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核心腹地
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勃兰登堡，也就是那片以柏林为中心，面积大约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便是那个后来被称作普鲁士的国家的核心腹地。勃兰登堡位于一片西起低地国家，东至波兰北部，景色单调乏味的平原的正中央，是没有特色的乡野之地，对游人几乎毫无吸引力。勃兰登堡没有任何独特的地标，蜿蜒曲折、缓缓流淌的溪流穿过这里，它们无法与气势磅礴的莱茵河、多瑙河相提并论。勃兰登堡的大片土地都是森林，树木的种类千篇一律，不是桦树，就是冷杉。地志学家尼古劳斯·吕廷格撰有一部年代较早的描述勃兰登堡地貌的著作，他在1598年时写道，勃兰登堡“地势平坦、森林茂密，大都是沼泽地”。所有描述勃兰登堡的地貌而且年代较早的著作都会反复提到“多沙”、平坦、“多沼泽”、“没有开垦的土地”之类的字眼，即便是那些满是溢美之词的著作也不例外。1
勃兰登堡的土地大都十分贫瘠。某些地区，尤其是柏林的周边地区，由于土壤的含沙量太高，肥力太低，甚至连树木都无法生长。即便是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一位在这一时期顶着盛夏的烈日，北上前往柏林的英国旅行者留下了这样的描述：“大片光秃秃的土地，没有任何植被，只有热浪滚滚的沙砾；村庄难得一见；树林全都是低矮的冷杉，树下像结了霜一样，长着一层厚厚的鹿石蕊。”2
梅特涅有这样一句名言——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然而，如果这样描述勃兰登堡，可就完全是张冠李戴了。勃兰登堡四周全都是陆地，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完全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其领土东拼西凑，既包括一部分德意志人居住的土地，又包括一部分中世纪时期从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手中夺取的土地，那些土地上后来涌入了大量来自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英格兰的移民。尽管直到20世纪，也仍然有少量母语是斯拉夫语的“文德人”在柏林附近施普雷林山中的村庄生活，但总的来说，勃兰登堡的绝大部分人口渐渐地失去了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勃兰登堡本是德意志基督徒定居区的东部边境，这个特征保留在了地名之中。无论是勃兰登堡本身，还是组成勃兰登堡的五个省份中的四个，即柏林周边的米特尔马克、西边的阿尔特马克、北边的乌克马克、东边的诺伊马克（第五个省份是西北方的普里格尼茨），在名称中都使用了“马克”（Mark，意为边区，类似于威尔士边区）的字眼。[1]
勃兰登堡的交通运输手段十分原始。勃兰登堡没有海岸线，无法利用海港开展海上交通。尽管易北河、奥得河由南向北，分别流经勃兰登堡边区西侧、东侧，汇入北海、波罗的海，是区域内水上交通的主动脉，但由于勃兰登堡境内没有将这两条河流连接起来的水道，柏林、波茨坦这两座选帝侯的朝廷所在的城市一直都无法直接利用便利的水上交通。1548年时，当局动工开凿运河，想要用水道把奥得河与流经柏林及其姐妹城市克尔恩（Cölln）的施普雷河连接起来，但因为工程耗资巨大而半途而废。由于在这一历史时期，水上运输的成本要远低于陆上运输的成本，缺少贯通东西的水道成了严重限制勃兰登堡发展的结构性劣势。
勃兰登堡既不处在德意志诸国以农作物为基础的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葡萄酒酿造、茜草染料生产、亚麻纺织、粗斜纹棉布纺织、毛纺织、丝纺织），又缺乏那个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矿产资源（银、铜、铁、锌、锡）。316世纪50年代期间在要塞城市派茨建立的炼铁厂是勃兰登堡境内最为重要的冶金业中心。一份当时的记录描绘了派茨城内的景象：人工水道的两侧修建了大型建筑，水道湍急的流水推动巨大的水车，升起沉重的铁锤，把金属锻打成型。对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来说，派茨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城市，因为驻扎在各地的军队全都要靠派茨生产的钢铁来打造武器装备，但除此之外，派茨的炼铁厂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派茨生产的钢铁存在遇冷断裂的问题。所以说，勃兰登堡不仅无法生产出在区域市场内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政府贡献出口关税，其新兴的冶金业也必须依赖政府订单和政府对进口的限制才能生存下去。4勃兰登堡不仅无法与东南方铁矿资源丰富、铸造业欣欣向荣的萨克森选侯国相提并论，也不能像瑞典那样，实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以此为基础，成为17世纪早期的区域强国。
那些年代较为久远，描述勃兰登堡农业用地情况的文献很难给人留下一致的印象。在勃兰登堡，由于大片土地的土质都十分贫瘠，许多地区的农业产出都极其低下。在某些地区，土壤肥力耗竭迅速，每隔6年、9年甚至12年才能播种一次，更不要提还有面积可观的土地不是“没有任何肥力的沙地”，就是终年被水淹没的洼地，根本就无法进行农业耕作。5然而，在另一些地区，尤其是在阿尔特马克、乌克马克，以及位于柏林以西、土地肥沃的哈弗尔兰，可耕地较为集中，达到了能够进行集约化谷物种植的程度。1600年时，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地区已经表现出了真正的经济活力。