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去年夏天，我碰巧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时节乘火车穿越艾奥瓦平原，而且幸运地有一位旅伴。这位旅伴叫詹姆斯·奎尔·伯登——我们仍像在西部时那样管他叫吉姆·伯登。他和我是老朋友——我俩曾一起在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上长大——所以我们彼此有许多话要说。当火车飞快地穿过成熟的茫茫麦田，经过一座座乡村小镇，越过一块块野花绚丽的牧场，掠过一片片在烈日下没精打采的橡树林时，我俩正坐在那个连桌椅都摸起来烫手、每样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红色尘土的观光车厢里。尘土、高温和热风使我俩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谈论着在这样的小镇上度过童年是怎样一番情形，谈论着那些掩藏在麦田和玉米地深处、经受着气候之两个极端的小镇：骄阳似火的夏季，那个绿浪起伏的世界总是顶着一片明晃晃的青天，在呆板单调的生活中，在荒草的色彩和气味中，在繁重的田间收割中，人们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雪少风猛的冬天，那整块大地总是被剥得空空荡荡，光秃秃灰蒙蒙的像一块铁皮。我俩都认为，不是在草原小镇长大的人对那种生活不会有任何体会。我们说那是一种由共同经历产生的共同意识。

虽说吉姆·伯登和我都住在纽约，而且我俩又是老朋友，但我却不常在那儿见到他。他担任着西部一家大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有时一离开他在纽约的事务所就是几个星期。这是我俩不经常见面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他的妻子。

当吉姆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律师，正在纽约努力寻求成功的时候，他的事业突然被一门耀眼的婚事朝前推了一步。新娘吉纳维夫·惠特尼是一位要人的独生女儿。她与年轻的伯登结婚在当时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人说，她被其堂兄拉特兰·惠特尼无情抛弃，嫁给这个从西部来的无名小子是为了撑住门面。她甚至在那时候就是个放恣逞性的姑娘，喜欢让她的朋友大吃一惊。我认识她之后，她也总是做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诸如把她市中心的一所房子捐给一个选举总部，在王妃剧院1上演她自己写的一出戏剧，以及因在一次服装工人罢工中担任纠察而被捕，等等。我从来就没法相信，她对那些提供了自己的姓名和短暂兴趣的事业有多少感情。她美貌端庄，精力充沛，善于经营，但在我看来，她似乎性情冷漠，天生缺乏热情。我想是她丈夫温和的脾性使她恼火，于是她觉得有必要去赞助一群思想激进而才能平庸的青年诗人和画家。她有自己的财产并过着她自己的生活。但为了某种原因，她希望保留詹姆斯·伯登太太的身份。

至于吉姆，任何挫折和失望都不足以改变他那富于幻想和热情洋溢的天性。虽说这种性格在他小时候曾使他显得幼稚可笑，如今却已成了他事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怀着一种个人感情热爱那片广袤的土地，那片他的铁路穿越其上并在扩展支线的土地。他对土地的信念和了解，对那片土地的开发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他总能为在怀俄明州或蒙大拿州实施的新计划筹措到资金，并帮助那里的年轻人在开矿、伐木和采油方面大显身手。要是一名胸有计划的年轻人能引起吉姆·伯登的注意，能设法随他去未开发地区寻找不为人知的天然公园或考察新的峡谷，那通常就意味着实施计划的钱有了着落。吉姆现在仍会沉迷于那些雄心勃勃的西部梦。他现在虽说已过了四十岁，但仍然用他儿时伙伴所记得的那种冲动去结识新的朋友，去面对新的计划。他在我的眼里似乎一点也没变老。他那种健康的气色，那头浅棕色的头发，以及那双能快速变化眼神的蓝眼睛，都还属于一个年轻人，而他对女性的同情和关心也依然具有青年人的特性，恰如其仍然具有西部味和美国味。

在穿越艾奥瓦平原的那灼热的一天里，我俩的谈话不断回到一位中心人物身上。这人就是我俩在很久以前所认识并赞赏的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在我们心目中，这位姑娘比我们还记得的其他任何人更意味着那片土地、那里的环境，以及我们童年时代全部的冒险经历。说起她的名字，我们自然想起了那些人和那些地方，一出无声的戏剧开始在我们脑海里上演。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她了，但吉姆在分别多年后又找到了她，与她恢复了一种对他来说十分珍贵的友情。那天他的脑子完全被她占据。他使我又看见了她，感觉到了她的存在，并唤醒了我昔日里对她的全部感情。

“我弄不明白，”吉姆冲动地说，“关于安东妮亚，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写点什么？”

我告诉吉姆，我总觉得有别的人（譬如说他）远远比我更了解安东妮亚。不过我准备与他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他愿意动笔写她的话，我也会把我记得的关于安东妮亚的一切都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幅她的完整画像。

他很激动地快速揉了揉头发，这动作通常表示他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我能看出，我的建议让他动心了。“我也许会写，我也许会写！”他一边声言道，一边朝窗外凝视了一会儿。待他重新掉过头来时，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格外清澈，因为他已经心中有数。“当然，”他说，“我可能不得不直截了当、平铺直叙，还可能写到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对她的了解和感觉都是通过我自己与她的交往，再说了，我从来没用其他形式写过东西。”

我告诉他说，关于安东妮亚，他怎样了解，他如何感觉，都正是我最想知道的情况。毕竟当年他有机会去了解她，感受她；而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虽经常看见她的身影，却没有机会去了解她，去感受她。

几个月后，在冬日里一个有风暴的下午，吉姆·伯登来到我的公寓，皮大衣下面藏着个鼓鼓囊囊的法律公文夹。他带着公文夹走进起居室，当他站下来暖手时，他有点儿得意地拍了拍那包东西。

“我昨晚才把它写完——关于安东妮亚的故事，”他说，“呃，你的呢？”

我只好坦率地承认，我的还只是些零散的草稿。

“草稿？我可没打什么草稿。”他将茶一饮而尽，放下杯子。“我可没什么谋篇布局，修饰润色。我只是简单地写下安东妮亚这个名字让我想到的事情，她和我们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的事情。我想它都没讲究什么形式，甚至连标题都还没有。”他说着走进隔壁房间，坐到我的书桌跟前，在公文夹粉红色的正面写下了“安东妮亚”这个名字。他盯着那名字皱了阵眉头，然后在那名字前面又添了个单词，使其成了《我的安东妮亚》。这似乎才使他感到满意。

“你尽快读读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但别让它影响了你自己写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没有写成，以下的叙述只是根据吉姆的手稿，和他送到我手上时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