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一）教史研究
《称赞大乘功德经》金铭版本考
辛格非
【内容提要】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主，将金铭与应县木塔出土的辽藏中纸质印刷版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和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单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等经卷进行对比，考察金铭的真伪、雕印年代及版本特点。
【关键词】 金铭 《称赞大乘功德经》 辽代 契丹 契丹藏
【作者】 辛格非，故宫博物院馆员。
笔者曾有幸在友人家中见到一尊传世鎏金银塔，内放金板经卷一卷。样式初断为辽代，金板上刻经卷《称赞大乘功德经》。在印象之中，应县木塔内似乎也出过一卷辽代刻的《称赞大乘功德经》，这更激发了我对此金板的兴趣，便请求拍照记录，以便进一步研究。此鎏金银塔和金板经卷尚未有人做过研究，但是相同类型的辽塔中藏金、银经卷已有人初步讨论过，文章仅有4篇，大多以考古报告为主。分别是：德新等人的《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的辽代佛教文物》[1]，其中对天宫中出土的凤衔珠鎏金塔内藏的银版陀罗尼咒做了介绍。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的《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2]中介绍了天宫中出土的四重金银塔内藏银经卷。《阜新县红帽子乡辽塔地宫清理记》[3]里也只对银塔中的银经卷描述了一番。唯一对金属板上刻经文做了研究的是晓田的《经法舍利小塔》[4]，其中对庆州白塔出土的109座小塔和枨竿陀罗尼的样式进行了讨论。
一 银塔及金经卷介绍
（一）银塔
鎏金银塔一座。以银板（厚0.2mm）分段捶揲，錾刻及铆固、焊接后又插接而成。塔表采用了鎏金和錾刻工艺，造型典雅端庄，精巧绝伦。由塔座、塔身（筒身）、塔檐（塔顶）、塔刹组成。总高30cm。塔底为六边形二层台式，边长6cm，底径12.1cm。塔座为束腰式须弥座，下半部分呈六棱覆莲状，共六个面，每面刻七瓣羽状莲花。中间束腰呈六棱柱形，每面交替刻有金刚杵莲花和莲生宝珠，样式与金铭边框内花纹一致。束腰上立仰坐莲台亦有六面，与下部对称。仰莲上有围栏式仰台，呈六边形，与底边平行。每面栏杆上刻有三个灵芝卷云头。仰台内还有一重莲花瓣环绕于筒身底部。筒身高10cm，直径6.6cm。上面三面刻有三尊男相菩萨，披袈裟，戴花冠，系璎珞，结契印，端坐于莲台之上。錾刻线条流畅，人物形象传神。塔檐可打开，筒身内即藏金质经卷。塔檐、塔顶、覆钵、塔刹联体。塔檐为六角形，每边6cm，檐出瓦当（勾头）排列有序，滴水以线条刻饰显示，瓦垄脊饰细微。檐头六角上分别悬系一风铎，风铎圆钟形，小巧逼真。檐上仰莲台作为刹座，上置覆钵，覆钵三重，呈葫芦状，上有相轮七道。上方塔尖为锥形。从塔尖和第七道相轮之间垂下六脉鎏金银链，连接檐角忍冬叶装饰。为典型的辽代中晚期作品。（参见图1、图2）
此鎏金银舍利塔与河北净觉寺出土的舍利银塔形制相似。河北易县净觉寺1976年出土的银舍利塔的时代大致在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为辽代中晚期宗教器物的断代标准器。该塔通高19.5mm，由塔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塔下为六边形须弥座，上下各有三层叠涩，底缘残缺；其上是莲花座，套接六边形塔身，六隅阴刻圆柱，每面镂空壶门。塔顶为六角攒尖式，垂风铎；塔刹套接，由莲花座、宝珠、宝瓶等组成。[5]（参见图3）
鎏金银塔的六边形底座和底部的两层叠涩还有六棱柱形束腰须弥座、六角形塔檐和攒尖式塔刹的形制与易县净觉寺银舍利塔基本一致，在装潢上甚至比它更精致。可以断定，鎏金银塔是辽代中晚期的佳作。
图1 鎏金银塔筒身局部
图2 鎏金银塔整体
图3 易县净觉寺银舍利塔[6]
（二）《称赞大乘功德经》金铭
金铭被金丝捆好放置在鎏金法舍利塔的内部，为经卷式，总长94cm，宽11cm，重227g。分卷首画、经文、卷尾题记三部分。卷首有与应县木塔出土的契丹藏《大法炬陀罗尼经》卷首画相似的“佛祖讲经图”。卷首画长9.4cm，宽10cm。卷中经文部分为雕刻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参见图4），该部分长79.6cm，框内宽7.4cm。其文字内容和版式与应县木塔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 一 女》玄奘译”基本一致，第一版有经名，千字文编号“女”（只有首版刻有千字文编号），及译者，每版28行，每行16～17字，加上卷尾题记共2140字。