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导论：组织现象和组织社会学
■ 引子
■ 问题与现象：组织研究的课题
■ 组织社会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 小结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引子
本书是于2002年春季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上写就的。这门课和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有选择地介绍、评价西方（主要是美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在清华大学讲授这门课程时的听众大多是社会学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因此，我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和层次来讨论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活动、理论思路、分析方法、前沿研究课题和存在的问题。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介绍和评价把有兴趣的研究者尽快带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中来，使之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向，通常使用的逻辑、概念和分析工具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过程，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纽约客》杂志的电影评论家戴维·丹毕（David Denby）在介绍古典文学名著的一本书中这样描述他重读古典名著时的大彻大悟：“我发现自己以前所拥有的是并非知识的信息、没有原则的主见和没有信念的直觉。”以我对美国社会学界的观察和学术经历来看，这段话用来描述社会学界的现状也是十分贴切。把丹毕的话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术研究者或研究工作常常是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自以为是但没有原则，直觉丰富但缺乏属于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研究工作者使用很多概念词汇，但这些概念词汇并没有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所以我们拥有很多信息但却不是知识；研究者常常很有主见，对许多现象和课题都有看法、评论，但是这些看法却缺乏一个持之一贯的学术思路和分析基础；许多研究者分析社会现象的直觉极好，时有惊人之语，但这些观察往往没有建筑在一个坚实的理念基础上。这一状况的结果是：我们看不到一个学者在研究工作中的个性，看不到他的学术研究的理念和风格。我希望这门课程通过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析介绍能够帮助有兴趣的研究工作者找到自我，即找到自己喜欢的理论思路、解释逻辑，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讲授这门课时我尝试使用一种“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来组织和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所谓“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就是选择组织研究领域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进行重点介绍、分析，并且特别注重这些理论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对比。我希望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比较分析”来加深学人们对这些理论逻辑脉络的了解和把握，更希望这种对比分析可以推动新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方向的产生。在这一“比较理论分析”的横向比较分析框架中，我们还会考虑学术研究的来龙去脉，即从学术史的纵向角度来讨论学术研究的继承性、突破性和学术传统的传承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角度包括了“横向”理论流派之间的比较和“纵向”理论流派内部演变发展的分析。
这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科书。许多教科书的特点是面面俱到，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这类书用作普及教育，效果颇佳，但是对于培养研究型人员或深入探索的学人来说常常是泛而不深，淡而无味，没有分析的力度，缺乏想象的空间。读者读了这类书后可能得到许多有关理论流派的词汇和概念，但对这些概念、分析工具背后的理论逻辑往往不甚明了；在把所读的东西加以应用时，常有不得要领、生搬硬套之感。在这门课和这本书里，我想探索一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从研究的层次进行教学，从教学中讨论研究工作。
具体说来，这门课程有两个主题：第一，我希望在这门课中选择几个理论流派，深入分析它们是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然后通过比较理论分析，比较它们在分析研究中的长处和不足，了解其本身的前提假设、解释逻辑、解释问题的角度、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工作。我希望这种比较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理论品位，发展对不同解释逻辑的欣赏和偏爱。第二，在介绍这几个流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有二：一是介绍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和学术活动，二是通过这些研究活动对以上各种理论思路加以进一步的阐发和比较对照。围绕这两个主题，我们的课程和这本书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几个基本的理论流派和思路，目的是搭起一个“比较理论分析”的研究框架。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介绍四种理论：一是在“组织与市场”这个主题下介绍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学派、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对组织现象的研究；二是在“组织与制度”的主题下介绍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及其研究活动；三是在“组织与社会网络”的主题下介绍社会网络学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工作；四是在“组织与有限理性”的主题下介绍“有限理性”这一思路和分析概念对研究组织现象的意义。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选择介绍这些理论流派的考虑。
为什么要选择交易成本学派，或者更广义地讲，研究组织现象的学者为什么要关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高筑，互不往来。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关系和市场运作。其理论模型中的行为者（消费者或生产者）是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虚拟人。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相去甚远，交流借鉴的意义不大。但现在的格局定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第一个大趋势是经济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学家走出了传统的研究课题，积极地研究经济问题。70年代中叶以来的另一大趋势是，交易成本学派的产生和博弈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日益关注人际互动和社会规范（游戏规则）等传统的社会学课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之间的互动架起了一座桥梁。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都和社会现象有关。美国经济学的主要杂志（例如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文章时常与社会学的传统课题有关，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学的手段、分析工具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传统的社会学题目和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参见Baron and Hannan，1994；Milgrom and Roberts，1992；Putterman and Kroszner，1996）。在许多方面，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是互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介绍经济学中的这些新近发展，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个参考比较框架来看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第二，我们要比较仔细地讲述一下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特别是通过介绍制度学派来集中讨论一下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以及各类研究工作之间的关联。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个学术流派的演变过程，介绍它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如何演化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同时我们也要关心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困境和导致一个理论流派停滞不前甚至衰亡的原因所在。此外，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项研究的背景、与其他研究工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它的独特贡献。这些问题我们在有关“制度学派”的章节会进一步讨论。之所以选择“制度学派”进行学术史角度的讨论，是因为我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工作大多是在这一理论流派的框架中进行的，因此对其学术脉络的把握比较有自信心。
