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秘密
他们说让我暂时性失忆的那场事故，其实就是我继承的遗产。既无片瓦，亦无寸土，更无只字，唯余数周的遗忘。
我妈也有过暂时性失忆，只是她当年八岁，而我二十三岁。她掉入了一口枯井，而我则骑着单车撞上了敞开的车门。她在哥伦比亚奥卡尼亚地表之下三十英尺的黑暗之中差点流血而亡，而我则安然无恙，起身离去，于芝加哥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四处徜徉。她有八个月之久不知自己是谁，而我则有八个星期不记得自己是谁。
他们说遗忘症犹如一扇门，让我们拥有了本该拥有的天赋，只是我妈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忘了传承给我们。
外公是个巫医。他的天赋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同死人说话、预知未来、治病救人、呼云唤日。我们是棕色人种，梅斯蒂索人[1]。欧洲男人抵达大陆，强暴土著女人，那就是我们的起源：既非土著，亦非西班牙人，而是一道伤口。我们把这种天赋叫作秘密。在桑坦德山区，秘密由父传子，子又传子，子再传子。但外公说，他的儿子没一个有种，能成为真正的巫医，唯有我妈可以承受这种天赋。她意志坚定，天不怕地不怕，在外公眼里我妈比男人还男人，他喜欢把我妈叫作山里的兽。但我妈是个女人，这种事情是万万要不得的。据说一个女人要是掌握了秘密，倒霉事就会接踵而至。
可是，那年我妈才八岁，刚掉入过井里，还在养伤。等她记忆一恢复，事情也就这么成了。她虽意识不清，却重掌了见鬼魂听阴声的能力。
家里人说我妈能掌握秘密是命——既然外公教不了她，那秘密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四十多年后，我出了事故，丢失了记忆，家里人都很兴奋。姨妈们边喝酒边唠嗑，喜气洋洋：“又来啦！蛇咬尾巴啦！”
然后，他们就眼巴巴地瞅着，看这秘密究竟会如何在我身上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班牙语语境下的故事，我妈和姨妈们都用vos称呼彼此，vos即古称“汝”，但她们用tú来称呼我，tú意为“你”，休闲随意，温柔亲切。她们用的是奥卡尼亚的讲话方式，我的先辈就来自那里，那儿的语言听起来就像殖民时期的化石。用西语来讲的话，我们的故事先徐后疾，讲的时候还会一直咯咯地笑。
我们娘俩犹如彼此的传声筒，想想都觉得可怕，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遗忘症。但这事就像挠痒痒，不挠不行，可一挠就破，一挠就烫。而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反复试探。
姨妈们要我说说，活着却没有记忆究竟是什么滋味。我设法告诉她们这种生活极具超现实感，像是在看电影。姨妈们冲我翻白眼（不过她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好像我就是一档糟糕的电视节目，她们边看边评论，毫无顾虑。“这小妮子不知道在说啥，是不？”她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做了什么样的梦。
对我们娘俩来说，遗忘症发作的时候，只要醒着，全是困扰，而我们的梦却已触礁搁浅。我妈的梦有先后顺序，她在梦里是个鬼魂。我在梦里没有身子，当我这么大声地告诉姨妈们的时候，这才意识到：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鬼魂。
西语里针对亡者行走有个词，叫作desandar，行走之不能，越走越无力，直至行走本身不复可行。认为鬼魂有特殊的行走方式，是我们从入侵大陆的定居者身上传承而来的观念，而我们内在固有的则是“间隙感”这个概念，认为我们恰好处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而真实和非真实又时常合而为一，彼此相同。因此，对我们而言，生者也会以鬼魂的步态行走。
我父母都是桑坦德的土著人，当地的土著人都会梦见次日即将猎获的野兽。晨曦初现，他们便会动身前往，寻觅梦中所见。
梦，于我们而言实属重要。
我们娘俩的遗忘症相隔四十三年，我们都梦见了驱逐。
我妈是村里的鬼。她困居于村内，村民所讲的语言，她虽不懂，却能理解。村民们膜拜她的尸体——她的尸身未曾腐烂，芬芳馥郁，堪称奇迹。
我时常出没于海平线，海浪有时会从那儿退却，抛弃陆地，暴露海床。有时，陆地出现小故障，海洋会倏然而回，仿佛从不曾离去。于是，海浪战栗不已，咳吐出熔岩和烟雾，海岛诞生。