版片号在每版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间，仅刻二、三两页版码，四、五版没刻。但不同的是边框和装饰，该金铭文字左右单边，上下双边。双边构成边框，单侧边框宽1.8cm。内装饰有交替的金刚杵莲花和莲生宝珠，一侧为18个，上下两侧共36个。卷尾题记长5cm，其文字与应县木塔出土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的卷尾题记基本一致。题记为：“咸雍七年十月吉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金铭。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延校勘。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参见图12）据卷尾题记，金铭应雕刻于咸雍七年（1071）或七年以后的道宗时期。
图4 鎏金银塔内藏金经卷（金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头
二 金铭的真伪及与契丹藏的关系
（一）金铭与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中的雕印本《称赞大乘功德经》对比
《称赞大乘功德经》金铭的版式与应县木塔出土的《称赞大乘功德经》最为相似，因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细致入微的对比，以理清两者的异同，辨别真伪。
在对比之前，有必要弄清应县木塔出土的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的版本问题。
《契丹藏》，又称《辽藏》，它是在辽兴宗到辽道宗时期由官方主持雕印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在年代上晚于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现存《辽藏》有1974年应县木塔发现的40多余件刻经，1987年河北丰润县辽代天宫寺塔藏的8帙册页装、3卷卷轴装佛经，1982～1988年内蒙古辽代庆州释迦舍利佛塔（庆州白塔）中发现的几十件圣宗到道宗时期的卷轴装经卷，以及拍卖行流出的辽卷轴装刻本契丹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疏》。[7]
据专家考证，契丹藏分为两个系统，一种版本是应县木塔发现的卷轴装契丹藏，每版经文27～28行，每行16～17字，在卷首卷尾均有经名卷次及千字文编号。其中千字文号和经目的对应顺序是按照唐玄宗年间智昇编写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中设计的经目的千字文顺序安排的。这种《大藏经》可能最早校勘雕印于辽圣宗十年（991），经兴宗、道宗两朝不断地增定续补，最晚于咸雍四年（1068）完成全藏。共579帙，一千多卷。兴、道两朝续刻的卷轴装版式基本依据圣宗朝样式。卷轴装的《契丹藏》在兴、道两朝又多次被官方重新翻印，亦有寺院翻刻的单刻经。
另一种版本便是丰润天宫发现的册页装（蝴蝶装）小字本《辽藏》，虽然同一部经的千字文帙号俱与应县木塔契丹藏相一致。但蝴蝶装的此版本纸薄字密，每版刻经12行，每行30字左右，其雕印时间大概在辽兴宗重熙初年（1032）至辽道宗咸雍末年（1074）。总之，两种版本虽然版式不同但内容大体一致。[8]
而本文所要对比应县木塔发现的圣宗时雕印的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 一 女》是所有发现的应县木塔刻经中最完整的一卷。按它的卷轴装版式每版28行，每行16～17字来说应属于《契丹藏》原件。但专家认为它是圣宗时僧人根据官方雕印的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 一 女》刻造的单经。其依据为卷尾题记中僧人道譔对于刻经的感慨“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以及文末“统和贰拾壹年记”[9]的纪年，明显透露了此经是在统和二十一年（1003）道譔仿照官方雕印的契丹藏亲自阅读校勘之后，找人刻了这卷经。虽然是仿刻经，但无论是在字体上还是版式上都与应县木塔的其他官方雕刻的原本《契丹藏》一致（只是少了卷首画）。[10]故可断定此仿刻本应和统和年间官方出版的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几乎如出一辙，可以当作官方雕刻的《称赞大乘功德经》来研究契丹藏的内容和样式。（参见图5）
图5 应县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第1页[11]