16世纪时，欧洲的人口进入了长时间的增长期[2]，为粮食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勃兰登堡的贵族地主大量种植谷物，进行出口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无论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修建的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雅居（几乎全都没能存留下来），还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出资让孩子出国接受大学教育的做法，抑或农业用地的价格一飞冲天的趋势，都是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谷物出口的确产生了大量的财富。16世纪期间，一批又一批的德意志人移民离开弗兰肯（法兰克尼亚）、萨克森诸国、西里西亚、莱茵兰，在勃兰登堡境内无人居住的农庄定居，同样也可以证明勃兰登堡的经济越来越繁荣。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收益在地方层面上对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哪怕最成功的地主赚取的利润也是如此。6勃兰登堡的庄园体系既没能释放出足够的剩余劳动力，也没有产生足够的购买力，所以也就没能促使勃兰登堡发生与西欧相似的城市发展。勃兰登堡境内的城镇虽然是作为行政中心发展起来的，目的是配合当地制造业和贸易的发展，但这些城镇的规模却一直都十分有限。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勃兰登堡的首府，也就是那座当时名为柏林-克尔恩[3]的复合城市，人口只有区区1万，而同样也是在1618年，伦敦核心城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13万。
王朝
这片看似前景一片黯淡的土地到底是如何变成普鲁士这个欧洲强国的核心腹地的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统治勃兰登堡的王朝既小心谨慎，又雄心勃勃的宏图大略。霍亨索伦家族是一个出身德意志南部，野心极大的权贵家族。弗里德里希·霍亨索伦是面积不大却富得流油的纽伦堡领地的城伯，他在1417年时出价40万匈牙利古尔登金币，从勃兰登堡当时的统治者西吉斯蒙德[4]手中购得了勃兰登堡。这笔交易不仅让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大片的土地，由于勃兰登堡的藩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交易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霍亨索伦家族的身份地位。神圣罗马帝国就像一床百衲被，横跨德意志欧洲，由多到数不清的大小邦国组成。获得新头衔，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登上了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政治舞台，不过现在它已经完全消失，在欧洲地图上找不到任何痕迹。“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世界的遗存，具有基督教普世君主制、混合主权[5]、团体特权等特点。所以说，在神圣罗马帝国一词中，帝国的含义与现代英语中的“帝国”并不相同，不是指一个地区强加于多个其他地区的统治制度，而是指一个以帝国朝廷为核心的松散政治邦联。这个邦联由不下300个拥有主权的地区组成，不同的地区不仅面积差别很大，法律地位也千差万别。7帝国的臣民除了有德意志人，还有讲法语的瓦隆人，低地国家的佛拉芒人，以及生活在德意志欧洲北部及东部边缘地区的丹麦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帝国最主要的政治机构是帝国议会，即一个由诸侯国、采邑主教区、大修道院、伯爵领地、帝国自由城市（诸如汉堡、奥格斯堡之类的微型国家）派出的代表参加的集会。这些有资格派代表出席帝国议会的政治实体共同组成了帝国的“政治体”。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统领着这一色彩斑斓的政治版图。帝国皇帝其实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职位，每一位新皇帝都必须由选帝侯共同选举产生，所以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符合要求的王朝推出的候选人都有可能当选皇帝。然而，从中世纪末期开始，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在实际的选举操作过程中，当选者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哈布斯堡家族地位最高的男性成员。8哈布斯堡家族不仅进行了一系列有利的政治联姻，还十分幸运，继承了数个王国的王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王位），到了16世纪20年代时，已经成了德意志诸国最为富有、最具权势的家族，其他的家族均难以望其项背。波希米亚王国的王领包括西里西亚公国、上卢萨蒂亚藩侯国、下卢萨蒂亚藩侯国——这三块领地不仅全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全都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哈布斯堡家族的朝廷就这样成了东起匈牙利西境，北接勃兰登堡南疆的辽阔土地的掌控者。
成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之后，霍亨索伦家族的弗兰肯分支成了少数最为精英的德意志诸侯之一，他们总共只有七人，是唯一有权选举“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团体。选帝侯的头衔极其重要，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这一点不仅在霍亨索伦王朝显示主权的标记上、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政治仪式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履行正式职能时的各类繁复仪式上也有目共睹。选帝侯的地位让勃兰登堡的君主可以时不时地利用手中的投票权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讨价还价，让皇帝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给予赏赐。利用选帝侯的地位获得好处的机会不仅会在候选人竞选帝位的时候出现，只要在位的皇帝想为自己心中的继承人提前争取到支持，就会出现这种机遇。