第三，我们要介绍一下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工作。选择这一理论流派有以下几个考虑。一是因为这一流派在目前组织社会学研究中最为活跃，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因为社会网络学派注重微观基础的研究思路，弥补了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缺陷，为今后组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另外，社会网络学派分析的层次和研究对象与经济学非常相似，所以网络学派和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有着非常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会对社会网络理论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盲区”加以讨论。
第四，我们在介绍这些主要理论流派之后要讨论一个研究思路：组织和有限理性的关系。有限理性是组织学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说是组织社会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对认识组织现象、指导组织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是许多组织理论的基本前提。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将这些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应用到几个具体的领域。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搭好了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后，在第二部分中将这些理论放进具体的领域中，看它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是怎样分析、解释问题的以及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在这一部分我们考虑以下几个领域：①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和组织管理等课题；②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契约制度；③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声誉制度；④组织决策。最后，在本书的结束部分我们着重讨论一下组织的局限性和组织的变迁与改造问题。
在以上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说明这门课程以及这本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第一，这本书的内容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组织社会学领域里的状况。组织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近十年中处于大变动改组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在研究脉络上虽有大体的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学者对该领域排列组合的看法可以说是见智见仁，莫衷一是。我在这门课中所讲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是对这一学科作完整的、系统的介绍。另外，虽然组织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这一领域中仍然活跃的主要理论流派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间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一门课程中要对这些研究作一番系统、全面的介绍也是不实际的。因此，这本书反映了这门课程的特点，即有选择地介绍、评述这一领域中的某些重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
第二，组织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因此我的介绍评价涉及其他一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虽然冠以“组织社会学”的书名，但我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针，不避掠人之美的嫌疑，讲课的内容借鉴吸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读者在以下各讲的具体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跨学科的知识交融和互动。
第三，组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应用性很强。如果一种组织理论或研究不能帮助我们分析、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鉴别一种组织学理论的优劣，首先要看它能否真正解释现实的组织现象。从这一思路出发，以下各讲大多以“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这一题目开始，然后围绕这些问题来讨论该讲中的理论思路和研究工作是否成功地解释了这些组织现象。
第四，这本书旨在对西方组织研究领域的工作予以介绍和评价，但是更多地加入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心得，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涉及的问题加以讨论、评价。换句话说，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题的详略取舍以及讨论、评价的观点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个人学术偏好影响。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很“个性化”的活动，每个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理论训练和研究经历，因此心得体会也会因人而异。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思考这一领域学术问题和理论思路的一部研究性著作。这种“个性化”角度的好处是读者可以从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心得体会中对涉及的主题有一个更为独到的了解。但是，这种述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者本人研究水平的限制。这一点也希望读者有清醒的认识。
问题与现象：组织研究的课题
现代社会，也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组织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不是各自孤立的行为，而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实现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在“组织”的框架里进行的：一个农贸集市是一个组织，一个信贷市场是一个组织，幼儿园、学校、食堂、街道、公司、政府、居住小区等都是各种各样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对组织行为或组织制度的研究，或者说是在组织背景下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离开这个大的“组织背景”，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就成为心理学的课题。
什么是组织社会学呢？简而言之，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组织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我们给出这个定义的目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引出新的问题：什么是组织现象？什么是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什么是组织现象？
我们先从一个例子说起。1977年有两篇组织社会学的经典文章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流派。有趣的是，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
一篇文章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迈耶（Meyer）和罗恩（Rowan）联名发表的，题为《制度化的组织：作为象征符号和礼仪的正式结构》。这篇文章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各种组织都有着如此相似的结构？例如大学和大学之间的比较，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不管其规模大小地区何在，无论经济学院还是理工学院，它们的科层式正式组织结构都非常相似。不同的工业组织之间，不管其规模大小、做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其正式组织结构也都非常相似。如果我们再来比较大学和工业组织也可以发现，大学和工业组织的结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工业、不同领域中的正式组织大多采用了类似的科层化理性组织模式。显然，这些相似性无法从这些组织面临的技术条件、生产过程或市场条件等方面来解释。在这篇文章中，这两位作者从制度学派的角度解释了组织制度的“趋同性”现象。