因此，辽代法舍利塔中所藏的金铭《称赞大乘功德经》与应县木塔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做对比研究，可视作与统和年间流通的官版《称赞大乘功德经》的对比。为下文讨论方便，“金铭《称赞大乘功德经》”简称为“金铭”，应县木塔所出民间仿刻本辽藏《称赞大乘功德经》简称为“应县木塔《功德经》”。
下面是金铭与应县木塔《功德经》的对比（以应县木塔出《功德经》为主，还包括应县木塔的其他经）：
1.版式对比
表1 金铭与应县木塔《功德经》版式对比[12]
表1 金铭与应县木塔《功德经》版式对比-续表
2.文字内容对比
（1）文字风格对比
金铭的字体是比较淳厚端正的楷书，颇有唐楷之风，与应县木塔所出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和咸雍七年雕印流通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的字形基本一致，与《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稍为纤细的字形较为相似，由于是在金板上刻字，故相比之下还是有些粗犷，形态基本上介于敦厚沉稳的《大乘功德经》和有些纤细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之间。从相似度上来看，可料想金铭也是一位雕刻技巧相当高超的刻工精心制作的，并形成了与原来风格略有差别的字体，不是现代人能仿造得出来的。
（2）文本内容及俗体字、避讳对比
俗体字和避讳及文本内容是判断文物和文本真伪的关键，下面主要通过金铭与应县木塔《功德经》的文字内容对比，再参照辽僧人智光编的佛经俗体字字典《龙龛手鉴》[13]（简称“《龙龛》”）和秦公先生辑录的《碑别字新编》[14]（简称“《碑别字》”）中收录的历代俗体字来考察金铭的真伪。
首先，通过金铭与应县《功德经》和通行的《龙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的内容对比来确定金铭内容的版本。对比中发现应县《功德经》和金铭内容基本一致，两者与《龙藏》《功德经》有两处相异：一是“获罪无边”，《龙藏》作“获罪无量”，二是“彼为见佛处众嘿然”，《龙藏》作“彼为见佛处众默然”。[15]可认定，金铭与应县《功德经》为同一版本。
其次，金铭和应县《功德经》都无避讳字，“光”“真”二字无讳。而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圣宗时期的雕版印经无讳，但其中道宗咸雍七年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却讳“光”（德光）、“明”（德光）、“贤”（辽景宗）、“真”（宗真）四字。专家据此就认为辽代道宗时所有的佛经都应该避讳，其实不然。辽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避讳制度一直很混乱。丰润天宫发现类似的辽代刻经中道宗时期刻的契丹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真”字就没有避讳。故不能依据道宗咸雍七年刻的金铭“光”“真”二字无讳就否定其是真品。
再次，对金铭和应县《功德经》的俗体字的综合分析对比是确定金铭真实性的一项有力的证据。笔者从金铭和应县《功德经》中找出属于同一正字写法却完全不同的俗体字共11对，同时另外选出了两卷经中相同的10对俗体字，再参考《龙龛》和《碑别字》中录入的俗体字编成“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相同俗体字表”（表2）和“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相异俗体字表”（表3）来综合分析金铭的文字状况。表里收录《碑别字新编》的俗体字下注的小字代表该字体出现的朝代。
表2 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相同俗体字表（参考资料）
注：应县木塔《功德经》的数据出自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1～44页。秦公：《碑别字新编》，1985年。智光辑录，潘重规主编《龙龛手鉴新编》，1988。
表3 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相异俗体字表（参考资料）