霍亨索伦王朝孜孜不倦，一直在巩固对既有领地的统治并开疆拓土。直到16世纪中叶，霍亨索伦王朝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有所斩获。他们每个人兼并的土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全都意义重大。此外，霍亨索伦王朝还没有像与他们在同一地区列土封疆的其他德意志统治王朝那样四分五裂。《阿喀琉斯家规》（Dispositio Achillea，1473年生效）[6]是勃兰登堡边区的继承法，它确保了勃兰登堡的土地不会在领地继承的过程中发生分裂。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年在位）无视《家规》，立下遗嘱，规定自己死后，领地应当由两个儿子分割继承，但他的次子在1571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勃兰登堡边区得以破镜重圆。1596年，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1571—1598年在位）留下政治遗嘱，提出勃兰登堡边区应当由自己多次婚姻留下的众多子嗣分割继承，再一次让勃兰登堡站在了分裂的边缘。虽然下一任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成功地保住了勃兰登堡边区的领土完整，但这却完全是因为霍亨索伦王朝南方的弗兰肯分支[7]绝嗣，让他能够用勃兰登堡之外的土地来补偿同父异母的弟弟。上述例证可以证明，16世纪时，就思维方式、办事方法而论，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仍然与家族首领相近，与国家元首还有很大的距离。然而，尽管霍亨索伦王朝把家族利益放到第一位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了1596年，但这一倾向却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撼动勃兰登堡边区领土完整的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其他王朝的领地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四分五裂，变成了面积越来越小的微型国家，但勃兰登堡维持了领土的完整。9
对霍亨索伦王朝身在柏林的选帝侯来说，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具有最为重要的政治地位。皇帝不仅是一位强大的欧洲君主，同时还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而帝国古老的宪政制度则又是德意志欧洲所有主权实体赖以存在的基石。德意志欧洲的统治阶层对皇帝权威的尊重并不单纯，而是掺杂着对皇帝代表的政治秩序的深度依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能够一手掌控帝国内部的各项事务。神圣罗马帝国既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征税权和常备的军事及警察力量。一直以来，对皇帝来说，要想让帝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运用政治手腕。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以不稳定的权力平衡为最大特征的动态体系。
宗教改革
16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意志宗教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剧烈地扰动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杂体系，立场的两极分化好似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除了一部分极具影响力的诸侯，大约五分之二的帝国自由城市也皈依了路德宗。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态度坚决，既要确保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教地位，又要巩固皇帝的统治权，集结各方力量，成立了反路德宗联盟。联盟在1546—1547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胜利，结果适得其反，加深了各方对哈布斯堡王朝实力有可能进一步增强的担忧，把神圣罗马帝国国内外所有与哈布斯堡王朝敌对、与哈布斯堡王朝存在竞争关系的势力团结了起来。16世纪50年代早期，一直都提防着维也纳当局，急于挫败其阴谋诡计的法国开始向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提供军事援助。获得法国的援助后，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双方最终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议会上以谈判的方式达成了妥协。《奥格斯堡和约》除了正式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存在信奉路德宗的领地，还向信奉路德宗的君主做出让步，允许他们按照教随国定的原则，要求治下之民皈依路德宗。