有趣的是，在同一年他们的斯坦福大学同事汉南（Hannan）和弗里曼（Freeman）在另外一篇创建组织群体生态学学派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为什么组织有如此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规模？例如：高科技企业一般规模都非常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分化，这是为什么？又如，为什么饮食店大多不是非常大的组织规模，而其他一些工业组织规模却非常大？当然，这里的部分原因与生产的规模有关，经济学从这一角度作出了解释。但是，经济学的解释仍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和妻子、女儿1998年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小城市枫丹白露住了半年。我们立足未稳，殷勤的主人已经向我们介绍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甜食店。我们去了几次，感觉的确不错。但是，这家甜食店有一个问题。它每天仅仅制作固定数量的甜食，卖完关门，所以经常在午后不久就打烊了，拒顾客于门外。附近的其他几家品质较差的甜食店因此生意不断。为什么这家甜食店保持现有规模，而不像它的美国同行那样扩大规模、兼并扩张、建立连锁店呢？规模效率显然不能解释这些同类组织间的差异。群体生态学研究的另一大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生存率和死亡率？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研究发现：美国在1900年存在的大学和最大的企业，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之后，大多数的大学都生存下来，而大多数的大公司都死亡了。为什么这些不同的领域和组织类型会有如此显著不同的生存率和死亡率？“群体生态学”就是在群体层次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分析、解释。
以上的例子说明，组织现象林林总总，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且，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让人看到大相径庭的问题。另外，很多社会学其他领域关注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组织现象。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中心领域，而组织领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分层研究的重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分层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代际流动。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研究的主流是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手段去比较父辈和子辈之间的地位变化。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很少了，更多地是研究组织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以男女不平等现象为例：过去的研究发现，美国女性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男性工人工资的75%左右。而我们对产生这一不平等状况的过程和机制茫然无知。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将组织因素引进，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对组织内部结构位置加以考虑，男女工资的差异大部分消失了。也就是说，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过程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重要渠道，对解释社会分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考虑组织这个环节，就无法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很多资源的分配实际上是在组织中进行和完成的。组织在个人的生活机遇和社会的资源分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单位制度，这是对过去西方研究范围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时发现一个现象，即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只是在于帮助子女进入工作岗位，子女找到什么工作与父亲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的提升、入党等生活机遇就与父亲地位无关了。也就是说，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一个人的生活机遇就被所在组织决定了。所以，不研究组织就很难深入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
再如职业声望。职业声望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但也与组织研究息息相关。这是因为组织和组织动员资源的能力是职业声望的重要渊源之一。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组织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职业声望很高，有些职业声望却很低。我们会在第八讲中讨论这个问题。
集体行为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研究课题。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行为，什么样的组织（有形的组织或无形的组织）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呢？20世纪70年代之后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就是从组织学的角度解释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动员社会资源，促成集体行为的机制。所以，很多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背后都是组织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以从组织学的角度去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组织现象一方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直观可触，但同时也扑朔迷离。例如，“组织”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很清楚明了。什么是“组织”？组织的边界在哪里？举例来说。DHL公司是一家跨国邮件快递公司，总部在伦敦。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试图研究这个公司。当他与其伦敦总部联系要求访谈其高级经理时，对方的秘书告诉他，DHL已经把公司的公共关系职能移交给一个专门的公关公司来处理，这个公关公司会和这位学者进一步接洽有关访谈事项。这是组织外在化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对于公司很重要的公关职能已经被“外在化”，不再是这一组织内部的有机部分了。但也有恰恰相反的情况。例如，通用汽车公司（GM）内部有着自己的几百名律师。律师事务和汽车制造业本来是两个差别较大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律师功能被通用汽车公司“内在化”了。
即便是制造同样产品的公司，它们的组织界限也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丰田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结构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通用汽车公司的几乎所有零件都是自己的子公司制造的，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内在化例子。但是丰田汽车公司恰恰相反，它有个总公司，但大多零部件的制造（如轮胎、车身）等都是外在的，即这些零部件不是在丰田公司内部制造，而是由其关系网络制度下的外包厂家制造提供。这两个公司的结构可由图1表示。
图1 通用公司和丰田公司的组织结构
对于组织边界问题，不同的研究理论也莫衷一是。比如我们一般认为组织成员是指在组织内部工作的正式成员。但是，西方管理学中有个“利益涉及者”（stakeholder）理论，认为凡是和该组织发生关联，其利益受其组织影响的人都算是组织的成员。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即成为该厂家的成员，为该公司提供原材料、资金的其他厂家或股东也是其组织一员。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该公司的行为涉及这些人或组织的利益。而一个人或组织只要在这个公司中有利益（stake），即成为“利益涉及者”，都应该被看做是该组织的一个部分，都应该被纳入组织研究之中。由此可见，组织和组织边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组织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解释说明什么条件导致一个组织某种功能的外在化，又在什么情况下把它内在化，为什么生产同样产品的组织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等问题。
如果说组织边界不是很清楚，那么组织内在结构的差异就更大了，其中许多问题有待解释。例如，英特尔公司（Intel）明确规定所有职员，从公司总裁到一般雇员在很多待遇上都平等。公司中从高级经理到普通技术人员都在大厅中隔开的一间间隔间里办公；公司没有专门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特殊停车位，出公差时高级经理和一般员工一样乘坐经济舱，等等。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大家可以经常跨越边界来往。与此相反，有些组织等级森严。在花旗银行，虽然也是在大厅里围了很多隔间，但它有规定：普通职员的围子很低，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如果当了管理人员后，围子就高一些；级别越高，围子的高度也越高；如果是“副总裁”（VP）则更高，雇员要走进围子才能见到经理。这里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在物化结构上有这么大的差异？
另外，同一行业中的企业组织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例如，最早的纺织业都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生产。而现在美国、英国的纺织业是集中在大工厂里。有人说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使得人们从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生产，从家庭作坊转变为大工业集约生产。但在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日本的纺织业大多还是手工生产（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把原料发到各个家庭去制作，再统一收回来，就像传统的家庭作坊那样。为什么同样的工业、同样的产品会有如此不同的工业结构？这也是组织学和组织社会学需要解释的现象。