注：应县木塔《功德经》的数据出自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1～44页。秦公：《碑别字新编》，1985年。智光辑录，潘重规主编《龙龛手鉴新编》，1988。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挑选的10个完全一致的俗体字中有4个出现在《龙龛》或《碑别字》上，而且其中的3个俗字仅在辽代使用。另外6字是从未出现过的，这既验证了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的一致与真实性，又说明了《龙龛》与《碑别字》所收录的俗体字并不全面广泛。表3“金铭与应县《功德经》相异俗体字表”则进一步证明了金铭的真实性，通过将存在金铭中却从未出现在应县《功德经》上的11个俗体字与《碑别字》或《龙龛》中记载的该字的正字的俗体字做比较，笔者发现这11个俗体字都是该正字在唐代或辽代的俗体字基础上的简笔或变形。它们符合象形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是现代人凭空臆想就能造出的，应该是工匠在刻金板时进行的简化。此外，金铭中还出现了同一正字用几种不同的俗体书写的现象。可见金铭是在应县《称赞大乘功德经》的基础上按照当时的俗字书写形式雕刻而成的。
最后，金铭中出现的两个错误也充分印证了其非赝品。参照应县《功德经》，发现金铭中刻错两字，漏刻一字。应县《功德经》第一页“示为女相名德严华，承佛威神从座而起”，金铭则刻成“承佛威神从萨典起”，可能是刻工看走眼将“座”左侧的“萨”刻在原来位置上，又将“座”下面的“而”看成了“典”。这更能说明金铭是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刻工制造的，并非行家伪造的赝品。
图7 金铭卷首画
图8 《大法炬陀罗尼经》卷首画[16]
（二）金铭与应县木塔《大法炬陀罗尼经》卷首画对比
金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首画“佛祖说法图”（图7）与应县木塔出卷轴装契丹藏《大法炬陀罗尼经》《中阿含经清》的卷首画基本一致，但区别在于金铭的卷首画是十分完整的，而先述两部《契丹藏》的刻经卷首画都残缺了大致相同的部分。
如图所示（图8），《大法炬陀罗尼经》残缺比较严重，此图中下部和左下角还有右下角都已残，中间的女性供养人只剩一半，右侧的金刚力士仅余躯干和半只足。而《中阿含经》（图9）状况相对好一些。画面基本完整，中部经修复存有裂缝，右下角的金刚力士比《大法炬陀罗尼经》修复得要完整，但是项颈之间部分缺损，而且由于长时间的污水浸泡，躯干右侧和腰身以下的部分已经模糊不清，基本上只能辨认躯干和头颅。左右两尊金刚力士成为和金铭卷首画对比的关键部分。从两幅相同的佛经卷首画中我们能总结出两个金刚力士的基本特征。两者均挺拔健硕、肌肉饱满，有唐金刚之风骨。左下角的力士头戴宝冠飘带，项着璎珞，怒目圆睁、张口大呼，作忿怒之相。左腿叉开、右腿半蹲于云端之上。右手握拳置于脑后，左手握一棍棒垂于左膝，作跃跃欲试降魔伏妖之状。此应为金刚密力士（俗称“哼哈二将”）中的“哈将”。而右下角残损严重的力士也是头戴宝冠，上身半裸披一缥带，但他忿颜闭唇，面带愤怒可怖之相。此应为“哼将”。模糊的线条之下只能辨认出他作半蹲状，右腿斜叉。
图9 《中阿含经》卷首画[17]
金铭的出现使我们对于图像认知得更为完整。两尊力士的雄浑壮硕的风格依然保留，但是金属板的质地上以针点状的线条雕刻使画面略微简陋粗糙（图7）。首先，金铭中位于左下角的“哈将”外形动作基本与佛经中一致，只是左手的棍棒刻得很短，几乎辨认不出来，这是由雕刻金铭很难创造透视效果造成的。其次，从金铭的哼将刻画可以辨认出佛经图像的原貌。他右腿叉开，左腿蹲在云阶之上，右手握拳放于膝上，左手成空拳状置于脑后，推测左手在原画中可能握有棍棒，因长棍要穿过面部胸前不好处理透视效果故省去不刻。总之，从金铭与两经卷首画中残缺部分的对比可以看出，金铭与版画风格大致相似，也能基本补全画中缺失的部分，在没有完整张本的情况下现代人不可能补全这两尊姿势奇特的神像。故断定，金铭乃是辽中晚期根据印刷的契丹藏雕刻的真品，统和年间官刻本《契丹藏》应该也有卷首画。据《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统计，应县木塔中的十一卷官版《契丹藏》（仿刻本《称赞大乘功德经》除外）中仅存卷首的只有三卷，而这三卷均有卷首画：《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七》残损天王像一幅，《大法炬陀罗尼经第十三》和《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卷首的释迦牟尼讲法图均残，剩下《阿毗达摩发智论卷第十三》和《佛说大乘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一卷》的卷首画仅存残边。可断定官方版的《契丹藏》每卷应该都有卷首画，而金铭也有与某一部官版《契丹藏》相似的卷首画，并且据上文可知版式也与《契丹藏》基本一致。这可以说明金铭的单刻经母版可能是统和年官藏《称赞大乘功德经》的重刻版。此金铭卷首画因金属质地得以完整保存，是今天可见最为完整清晰的辽代契丹藏卷首画。
（三）卷尾题记与《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对比
