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论语》是儒家重要原典，最直接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行，最深刻地体现了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伦理思想。《论语》不仅对中国的经学史、学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汉人赵岐《孟子题辞》曰：“《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宋代赵普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儒陈澧《东塾读书记》云：“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之中。”近人徐英则《论语会笺导言》谓：“六经之教，交通而互流，如脉络之相贯，而皆见于《论语》，故曰：《论语》者，六经之总义也。”可见，由《论语》一经，能启经学研究之门钥，能握治理天下之器；从《论语》入门，既为治经之初始，亦可领悟群经之要义。
《论语》问世后，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九世纪末，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之大、之长、之深、之广，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足以与孔子比肩。孔子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所谓“大成”，所谓“至圣”，所谓“万世师表”，所谓有“王者之道”“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的“素王”，所有这些尊称，既反映了孔子的独尊地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孔子的思想与学说、孔子的品格与行为、孔子所创立的学派和所开创的事业，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历代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思维与普遍心态、影响了中国政治与社会规范的确立和演进。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旧嬗替的剧变时代。而在不同时期对孔子的不同评价，则常常成为每一场思想运动或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声。因为孔子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中国式的芸芸众生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孔子已经死去两千几百年了，但是，他仍然活着，记载着他的言行和思想的《论语》依然远播寰宇。孔子学说蕴含的巨大价值和活力，在他身后漫长的岁月流逝中逐步释放、显露出来，至今没有停息。《论语》的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浩瀚的古代文献中，更存在于个人、家庭、族群、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潜意识与日常伦理之中。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传媒的普及，孔子正逐渐走向世界。世界也愈来愈瞩目孔子。西方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和喧闹之后，开始注意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尤其近几十年来，儒教文化圈内各国、各地区经济腾飞，社会和合，为世人瞩目和称道。其原因之一，乃儒学体用一源，仁民爱物之道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格至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论语》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正逐渐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理念和外交策略。《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箴言式的语录将逐渐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
孔子和《论语》是一个丰富博大的世界，立体多维的世界，斑斓神秘的世界。而创造这一世界的不仅仅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还有历代的统治者、儒者和注家。设想一下，没有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没有了历代儒者的传诵，没有了历代注家的皓首穷经，仅有一万四千多字的《论语》文本，早已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当然，这种设想是荒诞的，因为《论语》本身的价值决定了这种设想的不可能。《论语》是闪光的瑰宝，它让一代代人目不转睛。《论语》是丰富的矿藏，它让一代代人辛勤开采。正是历代儒者注家的辛勤耕耘，才创造了《论语》诠释的大千世界。
纵观历史，《论语》为何在经书中、在文化传统中、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为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孔子与孔学曾被涂抹上各种色彩，如神学化的色彩，玄学化的色彩，经学化的色彩，理学化的色彩？
为何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儒者，对《论语》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乃至为了特定的需要而作出特殊的评价？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直至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所阐释的孔学，都不完全是原来面目的真孔学。
为何孔子与《论语》在不同时代放射出不同的色彩、不同的亮度？为何其在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学术派别那里，会适应它们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透视力，而分别释放出自己某—侧面或某些层面的潜能？
今天，在全球化浪潮下，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在国家实施创新战略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作为一种创造未来的优质资源的意义正在日益显现，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不可能无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确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认真思考《论语》在现代化进程中具备哪些参照意义，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在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进程中，精神文化的起伏盛衰殊难避免，但只要不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传统文化常常能够在通变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和复兴。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最关键的是要保持精神文化的连续性，肯定其“卓然自立”的价值，只有这样，文化融合才能“相得益彰”。
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与新的时代的融合功能？如何保持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论语》之意义与价值如何与现代化对接？最重要的是要梳理中国文化演进之轨迹，清晰《论语》诠释之进程。当我们度过近代以来在西方武力压迫下而导致文化融合中的被迫、压抑、保守时期后，我们再次触摸到传统文化中民本、自由、大同的因子，聆听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转型呼唤。只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就能做出中国传统并不保守的判断。钱穆指出：“故求深切体会中国民族精神与其文化传统，非治中国史学无以悟入。”其对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做出如下概括：“新必依于旧，乃成其为新。”充分肯定传统是创新的基础。进而推之，“能掌握传统，始能有现代化”。强调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要思考《论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必须深入了解《论语》诠释的历史，从《论语》诠释之文献典籍中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从《论语》注疏进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只有真正清晰了《论语》诠释的规律，把握了传统精神的内蕴，才能开展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并从中发展出新的时代精神。
凡此种种，这对每一个涉足《论语》世界的人，都是一个富有召唤性和挑战性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刺激和具有诱惑力的课题。故此，本人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后，依然选择古代《论语》诠释作为研究对象。后因卷帙浩繁，工程巨大，不得不先从清代《论语》诠释切入，于2004年完成博士论文《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经修改充实后于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研究范围界定在1640～1911年清代社会270多年的时间内，研究对象主要以《论语》或《论语》篇目命名之《论语》诠释著作。大体分为初期、中期、晚期这三个阶段进行阐述。通过对这三个阶段《论语》的有关注家和著作的陈述、分析，从而在宏观上勾勒清代《论语》研究的全貌，描绘清代《论语》学的体系；揭示清代《论语》研究的规律、特点、方法；分析清代不同时期《论语》研究在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上发生变化的原因；思考西学东渐对清代《论语》研究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