又如，组织的报酬形式也大相径庭。在美国大学中教师总是固定工资，而且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其额外的收入。但有很多公司是计件工资，报酬与工作量直接挂钩。还有些公司是按比例提成，如在一些大商场中顾客有专门的人员来招待，顾客“属于”他们的生意，如果顾客买东西，他们可以从中提成。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报酬形式呢？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不可以搞计件或计量工资呢？这也是组织学需要研究、解释的问题。我们在第六讲会谈到这些问题。
组织研究还包括了与组织活动有关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听到管理学院的专家们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的企业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一些国际名牌产品，而它们却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品牌，因此需要考虑品牌发展战略问题。创立产品品牌也是组织研究涉及的课题。什么是品牌产生的基础？如果创立品牌靠的只是产品质量的话，那么这就不该是个管理学研究的问题，而应该是工程学问题，是工艺流程、产品开发的问题，用不着管理学院的人去指手画脚告诉生产者应该怎么做。品牌之所以成为商学院的研究对象，成为组织研究的对象，说明其中有组织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产品的品牌有一部分无疑来源于生产过程，但是社会过程对品牌的创建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另外，什么市场条件下品牌才重要呢？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领域品牌都非常重要，在有些领域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品牌，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品牌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将在第八讲中讨论这些问题。
组织间的经济交易关系也是组织学研究的问题。例如，在1963年，美国有个法学教授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企业组织之间常常签订了有关商务交往的合同，但在签约以后这些合同却被放到一边不用，而是用其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方式来维持组织间的关系，这些非正式行为与合同的内容无关。为什么正式的、依法律制订的合同常常被束之高阁，而企业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维持合同关系？我们在第七讲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上面列举了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现象，目的是要说明组织现象是在我们周围到处可以观察到，伸手可以触摸到的。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或解释。我们在以下的各讲中会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希望以上的介绍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组织现象比比皆是，组织研究刚刚起步，在这里，学界的英雄可以大有用武之地。
组织社会学中的经典问题
作为讨论组织现象的“热身”过程，我们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组织社会学中的经典问题。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社会学有“寻祖现象”，即社会学当今的研究工作常常到古典社会学家韦伯、马克思这些大师那里寻找课题或思想源泉。这样做一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到这些大思想家那里去寻找灵感、寻找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积累不是特别严谨，所以经常会“重新发明车轮”。
很多组织研究的起点是韦伯式的组织。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一概念，即我们可以将同类现象或事物加以抽象，提出一个理想模式供分析讨论。组织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可以抽象出它们的一些基本特点，提出一个理想类型。韦伯提出科层制组织（bureaucracy）有以下特点：第一，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权力和职位相关联，并且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它是理性组织，通过规章制度来提高效率。第二，科层组织内的官员（official）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组织里有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专业化的人员，其毕生职业生涯追求的就是在组织制度里不断获得晋升。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同于韦伯式组织，中国文人进可以“学而优则仕”，退可以“采菊东篱下”，这不是韦伯意义上的职业化官员。第三，科层制组织一定是建立在理性—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式的、理性的组织。后来人们把韦伯描述的这种组织称为“韦伯式的理性组织”。韦伯是把这类现象归纳为“科层制组织”这种理想类型的第一人，因而被称为组织社会学的鼻祖。
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层制组织是个历史现象，家庭和自然村落是先于科层制的组织形式，而科层制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才盛行起来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正式组织的出现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组织都更有效率。正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要求高度的协调和严格按照时间效率办事。任何其他组织形式都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这种需要，而科层制组织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专门化训练的人员和管理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组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这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但它们都竞争不过用科层制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年普鲁士军队十分强大，打了很多胜仗，重要的原因是它采纳了科层制形式从而比其对手更具有战斗力。一个国家政权采取科层制组织形式就更有能力去获取资源、动员资源。因此，科层制组织应运而生，并被广为采用。
人们通常理解科层制组织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告别了过去的家庭作坊等非正式组织。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组织的并存。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正式组织即韦伯式组织，很多研究关注正式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飞速发展以来，很多高科技企业却是非正式的小型企业；人员也不很严格专业化，他们可以既是技术人员又是管理人员，既可以是正式成员，也可以是跨界兼职；这些组织也谈不上以法理权威为基础，常常是朋友通过合作关系一起创立公司。长期以来，商学院都是在为大公司培养管理人才，这类中小组织不在组织学的研究视野之内。但是，当这些高科技的小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重大影响时，人们才意识到在大学和商学院里学不到如何组建、管理这类企业的知识。所以韦伯式组织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现象，但这一概念已经不能涵括许多我们关心的组织现象。我们看到的很多正式组织有着非正式的、松散的组织结构。例如大学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很像一个韦伯式组织，但另外一些方面也很像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例如一个系或办公室内部的人际关系）。韦伯提出了很重要的概念和现象，但我们现在应该超越韦伯式组织，研究新的组织现象和问题。
有趣的是，在对韦伯式组织的研究中，许多组织社会学的学者有一种反韦伯式组织的情结，他们的研究常常探究现实生活中的组织现象如何背离了韦伯式科层制组织的理想模式。例如韦伯说规章制度是组织最重要的环节，他归纳的科层制组织的九个特征中有六个和规章制度有关系，但是很多研究都说明：第一，组织常常有过多繁文缛节式的规章制度，不利于提高效率；第二，规章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其行为有悖于韦伯提出的理想模式，表现出灵活性，使得组织有适应新的变化的能力；第三，这些规章制度常常不是组织内部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强加给它的。