应县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内容较长（图10），与金铭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的内容完全不同，主要包括此经的内容概述、写经刻经的目的及写经人、雕工姓名。最后一句“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雕”。[18]而金铭卷尾题记较短，仅包括刻经时间和校勘负责人，并未刻刻工名字。应县木塔和丰润天宫寺出的大多数辽代官方刻经的卷尾题记也并未刻刻工，只是刻了时间和负责人。这可以说明大多数辽代官方刻经是不刻刻工名字的。
另外，金铭的卷尾题记与应县木塔出官方单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的卷尾题记基本一致。金铭与这两经的对比可以进一步弄清它的版本问题。《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两卷经使我们得以一窥辽代官方单刻经的基本面貌。
图10 应县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19]
图11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卷尾题记[20]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辽代兴、道时期著名高僧守臻撰述，是对龙树的《释摩诃衍论》的解释。应县木塔此经卷仅存第十卷，为卷轴装，四周单线边框，每版28行，每行17～18字，每版有版码，每两纸的接缝处盖有“应州文书”的印，卷末有卷尾题记。[21]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是对守臻撰述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的解释，应县木塔仅存下卷。为卷轴装，四周单线边框，每版28行，每行12～13字。经背面印有“宣赐燕京”的印文，亦有卷尾题记。[22]两经均避辽讳，卷尾题记都为：“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延校勘。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23]（图11）说明这是奉道宗之命皇家寺院校勘雕刻的官方单刻经。
从文字风格上看两《释摩诃衍论》经略显细腻清丽，而金板刻经文字有些拙朴，与雕版印刷刻经的方式相比金铭雕刻由于其要微雕文字，难度更大，故文字略显粗糙也无妨。如图所示（图12）金铭的格式内容与两经题记极为相同，但是咸雍七年十月后面添加了“吉日”，这应该是刻金铭的工匠为了金铭瘗藏入塔后加的字。“校勘雕印流通”为“校勘金铭”。“右街天王寺讲经”的“經”字写作“
”，“印经院判官”被刻作“经院判官”。印经院在古代常被简称作“经院”这一点变化表明金铭题记并非直接照搬应县木塔出《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的卷尾题记。总之，这几个细微的差别恰恰说明了金铭是按照辽道宗咸雍七年雕印版《称赞大乘功德经》原文及卷尾题记制作的，并不是后人按照图谱将《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十》的卷尾题记拼接在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之后。
图12 金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
三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金铭与应县木塔所出辽代经书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金铭虽然与应县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基本相似，但在文字风格、版式和文字写法上都与应县木塔《功德经》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别，这反映了辽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雕刻工匠的差异。这种变化不是现代人能仿造出来的，因此金铭无疑是辽道宗咸雍七年雕刻的真品。并且，从金铭卷首画中可以看到契丹藏《大法炬陀罗尼经》卷首画的原貌。
其次，根据前文对金铭版式的讨论可以认定，金铭有卷首画和版码，每版28行，每行16～17字的格式虽与契丹藏相似，但其他方面的差异很大，并不能归于契丹藏。相比之下，更接近于有版码每版28行，每行字数在12～18字的范围之间，卷尾题记与之几乎一致的咸雍七年的官方单刻经。因此可以确定，金铭参照雕刻的纸质底本应为咸雍七年官方校勘雕印流通皇家专用的单刻经，其前面的格式没有修改校勘，而是直接按照统和年间官印《契丹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的格式直接进行复刻。
