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19世纪后期，唯心论（idealism）在英国的哲学舞台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大概说的是：我们绝不可能直接认知现实世界本身，相反，人类的经验和思想本身就在我们与现实之间插入了一层有扭曲效果的透镜。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实本身的样子，而只能知道现实对我们显现的样子。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最早在《纯粹理性批判》（1782）中提出的先验唯心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

罗素反对唯心论。他在《哲学问题》（Russell 1912）一书中以他一贯的清晰风格概述了一种替代观点。对完全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最好的敲门砖。

罗素认为，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现实，那要通过被他称作“亲知”（acquantance）的关系来实现（Russell 1912：23）。具体来说，亲知关系将认知主体与感觉知识的直接对象联系起来，那些对象并不是像桌子、山峦之类持续存在的物理对象，而是感觉本身：色块、声响、气味等。罗素把这些叫作感觉材料（sense data）（Russell 1912：4）。亲知还将认知主体与白色、多样性、兄弟关系等共相或概念联系起来（Russell 1912：28）。

他进而将这种论述延伸到意向性问题（即语言和思想如何可以是“关于”它们之外的对象）。罗素认为，亲知关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理解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由我们亲知的东西组合而成的”（Russell 1912：32）。所以，“关于”关系就变成了同一关系：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所“关于”的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能成为你的思想正是因为你亲知到它们。这里的“你”不是指你的身体，而是那个非感官的亲知主体，也许人们都可以亲知自己，非感官的亲知主体也能够成为自己的亲知对象（Russell 1912：27-8）。

但是，诚然有很多命题并不描述感觉亲知的对象或共相——比如，我们大部分的日常思维或言语。比方说，如果我想着“亨利·基辛格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官”，我肯定是在想着一个特定的对象——亨利·基辛格——而我对他并不亲知，因为（a）他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对象，而不是一幅图像（sight）或一股气味；而且，毕竟（b）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罗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分两步表述。第一步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我头脑里想着“亨利·基辛格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官”时）“亨利·基辛格”好像与我思维中的某个特定要素相对应，但实际上当时真正与之对应的是和这个名字相关联的一个限定描述语（definite description），也就是形如“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的短语（Russell 1912：28）。所以，我通过“亨利·基辛格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官”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可以更准确地用“那个如此这般的人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官”来表达。其中，“那个如此这般的人”应该被替换为我将其与“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相关联的描述，比如说，“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最后一位国务卿”。

第二步要注意的是，包含限定描述语的句子本身也许可以被替换成只含有表示共相的短语的句子。罗素用他著名的描述语理论提供了这样一套替换手册。那一理论将形如“那个F是G”（“The F is G”）的句子翻译成“至少有一个东西是F，至多有一个东西是F，任何是F的东西都是G”，或者形式化地表示为：∃x∀y（（Fy↔y＝x）&Gx）。所以，那个句子应该被改写成（改写完成后应该仍然表达“关于”基辛格的思想）：“至少有一个人是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最后一位国务卿，而且最多只有一个人是，无论那是谁，那都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官。”这里，所有对亨利·基辛格的指称都没有了。恰当地重复这几个步骤还可以将对尼克松的所有指称也消除掉。最后得到的句子仅仅包含对共相的指称，而这揭示了一开始的那个句子以令人误导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或命题的真正内容。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命题真正包含的其实只有我们亲知的对象，即共相。这个通过转换或改写将句子背后真正的思想内容揭示出来的过程，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分析”（TLP 3.2-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