德国的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著的《政党论》 （Political Party）一书是组织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他研究的是20世纪初欧洲国家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着眼于组织的局限性和弊端。他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当时欧洲的这些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需要组织起来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大众谋利益的群众性组织，组织开始建立时也有很民主的程序。但组织要达到既定目的必须有其内在的结构，刚开始时成员间是平行的关系，但当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时就一定要分化，逐渐产生了等级制度。他的研究发现，在民主制度下，当组织的一般成员需要授权领导人去处理实施组织事务时，组织就会产生这种等级结构。劳工组织刚开始时建立了很多制度来保证所有成员的充分参与，但时间一长，组织不断分化，产生很多中间环节，最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组织中的精英。而精英和大众的想法是不同的，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久而久之，组织被上层的精英垄断，最终导致组织的两极分化。米歇尔斯提出的很著名的一个概念是“目标替代”。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的重要特点是按照明确的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韦伯相反，米歇尔斯认为实际上很多政治组织所谓的正式目标在组织演化过程中都被替代了。他有这样一段话：
组织意味着专制的倾向，无论政党、专业组织或其他类似的团体，在所有组织中贵族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组织内在机制在产生坚固结构的同时导致组织成员内部的深刻变化，使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位置发生根本转换。组织的结果是在每个政党或专业团体内出现了少数领导人和被领导的大众之间的两极分化。（Michels，1968 ［1949］：70）
这说明组织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造福人们，但常常也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弊端，这也是组织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目标替代”现象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研究韦伯式组织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局限性、负功能以及其他的替代形式，都是组织研究的经典问题。
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
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组织现象。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呢？在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理论逻辑框架。而社会学的特点是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理论。例如，古典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学特别是欧洲社会学的影响非常大，但他的社会理论是在哲学层次上提出的。到了新马克思主义时期，学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但在社会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韦伯为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大量的概念和研究课题。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社会学概念如科层制、合法性（legitimacy）都是韦伯提出的，他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有着独特的风格，但是韦伯也没有形成大家公认的研究方法。那些自称在韦伯理论框架中研究问题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差异也是极大的。
在古典社会学中，涂尔干最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出，社会学的角度应该是从群体的层次来研究群体（社会）现象。例如自杀可能是个人现象，但某个人为什么会自杀，这是心理学家的问题；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一类人（某种宗教背景、某个阶层）会比别人有更高的自杀率。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就一定要从群体的层次来解释群体现象。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学角度，与经济学的个人理性研究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涂尔干提出的角度对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大。在以下各讲中，我们会对这一研究思路作进一步的讨论。简言之，这一思路具有独特的社会学色彩，为制度学派所继承。但是它对制度演变的微观基础没有给予注意，后来受到批评的“过度社会化”思路也是渊源于此。
因为社会学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我们在这门课里将涉及几个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如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等。在这里，“什么是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是个悬念。但这里隐含的答案也很明显：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学研究框架；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理论以及它们的观点和角度。社会学领域中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这种状况也有一个好处：它为在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等待我们去开发。从这一点来讲，这是社会学的优势。
社会学研究中对因果“机制”问题的关注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解释问题。在这里，我们简要讨论一下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解释的一些特点。近年来，社会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分析、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与传统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很长时间里，社会学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着眼于规律、公理和相应的推演性逻辑体系。这种公理、逻辑性理论框架的任务是，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universal law）及其理论命题。在这一理论建构中，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些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类似于一个物体的状况和它的初始条件），便可以根据这一理论定理（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来推定因果规律导致的社会性后果，从而达到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目的。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对剥夺感”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这一理论认为，群体近邻间相对的不平等感，而不是世界上绝对的不平等状况，导致人们的不满和反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组边界条件下推断这一因果联系所导致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这样一种理论建构的思路源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哲学想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用在社会科学里面去的一种尝试。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不时地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痕迹。有些理论研究可能在建构理论时首先讨论理论的前提假设，然后在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中进行推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并且从这些命题里推演出实证的假设。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活动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这种理论建构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应用的困难极大，对促进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并不明显。实际上，一些现在看来做得很好的研究，大多没有按照这个框架去做。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十分复杂，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努力常常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以近年来社会学界也有一种反思，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常常使用大的概念、宏观的社会过程解释问题，把问题越讲越泛，越讲越大，但是大而无当，缺乏分析的力度。因此有许多人呼吁我们应该回到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具体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大的理论框架。