在宗教改革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一直都小心谨慎，奉行中立原则。他们不愿得罪皇帝，迟迟没有正式皈依路德宗，到了皈依路德宗之后，他们又显得过分谨慎，导致国内宗教改革的进程极其缓慢，几乎用了16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才算大功告成。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年在位）希望子嗣能够继续信仰天主教，但他的妻子丹麦的伊丽莎白却自作主张，在皈依路德宗之后逃到萨克森，寻求信奉路德宗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的庇护。10约阿希姆一世的长子在继承选帝侯的地位，成为约阿希姆二世（1535—1571年在位）的时候仍然是天主教徒，但他却很快就效仿母亲，皈依了路德宗。无论是丹麦的伊丽莎白，还是之后许多其他的后继者，霍亨索伦王朝的不少女性成员都对勃兰登堡宗教政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就个人态度而论，约阿希姆二世十分同情宗教改革，但他却迟迟没有在自己的领地内让新教正式成为官方信仰。他不仅仍然热爱天主教的旧礼仪、盛大仪式，还谨小慎微，认为神圣罗马帝国依旧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不愿采取任何有损勃兰登堡在帝国体系内地位的措施。小卢卡斯·克拉纳赫在1551年前后为约阿希姆二世创作了一幅肖像画，捕捉到了这位君主在新旧两种信仰之间摇摆的态度。画中的约阿希姆二世紧攥的拳头贴着大肚子，按照当时的穿着习惯，身着宽大的朝服，全身珠光宝气。从神情来看，他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那张国字脸上，一双眼睛向一旁斜视，不愿直视前方。
在神圣罗马帝国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中，勃兰登堡渴望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想要成为两大阵营眼中诚实的调解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多次派出特使，试图让新教阵营、天主教阵营达成和解，却一直都徒劳无功。约阿希姆二世不仅一直都与鹰派的新教诸侯保持距离，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期间甚至还派出了一小队骑兵，命令他们支援查理五世。直到1563年，约阿希姆才利用《奥格斯堡和约》生效后相对平静的政治环境，以公开发表信仰声明的方式，正式宣布自己皈依了路德宗。
图1 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1535—1571年在位）。小卢卡斯·克拉纳赫绘，1551年前后
直到约阿希姆二世的长子约翰·格奥尔格（1571—1598年在位）成为选帝侯之后，勃兰登堡才开始显现出更为稳固的路德宗特征：正统的路德宗信徒获得任命，成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1540年的“教会规章”接受了彻底的修订，变得更加符合路德宗的原则；当局开展了两次全境教会检查（时间分别是1573—1581年和1594年），确保在省一级和地方一级的层面上，教会已经完成了改信路德宗的转变。尽管如此，到了考虑帝国政治的时候，约翰·格奥尔格依旧是哈布斯堡朝廷忠诚的支持者。下一任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1598—1608年在位）年轻时公开支持新教阵营，与天主教阵营结下了梁子，但在成为选帝侯之后，他却变得圆熟老成，一直都与各式各样的新教联盟保持距离，不愿与他们一起向帝国朝廷施压，要求皇帝在宗教问题上做出让步。11尽管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一直都谨小慎微，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野心。勃兰登堡既没有易于防守的边境线，又缺乏足够的资源，无法通过用武力迫使他人就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联姻就成了受到霍亨索伦王朝青睐的政策。只要回顾一下16世纪霍亨索伦王朝的联姻史，我们就肯定会惊叹于他们大网捞鱼，捞到多少算多少的做法：霍亨索伦王朝先后在1502年和1523年与丹麦王室联姻，选帝侯约阿希姆一世在这两次联姻中都打着（最终落空了的）如意算盘，想要获得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的部分土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1530年，约阿希姆一世又把女儿嫁给了波美拉尼亚公爵格奥尔格一世，盘算着有朝一日，勃兰登堡的统治者有可能继承波美拉尼亚公国，从而让勃兰登堡获得一块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领土。在勃兰登堡的政治计算中，普鲁士公国的封建宗主波兰国王同样也是一枚十分重要的棋子。普鲁士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公国，曾经由条顿骑士团统治，在1525年经历了世俗化之后，其统治者变成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一世的堂弟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爵[8]。
1535年，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之所以会与波兰公主雅德维佳成婚，其中的部分原因正是他想要染指普鲁士这块令人垂涎欲滴的土地。妻弟成为波兰国王之后，约阿希姆二世在1564年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提名为普鲁士公国的第二继承人。又过了四年，到了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去世之后，在卢布林召开会议的波兰议会正式承认了约阿希姆之子第二继承人的地位，为勃兰登堡以继承的方式吞并普鲁士打开了大门，而前提条件则是，新一代普鲁士公爵，当时只有16岁的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死后没能留下男性继承人。约阿希姆二世的豪赌碰巧大获全胜：精神状态不佳却身体硬朗的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又活了整整50年，直到1618年才去世，但他却没能生下儿子，只留下了两个女儿。