外公治病时，会让梦引领自己，去往药草的所在之处。等从睡梦中醒来，他便会徒步寻觅，直到景色与梦境相符，而后在那个地方采集草药。我妈困于梦中之村，她是村里的鬼，时常操持与生者的沟通，一旦恢复记忆，回到了梦醒的生活之中，她便懂得如何与亡者交流。我在梦中观察陆地的诞生，醒时，我会用心研究我正在成为的这个自我如何创造了自身。
既然我的生命呼应了我妈的生命，而我妈的生命又呼应了外公的生命，那我便不禁犹疑，我们所有人是否都在踏着同样的鬼魂的步态，重复并毁灭着彼此的生命？
姨妈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我没在听。她们又问我，失忆之后的梦本质上是否算预言。我回答之前思索良久，她们惊恐而又期待地盯着我。她们知道掌握秘密是一种祝福，但也是一种负担。她们见识过，对权力的痴迷常常伴随着秘密，醉心于权力会颠覆生命，会导致酗酒、抑郁和自残。但无论如何，她们的眼中都似乎充溢着期许，我从她们的凝视中读出了渴望，渴望我是这秘密的最后一个接受者。我很享受那白驹过隙般短暂的一刻，如果我对那些有求于我、想听取我建议的人说“没错，我就是像我妈那样的人”，又会怎么样呢？最后，我还是摇了摇头：“我没法像我妈那样看见鬼魂，我听不见亡者，未来原本就藏得好好的，我也看不见未来。”
姨妈们慢悠悠地点了点头。她们垂下了目光：“好吧。”她们拍了拍我的手，我让她们失望了。我本有机会接纳秘密，可我不知为何把它挥霍掉了。
她们一直在等待的答案，此刻她们得到了回答，于是将目光转回到我妈身上，想要听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充斥着死亡、鬼魂和复仇的故事，但她们却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我妈，说：“不管怎么样，正常更好。还是要过日子的。你会发现自己忘得有多快，比巫师放屁还要快呢！”
——
我在波哥大长大，那时我妈在家里的阁楼上开了个算命铺，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聊他们的命运。客人男男女女，什么年龄段和阶层的都有。但那些求她治病、给出指导和建议的客人，一听她说自己是巫医的时候，都会面露轻蔑之色，这不免令她惊讶。当领导的，凡是听说了我妈是干什么的，就会给我爸降职，不准他参加社交聚会。自称朋友的那些人发现就我妈一个人在时，还会性骚扰她。那些来我们家的客人，等我妈给他们看完病后，就会满嘴脏话，拒绝付款。我妈缺钱，所以当那些不待见她的人让她叫自己神婆，说这样的职业，即便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哥伦比亚人也能干的时候，她也就随他们去了。她说自己几近于白种人向来都是身为梅斯蒂索人的特权，即便代价是对另一半自我的憎恨。我妈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她只会在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时候，才称自己神婆。最终我妈把这最后一层标签也撕掉了，只说自己是一个能看透秘密的人。
我妈说我姐出生的时候，她失去了见鬼的天赋，而我出生的时候，她又丢掉了听鬼声的天赋。尽管她神力减弱，却仍能预见未来，甚至还保留了分身这一诡异而又无足轻重的才能。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每月两次，我妈的老相好、密友、兄弟姐妹都会打来电话，说她去他们那儿拜访过。我妈待在波哥大的家里时，她的鬼影会在哥伦比亚全境满地跑：去麦德林敲门，在卡塔赫纳的走道里走动，在库库塔扔一绺一绺的黑头发，还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妈每次都会很来劲。她说那不是鬼影，那是她的分身。我妈时常都会打听自己的分身：“她穿什么呀，选的什么发型呀，眼睛盯着哪儿看呀？”
一挂电话，我妈的眼神就阴沉起来，透露着一股狠劲。她会说：“我告诉你，要是有人真扮了我的分身，我会宰了那个人。”
无论什么时候，我妈的老朋友和老相好，他们见我就像见了鬼。
我没法翻篇，那就像是时光机器。
只要我在场，我妈的老相好就会悄然陷入我不熟悉的往昔时光中。礼节性地闲聊几句之后，他们似乎就会忘了我是谁。他们拉出椅子让我坐，握着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似与我心有灵犀。我妈的老朋友则会八卦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熟人，还期待我来上几句俏皮话，可我没这能耐。
