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现存40册、共三四百万字的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稿钞本》第1辑，杜凤治日记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书名被全部影印收录。不过，“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其实只是第1本封面的题署，以后各本封面的题署不尽相同，而日记之第37本后半部分到第41本所记系作者告病回浙江山阴故里后乡居的内容，已非“宦粤日记”。
日记的第41本封面有“张篁溪先生遗存”长方形印章，“篁溪”为张伯桢（1877～1946年）之号，张是广东东莞篁村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这说明杜凤治日记曾被张伯桢收藏。日记原收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如何及何时入藏不详，21世纪后才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这部日记入藏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几十年间，知道的人不多，利用的人更少。20世纪，周连宽先生撰文做过介绍，[1]冼玉清先生在研究广东戏曲时也引用过。[2]在《清代稿钞本》出版前，何文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盗匪问题与清末民初广东社会（1875～1927）》[3]亦引用过该日记。《清代稿钞本》出版后，张研利用日记中杜凤治任职广宁知县的部分，对清朝州县对地方的控制、知县衙门组织等问题做了研究。[4]徐忠明、杜金利用日记的个别案例对清朝官员如何侦破、审理命案做了研究，论述非常精彩。[5]陈志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该日记研究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府演戏的情况及对戏剧的一些政策。[6]王一娜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引用了日记的若干记载。[7]笔者也利用这部日记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8]
这部日记分量很大，用较草的行书写成，以蝇头小字补写、插写之处甚多，有的地方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杜凤治又有自己的书写习惯，不一定按照草书、行书的规范来写，很不好辨认，他还喜欢用些冷僻的异体字。加之，杜凤治是一名中下级官员，在史籍中相关记载极少，要重建他的历史，难度相当大。日记涉及的人物数以千计，多数也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又往往用字号、官职别称、绰号、郡望等来称呼，弄清日记中每位人物是谁已不容易，了解他们的事迹更难。日记中涉及征收、缉捕、审判等事项，以及官场交往的礼仪等，往往与《会典》等官文书规定有出入，很多情况下必须结合其他文献才读得明白。鉴于以上种种，字面上读懂这部日记已不容易。日记内容丰富，但又散乱，记载流于琐碎，不少事情没有下文，要在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梳理出头绪很费时间和心思。据笔者所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后，不少学者知道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但翻阅后就知难而退了，多数人也没有足够时间把这部几百万字的日记仔细读完，因此，日记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笔者在近20年间一直阅读这部日记，2011年在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申请了一个“杜凤治日记研究”的项目，2012年又接受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点注这部日记的任务，因而得以反复、认真地读这部体量巨大、相当难读的日记。在点注过程中，也随手摘录下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片段，这些摘录就成为本书的基本史料。笔者对摘抄的日记做了认真的解读，再参考其他文献，结合鸦片战争以来广东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分析，旨在写出一本介绍、研究杜凤治日记的书。希望点注本出版后，杜凤治日记会被更多研究者注意和利用。
本书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杜凤治的生平及日记的史料价值；第二，官员之间、官绅、官民的关系，并讲述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各级官员的一些故事；第三，晚清州县官的公务，包括主持考试、审理案件、地方教化、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等方面；第四，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第五，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对清代州县制度、司法、赋税、官员生活等问题，中外学者都做过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但以往的论著对“细节”和“故事”注意不多，且基本没有引用过杜凤治日记，笔者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提供一些以往或未被充分注意的“细节”或“故事”。