在这50年间，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一直都在想尽办法，加强自己对普鲁士公国的继承权，完全是一副子承父业的架势。1603年，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说动波兰国王，获得了对普鲁士公国行使摄政权力的许可（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精神有问题，所以必须有个摄政来处理政务）。1594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之子约翰·西吉斯蒙德迎娶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长女普鲁士的安娜，完全没把安娜之母的警告“她可算不上那种最漂亮的女人”当回事，进一步加强了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公国的联系。12接下来，西吉斯蒙德的父亲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又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迎娶了安娜的妹妹，多半是为了防止其他家族与勃兰登堡争夺普鲁士公国的继承权。经过这一通操作，父亲变成了儿子的连襟，而妹妹则变成了姐姐的婆婆。
如上文所述，勃兰登堡对普鲁士公国的直接继承权似乎已经万无一失。实际上，除了普鲁士公国，约翰·西吉斯蒙德与安娜的婚姻还为勃兰登堡争取到了在西部继承富有的新领地的可能性。安娜不仅是普鲁士公爵的长女，同时也是另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德意志公爵于利希-克莱沃的约翰·威廉的外甥女。安娜的这个舅舅领地众多，名下除了有莱茵河流域的于利希公国、克莱沃公国、贝格公国，还拥有马克伯国、拉文斯贝格伯国。于利希-克莱沃王朝内部有着特殊的约定，允许女性成员继承家族的领地、头衔，若非如此，尽管安娜的母亲玛丽亚·埃莱奥诺拉是约翰·威廉最年长的姐姐，这层关系也是无足轻重的。按照这条非同寻常的约定，安娜成了舅舅的继承人，从而让勃兰登堡的约翰·西吉斯蒙德以外甥女婿的身份，成了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继承权的有力争夺者。13约翰·西吉斯蒙德与安娜的婚姻是最为有力的例证，充分证明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权贵阶层的婚姻市场具有多么强烈的偶然性，让我们不仅意识到权贵阶层为了实现目的，会跨越多个世代，进行冷酷无情的利益计算，也见证了婚姻在勃兰登堡的形成阶段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远大前程
17世纪初的时候，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眼前似乎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既让人激动万分，又令人苦恼不堪。无论是普鲁士公国，还是那些属于于利希-克莱沃王朝，好似一盘散沙的公国、伯国，都不与勃兰登堡边区接壤。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公国、伯国不仅全都靠近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边境，紧挨着西属尼德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还全都位于德意志欧洲城市化、工业化程度数一数二的地区，由许多宗教信仰情况错综复杂的领地组成。信奉路德宗、面积几乎与勃兰登堡相当的普鲁士公国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不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被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土地完全包围。普鲁士既有狂风大作的海滩、海湾，又有盛产谷物的平原，还有平静的湖泊、成片的沼泽、阴暗的森林。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尽管同一位君主同时统治在地理上分散的多块领土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勃兰登堡仍然因为不同的领土间距离太过遥远而显得与众不同。柏林与柯尼斯堡之间的路程超过700千米，途中除了有正常的道路，还有羊肠小道，一旦遇到阴雨连绵的天气，许多道路就都会变得泥泞不堪，难以通行。
显而易见的是，勃兰登堡对上述领地继承权的主张肯定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波兰议会中有一股极具影响力的势力反对勃兰登堡对普鲁士公国继承权的主张，而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领地则更是吸引了至少七个出身显赫的权贵家族与勃兰登堡争夺继承权，其中继承权在纸面上最能站得住脚（仅次于勃兰登堡）的是领地位于德意志西部的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此外，普鲁士公国和于利希-克莱沃公国还全都位于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地区。16世纪60年代，尼德兰人发起了争取独立，摆脱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双方的战争虽然时断时续，却异常激烈，经常波及于利希-克莱沃公国；普鲁士公国夹在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瑞典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中间，同样也经常受到军事冲突的影响。勃兰登堡选侯国的军事体系仍然以早已过时的封建征兵制度为基础，在1600年前的一百余年间，一直都在以极快的速度走下坡路。除了少数几队近卫兵，以及一些战斗力不值一提的要塞驻军，勃兰登堡没有任何常备军。勃兰登堡即便能够得到上述新领地，也必须为了守住它们而投入可观的物质资源。