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们都会看看我妈，再看看我，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一个我妈儿时的朋友对我们说：“不是什么苹果和苹果树的区别，你俩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妈翻了白眼，摇头，嗤之以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然后说：“这话别跟我说。”我笑了起来，抿了口酒。
有时，我妈会来加州看我。遇上我又是玩音乐，又是跳舞，涂口红，喝酒，品茶，我妈就会朝我扔书，扔靠枕，扔杂志，凡是趁手的都拿来扔。“离我远点，你这分身！”
没错，我们娘俩都是浓眉，杏仁色皮肤，乱蓬蓬的黑发，但我觉得眼神不一样。我妈的眼神坚硬、强势，我的眼神柔和、开放，似在探寻。还有痣，我们娘俩身上的痣长得一模一样。
一颗长在大腿内侧，是小小的黑点，另一颗几乎看不见，就裹在拱形阴户的阴毛底下。这些标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妈曾把这些痣称为星座，相同的星图证明我们同属于天空中的某个地方。
我们还共享了另一颗痣。这颗痣是环形的，直径和铅笔头上的橡皮擦差不多大，深棕色，只是她的痣落于左肩，而我的则落于右肩。我们娘俩会背靠背站定，展示这一小颗痣的对称性，展示它们是如何以相同的高度落下，烙入我们的肩头，大小是如何彼此对应，颜色又是如何忠实互现。
可是，由于它在我身上落错了肩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复制品，好似我被制造的那一刻，机器出了一个小故障。
1998年，游击队和毒品暴力将我和家人驱离了哥伦比亚，那年我十四岁。我们姐妹完全无法适应这一切。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我们驱离了自己的土地，如果2007年我是在波哥大我妈的家里，而不是在独自移居的芝加哥失去记忆，那我也许就会如姨妈们所想的那样接纳秘密。或许，我会像我妈那样见鬼听声，还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某天，我妈也许会在波哥大家中的楼梯平台上与我擦肩而过，拾级而上之后，又会诧异地与我再次相遇，而我则直挺挺地站在阁楼的诊疗室中央，幻化成一柱空气。
可我们还是逃离了。我们必须重塑自己的生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寻求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代价犹如一道深渊，而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这道深渊前，哀悼失去的一切。
发生事故后，我在马路上强撑着起了身，之后我便焕然一新，失去了记忆，这让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卸下重担的感觉。
遗忘一切，忘得彻彻底底，那是一种自由。遗忘便是丰盈。时间越来越长，成了无限，一道从未见过的阳光戴着金色的冠冕。我忘了自己。我跪在地上，顺着这道光穿过房间。我凝视着光与暗的相接之处，为其重新命名：边界，恩典。万物如新。我的日常劳作便是命名。我充盈着快乐，以前和将来都无从再次体会这种感受。
记忆一片又一片地回来了，我却悲从中来。如果遗忘轻若鸿毛，那反之便是：每一条踏过的小径，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个发现的知识，每一份亲历的情感，所有这一切，都会重若千钧地回到我身上。生命的窄化乃重力所致。记忆是负担。每一次记忆碎片的返回，我都无比哀叹。
过了八周，我终于再度习得关于我是谁的种种细节，迷失在这奇妙之中。我记起了外公和我妈的故事，还记起了一个小小的时刻：我妈握着我的手，放在一碗水的上方，教我如何为水赐福。在这一刻的记忆里，我并没有聆听，而是任由自己沉迷其间，感叹我们的手竟如双生子一般相似，虽然我的手指比她的手指多长出了一根头发丝的宽度。
记忆中，我每天都在为水赐福。处于失忆状态的我逢人便说，那就是我的传承。
数周后，犹如影片播放时声效的迟滞，我这才记起我应该隐匿自己是谁这件事，我妈始终都是这么要求我的。
我对我妈最初的记忆，就是她板着脸，俯视着我，要我发誓不会告诉别人她是巫医，她的父亲、她的祖父、她的曾祖父是巫医。
可是，置身于我们家私密的圈子里，我们都可以自由地为水赐福，剪切鲜花，梦见亡者，将祖辈传承给外公的东西牢牢地搂在怀中，而对外界，我们始终隐匿。她说那是为了保护我：“藏起来总比被人误解来得强！为什么要给敌人递刀子？”我妈认为我们都会成为弃儿，被人说成满脑子迷信、头脑简单、没有教养，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就会对我们实施暴力。她亲身经历过这一切。
