为,只要提供奖励,成功就会神奇地降临,如同咒语般灵验。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的确,行为是由激励塑造的,这并非魔法。但有时激励会传递混合信号,结果适得其反。有人强烈反对激励方案,认为它违反道德,甚至应该受到谴责。对这些人来说,激励是无良公司使用的操纵手段,目的是诱骗勤劳的打工人购买他们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东西。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激励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是否道德取决于使用方式。我们可以利用激励让孩子对香烟上瘾,也可以利用它来挽救生命。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本质上并无道德或不道德之分,而是有用的工具,激励也是如此。
先声明一下,激励的作用很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任其摆布。想想一位因失业中断孩子医保的单身父亲或母亲。相比为孩子续保,这位家长找工作的动力更强。但为四处求职付出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将孩子的健康幸福置于危险之中,以此来激励人们,这种做法正确吗?我的态度很明确:无论背景和境遇如何,所有孩子都应该享有医疗保险。虽然对求职中的父母来说,为孩子提供免费医疗可能是一种糟糕的激励,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激励的作用很强大,但不应成为政策设计的唯一考量。
你将在本书中了解我的激励研究成果,它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题,包括提高网站点击率和员工的留用率,消除肯尼亚马赛部落的女性割礼习俗,理解美国学生的数学为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你将看到,激励以各种方式(有时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无论身为高管、父母、老师还是爱人,我们都是激励游戏中的一员。了解游戏规则的人将获得优势。本书中的关键原则不仅会渗透到你的工作中,也会渗透到你的个人生活中。你甚至有望找到自我激励的秘诀,实现搁置多年的个人目标,比如多锻炼、多休假、提高工作效率等。
本书绝非神奇的“咒语”。我希望读者在阅读之后,拥有必要的工具来制定高效的激励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1] Sally Black, “Do You Lie about Your Kids to Get Family Vacation Deals?,”Vacation-Kids, September 16,2013,https://www.vacationkids.com/Vacations-with-kids/bid/313333/Do-You-Lie-About-Your-Kids-To-Get-Family-Vacation-Deals.
[2] See Emre Soyer and Robin Hogarth, The Myth of Experienc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20),for more examples and discussion of the psychology literature.
[3] Trif Alatzas, “Coke's Price Gouging,”Baltimore Sun, October 12,2018.
[4] Paul Seabright,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A Natural History of Economic Lif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chap.1.
[5] See, for example, George A. Akerlof and Rachel E.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no.3(2000):715-53;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no.5(2006):1652-78.
[6] Daniel Pink, Drive: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New York:River-head, 2009),back 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