那么用来守护新领地的物质资源到底应当从何而来呢？任何以增加选帝侯财政收入的方法来解决财政问题，为获取新领地铺平道路的做法都会在国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与许多其他的欧洲君主一样，也必须与等级会议分享权力，这是由一系列地方精英组成的代表机构。等级会议不仅有权批准（或者否决）选帝侯提出的征税方案，（自1549年起）还负责管理税款的征收工作。作为回报，等级会议获得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权力和特权。举例来说，选帝侯必须首先获得等级会议的同意，否则就不能与其他君主签订盟约。14在1540年时发表，之后又在1653年之前多次重申的宣言中，选帝侯甚至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任何事关全国兴衰的要事，都必须事先告知等级会议的所有成员，在商讨之后，再做出决定、采取行动。”15所以说，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束手束脚，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治国理政。地方上的贵族一方面拥有勃兰登堡选侯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财富，同时也是选帝侯最主要的债主；另一方面又视野极其狭隘，只关心本地区的利益，完全没有意愿帮助选帝侯获取远在天边、闻所未闻的领地，会极力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害勃兰登堡边区安全的行动。
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认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1604年12月13日，他宣布成立枢密院（Geheimer Rat）。枢密院由九名顾问官组成，任务是总管“寡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与普鲁士及于利希公国的继承权相关的事务。16按照成立之初的设想，枢密院应当采用合议制的原则，从而一方面保证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拥有更高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能让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全面的考虑。然而，枢密院一直都没能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核心——枢密院没有按照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下令成立时的初衷，定期举行会议，而始终只是一个主要功能为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17尽管如此，枢密院还是承担了许多重要的任务，其职责的广度和多样性标志着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下定了新的决心，要把决策过程集中在权力的最高层。
除了成立枢密院，勃兰登堡的联姻政策也出现了新的调整，开始注重向西扩张。1605年2月，勃兰登堡选帝侯年仅10岁的长孙格奥尔格·威廉与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四世年仅8岁的女儿订婚。普法尔茨选侯国位于莱茵河流域，不仅面积可观、财力雄厚，同时也是加尔文宗（归正宗）在德意志诸国最为重要的中心。加尔文宗是一个极其严格的新教宗派，与路德宗相比，态度更为激进，与天主教的差别更大。16世纪下半叶，加尔文宗的信仰在德意志西部及南部的部分地区站稳了脚跟。普法尔茨选侯国的首府海德堡是一个由军事及政治关系组成的网络的核心，这个网络不仅包括许多接受了加尔文宗信仰的德意志城市、诸侯国，还涵盖了一些信奉加尔文宗的国外势力，其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当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弗里德里希四世拥有在西德意志实力数一数二的军事机器，所以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期望双方拉近的关系能为勃兰登堡在西部主张领地继承权争取到战略支持。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605年4月，勃兰登堡与普法尔茨选侯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正式结盟。按照盟约的规定，勃兰登堡应当向联省共和国提供军费，而联省共和国则应当让一支兵力5 000人的军队整装待发，准备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占领于利希公国。
此乃悖逆之举。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与好战的加尔文主义者达成了利益一致，所作所为彻底违反了新教及天主教阵营1555年在奥格斯堡达成的协定——《奥格斯堡和约》虽然规定路德宗享有宗教宽容的权利，却没有承认加尔文宗的合法性。换言之，勃兰登堡已经开始与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死敌站在一起。柏林的决策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选帝侯和大部分枢密院顾问都小心谨慎，希望采取较为克制的政策，而以选帝侯嗜酒如命的长子约翰·西吉斯蒙德（1608—1619年在位）为首的一小群极具影响力的权贵则态度更为强硬。强硬派的一个主要成员名叫奥托·海因里希·比兰特·祖·莱特，他来自于利希公国，是一位信奉加尔文宗的枢密院顾问。