因此，笔者在选择“细节”或“故事”写作本书时注意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前人已经做过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学者都熟知的事就尽量不重复或少重复。例如，研究清代州县制度的著作很多，但对州县官如何管治大城市则很少论及，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时是广东省城（广州）的“市长”之一，笔者对南海知县与一般州县官不同的公务就多花了些笔墨。又如，关于清代佐杂，目前有不少新成果，提出很多有新意的论点，促进了清代制度史的研究，但这些成果引用的州县官著述不多，杜凤治的日记则有很多关于州县官与佐杂关系的记录，对讨论是否存在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佐杂分防制”以及“佐杂听讼”等问题，都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一手资料，故也稍微多写。再如，对州县衙门的书吏，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故本书就没有写书吏的身份、选用、职责等问题，对书吏的舞弊也只顺带提及几个比较有趣的事例，更多的篇幅写了书吏役满顶充时围绕州县官“公礼”的讨价还价。杜凤治作为知县，所写讨价还价的细节真实可信，从中可反映州县官如何分享书吏的非法收入，以往研究者不容易找到这样的资料，所以本书就详写了。再如，前人有关清代州县司法的论著对州县官在羁押、死刑判决与执行等方面的权力论及不多，杜凤治日记则有些前人或未注意的案例，所以，写的时候也是以“前人或未注意”作为材料选取的原则。再如，学界对清代赋税制度也有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所以本书对赋税制度就没有多做讨论（杜凤治在日记中也没从赋税制度的角度多写），而是侧重写了学界或未充分注意的州县官率队下乡催征、殷丁与士绅参与催征、普遍以暴力手段催征等事实与细节。再如，清朝的基层政权设立在州县，州县官被称为“亲民之官”，但手上资源、人手毕竟有限，不可能有效地直接管治数以十万计的辖区人口，而士绅阶层在本地自有其虽非法定而实际存在的权力网络，州县官必须通过这个网络才可以把官府的权威延伸到基层社会。对此，前人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杜凤治笔下的广东官绅关系有其特点，尤其是官府鼓励、谕令设立的公局，是广东士绅掌控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这样的机构在其他省份似乎少见，因此，笔者选取日记中官绅关系的史料时就比较注意有关公局、局绅等反映“广东特点”的记载。
杜凤治日记有关听讼的记载，完全可作为一部清朝司法制度研究专著的核心史料，特别值得研究清代州县司法的学者注意。研究清代州县司法需要利用各种档案与州县官自己编写印行的公牍、官箴书，但上述经过加工整理的文本通常不易反映州县官审案时的真实思考过程，杜凤治日记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本书举了杜凤治办案的若干案例，主要不是想反映州县官“如何”审案，而是想反映州县官“为何”如此审案。对杜凤治某些不顾案情、不合王法的判决，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笔者主观上希望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提出一些有启发的新问题，但是否做到，也不敢太自信。此外，本书有些内容，笔者也知道学界同行并非没有注意，但为论述方便，或者觉得颇有故事性，也写了，只是写的时候不展开，以免陈词滥调太多。
杜凤治大半生在官场浮沉，他对一切与做官有关的事都很感兴趣，“宦海”“官场”两词在日记中反复出现，常说宦海险恶、宦海飘零、宦海无定、宦海艰辛、宦海升沉、宦海风波、浮湛宦海，又常说官场险恶、官场鄙陋、官场如戏场、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可笑、官场恶薄，杜凤治对官场知之甚多，感慨极深，日记所记最多的是官场之事，故其日记是研究晚清官场不可多得、极具特色的史料。本书主要写的也是晚清官场，故以《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为书名。“镜像”是借用光学、几何学的一个概念，书名的意思无非是说杜凤治的日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晚清官场的百态。不过，这面镜子，有时是平面镜，有时则是哈哈镜，故成像效果各异。而且，“镜子”只是比喻，“镜子”中的“镜像”不仅是散乱、扭曲的，而且是抽象的，因此，就需要分析和研究。
希望本书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清代赋税史、清代法制史、近代社会史、近代广东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有些参考价值。
[1] 宽予：《望凫行馆日记手稿跋》，《艺林丛录》第7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周连宽，笔名宽予，周先生的文章不长，但看得出他曾读过日记。
[2] 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3]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根据学位论文修改的成果是《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 张研：《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张研还在多篇论文中引用过这部日记。
[5] 徐忠明、杜金：《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 陈志勇：《晚清岭南官场演剧及禁戏——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7] 王一娜：《清代广府乡村基层建置与基层权力组织——以方志的记述为中心》，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王一娜：《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8] 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