什么叫机制呢？埃尔斯特（Elster）提出了一个说法，颇有启发意义。过去我们从定理、公理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公理和定理，当然很好，但是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社会公理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公理，找不到定理的话，我们怎么去研究问题呢？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公理性关系，就只能对事物作简单的描述？埃尔斯特认为，即使我们找不到公理性规律，我们仍然可以对研究对象提出解释，也就是说，在公理和描述之间还可以有一个解释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对“机制”的关注。
机制是指两个事物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Elster，1998）。但这种因果关系诱发的条件或者后果却是不明朗的。所以，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会经常发生。埃尔斯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一个命题是：父母酗酒通常造成他们的子女酗酒。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因果机制，这可能是基因遗传的机制，也可能是模仿、学习的机制。但这种机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说所有酗酒人的子女都会是酗酒的。所以说这种机制是经常发生的，经常观察到的，易于识别的一种关系，但这一关系不是必然的。这里所说的机制对事物间关系提供一个解释，比如说基因遗传理论对代际酗酒现象可以提供一个生物学上的解释，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可以从模仿行为的角度有一个解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子女酗酒与他们的父母酗酒有关系，但我们并不能预测每个酗酒的父母，其子女都是酗酒的。我们可以看到，对“机制”的关注大大减轻了理论研究的困难。“因果机制”的概念成为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分析角度：我们是从具体可察的因果关系着眼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而不是去建一个庞大完整的逻辑体系，去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把经济学的解释逻辑简单化一下，它讲的是一种效率机制。为什么人们会采纳不同的组织形式，为什么不同组织会有不同的激励设计？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人们追求效率这种机制所致。进一步说，这是在信息不确定或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因时因地服从效率机制来设计组织制度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需要关心满足效率机制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在分析、解释这些现象时提出“效率机制”，这是大家都可以表述清楚的，为大家所理解明了的。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制来分析、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或组织现象。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更多地是在“机制”这一层次分析研究问题，而不是着眼于很大的理论框架。这并不是说公理性逻辑体系不好，而是说社会学研究通常难以达到这种层次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勉为其难，不如顺其自然，在力所能及的层次上研究、解释问题。
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区分因果关系和统计关系。通常社会学研究经过统计分析发现的事物间关系都是统计关系。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地方的农村越穷流动出去的农民工就越多这样一个实证命题，我们在统计上是可以验证的。我们只要去了解一下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外流的人口，就可以在统计上建立这个关系。但这个统计关系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落后会导致更多的民工流出。在这一层次上，两者只是个统计关系，这只是描述，不是一个理论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发现这两者之间统计关系背后的因果机制，从而解释在我们观察到的A与B背后有什么样的过程，有什么因果关系。
组织社会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这里所说的“简要回顾”有两层意思：一是组织学是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现在所说的组织社会学是从“二战”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它本身也只有一个简短的历史；二是我准备在这方面讲的内容也很简短，只是粗略地回顾一下所走过的路程。这门课中讲授的部分内容涉及学术史，但我们的目的是借学术史来讨论学术研究，而不是关心学术史本身。如果我们来看组织社会学发展历史的话，打个比喻来说，它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它有个序曲（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个“黄金时期”（20世纪50至60年代和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还有一个未结束的乐章，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社会学面临的挑战。
序曲
组织研究的序曲始于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泰勒（Frederick Taylor）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和霍桑试验以后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我把这段历史称为组织研究的“序曲”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孤立的，所提出的理论还很幼稚；二是这段过程基本上没有社会学家参与，理论主要出自工程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没有形成社会学本身的理论。现在来看这段历史，它留下的是一些有趣丰富但不成熟的想法。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过程趋于机械化、自动化。工业化初期人们所面对的是过去小生产组织形式在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管理方式。一个家庭企业在创业成功之后还是按照其家族管理方式来管理工厂。工厂越来越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这种管理方式没有变化，因而每个工厂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组织管理模式中人治的成分很多，每个企业都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管理模式。
泰勒对这种状况提出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既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这些方式中一定有最好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使之标准化、统一化呢？第二，人是自私的、懒惰的，如果不想办法去制约，他一定不会努力工作。制约的办法就是要标准化。这两个基本思想导致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其中心思想是，通过严格程序把每个人的工作规范化，把工艺流程标准化，减少管理人员的主观成分，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即如何把工人变成机器、变成自动化程序的一个部分来制造产品。我们回过头来看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这套理论实际上或明或暗地贯穿了管理学思想至今的历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霍桑试验以及随之产生的人际关系学派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了抨击。霍桑实验的最初思路是按照泰勒的想法：把工艺流程设计得越理性就越能提高生产效率。该试验本来是研究生产条件如照明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即假设良好的照明条件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在试验中一次偶然的停电经历中，研究人员却发现工人在停电缺乏照明条件时比没有停电时干得更为努力。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生产条件不佳时生产率反而提高了呢？实际上这是因为试验组的人们在实验过程中得到了关注，出于荣誉感等心理因素而更为努力。这说明，设施、设备并不是生产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生产条件和人们的努力程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关怀也会提高工作效率，这是霍桑试验引出的人际关系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要研究组织现象不能只看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的分配、组织的正式等级制度；也要看其非正式的组织结构：谁与谁在一起、同事间的关系怎样。这对解释组织现象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从近年来活跃的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多是研究非正式的人际关系）隐约可以看到旧日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子。
这一序曲的主题是人和机器的关系。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工程学家和人文学家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大工业就是要把程序严格化、标准化来提高工作效率；后者则认为应该关心人和人的关系，而不是把人看做机器的一部分。人和机器的关系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在组织管理理论和组织研究领域，此起彼伏，延绵不绝。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强调组织的严谨化、效率化，而另外一段时间人们又会呼吁组织的松散化，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Barley and Kunda，1992）。
