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正式进入本书主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就读者可能关注的如下几个方面问题，做一简要说明。

一 关于本书的书名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取名《转向高质量发展》，其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转向”二字。其实，不仅仅是书名，包括全书体系设计、内容取舍、标题斟酌等方面的安排在内，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均可归之为“转向”。这里所说的转向，其“剑锋”所指，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标的宏观经济分析。换言之，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实现宏观经济分析从理念、思想、战略乃至立场、观点、方法的全方位转向，既是本书的初衷所在，也是本书力图凸显并着力论证的核心思想。

作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步发生的。高质量发展一词，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且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使命。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变了，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也得跟着变。

事实上，至少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新阶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关于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讨论和探索一直在持续，一系列新概念、新表述、新判断、新目标、新任务、新决策、新部署接二连三地提至我们面前。它们在引领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实践一步步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宏观经济分析的理念、思想和战略。

回溯我们在宏观经济分析问题上走出的轨迹，就会看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虽然主要表现在实践层面，但其根源在于沿袭已久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与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不相匹配，实系理论与实践激烈碰撞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行动上要“转向”，理念、思想和战略也须“转向”。故而，要身子和脑子一起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一步说，表面上理念、思想、战略的“转向”，走到深处便是立场、观点、方法的“转向”。故而，要从理念、思想、战略乃至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而彻底地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对于主要处于操作层面的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具体行动的“转向”而言，更多体现于理念、思想和战略层面以及立场、观点、方法层面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的“转向”是基础和前提，也是更为关键、更加重要的“转向”。

可以说，“转向”二字，特别是其中的“转”，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重点和着力点，也生动地刻画了这一进程中宏观经济分析的焦点和难点。在当下的中国，准确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用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想、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讨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仅落实在发展思路确定、经济政策制定、宏观调控实施等事关经济运行全局的重大决策上，而且落地于围绕上述重大决策展开的、同样牵动经济运行全局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无论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学还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都是躲不开、绕不过，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二 关于本书的分析框架

问题是该如何去做？

认识到转向高质量发展本身是一个持续探索过程，立足于宏观经济分析视角，在总结、梳理迄今围绕这一问题所形成的思想脉络的基础上，从中提炼出若干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判断，进而搭建一个逻辑自洽且适用于本书主题的分析框架，肯定是有益的。

高质量发展一词，尽管正式提出于党的十九大，其源头则系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2013年党中央做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到2014年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其目的就在于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而且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不仅经济结构调整要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而且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也都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完整、结构更合理、分工更优化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只能是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也正是基于如此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结论1：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经济发展旧常态，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所植根的基本国情。

从根本上说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之所以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就在于指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美好生活需要与物质文化需要虽都着眼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后者立足的是物质短缺的客观实情，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有多少”；前者则立足的是总体上实现小康的现实要求，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好不好”“优不优”。两者所表述的，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虽均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但后者围绕解决“有没有”“有多少”问题而聚焦于经济的“体量和速度”，追求的是“体量优势”和“速度优势”；前者则围绕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而聚焦于“质量和效益”，追求的是“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两者所表述的，也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

结论2：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需要，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聚焦点和发力点。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阶段的变化，自然会伴之以发展理念的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面对物质短缺，关注并着力解决“有没有”和“有多少”的问题，GDP的规模和增速肯定是核心目标，一切围绕GDP的规模和增速转，以GDP论英雄。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总体上实现小康，关注并着力解决“好不好”和“优不优”的问题，除了GDP的规模和增速外，不仅要将GDP的质量和效益纳入核心目标系列，而且要将GDP的质量和效益挺在GDP的规模和增速之前，作为第一位的目标。

正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样一种重要判断的基础上，同时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意在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紧紧牵住新发展理念这个“牛鼻子”，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上来。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协调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特点，让绿色成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让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让共享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结论3：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理念而非旧发展理念，才是引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常识告诉我们，结构与总量、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分别蕴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矛盾的凸显状况不同，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有所不同。高速增长阶段，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和“有多少”，唯有侧重于解决总量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增加经济总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没有”和“有多少”为“好不好”和“优不优”所替代，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便不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

与之相对应，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随着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也要随之改变。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是在全面分析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确立的宏观调控主线。由立足于需求侧转为立足于供给侧、由聚焦于需求总量转为聚焦于供给结构、由注重短期平衡转为注重经济增长动力、由主要依托政策调整转为主要依托改革行动，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调控主线之后所发生的主要变化。

进一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调整和方向性改变。在这一主线下，即便也有实施以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的必要，但其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终归属于辅助线索。相对于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为核心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管理是配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主角。

结论4：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宏观调控主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才是当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主线。

诸如此类的情形可能还有很多，但上述四个方面的“转向”可能是最重要、最深沉、最基本的。深刻认识到身处的环境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经济发展旧常态，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非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领发展的是新发展理念而非旧发展理念，宏观调控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并且将其逐一落实在理念、思想、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的调整上，宏观经济分析的转向便不会是一句空话。

如果将高质量发展喻为一座大厦，那么，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似支撑起这座大厦的四个支点。它们不仅与高质量发展天然捆绑在一起，而且与之结合为一个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透过这四个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判断以及事实上存在于其间的内在逻辑链条，可以不无意外地发现，一个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框架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出发，让类如“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绝迹于宏观经济分析，便不会是一个奢望。

三 关于本书的主要特点

上述的这番讨论，既意在为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工作理清头绪，也有心于以此为映照，检视、盘点自身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所做的相关研究，记录、还原笔者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思想轨迹。