在这记忆深处，我发现我对我妈要求隐匿的看法所作的阐释令我羞愧。我的理解是，我们身份上的错难以向外人道。可当记忆回返，虽然我还记得那羞愧的形状和重量，可羞愧的刺痛感却已消失。我丧失了隐匿的冲动，我就是个棕色人种的女人，生我的也是个棕色人种的女人，她的父亲穷困潦倒，却说自己拥有移动云朵的伟力。
当欧洲人端着枪、牵着狗，夺取了这片如今被称为桑坦德的土地时，带来了疾病和战争，有些部落便落荒而逃。巴里人的土地曾扩展至桑坦德，后退至如今的委内瑞拉，乌瓦人则越逃越高，躲入山区，躲入云雾森林，在那儿躲避了两百年之久。
下面是曾生活于奥卡尼亚地区的部族名称，西班牙人向国王报告说他们均已灭绝：塞塔玛，布哈雷马，卡拉西卡，勃罗塔雷，比乌希塔雷，希纳内，玛玛内，卡尔奇玛，提乌拉马，库库利亚马，阿斯库里亚马，布尔加马，喀拉喀喀，艾克拉玛，恰玛，比萨雷玛，布库拉玛，阿纳拉玛，卡尔克马，图斯库里亚玛，塞切拉玛，蓝谷夏马，骚塔玛，奥卡马，卡拉泰斯，谢尔戈马，布罗马，奥拉西喀，布内洛马，比塞拉，埃尔科萨，阿伊塔拉。
可他们并未灭绝。
西班牙人捕获这些部落的男人和男孩，将他们分开，遣往遥远的金矿，这些部落居民便和其他语言不同的土著人一起干活。西班牙王室下令，子民凡征服任何土地，便可成为那土地的王和主人。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地分割土地和财宝，其中也包括土著人，好像人就是可随意分配的物。
据说，土著人是自由的，但他们都得免费劳作，以换取“保护”和上教义课的权利。1629年，奥卡尼亚有576名土著人被困在各个领地内。几个世纪之后，也只是名称改了改。西班牙人将从土著家庭那儿偷来的土地又租给了土著，说只要有作物产出，便会购买，但价格低廉，而租金总是超过土著家庭的承受能力。土著人陷入了永久的债务循环之中，若是不愿还债，就会被关入大牢。同时，方济各会僧侣为土著儿童开设寄宿学校，这样一来，西班牙人环顾四周，就会说奥卡尼亚的土著人已经没了。纵观早期的几个世纪，西班牙人强奸土著女人不会有任何后果，村里全都是梅斯蒂索人。母亲的债，就由孩子继承了下来，而且他们很少会得到父亲的承认。若是他们不愿放弃土著传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认定这种传统是恶魔崇拜和行巫术——而且不愿接纳基督教会，掌握审讯权的村官便会百般折磨这些新出世的拥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孩子。
我去过卡塔赫纳宗教裁判所，见识过那里的古老器具。全国各地的“异端”都会被送到这儿来，绑在火刑柱上焚烧。铁链，尖桩，镣铐，锋利的大铁钳会放在炭火上炙烤，放在女人的胸脯上，死死钳住乳房，想到此情此景，我的乳房也在隐隐作痛。
面对此等暴力，哥伦比亚全境的梅斯蒂索人要么选择消失，要么选择和一代白似一代的人结婚（所谓的改善人种，如今还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抑或爱上所爱之人，在周身编织隐秘的蛛网，以求存活。隐入黑暗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外公和他的祖辈都出生于山区，可谓大隐隐于市的一脉谱系。长久以来的遭遇让他们习惯了隐藏自己。他们所记得的知识和传统在暗室中，通过窃窃私语传给了遴选出来的孩子。火刑虽早已不再，那些孩子却仍如往昔一般存留着怕被看见、被发现、被焚烧的恐惧。数百年来，巫医谨守着这方沉默。他们还添加了自己的故事，自己创作祷词和歌曲，再糅合一点西班牙的智慧，将这新的世界纳入神圣的现代等级制之中，从而创造出第三样东西——既不属于土著，亦不属于西班牙，而是第三种文化。
我知道，在哥伦比亚的其他地方和整个大陆，女人都能获取知识，成为巫医，不会被说成灾祸的源头。但在哥伦比亚的这个区域，女人不得拥有权力，这法究竟是土著传承，还是西班牙的传承，我无从知晓。
我第一次告诉我妈，想把这一切全都写出来的时候，她勃然大怒。她冲我吼叫，生怕我会揭示秘密，引发他人对我的评判，毁掉我的生活。我让我妈放心，说我会向她汇报，只写她让我写的东西。我求她理解：我必须将发生在我、她、我们、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情写出来，无论结果如何。她挂了电话。我就一直给她打。过了一会儿，我爸接起电话，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因为我妈让他告诉我，她再也不会和我说话了。
我们娘俩以前也吵过架，但这次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有点咋咋呼呼，我妈大吼：“你不是我女儿！”我吼回去：“行，让这灯，让这炉子当我的妈更好！”我们半在吵架，半在构思骂人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骂人的话以后都能一笑了之。她这人喜怒无常，是个暴脾气。我呢，执拗，心气高。我们深爱彼此、信任彼此，都很清楚我们可以展现自己的怒火，却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爱。
