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民主政治和民主革命的理解
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民主思想，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和1922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两篇重要的文献，它们所表达的思想直接指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和行动的路径。总的来看，把民主革命看作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治制度是早期共产党人的一个共识。例如，在1922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中指出：
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实现之迟速，乃依世界状况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之强弱而定。[1]
党的二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全面阐述了对当下中国局势的看法，提出了应对时局的系列政治主张。首先关于民主政治，《主张》指出：
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2]
在这里，早期共产党人把“民主政治”理解为一种组织，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制度，也就是主张用民主政治制度来取代军阀统治制度。那么，在共产党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怎样才能建立“民主政治”呢？《主张》指出：
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所以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个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3]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刚成立的共产党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有这么几个认识。一是民主政治就是由民主派掌权。二是民主派指的是一个组织及其代表的阶级。三是民主派不一定由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构成，而由数个宗旨相近的党或阶级联合组成，共同掌握政权。四是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即“反动派官僚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制度。虽然，这里几个阶级联合革命和掌权的思想还比较模糊，但早期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要革新中国的时局，必须走联合的路、革命的路。那么，在早期共产党人的眼中，什么样的组织或阶级才能被看作真正的“民主派”呢？《主张》指出：
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但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4]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认为“真的民主派”必须坚持“民主主义”并且与军阀作斗争以争取民主制度的建立，认为当时的国民党符合这个条件，因为它的纲领、政策和行动都符合民主主义的要求。那么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民主主义有什么样的内涵呢？在《向导》创刊时发表的《本报宣言》中，对民主政治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地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了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5]
正因为这样的理解，《主张》在文后列举了11项具体要求，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军阀财产、田地分给农民、普选制以及经济、司法等方面符合民主主义原则的一些基本主张，这些主张在建党初期党的文件中反复出现[6]，集中表达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和民主制度建立后，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保障的思想。
总括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始终认为“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具体到中国就是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民主政治”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只能帮助、扶持资产阶级开展民主革命，于革命成功后得到一些民主权利和自由，这便意味着在革命阶段划分意义上把“民主政治”符号化了。例如，在党的二大宣言中就强调了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意义：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这里明确表达了把民主限定为特定阶段的一种思想，所以宣言接着指出：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7]
在党的二大作出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也有类似的用法：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法，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8]
这里民主的用法很明显是特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代，并不表明共产党排斥民主政治的普遍意义。后来，陈独秀撰文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同于西方的情况，因此，共产党人赞同把中国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他指出：
“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9]
早期共产党人把民主政治符号化并不意味着不认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最广泛、最彻底的民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实行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时绝大多数人们将获得远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自由的民主。所以，中国共产党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列宁还阐明，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形式，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这是新型民主、新型专政的国家，人民、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只对少数人（即压迫者、剥削者）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它有多种类型和形式，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则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列宁的这些思想显然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这突出地表现在党的二大在坚持实现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从而在民主和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
党的二大宣言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
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党的二大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从而坚持了党的一大提出的最终奋斗目标。
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党的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党的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获得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大，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有两种估计。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开始第二步革命。另一种是，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得很强大，能够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多数共产党人认为，民主革命后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只是帮助和扶持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在当时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民主政治”对应的必然是资产阶级统治，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叫“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所能提供的所有积极内容，并且在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上也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但由于避开了“民主”概念的使用，“专政”令人听起来又不是那么很舒坦，且它没有像民主概念那样有一个广泛传播和被深入理解的过程，因而才有了人们关于共产党讲不讲民主的疑虑。其实，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一些共产党人也看出来了。例如，邓中夏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的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原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状况，以目前而论，实在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民主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出路。[10]
在随后的几年中，有些共产党人深入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是为了更多人获得民主权利的思想。在这方面，恽代英的思想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
有人说，共产党将来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是于“民治主义”有妨害的。然而一个真诚坦白的分子，为什么要“将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天呢？我假定你们提倡发达民权与保障民生等口号，都是真心为全民的利益说话的；你们敢断言在所谓全民之中，将来不会有阶级利益的冲突，使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才能争夺自己的利益么？只要有大的或小的资产阶级，只要这些资产阶级有人不能真心接受你们的“民治主义”，他们的所谓发达民权，决不许农民、工人与缙绅之士有一样的选举或被选举权，以破坏了他们的体统；他们的所谓保障民生，决不许有人云节制他们的资本，或是平均他们的地权，以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权利。所以这种“民治主义”，结果至多能给予农民、工人些微的恩惠，使他们能享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得利益万分之一的余沥，如是而已。谁应当禁止不满意于这种“民治主义”的人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的实力根本压倒资产阶级的这种反民治的行为呢？我再退一万步，假定真有把握能在那里不至于有资产阶级反民治的行为发生，假定你们真能发达民权保障民生至少像你们口中所说的那样好，那便无产阶级都会心满意足，不感觉有自己专政的必要，纵然共产党一天到黑喊叫无产阶级专政，亦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什么人怕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呢？只有在革命以前本无真心为全民利益说话的人，与革命以后甘愿纵容甚至帮助资产阶级反民治行动的人。[11]
用革命手段建立民主政权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主张。在1923年6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真正平民的政权，这就初步体现了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前途的思想萌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12]
这种认识在早期重要的共产党人思想中都有所表现，如瞿秋白就认为：
在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13]
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最高目的就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先争取基本的政治权利再谋求通过革命掌握政权，所以革命是一个基本的途径。陈独秀也认为：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14]
周恩来在反复论证必须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问题时，也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的政权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15]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轨迹看，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
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即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16]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7]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只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革命力量上，却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18]
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考察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涉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到了党的四大时就有了一些变化，不再一味地坚持先完成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到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逐渐统一，认为不能任由国民革命发展成资产阶级掌权的结果出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新的方向，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对共产国际相关问题的解释中有明确的表述：
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帮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
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19]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后争取非资产阶级掌权的前途这一思想逐渐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因此，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即便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立民主国家的方案。