再次，根据以上可以推测辽代咸雍年间皇帝可能下令刊刻过一套皇家和官方寺院专用的经书精选集，其中包括了统和年间部分契丹藏的经书，还有当代名僧的经典著作，并将之一起赐给燕京众寺院。其中统和契丹藏的刻印版本未加以任何修改或另找僧人写经，就直接用作范本雕印新版，雕成金铭的纸质底本（该纸质版本至今未见，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验证）。在按照原经雕刻金铭时刻工又根据自己的书写习惯刻出了与原经文略有差异的异体字和俗字。同时又出于审美需要，在经的上下两侧加了边框和装饰的莲花，之后将金铭装入银塔中供奉。
最后，通过金铭与统和契丹藏的对比可开启对于契丹藏新的认识。比如：在每卷经的卷首印有版画可能是圣宗时契丹藏的通例。统和与咸雍两种契丹藏都没有写经人的卷尾题跋，更不需要刻上刻工和写经人的姓名，只需在卷尾题记刻上负责校勘人的姓名官衔及刊刻的时间。
总之，金铭是辽代道宗时期雕刻的真品，版式是按照咸雍七年官方奉命校勘雕印、依据统和年间的契丹藏《称赞大乘功德经 一 女》重新雕印的单刻经样式刻的。
图13 金铭展开图
[1] 德新：《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的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第7～31页。
[2] 朝阳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第69页。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第1～29页。
[3] 赵振生：《阜新县红帽子乡辽塔地宫清理记》，纪兵：《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第147～148页。
[4] 晓田：《辽代经法舍利小塔》，《收藏家》（Collectors）1997年第4期，第7～9页。
[5] 参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第9期，第76～77页。
[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第9期，第77页。
[7] 参见李际宁《佛经的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88～103页。
[8] 参见李富华《关于〈辽藏〉的研究》，何梅、李富华：《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第135～142页。
[9] 阎文儒等：《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年第6期，第13页。
[10] 参见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9期，第18～19页。
[11]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卷前彩页第3页。
[12] 应县木塔《功德经》的数据出自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1～44页。
[13] 智光辑录，潘重规主编《龙龛手鉴新编》，中华书局，1988。
[14] 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
[15] 《称赞大乘功德经》，《乾隆大藏经》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第0272部第39册，台北传正有限公司乾隆版大藏经刊印处，1997，第443～446页。
[16]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39页。
[17]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52页。
[18]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39页。
[19]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39页。
[20]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312页。
[21] 参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4页。
[22]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4页。
[23]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