这次她在电话里甚至都没冲我吼，这就意味着我是真的让她心烦意乱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害怕她会说到做到。
也有治疗遗忘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把一面镜子放在枕头底下。我妈说她再也不和我说话之后，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取出了我妈的小手镜，她习惯把镜子塞在床边，而我则把镜子放在枕头底下。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这面镜子藏在那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相信镜子拥有力量，但我相信镜子能映射母亲的行为及其思考，能映射枕头和头枕在上面的重量，她自己就曾努力回想过这些情况。
这是一小块陈旧的圆形玻璃，四周镶了银边，背面的黑色珐琅隐隐现出一朵朵玫瑰。镜柄的镶银工艺也很不错，使金属显出柔韧纤薄的外观，仿佛绣了花边。我恢复记忆已有五年之久，身体由于重力的作用而变得沉甸甸的，本来对不再遗忘备感悲伤的情绪，已被无尽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所取代，只渴望更多的回忆、更多的重量。我想埋葬于层层的回忆之中，回忆太沉重，使我无法动弹。我渴望母亲的记忆、外公的记忆、祖辈的记忆。我进入了梦乡。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外公。他一袭白色亚麻衣杉，仍旧是去世时的年纪，六十三岁。我生怕他会对我说，他不想别人去讲述他的的故事，就像我妈那样。可他反而握起我的手，我俩瞬间就被传送回哥伦比亚的布卡拉曼加，来到母亲生活过的第二栋房子里，我们跑向一间又一间屋子，外公就在那儿笑。他语速飞快，我听不清，双手也跟着颤抖不停，刹那间我们又来到了后花园，他指着山坡下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我清晰地听见他说：“就是这儿。”
看来我放在枕头底下的镜子起作用了，我把这个梦说给了我爸听，知道他会再转述给我妈。就在那周，我妈打来电话。她没道歉，只是说我们必须一起回一趟哥伦比亚，这将有助于我写这本书。
而后，电话那头一片沉寂。
我妈等待着，看我是否会让她道歉。我没那么做，只是听着她的呼吸声，问她是什么意思。
除了我的梦，还有其他人的梦。我妈和姨妈佩尔拉、纳伊亚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都梦见了外公想要掘出自己的遗骸。这是一场共享的梦，共享的梦就是真理，因为和你独自体验的梦不同，共享的梦经过了同行评议，确立了有效性。
那场梦之后，我们在电话里变得比往常要平和、安静。我和姨妈们一道剖析梦境，比较细节，分析每个场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所有的梦境当中，外公都是一袭白袍。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衣服所指为何（其中一个梦境里，他的衣服破破烂烂，另一个梦里则是纯洁无瑕，第三个梦里衣服更像是由光织成，而非真实布料），但我们都确信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女儿们做的这些梦里，外公都要求将他的尸骨挖掘出来。
我们开始准备挖掘外公的遗骸。
话一出口，我们就觉得势在必行。本来只是想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则是计划怎么将外公挖出来。
“我们要告诉墓地吗？”
“这得花多少钱？”
“我们拿尸体怎么办？”
没有答案。我妈对我们说：“没关系，跟着梦的指引走，就这样。”
接下来几天，我们厘清了日程，和相好们道别，借钱，买飞机票，预订酒店。我们娘俩将在哥伦比亚至少待三个月。我们的集体任务就是挖掘外公的遗骸，而我的个人任务是回忆。我不对任何人说，只是自己思索，我的求知欲特别强烈。
我妈向来喜欢在最后一刻给大家指示：我们必须秘密挖掘外公。
直到发现他在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1]梅斯蒂索人（mestizo）是指父母为不同种族，尤指父母分别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