两个黄金时期
组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在“二战”以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以后，韦伯的研究著作被大量引进美国社会学，尤其是韦伯对科层制的重要研究，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的极大注意。组织研究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1965年马奇（James March）编辑的《组织研究手册》所反映的研究水平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在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周围聚积了一批优秀的组织学研究人才，包括布劳（Peter Blau）、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和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等。他们在不同的科层制组织中做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布劳的《科层制的动态研究》研究两个美国分管社会福利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科层制度在具体组织中的体现。古尔德纳研究了一家采矿公司中权力和规章制度的功能。当时的大的理论背景是功能主义社会学，默顿提出了“反功能”或“负功能”（dysfunction）的思想，即社会设施不仅可以维系社会整体的生存，也可能对其生存产生负面作用。这些研究着眼于科层制度在具体生活中的反功能是什么，注重科层制的弊病的研究。这些研究今天已经是组织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研究工作都还没有超过那个时代的研究水平。
另外一个学派是在卡纳基-梅隆（Carnegie-Mellon）大学形成的卡纳基-梅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最早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西蒙（Herbert Simon）、马奇（James March）和塞特（Richard Cyert）等人。这个学派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组织行为，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西蒙和马奇在1958年出版的《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是组织研究的奠基之作。塞特和马奇在1963年发表的《厂商行为理论》（A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现象，是另外一本经典之作。该书所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一位组织学的重要学者费弗（Jeffrey Pfeffer）曾经这样评论道，至今我们研究的课题尚未超出这本书提出的问题。
此外，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斯廷奇克姆（Arthur Stinchcombe）等也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非常优秀的学者。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Michel Crozier）研究法国的两个政府机构的经典之作《科层制现象》（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在1964年被翻译成英文。上述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学者。这段时间确实是轰轰烈烈的组织学研究的阶段，是组织社会学非常辉煌的时代。
第二个黄金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组织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上。这一时期也是组织社会学可以引为自豪的时代。第一，我们现在组织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现在成为主流的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例如，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和群体生态学派（Population Ecology）都是在1977年提出的，后来发展出了两个非常完整的理论流派；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是1978年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决策过程理论）是1976年提出来的。这些至今仍然十分重要的理论学派几乎都是在这短短的几年中蜂拥而出的。过去也有人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常常后继无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这个时期却不一样，确实形成了流派。所谓“流派”，第一要有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要有不断持续的研究工作。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经历了80年代的大发展阶段，至今很多组织研究都还是围绕这几个大的流派进行。所以这是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些学派都是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社会学系和商学院的学者们提出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里汇集了一批组织学研究的优秀人才，他们一边相互竞争，一边相互影响。记得我在1984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时，正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高潮期，各个流派的带头人的身边都聚集着许多学生，研究工作十分活跃。斯坦福大学当时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事件史”统计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方法当时由图玛（Nancy Tuma）和汉南（Michael Hannan）在这里提出，这一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许多组织研究的思路都与历史过程息息相关。群体生态学从历史过程来研究群体现象，例如一个组织群体（高科技企业、工会、葡萄酒厂家）在历史过程中的出生率、死亡率，等等。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也大多从历史角度入手。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组织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个“变”的过程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角度。过去因为没有研究历史演变过程的计量手段，有关的实证研究工作受到极大限制。事件史研究手段的出现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大多是组织研究与事件史分析模式相结合做出的。这是理论和方法相互促进的一个极好例子。当时斯坦福大学成为组织研究的中心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第二个黄金时期产生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工作使得组织社会学不仅成为社会学的中心领域，而且走出了社会学，对其他学科（例如，商学院的组织研究、政治学、心理学）产生了影响。配鲁（Charles Perrow）在1986年的《复杂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s）一书第三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1986：VII）：
根据我的观察，在过去的25年间，组织分析在深度、广度、自我批评和深刻性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大多来自其他更为成熟的领域。今天，我以为这一趋势已经颠倒过来了：我们更多地在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输出而不是引进想法、资料和课题……25年前，如果我们做断言说，所有的重要社会过程都起源于正式组织，或者正式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组织研究必须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人们一定以为我们是荒谬无知。但今天这一断言的前半部分已被广泛接受，我以为这一断言的后半部分在20年后也会被广泛接受。
我同意配鲁的看法，组织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社会学的核心领域。它所涉及的组织制度、组织的动员能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活动为其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角度、研究课题和分析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挑战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网络学派及其研究活动成为组织研究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和盛极一时的研究趋势。人们所说的经济社会学就是以社会网络分析为核心的社会学研究。经济社会学成为显学可以追溯到1985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写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内嵌性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一文的发表。但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在1992年的出版，在社会学以外尤其是在商学院的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影响，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