强硬派的另一个主要成员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即普鲁士的安娜——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勃兰登堡才能成为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继承权的有力争夺者。约翰·西吉斯蒙德得到了强硬派的全力支持（另一种可能性是，他被强硬派裹挟，骑虎难下），不断地向选帝侯施加压力，提出勃兰登堡应当与普法尔茨选侯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他甚至还宣称，勃兰登堡应当先下手为强，派兵占领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土地，从而杜绝有可能围绕着继承权爆发的一切争端。18这样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什么个例——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国家之后的历史中，政治精英因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对外政策而导致意见两极分化的情况屡见不鲜。
1609年，又老又疯的于利希-克莱沃公爵终于一命呜呼，勃兰登堡迎来了必须主张继承权的时刻。实际上，对勃兰登堡来说，老公爵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世，简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班牙仍然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冲突不断，地区局势极不稳定，而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土地则恰好是军队北上进入低地国家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极其重要。火上浇油的是，由于新教阵营与天主教阵营的矛盾在全国各地急剧激化，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内政局也动荡不安。一系列激烈的宗教争议催生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宗教联盟，即1608年成立，由信奉加尔文宗的普法尔茨选帝侯率领的新教联盟，以及1609年成立，由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率领，得到帝国皇帝荫庇的天主教联盟。在局势更为稳定的时期，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肯定会请求皇帝出面仲裁，解决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继承权争议，但问题在于，1609年时，新教阵营与天主教阵营针尖对麦芒的局面，让人无法确信皇帝会公正地解决争端。取而代之的是，选帝侯决定绕过帝国的仲裁机制，单独与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签订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二人将会共同出兵，占领争议地区，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就继承权的问题达成一致。
这样的做法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按照皇帝的命令，驻扎在西属尼德兰的帝国军队进入于利希公国，开始负责公国的防务。约翰·西吉斯蒙德加入了新教联盟，而联盟则投桃报李，宣布支持西吉斯蒙德及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并为此动员了一支兵力五千人的军队。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也想插上一脚，决定出兵支持新教联盟。要不是1610年5月，亨利遇刺身亡，新教势力就肯定会与天主教势力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支由联省共和国、法国、英格兰、新教联盟的士兵组成的联军进入于利希公国，开始围攻天主教联盟驻扎在公国境内的守军。与此同时，许多新的国家加入了天主教联盟，而帝国皇帝则因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的僭越之举而龙颜大怒，宣布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所有土地都应当由萨克森的选帝侯继承，因而勃兰登堡人开始恐慌，害怕萨克森选侯国与帝国组成联军，旋即入侵勃兰登堡。1614年，经过进一步的讨价还价之后，双方达成临时解决方案，规定（在敲定最终方案之前）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土地应当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分割继承：公爵获得了于利希公国、贝格公国，而选帝侯则获得了克莱沃公国、马克伯国、拉文斯贝格伯国，以及一块名叫拉芬斯泰因的领地。
勃兰登堡获得的这几块新领地的重要性全都不可小觑。克莱沃公国位于莱茵河两岸，西北角的土地像楔子一样，深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境内。中世纪末期时，克莱沃公国的统治者修建堤防系统，把莱茵河的洪泛区变成了万顷良田，令克莱沃公国成了低地国家的粮仓。与克莱沃公国相比，马克伯国虽然土地没有那么肥沃，人口也要少得多，却拥有规模相当可观的采矿业、冶金业。拉文斯贝格伯国虽然面积不大，却扼守着从莱茵兰出发，前往德意志东北部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外，拉文斯贝格伯国还拥有欣欣向荣，主要以首府比勒菲尔德为中心的亚麻纺织业。位于马斯河南岸的拉芬斯泰因面积极小，是一块远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境内的飞地。