循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基本逻辑链条，并且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框架，本书收录了笔者2013年迄今围绕高质量发展问题发表的41篇经济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尽管选题各异、体裁不一，又前后跨越了7年时间，但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其一，问题导向，以现实问题牵引研究过程。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搞清楚、说明白，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这是做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的必由之路。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基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矛盾和问题而展开的。其共同的主线，就是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当然，在不同的时点、不同的背景下，面临或聚焦的矛盾和问题不同，各篇文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其二，在长期蹲守、持续跟踪的基础上形成。锁定于某一专业领域或专业方向而长期蹲守、持续跟踪，在一个相对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定位和研究问题，是做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的基本前提。宏观经济分析就更是如此。伴随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追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而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从而做出种种判断，力求解决问题，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几乎覆盖了迄今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问题所走出的研究轨迹，也都是基于思考和分析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写就的。

其三，以“转向”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笔者看来，迄今我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上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惯性思维”——用高速增长阶段的习惯性思维和做法把握和处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如何告别惯性思维而在理念、思想、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上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既构成了本书的主题，也是本书取舍文章的标尺。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章，无论写就于什么时间，也无论聚焦于什么话题，均于字里行间集中传递或折射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那就是要在理念、思想和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上实现朝着高质量发展的“转向”。对于变化了的经济形势，要用变化了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加以辨析。对于变化了的工作思路，要用变化了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理解。

其四，以包括普通大众在内的读者为对象。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从来都要以服务普通大众、贴近实际生活为基本取向。作为距离大众生活相对更近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大众能够读、愿意读，读了就能懂，懂了还能用的语言和形式，阐释、讲述好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本书所收录的，并非专门写给经济学专业人士读的学术论文，而是面向普通大众、面向实际生活的理论文章。因而，自始至终，笔者所追求或致力于实现的“文字”境界，就是平铺直叙、直截了当、娓娓道来、朴实无华、逻辑清晰、简洁生动。

四 关于本书的基本内容

按照所聚焦的问题，本书将收录的文章划分为七篇，可大致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第一篇，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追根寻源，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问题肇始于围绕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而引发的讨论。最初使用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后将集中体现为“三期叠加”的转折性变化归结为趋势性变化，继而在总体上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前后持续了近5年时间。这期间，如何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系中国经济学界聚焦的一个中心话题。直至今天，不少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判断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分析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高质量发展被视作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同义语。

第二篇，贯彻新发展理念。如果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算是对处于转折性变化之中的经济形势“怎么看”问题有了一个阶段性交代。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面对大不相同于以往的经济实情而回答经济工作“怎么干”？这至少涉及两个层面问题：理念和行动。鉴于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高质量发展亦被定义为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自此，如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调整、纠正一切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行为，始终被视为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

第三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解决了理念问题之后，便延伸至“怎么干”的行动层面。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正式提出，进而形成了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这样一种表述。从那以后，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层面，都有许多须要攻克的重点和焦点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持续不断深入。

第四篇，构建新时代宏观调控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意味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体系须要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协调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与以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除此之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两大政策手段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都在须着力加以研究破解的课题之列。

第五篇，积极财政政策新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包括目标导向、功能定位、实施途径、政策组合、行动路线在内的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一系列挑战。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积极财政政策配置格局在不断调整。这种实践层面的渐进调整是与理论层面的研究创新紧紧咬合在一起的，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彼此支撑的状态下完成的。本篇取“新解”之名，意在揭示积极财政政策配置格局所发生的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新时代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图景。

第六篇，减税降费新政。减税降费历来是积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头戏。不过，与以往操作的情形相比，这几年实施的减税降费变化很大。以减税降费为目标从扩需求拓展至降成本并以以后者为主为基本标志，类如给谁减降、减降什么、拿什么支撑减降、以什么途径减降等涉及减税降费的一系列基本操作，均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故曰“新政”。透过这些体现于减税降费上的新思路、新举措，也可以看到隐藏其背后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实践层面的支撑。

第七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考也好，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探索也好，基于重构宏观调控体系的需要而在积极财政政策、减税降费格局上做出的调整也罢，从根本上说来，它们都是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发生的，都可归结于在理念、思想、战略乃至立场、观点、方法上“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最终都要落地、落实、落细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其中，从规律层面揭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体制机制层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更是重心之所在。这是全书的落脚点。

五 其他

说到这里，笔者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说来容易，做到难。无论在理念、思想、战略上，还是在立场、观点、方法上，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都是一项绝非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

其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历已经一再提醒我们，当下的经济运行实情同以往所熟悉的情形不一样，当下的宏观调控格局也同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理论架构不一样。面对变化了的经济运行实情和宏观调控格局，我们也在不断调整理念、思想、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然而，也许是思维的惯性所致，也许是在以往环境中浸泡的时间太久之故，风平浪静、走得平顺时，尚可有意识地按照新思路、新套路做高质量发展的文章；一旦风吹草动、遇有沟坎，便可能下意识地重操老思路、老套路，甚至跑回高速增长老路。从“有意识”到“下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告别惯性思维，这可能是一个极其痛苦而漫长的“转向”过程。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付出持之以恒努力的同时，硬着头皮往前走。

有鉴于此，不断地警醒、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大不相同于高速增长阶段，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就此而言，本书所提供的只是一己之见，仅供广大的读者朋友参酌。

2020年2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