经济社会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的组织社会学的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理论繁荣以后的20年来（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社会网络学派的兴起），组织社会学进入了一个资料积累的阶段。有关组织现象的重复性研究很多，但进展缓慢，在思路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性发展。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组织社会学的状况和它存在的问题。第一，组织社会学当时的研究主题是组织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很少有人关注其他的组织现象；第二，组织社会学家趋于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如群体生态、社会制度领域的研究把组织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组织里面的人和内部活动都消失了，忽略了组织的微观基础；第三，社会学研究受到资料的限制，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困难重重。许多组织社会学家只研究非营利组织，很少涉足经济组织，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组织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料很难得到；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习惯思想的影响，认为经济组织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学没有关系。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组织或大学。另外，组织研究的很多文章是关于美国500家大企业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大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因而依照法律规定很多资料必须公开。由于这些特点，第一个黄金时期提出的很多组织内部问题到第二个时期就已经被研究者完全撇开不谈了。
社会网络学派的出现恰恰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第二阶段研究所出现的空白领域，回答了宏观研究未能解释的问题。第一，它是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组织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组织内部关系，如找工作、组织内部的升迁问题，即组织内部关系网问题。即使组织之间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组织策略性选择合作伙伴的微观问题。第二，很多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特别是中小企业。因此，社会网络分析确实弥补了过去组织学研究的很多不足。当然，社会网络研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我们在第四讲会讨论这些问题。
小结
我们上面谈到，在社会学的诸多学科中，组织社会学应该说是核心领域之一。与其他领域相比，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和其他社会学领域相比，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性特别强。比如说在社会分层领域中虽然人才济济，研究活动持续不断，但长期以来没有大的理论进展；而组织社会学则有脉络分明、发展有序的各种理论流派。第二，组织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所以我们的研究不能拘束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应该有包容的态度，去了解其他学科是怎么研究这些问题的，以便举一反三，思考社会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方法、思路，或者哪些方面应该改进。第三，组织研究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必须关心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目前组织社会学正处在新的变动时期，人们对过去的理论框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和怀疑，不同方向的研究日渐增多。这也为学人们的研究活动和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希望这门课、这本书从学术研究的思路上，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上和大家一起探讨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状况。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关心的不是理论的宏大性而是解释逻辑的严谨性。我们在讨论中注重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提出这些观点的逻辑和前提假设；不是研究的结论而是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是什么；不是这些研究多么彻底地解释了某种现象而是这个解释比已有的解释前进了多少。简言之，我们是从从事学术研究的角度、从分析的角度来讨论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做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的描述和介绍。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组织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组织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韦伯（Weber，1946）的论述颇为重要。米歇尔斯（Michels，1949）提出了组织研究中“组织局限性”这一永恒的主题。
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工作反映在默顿的一系列文章和他学生的著作中。默顿的有关文章大多收集在他1952年的著述中（Merton，1952）。在哥伦比亚学派的其他研究中，布劳（Blau，1955）、古尔德纳（Gouldner，1954）和塞尔兹尼克（Selznick，1949）最具影响力。
卡纳基-梅隆学派的代表作集中在西蒙（Simon，1957［1945］）、马奇和西蒙（March and Simon，1958）、塞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1963）等三本著作中。在第一本著作中，西蒙首次集中提出并阐发了他的“有限理性”思想。马奇和西蒙的合著总结阐述了组织分析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塞特和马奇的合著从行为学派的角度提出了研究组织行为的一系列课题，包括组织的搜寻活动、组织的注意力分配、组织规章制度等。在当今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课题时常出现，至今持续不衰，仍然激发着新的研究工作。
此外，克罗泽（Crozier，1964）对法国科层制度的深入分析和详尽描述，充分说明了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是行为学派研究的典范。另外，多尔顿（Dalton，1959）和巴纳德（Barnard，1938）的作品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本迪克斯（Bendix，1956）对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工作的组织过程和权力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里“比较分析”的先河。他的研究工作受韦伯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些研究工作均是组织研究早期的经典之作。马奇的作品（March，1965）反映了这一领域中当时的丰富研究成果。
组织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著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社会学和组织学的学术刊物上，特别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我们在下面介绍具体理论流派时会进一步提出有关文献。
组织社会学的教科书为数不多，但作者往往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因此，这些教科书的水平颇佳。其中，斯科特的作品（Scott，2003）属于“文献介绍”类，对组织研究特别是组织社会学领域的介绍、评价最为详尽和最具权威性，尤其包括了本书没有涉及的其他理论流派。另外，霍尔（Hall，1991）对这一领域也有系统的介绍。配鲁（Perrow，1986）则具有很强的分析力度，属于有选择性的专题评论，而不是教科书式的系统性介绍。
以商学院教学为对象的组织学教科书林林总总，大同小异，许多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教科书对组织分析的概念、维度、理论模式有系统的介绍，在结合实际案例方面尤为出色。我在讲授这门课时假设读者已经具有这些组织分析的基本知识，对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不一一涉及。如果读者对组织分析的知识了解不多，建议选择一本这一领域中的教科书与本书一并阅读，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
其他有关文献
经济学中研究组织现象的分支是“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一领域。在近20年来，这一领域受博弈论研究的推动有了重大进展。迪罗（Tirole，1988）是反映了这些新近研究成果的、面向研究生层次的最为权威的教科书。另外非技术性教科书（主要供经济学专业大学生教学使用）颇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因为经济学在“工业组织”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近一二十年来进展迅速，唯有新近版本的教科书才反映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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