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肯定在某一个时间点意识到了，自己犯下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错误。勃兰登堡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选帝侯囊中羞涩，只能在那场因为自己争夺继承权而爆发的冲突中扮演微不足道的配角。19现在他统治的土地门户大开，前所未有地脆弱。勃兰登堡还惹上了其他的麻烦：1613年，约翰·西吉斯蒙德宣布皈依加尔文宗，导致霍亨索伦王朝无法继续得到1555年时签订的宗教协议的保护。本书的第五章将会讨论此举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就眼前来看，选帝侯皈依加尔文宗的做法一方面激怒了国内信奉路德宗的臣民，另一方面又没能为勃兰登堡的对外政策争取到任何实打实的短期利益。1617年，一直以来对勃兰登堡的支持都算不上坚定的新教联盟宣布，将不再支持勃兰登堡的继承权主张。20约翰·西吉斯蒙德以牙还牙，宣布退出新教联盟。西吉斯蒙德手下的一位谋臣指出，西吉斯蒙德之所以会加入新教联盟，完全是因为他希望借助联盟的力量来主张继承权；勃兰登堡原有的土地“[与联盟]相距甚远，除了争夺继承权，加入联盟对他毫无意义”。21勃兰登堡就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也许正是因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困境，约翰·西吉斯蒙德的身体及精神状况才会在1609年之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急剧恶化。他似乎油尽灯枯，用光了身为储君时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活力和进取精神。他嗜酒如命的缺点完全失去了控制。一百多年后，弗里德里希·席勒记录了这样一则逸闻：约翰·西吉斯蒙德酒后失态，狠狠地打了准女婿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之子一耳光，彻底搅黄了两国以联姻的方式缔结盟约的计划。22虽然席勒的故事多半是道听途说，但1610年代许多类似的记录却很有可能是可信的——约翰·西吉斯蒙德的确经常丧失理性，酒后施暴。他的身体越来越肥胖，精力也大不如前，变得昏昏欲睡，经常无法治国理政。1616年，他突发中风，语言能力严重受损。到了1618年夏，普鲁士公爵在柯尼斯堡去世，霍亨索伦王朝得以再一次利用继承权，获得另一块远离本土的领地，此时一位前来觐见选帝侯的访客留下了这样的记录：约翰·西吉斯蒙德半死不活，似乎变成了“活死人”（lebendigtot）。23
霍亨索伦王朝的三代选帝侯苦心经营，彻底地改变了勃兰登堡的前景。一个四下伸展、略显无序的国土结构终于依稀可见，已具雏形，遥远的东部和西部均有其属地，它们将会对那个日后以普鲁士之名为人所知的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勃兰登堡国力有限，与其统治者实现远大志向所需的物质基础相比，仍然存在极大的差距。树敌众多的勃兰登堡王朝要怎么做，才能保住胜利的果实呢？要怎么做，才能让新领地的新臣民在税收问题和政治问题上都遵从新君主的意愿呢？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绝非易事，而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多方势力共同努力，想要达成妥协，但到了1618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因为宗教争议和对继承权的争夺而爆发惨烈的内战，进入了战争时代。
[1]勃兰登堡又称勃兰登堡边区。当今米特尔马克、乌克马克和普里格尼茨仍属于勃兰登堡州，阿尔特马克现属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诺伊马克在“二战”后划入波兰。
[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扬·德·弗里斯对16世纪欧洲人口的增长情况做出了估测，认为1500年时欧洲（不包括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是6 160万，1550年增长到了7 020万，到1600年则达到7 800万。
[3]在这一历史时期，勃兰登堡的首府柏林-克尔恩由位于施普雷河两岸的旧柏林和克尔恩组成，直到1710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将克尔恩并入柏林。
[4]此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吉斯蒙德（1433—1437年在位）。
[5]混合主权又称混合政体，由君主、贵族、平民共同治理国家，与绝对君主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相对应。
[6]《阿喀琉斯家规》的制定者是勃兰登堡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1470—1486年在位，其绰号是阿喀琉斯），该法案规定勃兰登堡边区必须由嫡长子继承。
[7]弗兰肯分支指霍亨索伦王朝的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库尔姆巴赫分支。1603年，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库尔姆巴赫分支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一世没有留下后代，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藩侯国、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藩侯国分别由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同父异母的弟弟约阿希姆·恩斯特、克里斯蒂安继承。
[8]阿尔布雷希特是条顿骑士团最后一任大团长，他在1525年时改信路德宗，并向波兰国王称臣，使条顿骑士团国不再从属于罗马教廷，成为普鲁士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